五 总结

本章指出，Antràs和Chor（2012，2013）、Fally（2011）、Antràs et al.（2012）等对出口上游度的测算存在一定缺陷，并运用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了可以更加准确地测算出口上游度的方法，并运用WIOD数据库进行了测算。随后，运用半参数估计方法研究了出口上游度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一国的整体出口上游度和制造业出口上游度会越来越低，即一国会倾向于越来越在下游生产。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1995—2004年，中国的出口上游度呈下降趋势，符合出口上游度的演进规律；但是，2004—2008年，中国的出口上游度不断提高，违反了出口上游度的演进规律，这说明：在中国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中国的分工位置却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出口上游度又开始下降，开始扭转不利的分工位置。但是中国2011年的出口上游度依然较高，未来还需继续往下游扩展。

本章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中国加入WTO之后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是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有力地拉动了GDP的增长。但是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位置却朝着违反演进规律的方向发展，而且即便金融危机后开始扭转了这一趋势，但是中国2011年的出口上游度依然较高。由于研究表明，出口上游度越低，获取的附加值越高，因此中国2011年的分工位置不利于获取较高的附加值。其政策内涵是，中国的贸易结构调整应该往下游发展。一般来讲服务业上游度较低，因此中国未来的结构调整，一方面要提升制造业的国内增加值率；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服务业出口。双管齐下，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位置。

[1] 本章为本书作者苏庆义与高凌云博士合作撰写。

[2] 第二章将研究经济地位。

[3] 近年来，在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文献中，都是尽可能地包含服务业，如Johnson和Noguera（2012b）、Koopman et al.（2014）等。

[4] 实际估计采用STATA中的GAM软件包实现。

[5] 包括整数与分数设定。由于不同自由度选择对整体拟合图的影响较小，此处仅提供自由度3、5的结果。

[6] 对该估计量性质的讨论可参见Marra和Radice（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