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代社区治理中的“家国关系”

“里”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附着点，是古代“家国互动”的最广泛场域。正式权力和非正式的乡绅权力与民众互动，形成了古代社区治理的结构。

一 皇权控“里”

中国古代的“里治”，上有乡、保，下有什、伍，链入国家控制体系，统治者借助严密的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以及选任制度、监督考核制度，实现对“里”的掌控。

（一）行政编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统治者在发明“户口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临近地理原则，对基层社会进行全覆盖的编网。“里”成了社会大网中关键的节点，形成“每县若干里，每里若干甲，每甲若干村，如身之使臂”^[43]的节节而制的状态，以图实现“保长甲长之所统，地近而人寡，其耳目无不照，善恶无所匿，从而闻于州县，平其是非”^[44]，意即，保长、甲长统辖领域位置相近且人数较少，他们便能洞察一切，善恶之事都能尽收眼底，从而报于州、县。

越到后期，中央集权越得到加强，统治者越依靠自上而下的编网，渗透和控制基层社会，攫取社会资源，实现控制社会的目的（见表2-1）。

表2-1 历代基层社会行政编网

续表

（二）制度收紧，官控里长

“里”的编网完成之后，统治者便逐步向这张网内添加实质内容，使之受控于中央王朝。

其一，在里长的选拔任用上，呈现出从基层举荐到官控的转变。从先秦到隋唐时期，里长的选任主要是乡里举荐和百姓选举，而后必须经过县级或以上部门同意备案。

周朝时乡里执事者，多由乡老（乡中的“三老”）举荐之于官，而后服役，^[45]里长必须获得县令认可，才能真正有合法地位和委任权力。汉朝至魏晋时期，多以察举和征辟形式选任里长，地方长官在辖区内“擢贤良”，再推荐给上级，经过试用考核后进行任命。例如，北魏时，需“取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46]方能充任里正。^[47]唐朝时，“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48]，而且“选任之权，要皆出于县令”^[49]。至此，乡里长尚是“官品制”，属于官员序列。

唐宣宗时，因为“乡职之不易为，故有轮差之举”^[50]。五代十国时期，“定有力人户充村长”^[51]，村里长的选任，由重视德才的举荐制向以财力为主要标准的轮差制转变。宋代时，“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52]，里长转为轮值当差，无偿服役。清末后，一度出现了官派官僚管理“里”的冲动。

其二，在里长的职责设计上，里长其职为国家在基层之“代理人”。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里长就是国家在基层的“税赋体制”代理人，后期增加了维护稳定的职责。

在春秋战国时期，里长具有表率乡里、治水救灾、督促管理乡里百姓的职责；到秦汉时期，里长主要负责户籍管理、征收徭役和教化百姓；隋唐时期里长集“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53]于一身，意即，除了掌户口和收赋税以外，还要检察检举非法违法之事；到宋代，里长经常承担维护治安和征收赋税的职责。总体来看，里长成了户籍管理、征收赋税和徭役、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

其三，在里长的监督考核上，皇权对里长的控制日益加强。古代皇权往往把对里长的奖惩放在其职责中，并无单独的奖罚制度，并且呈现出鲜明的重惩罚、轻奖赏的特点。

秦汉时期，若里长表现出色，可以得到皇上的亲自召见，抑或是因才华而被提升。^[54]北魏时期，设立党、里、邻“三长制”，若三年没有过错，便能升迁一级。^[55]但若在管辖范围内出现不实情况，便会连坐共同降级。隋唐时期，“乡里”继续绑定，如若在查实户口方面“一人不实，则乡正里长皆远流配”^[56]。若里正没有及时教授种田，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职责，便会笞刑四十。^[57]

宋代职役制时期，乡里若完成不了赋税任务，则往往令里长垫付，同时由县衙根究根治。元代时，里长等可免杂役“年终考较有成者优赏，怠废者责罚”^[58]。明清时期，如果因为疏忽没有登记和管理导致有人不在户籍之中，一户到五户，笞刑五十，每五户加一等，^[59]到一百下停止。“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罪”^[60]，若乡里税户逃逸，须由里长、甲长等自行垫付。明清时期对于乡里长实行重罚严惩，与强制当差是密不可分的。

二 绅权辅“里”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绅权是古代基层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古时，绅权要么和里长合二为一，要么分而博弈，在“里治”中发挥了补充或辅助的作用。

（一）绅里合一的“同向并流”

从选任条件来看，里长的选任标准往往都是“乡里强谨者”“为众所服者”“丁粮多者”“年高有德者”等，因而，乡绅与里长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和同构性。^[61]

当里长和乡绅合二为一时，里长便成了行政力量和民间力量的集合人。里长在行使行政职能时，借助已经形成的威望减少阻力；在行使道德教化职能时，还可借助行政权力达成“户婚、田宅、斗殴”等“小事不出里”的效果；此外，还能号召、动员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兴办公益事业、发展文化教育建设等。有时，官府对百姓经济盘剥严重时，他们又会借助已有的权威和声势与政府抗衡，率众恳请豁免部分赋税，方式较为温和，但也不失率民冲击冷漠的县官的行为。^[62]

除了身份合一的情况，在“里长职役制”阶段还存在绅士扶植代理人的“间接合一”现象。因为里长要轮流担任，且面临极大的风险和压力，绅士便不愿充任里长。但是，士绅们又迫切地想要影响基层社会的权力和统治秩序，最好的方法便是扶植代理人成为里长，此时的里长“纯系士绅的代理人，一切以士绅的意志为转移”^[63]。

里长和士绅的合一，既能保证国家资源攫取和社会控制的目的，又利于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

（二）绅里分离的“迂回制衡”

在古代基层社会治理中，还存在一种绅里分离的现象，官府借助里长打压膨胀的绅权。

如果“绅士只想得到政府官吏的支持，却不愿意接受政府权力的干涉”，里长便处在官权与绅权两种权力的夹缝中，在政府权力伸张、绅权萎缩的情形下，“里长尽可以倒在政府的怀抱里，或者站在行政人员的立场上，来地方办公事”^[64]。谁若不交粮食税，或者规避兵役，他便可以上报县官定夺。

绅士在这种情况下便采取迂回措施：一是主动寻求和官府的合作，如是，里长和绅士都屈服于国家权力，会导致基层社会自治空间快速萎缩；二是向下迂回寻求百姓的支持和庇护，他们“劝诱德业，纠绳愆过，所以风励流俗，维持世教”^[65]，又会做一点公益事业，由此成为基层治理网络中的一个纽点。

三 民治于“里”

大多时候，民众处于社会等级结构的最底层，受制于皇权及其代理人，与官僚政治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一）官控里民

其一，民众被限定在严格的税赋体制之中，“编户齐民”将所有人网罗入“里”，民众需要通过“里”这个基层单位向国家纳税、服徭役，还需承担监察、举报违法之责。

其二，民众还被束缚在严格的人身控制体制之内，“什伍连坐”是里坊制度、保甲制度的升级，里长被规定有监察、督促农业生产之责，若发生问题，一家犯事邻里连坐。

其三，民众被绑缚到里长的职役制内，民众是里长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到后期职役制阶段，一般贫苦老百姓甚至流民也需轮值当差。

统治者借助自上而下的空间划分和制度嵌入，实现了里长和民众的互相监督和举报，在管控基层民众的同时，也对里长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二）德化里民

古代社会不但注重从政治和经济上控制民众，还会从道德教化上进行规范和渗透。

其一，里长、绅士作为官权代言人，重言传身教，尤其是里长和绅士合二为一时，需要进行道德教化和传输统治者精心筛选的道德教条，以此维护封建礼教，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以此实现“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合乡里”^[66]的良好德治效果。

其二，里长往往采用的是调解、和解的教化方式，而不主张用诉诸法律的方式解决乡里社会的争端，如明代规定“十家之内，但有争讼等事，同甲即时劝解和释”^[67]，“寓教养于乡约保甲之中”^[68]，里长大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处理相关民众矛盾，很少依靠法律制度解决。

其三，里长引导民众参与基层公共设施的修建和投身于公共福利事业，比如带领民众参与乡里内水利设施和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的修建，从而更加远离政治参与和反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