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皇权下县“入里”

几千年前，中国的国家力量已经发明出一种早熟的“社区治理”制度。“里”成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基层单位。

一 “皇权不下县”的幻象

国外有不少学者笃信“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只限于城墙之内，而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1]，国内一些学者则直接断定“县下由士绅自治”。

观察家们将“宗族势力”视为“皇权不下县”的替代性力量，美国社会学家古德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一直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安定和秩序”^[2]。费孝通先生曾讲过，“皇权统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3]。

“官治”与“民治”已然成为分析古代基层治理的二分法，在既有的论述中，二者仿佛难以并存于基层社会，必须在悠远的古代社会“孤鸣”。“官治”与“民治”泾渭分明，“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大大小小的‘蜂窝状结构’的村落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4]。古代基层治理就这样被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5]的理想秩序。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着实惑及众生。

那么，人们要问，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权力到底是如何与基层社会发生联系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每一个皇帝都宣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央集权的皇权时代，缺少了国家强有力干预的基层社会究竟是如何治理的？究竟借助何种方式创造了“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人口”^[6]的奇迹？

事实上，只盯住特定时期士绅、宗族发挥作用的片段，而忽视国家权力的延伸，很容易犯“历史盲动主义”错误。这大多有两个原因：其一，大多研究重视对官方主体的研究，忽略非官方的行动，这与古代史料聚焦于官为、疏于民为的记录极其相关；其二，为数不多对社会主体的研究，聚焦在民间精英和社会组织上，试图以民间自治揭秘基层社会的治理密码，有意无意放大了民间力量的作用，这本身令人存疑。

二 里：古代的社区

回顾历史，与当今社区范畴对应的概念，该是古代就有的“里”。“里”是集地域划分和家户组织于一体的基层单位，萌发于黄帝时期，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以什伍编制为起点，在古代基层社会形成了“乡—里（坊）—家”的纵向治理体系。统治者以户籍管理和地域划分为依据，借助里长编制户口、督催赋税、维持治安、征收徭役，实现对基层的管辖。

迄今为止，中国的一些地方，仍然遗留了诸如“里”的命名方式。例如，作者所在的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其周边就分布了“龙兴里、龙腾里、龙井里”等社区。

在我国台湾地区，“里”作为一种行政和自治单元，遍及了城市区域，里由区公所所辖，里长由居民选举产生、市长任命。“里”的管辖范围，与大陆的社区范畴几乎一致，“里长”就相当于大陆的居委会主任。按照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人口密集和交通方便地区之村、里，其户数为900—1800户；交通方便但人口分散地区之村、里，其户数为600—1200户；山区交通不便须徒步始能与村、里民联系者，其户数为300户，也即每个里的人口一般在1000—5000人。实际上，我国台湾地区村和里的平均人口略少于3000人。在较大的城市，为数不多的里可以达到5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