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左翼政治哲学研究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不断加剧，政治哲学成为法国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对许多法国左翼思想家来说，政治哲学构成了他们工作的基本维度。21世纪以来，法国左翼政治哲学研究的焦点既包括对自由、民主、平等与共同体等传统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对政治、政党、革命等左翼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还包括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反思和探讨。

第一，自由、民主、平等与共同体问题。

《论平等问题》^[44]汇集了巴里巴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其基本思想是：“民主的民主化”应该是摆脱当前民主社会国家出现的、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加剧的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在政治哲学中，巴里巴尔坚持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将对“反抗”的表达与对“重建”的表达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当代政治思潮中最有意义的思想，如朗西埃（J.Rancière）、埃斯波西托（R.Esposito）、普兰查斯、拉克劳、阿伦特等人的思想，都是建立在某种民主哲学基础之上的。结合着法国近年来出现的各种社会事件，如“伊斯兰头巾”事件以及郊区骚乱等，巴里巴尔提出“共享公民身份”应当成为一个原则。因而，民主不仅适用于普通居民，也应当适用于移民社区。然而，由于政治体制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持续反思合法性的条件，以及改变现状的条件等问题。

巴里巴尔的另一部文集《暴力与礼仪：威莱克图书馆演讲及其他政治哲学论文》^[45]则包含了巴里巴尔199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所作的“极端暴力与礼仪问题”的演讲，以及2001—2006年他关于战争、革命、阶级斗争、主权等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是从“革命的文明化”角度思考“变革与解放的现实条件”问题。在卢森堡眼中，“革命的文明化”就像“野蛮人的政治”一样是自相矛盾的，但巴里巴尔试图做的事情，正是要实现“列宁和甘地的对话”。在巴里巴尔看来，政治与构建政治的暴力的关系是不能通过权利、制度、意识形态等改变极端暴力形式的力量得到规范化的。因而，巴里巴尔试图按照“超主体形式”（如对法律身份、法律的威力以及法律报复措施的幻想）与“超客体形式”（如资本主义的过度剥削、生产，以及对边缘性生活的消灭等）勾勒“暴行的地形图”。在这里，巴里巴尔还比较了各种不同的“礼仪策略”，认为这些策略使得构建一种作为非暴力的政治概念成为可能，而这些策略也描画出了现代哲学不同思潮之间的差异。此外，在一个很长的、可以追溯至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且充满矛盾的谱系中，巴里巴尔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进行了批判，而且与C.施米特的霍布斯解释中阐发的主权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A.阿图在《民主、公民权与解放》^[46]中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破坏了政治领域，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了；由商品化带来的自由主义秩序推动着统治形式发生变化，并使公民平等和人民主权等观念变得模糊不清。他认为，一种解放政治应当创造出新的政治领域，以民主的普遍主义反对神圣的和种族的普遍主义。在这里，A.阿图回顾了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关于现代民主内在逻辑的争论（如克劳德·勒夫特在对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所作的分析）；还分析了领土、公民权和人民主权这些奈格里所拒绝的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当然，这些回顾和分析都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旨在澄清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这些讨论还旨在为重新提出一种解放方案赋予了理论深度。

在提交给第六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的论文《网络、统治与大众主权》^[47]中，A.阿图指出，与全球化的当前阶段相联系，领土政治危机尤其是民族国家的领土政治危机，生成了一种根本的结构性危机，这种危机围绕着领土、主权、政治权力等概念塑造了现代性。正是基于对这些概念的反思，当代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建立了解放的问题意识。但是，要对抗新自由主义关于统治、网络和世界性的观点，人们就不能满足于通过自娱自乐的方式不断夸耀某种后现代性例证的出现；相反，应当再次确认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大众主权基础上的激进民主视野中的当下现实性，并在此视野中讨论相关政治哲学问题。

在H.邦图阿米等人合著的《冲突与民主：何种新公共空间？》^[48]一书中，作者讨论了冲突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人们往往认为民主与政治体制内的分裂、不和与冲突形成鲜明对比，但本书作者却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没有讨论议会民主制在现实中的必要性问题，但却认为这一制度存在的前提一方面在于冲突的否定性表达，另一方面是对减少冲突可能性的信心。他们区分了冲突与暴力，将民主理解为能够保持冲突可能性的公共空间；认为民主制度内部的斗争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展开——这些冲突通常会有利于贫困的劳动者、非法移民、文化或种族意义上的少数派等，但却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人们所期望的”；相反，当人们知道自己将作为“人民”消失或隐匿时，冲突就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当然，冲突体现了对任何形式的（不管是阶级的、种族的还是性别的）压迫进行反抗的能力，目标是改变政治共同体的叙述方式，以恢复“民主”一词的真正含义：让所有人平等地进入一个公共领域。

在《创造人的公共性》^[49]中，奈格里讨论了公共性问题。他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渴望主体性，前者的存在有赖于后者。这样，资本主义就自相矛盾地由损害它的要素所界定。因为人的反抗以及人对自由的确认，所印证的恰好是以差异性为前提的公共的主体性创造力量和生产能力。如果没有公共性，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由于有了公共性，冲突、反抗和重新占有的可能性就无限增大了。

在《政治的道德抱负：改变人？》^[50]中，Y.吉尼乌指出，自苏联体制终结以来，出现了一种与政治危机不同的危机，表现为放弃对世界市场的介入和对悲惨的社会命运持接受态度。那些试图使世界道德化，以便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所能达到的幸福的方案，似乎总是与极权主义的危险联系在一起。那么，如何才能既避免这种危险又能进行规范性思考呢？Y.吉尼乌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明确地区分个体伦理与只有从集体维度才能衡量的道德。这一反思是在不可妥协的唯物主义原则下进行的，其目标指向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假设”是使受到资本主义商品化或管理的犬儒主义引导的现实政治能够重新获得意义，是在那最终将控制人的历史中使改进人的生活的观念不被摒弃的唯一途径。

S.布盖尔则讨论了唯物主义法权理论问题^[51]。对20世纪初的法哲学来说，要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法律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法权理论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思想遗产。S.布盖尔在分析这一理论的成就与缺陷、试图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法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版本的唯物主义法权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采用了一种拥有自我再生产逻辑的黏合技术。法律的“相关自主性”既是它脱离制订者、相对社会关系的自主作用的结果，也是缓冲权力的前提条件。在法律形式的这种结构性条件下，法律知识分子通过看似中立的法律论证构建了一种话语霸权。

在《共同体思想与政治行为：论“复数的共同体”概念》^[52]一文中，A.杜阿尔特讨论了J-L.南希（Jean-Luc Nancy）在《闲散的共同体》、埃斯波西图（Roberto Esposito）在《共同体》中提出的“共同体”（communauté）概念，探讨了从共同体概念引出复数的共同体概念的可能性。A.杜阿尔特指出，J-L.南希和埃斯波西图对共同体概念的理解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拒绝将它作为一个对象来把握，也不将之视为哲学探讨的某个特定主题。按埃斯波西图的说法，正是由于人们将共同体归结为一种对象，才总会通过哲学话语或政治话语将之置于某种概念化语言之下，如关于个体性与总体性的语言、共同性和特殊性的语言、起源与目标的语言、绝对的与内在的语言等；这些语言试图以不同方式对共同体进行命名或界定，但同时它们也以各种方式曲解了它。这就意味着，J-L.南希和埃斯波西图不再遵循涂尔干、齐美尔和M.韦伯等人所确立并为后世思想家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即为共同体寻找基础。同时，他们对共同体的理解不仅与当代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共和主义都有所区别，而且也不同于奈格里、巴迪欧、齐泽克等人试图返回到的那种“共产主义”。

因此，要想理解J-L.南希和埃斯波西图的共同体概念，需要把握它的几个否定性的界定：（1）这一共同体概念试图摆脱乡愁与梦想，因此它既与考古学无关，也与目的论无关；（2）他们强调不能将共同体理解为某种被给定的历史性实体或现成的存在物；（3）不能从某些特定的社会特性、伦理特性、语言特性、经济特性、宗教特性或政治特性来理解共同体；（4）这一共同体概念不能以个人、主体或主体间性为出发点。只有理解了J-L.南希和埃斯波西图对共同体概念设定的这些否定性的前提，我们才能明白何以他们将共同体理解为“与他人共在”。可以看出，他们承继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但有待进一步深入的主题，即“在‘在世’中‘共在’”的问题。A.杜阿尔特指出，这就意味着，J-L.南希和埃斯波西图对共同体的考察，不是基于我们被给予的现成经验而展开的讨论，而是一种对“不同于同一性存在或主体性存在的共同存在”的本体论反思。“与他人共在”是一种“在关系中存在”，前提是对个人有限性的否定；因为正是这种否定，才使人们不再将自己视为某种给定的、可以封闭在自己之内的实体。

J-L.南希和埃斯波西图的这种共同体观念当然有思想史意义，但A.杜阿尔特认为，从“共在”的理想存在状态出发对这一概念进行本体论反思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它既无法解释存在于人类世界的冲突，也无法解释政治行为。因而，本体论的共同体概念应当被复数的共同体概念所取代。在这里，A.杜阿尔特赞同并借鉴了美国哲学家J.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观点，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进一步反思共在的有限性和否定性所带来的后果。他说，正是由于我们的共在总是具有脆弱性和否定性，或者说，总是充满了空虚性和有限性，我们才会有共同体关系。这一关系不可能是和平的或和谐的。对某个群体而言，如果只是探求其绝对的单一性、同质性和同一性，不仅无法获得真正意义的共同性，反倒会给这个群体的共同性带来危机。不过A.杜阿尔特指出，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在J-L.南希和埃斯波西图的共同体概念中找到走向一种复数的共同体概念的因素：正由于没有任何个人能够不进入多种形式的关系之中和与他人的联系中存在，以及所谓单数的共同体必定建立于一种共同的剥夺或对每个人的剥夺的基础之上，因而复数共同体是以一些彼此对抗的群体为存在前提的。

A.杜阿尔特认为，除J-L.南希和埃斯波西图之外，为复数的共同体概念提供思想资源的思想家还包括阿伦特和福柯。其中，阿伦特的行动概念与独特性概念为我们观察政治领域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视角；福柯则将政治行为理解为行为者审慎地改变自己生活的要求的行为，并为我们揭示了边缘化的少数群体的斗争状况。通过这些思想家的讨论，我们可以明了复数的独特性何以必须受到尊重，而共同体何以应当是复数的。

第二，政治、政党与社会运动问题。

M.冬巴试图将正义概念与一系列现代政治学概念划清界限^[53]。他指出，现代性使我们在理解正义的条件问题时受到了严重误导。现代思想家关于“反抗权利”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从而导致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确立的正义观念走向瓦解——正义要么被归结为纯粹的形式程序，要么被归结为大多数人的意志。从这种观点看，正义就仅仅是强者的利益。这正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所批判的特拉西马库斯的观点。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并非仅仅是经济危机，也包含政治法律危机，这正为我们重新思考正义问题提供了契机。M.冬巴认为，要实现对正义问题的真切反思，就必须超越多数人决定原则。要真正超越康德和本雅明的政治观，必须跳出传统思想藩篱，直接面对正义问题本身。这样，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真理与意见的冲突问题就被重新提了出来。M.冬巴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将现代民主政治本身表现为绝对的和不可超越的政治形式的现实政治改变自身的可能性何在。

M.洛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进行了历史回顾^[54]。（1）M.洛威指出，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社会革命是和劳动者直接相关的事情，他们从1848年革命之前就开始思考共产主义政党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共产党人或革命者的角色，并不是像空想共产主义者那样置身于革命运动之外、通过宣传的方式向人民颁布真理，而是亲身投入阶级斗争，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中帮助无产阶级寻找革命之路。在今天，政党已不再能够像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那样发挥作用了，也不能够高踞于群众之上干革命。被统治阶级的奋斗目标，不是在摆脱自己的统治阶级之后又被高高在上的无私的领袖或有教养的少数人所主宰；相反，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看，受压迫者或劳动者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获得总体性。共产主义政党不是从总体中分离出来的精英群体，而是连接作为工人运动之方向的整体性与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中的每一个局部运动的中介。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同情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为什么会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由拉萨尔代表的）专制独裁作风。（2）M.洛威还讨论了列宁、卢森堡、卢卡奇、葛兰西和托洛茨基的思想，认为他们尽管在20世纪重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话题，但他们关于“无产阶级自我解放”“无产阶级大众与共产主义政党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讨论大相径庭。对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下述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阶级意识的程度，在革命中政党与大众的关系，以及政党的内部结构。其中，列宁和卢森堡的思考最具代表性。列宁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集中制，认为党的政治斗争的工作内容与秘密活动的工作原则决定了党不可能是一个大规模的组织，而只能是一个小规模的职业化组织，党的组织原则也不可能是民主的，而只能是科层式和集权制的，而党的政治方向应当由少数坚强而果敢、在长期实践中得到锻炼的领袖所掌握。但是R.罗莎·卢森堡提出了与列宁不同的自发性理论。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卢森堡1903—1904年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的系列文章，以及1906年的小册子《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卢森堡激烈地反对列宁的集中制思想，认为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是第一位的，党的领袖手中集中掌握的权力是群众的自我表达。在卢森堡看来，在群众的革命实践中，群众不仅改变了外部的环境，也改变了内部的无产阶级意识。M.洛威指出，卢森堡的这一观点是忠实于马克思思想的，她和马克思一样，将实践理解为客体与主体的辩证统一，并将实践视为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的中介，从而超越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面临的由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引发的两难困境（伯恩施坦基于其抽象的道德主义，认为主体性、道德和精神的变化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条件；而考茨基的机械的经济主义则认为，客观的经济演进将必然使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就是说，卢森堡既反对新康德主义式的修正主义，也反对正统派的消极的等待主义，认为只有种实践的辩证法中才能超越爱尔福特纲领中改革与革命（或“最低纲领”和“最终目标”）的二元论。卢森堡提出了群众罢工策略，试图寻找到一条将经济斗争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转变为一般革命运动的道路。不过M.洛威强调，卢森堡并不像后世某些卢森堡主义者那样将自发性理论绝对化和抽象化，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政党应当在群众罢工中把握政治方向，并且在1919年卢森堡生命的最后阶段留下的作品中，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群众需要清楚的方向和坚决而果敢的领袖。在此意义上，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与列宁的集中制思想并不存在根本对立。实际上，卢森堡是强调自发性与自觉性、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近年来，关于政党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激进左翼和社会运动内部出现了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1）应当取消政党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或干脆消灭政党本身，预言社会运动将会带来一种崭新的政治；（2）如果没有政党的领导和引导，社会运动的作用将是微乎其微的。P.库尔库夫和L.马蒂厄从社会学立场出发，试图将这两种对立搁置起来^[55]。他们认为，从一开始社会运动与政党之间就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者有着共同的话语系统，都具有职业化特点，都试图实现权力垄断等。当代社会运动仍然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社会的差异化过程使得社会运动的后果是建立起了一个特殊领域，即一个独立于政治领域的新领域。这样，我们要做的事情，就不是玩那种在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二者择一的思维游戏，而是将目光投向社会运动的现实影响，具体地分析政治与社会的二元化趋势，以及在这两个领域中仍然保持着的但却非常不稳定的关系。

M.瓦卡鲁里研究了工会运动与政党的关系问题^[56]。近年来，当代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欧各国的工会运动不断高涨。在《工会、运动与解放的动力》一文中，M.瓦卡鲁里分析了法国的工会运动与政党以及其他政治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指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关系的话，那就是不信任。最近的金融危机及其引起的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法国工人运动和当下政治运动的关系日渐疏远，甚至可以说前者已经独立于后者了，而且工会还往往将这种独立性视为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如果说工会与政治组织之间也会有某种合作的话，那么它的前提和原则就是后者不能将自己的立场和目标强加给前者。工会要求和政党的关系正常化，但不会参与同自身诉求不一致的行动，换言之，他们所要求的：不是联合，而是共鸣；不是屈从，而是争论。

J.比岱则指出，如果说当代统治阶级是双头蛇的话，那么金融和精英就是它的两个头^[57]。这样，大众的解放斗争就不再仅仅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而是一种三方游戏。其最终视域不是在内涵上包含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区分的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这种斗争的前提，是当代社会中表面上看似迥然不同的各种冲突之间的融合，它首先要求对阶级、种族、性别之间社会关系的同质性进行解码。这样，以解放为己任的政党就不再仅仅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了，它也是女性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和生态主义的政党，这就表现出了政党的新特征。

第三，社会主义再理解。

21世纪以来，人们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依然记忆犹新。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又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

D.科兰试图从莱布尼茨思想角度讨论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至关重要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关系问题^[58]。在此问题上，D.科兰与M.瓦代形成了论争。在《马克思：可能性的思想者》（1992）^[59]一书中，M.瓦代试图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找马克思哲学的“源头活水”，目的是将马克思思想从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谓“科学的”解释中，尤其是那种严格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M.瓦代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可能性范畴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对D.科兰来说，在这个问题上，莱布尼茨能够比亚里士多德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尽管莱布尼茨提出过“绝对的”必然性概念，但此处的“绝对的”并非无条件的，而是逻辑上的和形而上学的。即“可能的世界”有无数个，但成为现实世界的只有一个。因此，必然性之所以成为必然性，正在于所有的可能性无法同时实现。上帝的自由也并不体现为具有抽象出必然性的能力，而是体现为能够从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选择出最好的那个世界的能力。可能的世界之于必然的世界，就像是山谷之于山峰，没有前者，后者就无从展现。莱布尼茨的这个观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可能性”。尽管马克思没有写过像亚里士多德《范畴篇》那样的著作，而且也从未明确界定过那些从传统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但我们却能从《资本论》中找到可能性范畴的基本内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趋势。通过马克思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在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示出了必将消亡的趋势。但这种必然性并不是人类无意识地执行历史女神命令的结果；相反，每一种历史的命运中都内在地包含着可能性概念。因此，只有现实地推翻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到来时，经济危机才会成为使资本主义灭亡的危机。

N.卡普德维拉分析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都讨论，但始终不甚清楚的马克思思想与托克维尔思想的差异问题^[60]。在冷战时期，马克思与托克维尔的思想被视为两个对立阵营的旗帜，人们借二者之名进行交锋。现在，很多人认为这场交锋的赢家是托克维尔，因为似乎正是他成功地预见到当代西方社会的演进状况。不论这种论调如何强调对立双方从根本上来说有某些理论重合的部分，但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即两者对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界定是根本对立的。现代社会应根据其对平等原则的强调而被视为民主社会呢？还是应根据其对资本原则的屈从而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呢？N.卡普德维拉强调，马克思与托克维尔的理论差异，主要源于二者不同的问题意识。托克维尔所试图做的事情，就是从自由主义视角界定民主概念并揭示民主的本质；相反，马克思对通过下定义方式分析民主问题持批评态度，他将对民主的理解融入了对共产主义的讨论之中。

C.罗塞利指出，尽管克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缺陷并不意味着消灭马克思主义本身。但人们必须正视的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修正刻板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和经济主义。在这一运动中存在着的功利主义，以及它宣扬的道德和观念中的某些要素也必须被超越。尤其需要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改变事物与改变意识的关系是什么？^[61]

E.弗尔尼埃尔断言，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世界的发展并不顺利。因此，要想拯救社会主义，首先要放弃马克思的价值论——这个成问题的理论；其次，要将阶级斗争视为争取正义斗争中的一部分；最后，将公有制理解为手段而非最终目的^[62]。对社会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个人价值的增长，以及如何找到合作与团结、团结与斗争之间的联结点。我们不能忘记社会主义运动的初衷，即真正的民主的观念与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我管理。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即马克思哲学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资本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左翼政治哲学研究。在这里，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这个响亮的口号，而且试图通过再思马克思主义历史，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在《资本论》研究方面，不仅详细讨论了《资本论》与形式分析，分析了《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与阶级斗争关系问题，而且指出了《资本论》的理论缺陷；他们通过对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的深入研究，重新思考并积极推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发展；在此基础上，不仅对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激进批判，而且围绕着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共同体，以及政治、政党、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问题，推进与拓展了左翼政治哲学研究。当然，21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局限于此。除此之外，他们还讨论了许多问题。例如，列宁与政治、劳动与政治、劳动哲学、阶级与阶级斗争、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批判、民粹主义，以及世界体系与国际秩序等问题。^[63]这些研究体现出三个基本特点，即强烈的时代性、鲜明的多元性，以及与左翼运动联系的紧密性。^[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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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述内容由本书主编撰写，特此说明。

[2] Yvon Quiniou，Retour à Marx：Pour une société postcapitaliste，Buchet Chastel，2013.

[3] Olivier Dekens，Apprendre à Philosopher avec Marx，Ellipses Marketing，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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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托塞尔（André Tosel，1941—2017），法国哲学家。

[6] Denis Collin，Préface à Histoire Critique Du Marxisme de Constanzo Preve，Armand Colin，Pari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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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mmanuel Renault，Lire les Manuscrits de 1844.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UF，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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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uc Vincenti，Fichte，Lukács et la réification.https://crises.www.univ-montp3.fr/sites/default/files/cvlucvincenticrisesmai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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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Jean-Claude Bourdin，Althusser：une lecture de Mar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UF，2008.

[33] Kolja Lindner，Lire le Capital：Althusser et l’impasse du tournant politiciste.http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423379/file/Althusser_et_l_impasse_du_tournant_politiciste.pdf.

[34] Jacques Bidet，Le Néolibéralisme face à ses Sujets：Approche métatructurelle.https://www.idref.fr/026727773#.

[35] Serge Audier，Les paradigmes du ‘néolibéralisme，Cahiers philosophiques，n°138，2014

[36] 奥地利经济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等。

[37] Henri Commetti，L‘école Autrichienne d’économie：subjectivisme et limites de la connaissance，Cahiers philosophiques，n°138，2014.

[38] Stéphane Haber，Penser le néocapitalisme：vie，capital et alienation，Les Prairies Ordinaires，2013.

[39] Emmanuel Renault et Bruno Tinel，Les crises du néolibéralisme：processus de révolte et résignation，Actuel Marx，n°47，2010.

[40] Marlène Benquet，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aux prises avec les nouvelles radicalités professionnelles，Actuel Marx，n°47，2010.

[41] Guillaume Sibertin-Blanc，Crise et luttes étudiantes：dialectique de politisation et questions de méthode，Actuel Marx，n°47，2010.

[42] Roxanne Mitralias，L’agriculture productiviste，état des lieux d’un processus contre-nature，Contre temps，n°12，2011.

[43] Hervé Kempf，Les inégalités，moteur de la crise écologique，Contre temps，N°12，4e trimester 2011.

[44] Étienne Balibar，La proposition de l’égaliberté，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UF，2010.

[45] Etienne Balibar，Violence et civilité：Wellek Library Lectures et autres essais de philosophie politique，Editions Galilée，2010.

[46] Antoine Artous，Démocratie，citoyenneté，émancipation，Editions Syllepse，2010.

[47] Antoine Artous，Réseaux，gouvernance et souveraineté populaire，exposé au Congrès Marx International VI.https://independent.academia.edu/Artous.

[48] Hourya Bentouhami/Christophe Miqueu，Conflits et démocratie.Quel nouvel espace public？，L’Harmattan，2010.

[49] Antonio Negri，Inventer le commun des hommes，Bayard Centurion，2010.

[50] Yvon Quiniou，L’ambition morale de la politique：Changer l’homme？，L’Harmattan，2010.

[51] Sonja Buckel，‘La forme dans laquelle peuvent se mouvoir les contradictions’.Pour une reconstruction de la théorie matérialiste du droit，Actuel Mar x，n°47，2010

[52] Andre Duarte，Pensée de la communauté et action politique：vers le concept de communautés plurielles，Rue Descartes，2012-4.

[53] Massimiliano Tomba，La“véritable politique”.Observations sur la justice et la politique，Actuel Marx，n°47，2010.

[54] Michaël Löwy，La théorie Marxiste du parti，Actuel Marx，n°46，2009.

[55] Philippe Corcuff et Lilian Mathieu，Partis et mouvements sociaux：des illusions de “l’acualité” àune mise en perspective sociologique，Actuel Marxn°46，2009.

[56] Michel Vakaloulis，Syndicats，mouvements et dynamique d’ emancipation：le défi de la nouvelle radicalité，Actuel Marxn°46，2009.

[57] Jacques Bidet，Class，parti，movement-Class，“race，sexe”，Actuel MarxNo.46，2009.

[58] Denis Collin，Nécessité，déterminisme et possibilité，La Pensée，No.360，2009.

[59] Miche Vadée，Marx：penseur du possible，Méridiens-Klincksieck，1992.

[60] Nestor Capdevila，Marx ou Tocqueville：capitalisme ou démocratie，Actuel Marx，n°46，2009.

[61] Carlo Rosselli，Le dépassement du Marxisme，Carlo Rosselli，Revue du MAUSS2009/2（n°34）.

[62] Eugène Fournière，Au-delà du Marxisme？Le socialisme et l’association，Revue du MAUSS2009/2（No.34）.

[63] 以上“综述”由本书主编撰写，特此说明。

[64] 详见复旦大学组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