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代总序）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经历着曲折发展过程。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被进一步边缘化，在原苏东国家失去了在意识形态与学术领域原有的主导地位。然而，经过短暂沉寂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复兴；21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甚至还出现了“马克思热”。从基本格局看，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主要分为五大区域：（1）21世纪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2）21世纪英语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3）21世纪原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原苏联国家、中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4）21世纪非洲-拉美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5）21世纪亚洲国家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越南、老挝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尤其是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起，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从“单数的、非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到“复数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框架；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社会主义—新共产主义思潮、激进左翼思潮、新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一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第一，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马克思学家”概念最早是由梁赞诺夫提出的。1928年，在《马克思主义历史概论》“序言”中，梁赞诺夫提到“各种马克思学家”[1]。不过，“马克思学”概念则来自吕贝尔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Etudes de Marxologie，1959）。吕贝尔说，马克思的大量思想遗产、社会活动、众多门徒、著作发表史、迄今尚无可靠的著作全集，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得马克思学研究成为必要[2]。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学”并非统一的学派或系统的学科，其共同性仅仅在于研究对象。总起来说，“马克思学”是对马克思的生平著述、著作版本、思想发展、理论观点、学术关系，以及马克思所有后继者的思想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进行跨学科、超意识形态、纯学术的研究。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文献学考证。例如，《资本论》之马克思手稿与恩格斯编辑稿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导言》的撰写时间问题；等。（2）文本学解读。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的文本学研究；等。（3）理论问题研究。例如，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思想的来源问题、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逻辑问题、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问题、马克思与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与伦理学问题；剩余价值分配理论问题；等。[3]
第二，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马克思主义者”概念最早出现于查苏利奇给马克思的信（1881.2.16）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鼓吹“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的人，自称是“你的学生和马克思主义者”[4]。马克思回信（第二草稿第二点）说：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5]。那么，作为名词的 “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否可以说最早出现于1882年呢？在恩格斯致伯恩施坦的信（1882.11.2—3）中，有这样的说法：“您屡次硬说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依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6]。
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原苏东国家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共产党理论，以及今天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尽管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都以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基础，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到斯大林被固定化为传统教科书体系。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中，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和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基础上形成的；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这条阐释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仍未完全从“权威结论”中摆脱出来[7]。目前，这条阐释路径在欧陆国家、英语国家、原苏东国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目前一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评》一文（柯尔施，1930）中：“现在，一场关于今日马克思主义总体状况的根本论争已经开始，（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内部之争已经成为次要的甚至已经消逝，在所有重大的决定性的问题上，相互对立的双方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老正统派和俄国的或‘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正统派的联盟为一方；以今日工人运动理论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趋向为另一方。”[8]因而，尽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性比较来自今日俄国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它的作者却是一个正统的普列汉诺夫信徒，一个在哲学上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因而，他的批评根本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只反对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它似乎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发展和继续”而是“败坏和歪曲”。[9]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经过梅洛-庞蒂、P.安德森、阿格尔的改造，出现了四种不同用法：（1）纯粹地域性概念，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2）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特定思想内涵（即意识形态性）；（3）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世代更替与主题转换；（4）非地域性的纯粹意识形态概念，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10]
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应有以下规定性：（1）既有地域性限制，又有特定思想内涵——产生于西方并发展于西方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2）既以马克思思想为依据，又主张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多元化—以马克思思想为依据，有些人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又用不同西方思潮重释、补充、修正、重建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马克思学。（3）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工业文明，又批判性地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就批判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而言，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共通之处；就批判现实社会主义而言，它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相似之处；就批判性地反思人类文明本身而言，这是它自己的特色。（4）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体系庞杂、观点各异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潮。
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这样，我们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但包括“后马克思主义”[11]。
第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新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于梅林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一文（1903）中。从广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当时又称为“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或“持不同政见者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倾向于狭义理解的新马克思主义，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捷克人本主义学派，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1）从理论框架看，是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本主义与实践本体论；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现实社会主义批判；以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改革方案。（2）从理论本质看，是二战以后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但它并非统一的政治派别或学术团体，共同点仅仅在于研究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尽管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因而，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3）从学术贡献看，对马克思思想有深刻的阐述，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命运有批判性反思，对现代性有独特的理论洞见。（4）从历史演变和学术影响看，从“马克思主义复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70年代中期）→左翼激进主义（70年代后期—80年代末）→后现代理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诚然，作为一种独立思潮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已不复存在，但其历史影响仍然存在。[12]
第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说法，最早出自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第七部分，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3]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在这个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包括三方面内涵：（1）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2）就是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3）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1945）、邓小平理论（199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7）。
第六，五条阐释路径的关系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五条阐释路径有着共同点：都以马克思思想为理论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都有批判精神和/或科学精神；都有乌托邦精神和/或实践精神。然而，五条阐释路径之间也存在着差异：（1）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偏重于文献学考证、文本学解读，强调学术性；（2）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或偏重于经济阐释，或偏重于政治阐释，或介于经济与政治之间，但都强调意识形态性；（3）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偏重于文化阐释，强调思想性；（4）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从“马克思主义复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主义→后现代理论，强调现实性；（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它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最具现实性、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马克思主义。
二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热点问题
第一，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问题域
1.立足于MEGA2的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例如，MEGA2编辑出版研究；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重新解读；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当代价值研究；等。
2.“复数的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例如，欧陆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英语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原苏东国家新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亚非拉国家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等。
3.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研究。例如，自由主义史重新诠释；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批判；金融资本主义与替代性选择；激进左翼思潮与新社会运动等。
4.21世纪社会主义与新共产主义研究。例如，社会主义观念重新理解；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批判性反思；从新社会主义到21世纪社会主义构想；从“告别社会主义先生！”到“回到共产主义”；等。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例如，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及共产党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前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等。[15]
第二，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热点问题
1.MEGA2编辑出版研究：（1）MEGA2逻辑结构与编辑出版状况。从逻辑结构上看，MEGA2分为四个部分，即Ⅰ/著作、文章、草稿；Ⅱ/《资本论》及其准备稿；Ⅲ/通信；Ⅳ/摘录、笔记、旁注。MEGA2计划出版114卷122册。截至2020年8月，MEGA2共编辑出版67卷，尚有47卷在编/待编。（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辑出版/再版。例如，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出版了MEGA2研究系列、《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德国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再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献：新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通讯》等。此外，拉美国家也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3）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理解：“对立论”“一致论”“差异论”“多变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没有摆脱这几种模式：或者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或者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或者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认为尽管两人的关注点不同，但要真正创立“恩格斯主义”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立足于MEGA2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尤其是在“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和“资本主义崩溃”问题上。
2.马克思经典著作研究：（1）《资本论》：从重新阅读到重新诠释。一是在结合MEGA2、重新阅读《资本论》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原始积累、拜物教、阶级、革命、霸权、历史必然性等核心概念，对《资本论》进行了重新诠释。二是试图发掘《资本论》的政治内涵，认为《资本论》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批判，而是对工人运动之动机和目标的分析，断定《资本论》是一部深刻的政治学著作。三是揭示《资本论》的现实意义，强调资本批判、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剥削、全球化等议题的当代价值。四是讨论《资本论》中经济规律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认为马克思揭示了被压迫者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创造出与压迫者逻辑不同的新逻辑。在重新诠释《资本论》过程中，学者们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例如，根据恩格斯编辑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关系，进一步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论证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阐发《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复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资本的限度等问题；这就引导着人们重新塑造马克思形象。（2）对《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
3.马克思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重新发现马克思”。在重新阅读马克思、重新诠释马克思的过程中“重新发现马克思”，认为只有立足于MEGA2的马克思，才是“完整的马克思”，即真正的马克思。（2）“重新塑造马克思”。不仅围绕着“意识形态还是科学”这个核心问题，从马克思思想的实质、特征、未来命运等方面，重新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理解的“马克思”；而且从政治活动家角度重塑马克思形象，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马克思，而非仅仅将马克思视为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或者知识分子。（3）“比较视阈中的马克思”。一是在关于卢森堡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中，分析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异同，以及资本积累理论的现实意义。二是在关于凯恩斯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中，分析了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相互补充的必要性，以及凯恩斯主义在当今欧洲的适应性问题。三是在宗教、道德、伦理学、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考察了宗教与道德、宗教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以及伦理学、宗教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四是在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中，探讨了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接受“文化病理学”视角，同时又能够保持自身的“解放之维”。五是讨论海德格尔与马克思、M.韦伯与马克思、克尔凯郭尔与马克思，以及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关联问题。（4）“回到马克思”，并非“原教旨主义地”回到马克思思想，而是以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审视今日资本主义，从而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
4.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发展研究：（1）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研究。例如，卢卡奇的物化思想、美学思想、本体论思想，以及卢卡奇与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组织危机理论、教育思想、实践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理论、文学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思想，以及统一战线思想的时代意义；阿尔都塞思想的整体形象和基本特点、“认识论断裂”“科学与意识形态区分”，以及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等问题。（2）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及其最新发展研究。例如，早期批判理论家（阿多尔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思想研究；话语伦理学与协商民主理论进一步发展；承认理论、多元正义构想、民主伦理学；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等。（3）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流派研究。例如，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
5.阶级、阶级理论、两极分化问题研究：（1）阶级理论与阶级问题研究。一是关于阶级结构变化与阶级概念的适应性问题——学者们大都承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但在阶级概念适应性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分歧在于“告别”阶级概念还是“重新接受”阶级概念。二是关于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问题——尽管学者们还在讨论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意识相比，阶级感受已经处于支配地位。因而，他们更愿意从文化象征方面探讨工人阶级，突出阶级的认同、感知和情感维度。三是关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之现实性问题—尽管学者们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基本观点是：最近20年，西方世界出现了阶级分析与阶级理论的复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但必须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不平等问题，以及女性主义问题等相关研究结合起来，才具有生命力。此外，他们还考察了农民阶级问题、阶级流动性问题，以及社会阶级与劳工运动问题；等。（2）两极分化与贫困化问题研究。例如，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劳资矛盾的深化问题；工人贫困化的原因与对策问题；等。
6.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民族问题研究：（1）葛兰西的“人民的—民族的”概念与民粹主义关系研究，主要讨论葛兰西霸权理论中关于“民粹主义”的思想，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葛兰西与民粹主义的区别；从马克思、列宁、葛兰西的“人民”概念出发探讨了民粹主义；指出葛兰西“人民的—民族的”概念与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的不同。（2）西班牙民族国家统一问题，讨论了民族国家统一与佛朗哥主义的关系，提出恢复主权、重建国家的方案；等。（3）非洲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研究。例如，关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非洲传统”；关注非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对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进行反思；等。
7.当代左翼思潮与新社会运动研究：（1）当代左翼思潮与新社会运动的关注点。例如，政党政治问题、工人的自我构成问题、新左翼与传统左翼的区分问题、激进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区分问题，以及“泛左翼”联盟问题。（2）“21世纪左翼运动是否存在危机”问题。有人认为对左翼运动的传统认识不再适用于今天，左翼运动总体上是衰退的，左翼政治实践大部分失败了；有人认为左翼运动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关注左翼政治实践，而不是在理论上消除社会主义的现实性；有人认为当代左翼思潮和左翼运动的危机，根本上是政治实践危机，而非社会主义理论危机。
8.金融资本主义批判与后期资本主义危机批判性剖析：（1）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批判。一是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命运问题——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且是一种政治立场。二是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命运有不同的看法。三是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特征与2008年经济危机性质问题——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而只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金融资本支配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至于这场经济危机的性质，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位：全方位的系统危机；严重的过度生产危机；信贷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市场危机。四是关于是否能够走出，以及如何走出金融危机问题——考察了这场经济危机的原因、社会政治影响，以及替代性选择问题，尤其是分析了“与凯恩斯一起走出危机的可能性”。（2）新帝国主义批判。一是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问题。例如，帝国主义概念、理论及其现实性，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纲领的现实意义；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历史特征，新老帝国主义的结构形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问题。二是关于世界体系变化与国际新秩序问题。例如，世界不均衡与南北关系；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北美、西欧、日本“三角关系”终结，“新兴国家”崛起；中美俄关系对国际新秩序的决定作用；等。（3）后期资本主义批判性剖析，揭示后期资本主义的多样态和非线性特征。这里涉及到国家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加速资本主义、认知型资本主义、监督型资本主义、信息跨国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
9.“现实社会主义”批判与未来社会构想：（1）社会主义观念重新理解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批判性反思，主要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以及中东欧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反思。（2）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新共产主义再认识。例如，俄罗斯“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运动”问题；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问题；从“告别社会主义先生！”到“回到共产主义”。在这里，提出了各种新社会主义构想。例如，民主社会主义、计算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在他们的视阈里，“社会主义”应该有三个关键词，即：“市场”“民主”“生态”作定语；讨论了“共产主义假说”（巴迪欧）、“共产主义观念”（C.杜齐纳斯、齐泽克），而且试图重新“诠释共产主义”（G.瓦蒂莫）、畅想“共产主义的现实性”（B.波斯蒂尔）、展望“共产主义地平线”（J.狄恩）；等。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研究：（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例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性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科学发展观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等。（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实关切问题研究。例如，中国话语体系研究；生态文明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等。（3）中国道路问题研究。例如，关于中国道路的内涵问题；关于中国道路的特征问题；关于中国道路的意义问题。此外，还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性质问题；等。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中国道路问题，国外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位。例如，“效仿东亚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政治实用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成功的、但非社会主义道路”；“超常规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16]；等。
三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
第一，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向
1.文献学路向（“寂寞的”马克思学家）。例如，W.F.豪克、诺伊豪斯、胡贝曼、福尔格拉夫、黑克尔、巴加图利亚、大谷祯之介、平子友长等人，主要从事四项工作：（1）MEGA2编辑出版研究；（2）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编辑出版；（3）《马克思恩格斯年鉴》《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辞典》等编辑出版；（4）创办“马克思—秋季学校”、设立“梁赞诺夫奖”。在这条研究路向中，学术为主，兼顾思想，不问现实，最重要的是学术。
2.意识形态路向（“孤独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例如，施蒂勒（1924—2007）、施泰格瓦尔德（1925—2016）、霍尔茨（1927—2011）、哈恩、迈彻尔、比朔夫、泽普曼、前期巴里巴尔、塞夫、舍普琴科、科索拉波夫等人，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释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条研究路向中，是否学术无所谓，有无思想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信仰。
3.政治经济学路向（“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派/反思派）。例如，胡弗施密特、莱比格尔、利贝拉姆、杜梅尼尔、梅茹耶夫（1933—2019）、布兹加林等人，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并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批判、创新。在这条研究路向中，学术是基础，思想是灵魂，最重要的是现实。
4.政治伦理学路向（“潇洒的”马克思主义重建派/批判派）。例如，霍耐特、维尔默（1933—2018）、奥菲、R.弗斯特等人，尽管也试图借助马克思思想资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悖谬，但侧重点是进一步推进和最终完成后期哈贝马斯开启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在这条研究路向中，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统一，最重要的是思想。此外，法国的J.比岱、E.雷诺等，也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重建派。
第二，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关键问题
如何把握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与基本框架？如何理解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与当代价值？如何理解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对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如何理解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这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所在。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难度体现在：（1）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阐释路径、思想倾向、理论观点各不相同，缺乏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与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这就增加了全面把握、深入理解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研究主题、基本特点、发展前景的难度。（2）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问题域非常广阔、内容非常丰富、问题十分复杂——既有理论问题，又有现实问题。在理论问题中，既有基础理论问题，又有理论前沿问题，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问题，又有当代西方理论问题。在现实问题中，既有本国现实问题，又有世界范围内现实问题。因而，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域界划、研究框架确立，也是一个难点问题。（3）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之跨学科、整体性、全方位、多维度，研究内容之复杂性、多样性，研究结论之不确定性、不成熟性；以及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开拓性和前沿性，需要阅读大量外文资料（涉及到十几种语言），这就决定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困难性。（4）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之未完成性，以及世界各国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现实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决定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启示难以准确估计。
具体地说，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难点问题主要有：（1）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2）马克思主义之科学性与批判性的关系问题；（3）马克思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4）马克思主义科学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关系问题；（5）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作为学术的关系问题；（6）马克思主义之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关系问题；（7）马克思主义之学术话语、体制话语、大众话语的关系问题；（8）马克思主义之世界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9）马克思主义之单数性与复数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10）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第三，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意义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通过对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的回顾、反思、展望，对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进行跨学科、整体性、全方位、多维度研究，这是对最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深度思考。因而，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把握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确立了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从“单数的、非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到“复数的、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这可以推进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2.实现马克思主义之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以及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统一，既可以推进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又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3.不仅能够对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三次拓展和深化，即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
4.不仅有助于在国际视野中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人际关系道德重建、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模式，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不过，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反对三种错误倾向，即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实用主义，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坚持、继承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三次拓展与深化，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研究”。与本人主编的“批判理论研究丛书”不同——如果说“批判理论研究丛书”经过了长时间酝酿才得以“出炉”，那么“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则几乎是“瞬间”确定的，即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晓芳女士迅速达成共识的产物。因此，首先应该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尤其是责任编辑杨老师；没有她的大力支持，这套丛书不会这么顺利地“诞生”。其次，应该感谢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包括未来可能的作者）；正是你们的积极参与，才使这套丛书变成现实。当然，还应感谢为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做出贡献的所有人；没有这个重大项目立项，也许就没有这套丛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课题组首席专家构思、策划、协调、组织下，在各个部门、广大同仁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围绕着“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研究”这个重大课题，已经打造了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全方位的、全国性的学术平台——“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包括：（1）一个研究主题：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2）一个学术团队：跨学科、跨院校、跨文化的高水平创新团队；（3）一个杂志专栏：《学习与探索》“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4）一个微信公众号：“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5）一个全国性学术论坛：“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6）一个学科方向：2018年，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下设“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学科方向；（7）一套丛书：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总之，“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将以“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为核心，协调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水平，为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 杜章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M.吕贝尔》，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5辑，1982年，第232页。
[2] 转自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3] 详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5页。
[7] 参见俞吾金、王凤才《关于诠释学视阈中的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对话》，《晋阳学刊》2009年第5期。
[8] Karl Korsch，Gesamtausgabe Krise des Marxismus，Band 3.S.373.
[9]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2—73页，译文有改动。
[10] 详见王凤才《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 关于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详见王凤才《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阐释》，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6），人民出版社2008年。
[12] 参见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3] 参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 参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15]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研究”的内容，笔者采用了课题组成员张娜的概括，特此致谢！
[16] 详见王凤才、杨晓慧《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