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冷战”及其悖论：以国际学生大会为中心的探讨
张杨[1]
摘要：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频仍，冷战格局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以不同社会或文化属性为特征的跨国民众组织纷纷建立，并借助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将裂痕延伸至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更为深度的东西方对峙样态。学生群体在这场冷战对抗中表现格外突出。以美国全国学联和国际学生大会为代表，跨国学生组织虽然参与到冷战政治对抗进程中，却并未完全遵循政府议事日程。学生组织的独立性和进步性使其始终与冷战政治保持距离，并成为促进冷战缓和乃至终结的重要力量。对“学生冷战”及其悖论展开探讨，有助于建立更加完整的冷战叙事，回应仍旧处于争议中的冷战史研究母课题。
关键词：全国学联 国际学生大会 学生冷战 跨国组织 美国
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外冷战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在关于冷战起源、性质、进程、方式手段、因果链等诸多核心课题探讨中，所涉研究的行为主体大多偏重大国权力机构和政治组织。[2]“冷战史学之父”约翰·加迪斯在对冷战史进行全面回顾与反思时曾经提到：冷战史研究主题受到了“不太恰当的一边倒的关注”，冷战进程中的一些利益相关者及其思想，特别是“民众的想法”被忽视了。[3]近年来，以“全球冷战”和“总体冷战”为研究取向的相关著述，部分扭转了这一局面，个人、群体、非政府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然而，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思想）和人员的跨国交流，冷战丰富的社会文化场景，以及民众层面的活动对冷战结构的反向影响，诸如此类的课题仍然需要更深入的实证研究。[4]
本文以美国全国学联（NSA）和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学生大会（ISC）从诞生到覆灭的发展曲线为线索，探讨国际学生组织和学生运动对冷战的影响，尝试在已有冷战史叙事框架中寻找民众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位置。文章认为，“学生冷战”有其区别于冷战政治的独立的出发点和主动性；国际学生活动和跨国思想交流在冷战起源和冷战“缓和”进程中，以及在重塑冷战结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第三世界学生在国际学生组织中的力量增强，以及学生组织总体上的进步主义诉求，国际学生活动最终成为冷战的解构力量。
一 比想象中更加分裂的两个世界
二战刚刚结束时，尽管矛盾和分歧已经显现，战时同盟关系仍然存在。大国尝试用经济关系、集体安全和外交协调来保证战后和平，全世界民众更加期待持久和平的到来。大国政治高层间不断用首脑会晤、外长谈判和国际会议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同盟关系，同一时段，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民众团体的和平运动异常活跃。1945年前后，以单一群体社会或文化属性为特征的国际组织纷纷恢复活动，更多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组建起来。1945年，世界工会联合会（WFTU）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WFDY）相继成立；1946—1947年，国际学生联盟（IUS）、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IOJ）、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成立。在这些组织的创建过程中，分歧虽然存在，但战后友好氛围和共同的诉求主导了会议。1946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学生联盟筹备会议上，来自38个国家的140个学生组织的300位代表达成了共识——全世界学生团结起来防止法西斯复兴。[5]青年、学生、女性、劳工、记者、科学家、退伍军人，这些在东西方国家内部都有着极强社会影响力的群体，希望能够通过国际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共同维护战后和平。
然而，民众组织团结合作的主流氛围，于战后不久就滑向了冲突和对抗。分歧一直存在。最早的分歧是由于各国代表受各自国家政治文化影响，希望以自己熟知的方式组织和领导这个机构。在国际学生联盟筹备会议上，苏联代表主张这个组织必须有比较集中而有效的权威，以便更好地领导学生运动。而美国代表则提出，各成员学生会要有相当的自主权，对于国际学生联盟产生的决议，成员学生会可以执行，也可以拒绝执行。很大程度上由于苏东国家的学生组织更加成熟，在国际青年活动中的影响力也更大，所以美国代表的建议没有得到通过。在当时国际团结的大氛围下，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代表选择了妥协，仍旧留在国际学生联盟。[6]然而，很明显，不和谐的种子已经萌芽。
1947年3月12日的杜鲁门讲话被视为冷战开始的重要标志。几乎在“杜鲁门主义”出台的同一时间，1947年春季，在位于布拉格的学生会大楼里，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中。国际学生团体准备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国学生代表正在争论由谁来作会议的主办方。苏联代表主张由国际学生联盟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联合主办。美国和西欧国家学生代表则认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已经“被苏联控制”，如果采取联合主办的方式，共产主义必然会通过加尔各答会议影响东南亚的高校学生，而“这些学生正是东南亚各国未来的领袖”[7]。这次争论照例是苏联学生代表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国际会议上的屡次失败使美国学生代表普遍“感受到了压力”。[8]其时，美国还没有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学生组织。参加国际学生联盟成立大会和布拉格会议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美国大学和学院，甚至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但他们都认识到美国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来领导国际学生运动，并为此采取了积极的行动。1947年9月，在经过芝加哥和麦迪逊筹备会议后，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NSA，简称全国学联）正式成立。可以说，全国学联是国际学生对抗思维的一个产物。
“杜鲁门主义”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它将世界分为“自由和奴役”两极，从而推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方法的形成。在美苏对抗的形势下，苏联也逐渐形成了类似的冷战理论。1947年9月，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日丹诺夫（Zhdanov）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假设：一边由苏联领导下的热爱和平的进步力量组成，另一边由美国领导的好战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世界被一分为二。[9]“两个阵营”理论出台后，国际学生运动内部的形势更为紧张。西方学生普遍认为，国际学生联盟的政策变得强硬起来。与此同时，美国全国学联成立后，立刻面对如何处理与国际学生联盟间关系的问题。少数左翼学生代表主张应当保持与国际学生联盟的联系，发表声明谴责冷战；还有一些学生代表主张对共产主义采取“强硬”路线；主流意见则不想放弃与国际学生联盟的关系。于是，全国学联开始着手与国际学生联盟谈判“有条件加入”的办法。[10]无论如何，直到此时，国际学生联盟仍然是公认的代表世界绝大多数学生团体的国际组织，美国及西方国家学生的反对意见也基本上在联盟内部提出。
促使国际学生运动走向分裂的关键转折是1948年捷克二月事件。捷克二月事件中，有近万名捷克大学生组织并参加了支持贝奈斯政府的示威游行。美国全国学联及一些欧洲学生组织指责国际学生联盟在捷克事件中没有采取支持学生的立场，进而指责其日益成为“党派政治意识形态的延伸”[11]。其后，美国、瑞典、爱尔兰等国学生会组织纷纷退出国际学生联盟，并开始寻求成立一个对抗性的国际学生组织。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后，1950年12月，西方国家学生团体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为应对已经持续了三年的学生冷战”（student “cold war”）成立国际学生大会，正式发起了对国际学生联盟的反击。[12]国际学生大会自成立伊始，就与国际学生联盟形成直接竞争关系，双方都希望成为世界学生舆论的最大代表者。[13]国际学生运动自此走向彻底的分裂。
从1947年美国全国学联成立到1950年国际学生大会诞生，学生层面的“冷战起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但与常规意义上的“冷战起源”并不完全重合。一方面，学生冷战必然受到大的国际形势影响；另一方面，其群体自发性也是客观存在的。美国和欧洲学生群体对国际形势的感知和因应不比行政机构晚，甚至还超前一些。与学生组织的情况类似，其他跨国民众组织和专业团体亦或早或晚地出现了“两个阵营”的分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最早产生分裂，成立不过一年，大多非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就退出了联盟，随着1949年世界青年大会（WAY）的成立，国际青年运动完全分裂。[14]1949年西方工会成员退出“共产主义控制”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组成了针锋相对的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CFTU）。自此以后，两个工会组织通过培训学校、旅行资助、奖学金和会议，在全球范围内在乡村和城镇展开了激烈的、代价高昂的对抗。二战后成立的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很快被西方归为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分支机构”。1952年，反共产主义成员退出，另外组建了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FJ）。在美国看来，诸如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IDF）、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WFSW）和国际抵抗组织联合会（FIR）这样的女性组织、科学家组织和退伍军人组织也被共产主义控制。这些国际组织在战后迅速分裂，成为在国际层面上展开的冷战对抗的一部分。[15]可见，冷战的断裂带事实上是在各个层面和维度上铺开的。东西方不仅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力量方面，也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层面进行着对抗。
与“铁幕”不同的是，国际组织间的冷战斗争没有清晰的物理界线。在很大程度上，分隔这些国际组织的是思想和意识形态，而思想的穿透力又是任何屏障都阻挡不住的。这种分裂不完全是国家间的，而是出现在所有的国家内部、渗透所有社会，无所不在——在布拉格的街头也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会，在法国内阁也在马来亚丛林。[16]学生运动的跨国性体现在其可以冲破民族国家界线，按政治意识形态来结成国际统一阵线。在印度，亲西方的全印学生大会加入了国际学生大会，而亲共的全印学生联盟则被国际学生联盟接纳；在荷兰，全国学生会加入国际学生大会，国际学生联盟则接纳了另一个荷兰学生会组织；美国全国学联退出国际学生联盟后，国际学生联盟接纳美国的国际学生合作委员会来代表美国学生。[17]对于那些不遵从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来说，面对的可能不仅是官方的干涉，更多是非官方机构的排斥。如美国争取民主青年组织（AYD）和美国争取自由世界青年组织（AYFW）都加入了亲苏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美国争取民主青年组织不仅受到美国政府的“颠覆”罪名指控，还被科罗拉多大学、旧金山州立学院、天普大学、密歇根大学、皇后学院等高校禁止活动。[18]
冷战世界一分为二，不仅体现在“铁幕”两侧以政权组织形式为特征的全方位对抗，也体现在各种社会和文化属性的跨国组织的创建和对抗性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跨国性组织承担着传递各自代表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责任，对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和民众团体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回顾冷战时期的历史，这种跨越国界的思想传递恐怕才是美国政府真正恐惧和担忧的，因此虽然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并没有那么迫近，但在几乎所有的冷战文件中，美国都把自己描述成为苏联冷战攻势的“受害者”和“被动应对者”。这与冷战的多元属性密切相关。
二 有别于官方冷战的“学生冷战”
美国学生领袖认为，自1947年参加布拉格会议的西方学生代表愤而离开会议，美国学生群体寻求成立全国性的学生组织，“学生冷战”就已经开始了。随着形势发展，1948年以后，“学生冷战”的说法逐渐为西欧各国学生组织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学生组织所认同。只不过，“学生冷战”与官方冷战的开启路径不尽相同。此外，两者在组织架构、指导原则、活动规划和目标宗旨方面也有着迥然的差异。
无论是美国全国学联，还是欧洲学生组织，最初都没有认真考虑组建一个对抗性的、非共产主义国际学生联盟的可能性。这大概源于以下三点：其一，战后初期，全世界学生的主要诉求是反法西斯与团结和平，国际学生联盟在这方面有着足够的领导力，西方学生亦不愿被指责为破坏团结与和平。在国际学生联盟内部的重要职务分配上，东西方之间一直保持着平衡。例如重要的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由来自东方阵营的苏联和匈牙利、西方阵营的西班牙和法国，以及相对中立的印度学生组成。捷克二月事件后，国际学生联盟的声誉下降，但从1948年的巴黎会议到1953年的华沙会议，带有进步倾向的议题仍然主导了会议。[19]两个阵营和中间地带的学生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关切的问题。其二，战后共产主义在欧洲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各种社会团体中的左翼力量都比较强大。例如英国全国学联（NUS），直到国际学生大会成立后，还在是否退出国际学生联盟的问题上争论不休。1951年的一次投票表明，在参与投票的33000名英国学生中，有18000人倾向于退出，比反对退出的人数仅多出3000人。更多人主张在不参与政治相关事务的前提下，以某种形式留在国际学生联盟内部。[20]其三，美国学生运动的历史和西方学生试图展示的价值观念，使他们无意建立一个类似国际学生联盟那样有着中央决策职能的实体机构。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学生运动发达的国家，学生普遍不关心海外事务，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没有一个严密的全国性学生组织。全国学联成立后，美国学生领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欧洲学生领袖不满国际学生联盟的组织架构和指导原则，继而又想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更多学生的支持，把美式民主通过学生组织传递出去。然而，全国学联对于创建一个非共产主义国际学生组织仍然是犹豫的。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传播民主，但却不必然制造分裂。全国学联自陈其核心使命是，“鉴于学生和学生组织的政治和社会重要性，寻求支持所有国家的民主学生组织的创建和加强”。[21]
上述背景下成立的国际学生大会，不像国际学生联盟一样有严格的管理机构，只是作为“全世界持不同观点的各国学生会的合作性组织”存在。[22]在指导原则上，国际学生大会最初强调坚持“学生本位”（student as such），自我限定组织目标是“关注学生事务和文化交流，不参与政治”。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表明，这两个立场都是不切实际的。缺少组织架构使其没有办法完成资金募集、活动规划和项目实施；“学生本位”的设定，也使其失去了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学生会组织成员的支持。国际学生大会不得不做出调整。先是成立了协调秘书处（COSEC），负责国际学生大会通过的项目的具体实施，事实上成为一个宣传机构。后在第10届国际学生大会会议上，确认国际学生共同体“要对所有形式的压迫进行积极的斗争，”同时宣称不会再回到“学生本位”的道路上，而要投身于国家社会和世界最为迫切问题的解决上。[23]国际学生大会改变初衷的原因后面会提及，但从学生冷战的角度看，很明显，国际学生大会就是设计来作为国际学生联盟的对立物存在的。
两个对立的国际学生组织成立后，首要任务是在全世界学生团体中竞争影响力。几乎所有的国际学生集会和国际会议都成为两大国际学生组织间相互指谪和控诉的场所。国际学生大会对国际学生联盟的重要指控是“遵从党派路线”，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立场和口径一致，在东德数百师生失踪时保持沉默，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学生的遭遇漠不关心，因而不值得全世界学生的信任和理解。[24]进而指责国际学生联盟并不具有世界范围内的代表性，因为它只接受某一国家与其政见相同的学生组织加入，不管其在各自的国家是否有全国代表性。对此，国际学生联盟秘书长汤姆·马登（Tom Madden）的回应是：“国际学生联盟是基于一系列原则产生的团结的组织，不是容纳不同观点的松散的联盟。”他反过来指责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要为全世界学生受到的压迫负责，呼吁学生们团结起来共同反击“美英垄断者领导的战争阴谋”[25]。国际学生联盟主席吉里·百利金（Jiri Pelikan）则进一步表示，国际学生联盟“是一场广泛的运动，代表全世界绝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和愿望，包括那些组织上没有加入我们的学生”[26]。
同总体冷战政治一样，学生冷战的关注点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争夺第三世界学生群体“人心所向”的斗争中，西方学生组织处于先天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前殖民地国家总是将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相关联，将美国的活动与帝国主义相关联。美国学生领袖很清楚自己的不利地位及其缘由：其一，美国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二，战后美国不仅帮助法国，而且对英国和荷兰殖民主义的态度不够明确，以致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美国未能与这些国家切割开来；其三，第三世界对于一个新式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担心；其四，对美国能否确保经济援助正常使用的不信任；其五，美国国内存在严重的种族问题。[27]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更能鼓舞新独立国家的青年和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主义提出的反殖反帝口号比资本主义提出的“自由民主”口号更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的当下使命。为反击国际学生大会的“学生本位”原则，国际学生联盟一再强调的观点是：只有“国家获得完全独立”，才有可能谈到教育的民主化问题，后者是建立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的先决条件。[28]国际学生联盟召开的会议大多以“争取自由和独立”为主题，吸引了大量亚非拉国家学生的参加和支持。[29]
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反亚非拉左翼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官方立场不同。美国全国学联同情亚非拉学生的民族主义愿望，同时也认识到这股力量对于塑造世界的极端重要性。[30]全国学联成立后不久，就对世界各区域的学生状况进行了考察。对于东南亚学生，考察报告认为东南亚新独立国家的受教育率和领袖资源是如此缺乏，以至于法学院学生毕业后立刻能成为法官，一个刚出校门不到四年的青年人就能成为该国驻联合国代表，毕业不到十年的人甚至成为首相。报告还发现，“共产党已经在东南亚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他们对学生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劳工的重视程度。共产党训练的青年人回国后，在当地独立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对东南亚国家学生运动最有影响力的外部组织是国际学生联盟。[31]这是全国学联最终决心将国际学生大会的职能实体化的主要原因。全国学联主席阿拉德·洛文斯坦（Allard K.Lowenstein）在1951年宣布的两个计划之一是：寻求成立一个非共产主义世界学生组织的可能性。[32]美国学生领袖希望能够与“自由世界”学生组织联合起来，反击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国际学生联盟。其采取的方法，一是在欠发达地区发起一个类似“高校第四点计划”那样的项目，以及为那些寻求“合作以自助”的外国学生提供技术帮助。[33]二是借助类似国际学生大会这样的平台，密集召开国际和地区学生会议，目的是“使当地青年领袖增长见识，在会议辩论中了解殖民主义的真实含义，促进国际学生团结”，以及“学习并实践一种议会程序和公开论辩的技能”[34]。国际学生大会因此成为第三世界国家青年领袖的民主培训和实践场。
跨国层面的学生活动，最主要功能和优势是相对顺畅的人员交流和信息传递，这是官方冷战活动试图实现又无法企及的。美国全国学联认为自己区别于官方冷战的最重要一点是：“虽然清楚苏联的扩张主义野心和意识形态目标，但却并未把苏联学生看作意识形态罪犯（ideological pariahs）。”他们所做的是尽力阻止苏联控制国际学生运动，尽可能使包括苏东国家青年人在内的各国学生接触到美国的思想。[35]为扩大影响力，国际学生大会协调秘书处负责发行两种月刊，一是《学生》（The Student）；另一个是《新闻公报》（The Information Bulletin）。前者使用四种语言，发行量是2.5万份；后者使用三种语言，发行量6千份。[36]协调秘书处在历次会议召开前都会发行《新闻公报》。一方面谴责国际学生联盟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宣扬国际学生大会倡导的非党派机制对于促进学生间真诚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37]国际学生大会对国际学生联盟频繁发起的指控是，这个组织“自称要尽可能促进不同观点的学生间的接触”，但它实际上却害怕学生间的真正思想交流。因此，国际学生联盟组织活动的主要形式是群众性集会和示威游行，却拒绝西方倡导的促进学生个人间交流和互访项目的建议。[38]学生间的交流有时对于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学生群体的观念有重要作用。以新西兰为例，因为距离冷战中心遥远，新西兰学生对于国际学生事务并不热心，协调秘书处遂资助新西兰学生联合会（NZUSA）代表参加国际会议。国际学生大会对新西兰学生代表奥布莱恩（O'Brien）和达尔格蒂（Dalgety）产生了的影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新西兰学生对其态度发生改变”[39]。可见，与官方冷战相比，学生冷战的行动策略更加隐晦一些。它并不追求直接的意识形态目标实现，而是试图产生潜在的影响力和同化力。
三 冷战悖论：跨国学生运动中的进步性和能动性
民众层面的冷战活动能否与官方冷战进程完全切割开来？答案是否定的。任何有组织的跨国活动都很难避免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预。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很多民众组织是在党派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的。然而，跨国学生运动有其独立行动的主观意愿和外在影响因素，一方面，全球化和信息科技将学生带入一个密切交互的国际舞台，每时每刻都在更新着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一个民众组织成立后，会有自身的组织环境和目标导向，并受内外因素影响形成自己的组织意志和文化，这些因素是官方力量无法干预的。冷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它将东西方学生组织置于一个竞争性的平台上，竞争的内容是看哪一方更能触碰现实问题，更具进步取向，更符合历史潮流。由此产生的悖论在于：学生冷战一方面可以说是国际冷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自始至终带有批判冷战的天然属性，是冷战的破坏力量。
美国全国学联是一个典型的冷战民众组织。如前所述，其诞生于两个阵营学生共同体的观念冲突中，有很强的自发性。全国学联历任主席都承认，该组织成立的基本前提是，世界被一分为两极，学生群体认识到了参与国际学生事务的重要性，“如果美国学生不参与其中，国际学生事务将被东欧和苏联那些训练有素的、见多识广的代表所控制”[40]。也就是说，全国学联的成立，与美国学生领袖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和保卫自身价值观念的责任意识密切相关。然而，尽管学生群体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国际事务，他们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缺少经费支持。无论是参与国际学生集会、组织国际学生会议、出版发行宣传材料，还是到新独立国家引导当地学生运动，无不需要大笔的经费。美国官方档案记载了参加布拉格会议后回国的美国学生领袖要求政府提供资助的事例。尽管行政机构赞扬这些学生领袖“有担当”，“意识到自己卷入的这场斗争的性质，评估了形势，并就需要采取的行动做出了决定”，然而，出于对学生群体的不信任，及以美国政治文化中政府不介入学生事务的传统，行政机构最初拒绝了学生领袖的要求。[41]随着冷战形势深化，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形成“冷战共识”时期，学生领袖的诉求与美国政府的冷战需求高度一致，中央情报局才以隐蔽方式资助了国际学生运动。
尽管受到冷战形势的深刻影响，甚至接受来自政府的秘密资助，跨国学生运动还是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挣脱冷战束缚的迹象。无论是国际学生联盟还是国际学生大会，国际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进步主义取向。在对国际学生共同体发展的总体设计中，两个组织都有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全球学生团结，形成国际秩序中一支强大的力量，进而促进学生权力、社会正义、国家独立、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42]国际学生组织关注学生事务是毋庸置疑的。国际学生大会成立初期一直坚持“学生本位”，把主要职能放在改善各国学生福祉的活动中；国际学生联盟虽然比较偏好政治事务，但也将很大精力投向各成员所在国诸如增加教学培训职位、抗议学费增长、改善学生住宿条件等具体事务上。[43]为吸引更多的学生组织加入自己的阵营，国际学生联盟大力倡导“和平”“团结”，国际学生大会则力推“民主”“自由”，并且，双方在反殖和反帝立场上高度一致。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学生力量加入，国际学生运动进一步朝着反新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方向演化。国际学生联盟和国际学生大会关注的议题和做出的决议有时惊人的相似，如南非种族状况，巴拉圭对学生的镇压，阿根廷的高校状况，核试验，美国的种族主义，非洲学生团结，波多黎各独立和支持越南人民反击美国侵略，等等，[44]均引领着所处年代的进步方向。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学生运动中的一个显性现象是东西方学生组织内部都出现了分裂。国际学生联盟内部，中国联合亚洲盟友和一些发展中地区的左翼力量向苏联发起了批判和挑战；国际学生大会内部，以法国和拉美国家学生代表为主，对美国的政策公开表示不满。无论是国际学生联盟还是国际学生大会，第三世界国家学生代表逐年增多，在两个组织内部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制衡力量。1950年参加国际学生大会的学生组织有26个，主要来自西欧国家和美国。1953年有8个拉美国家学生会加入，1957年有16个拉美学生会加入，正是这些学生，“当尼克松访问加拉加斯时，向其投掷石块”[45]。1962年夏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第10届国际学生大会会议是该组织发展的高峰，也是其衰落的起点。当年有80个学生组织参加了会议，美欧以外的学生组织占据多数。[46]魁北克会议是国际学生大会成立以来，争议最多最为激烈的一次会议。前面提到，在美欧学生的主导下，国际学生大会一直坚持所谓“学生本位”的宗旨，受到非西方国家学生组织越来越多的抨击。魁北克会议上，在非西方学生领袖争取下，大会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违反和平的行动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批判。[47]会议还彻底否定的“学生本位”的宗旨，宣布“今日之学生，无论是从良知出发还是从安全出发，都不能仅仅关注学术责任和职业筹划，而是要在当下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在面对任何形式的压迫时，承担一名学生应当承担的责任”[48]。“积极参与”成为新的组织宗旨，并在第11届国际学生大会会议期间得到确认。[49]
这一时期东西方学生运动内部的分裂，与反冷战国际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东西方十年冷战对抗已经引发全世界民众的极度不满，而跨国民众组织是集中表达不满的平台，为民族国家学生团体表达观点提供了重要场所。20世纪60年代，苏联对国际学生联盟的控制仍然严密，即便如此，其内部还是会经常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其时美苏英三国频繁的核试验已经引起广泛的抗议。在国际压力下，美苏自1958年起开始就核禁试进行谈判，双方多次冻结又重启核试验，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1962年国际学生联盟第7次会议召开时，正值此苏联违反冻结协议，恢复了核试验，日本全学联（Zengakuren）借会议之机公开强烈谴责苏联和美国的核试验。[50]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东西方民众的共同心声。
相比之下，国际学生大会面临的分裂更为严重。1962年魁北克会议期间，国际学生大会重点讨论的一个议题是波多黎各独立大学联合会（FUPI，简称波大联）申请入会问题。波多黎各是美国的自由邦，其时正在进行反美独立运动。波大联入会申请成为魁北克会议上的最大争议事件。与会代表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波大联有明显的争取独立的政治倾向，根据国际学生大会宪章，有特定政治目标的学生组织，不应被接纳入会；另一派则认为，国际学生大会必须强烈表明其支持波多黎各独立的立场，不接受波大联入会，就意味着国际学生大会不支持其独立事业，这是不可接受的。最终一个妥协方案获得会议通过：国际学生大会接受波大联作为特殊成员，没有正式的成员资格，但与此同时，会议谴责了美国对波多黎各人民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行为。[51]妥协方案没有使任何一方满意，最终有20余个国家学生会代表（一个说法是27个）愤而离会。[52]波大联争议至少说明两件事情，一是国际学生大会内部分裂程度之深；二是学生共同体内部反美情绪之强。其后历次会议上，围绕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美国国内种族问题和越南战争问题，国际学生大会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无论是美国主导的国际学生大会，还是苏联主导的国际学生联盟，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学生的学习批判和自主思考能力总能发挥超出想象的能动作用。国际学生共同体的活动是公开透明的，因此两大国际学生组织的会议总有持不同立场的学生去观察监督，交流讨论。组织国际学生会议和筹办的活动中是否有党派意志？经费来源如何？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否真正关心学生事务和人权问题？对于诸如核试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问题的立场如何？这些争议主导了国际学生活动的议事日程，往往激发出正向积极的能量。更重要的是，随着第三世界学生组织的加入，国际学生大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一个冷战自由主义主导的学生组织变成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西方学生领袖和反美主义色彩的拉美国家学生领袖共同主导的组织，进而成为一支强大的反冷战力量。
四 “神话”破灭：“学生冷战”的结束及其对冷战结构的冲击
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在1964年一篇名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经典讲话中谈到，“冷战的主流神话是共产主义阵营是由一些政府组成的铁板一块。这些政府并非真正政府，而是有组织的阴谋者，虽然策略有所不同，所有这些政府都坚定不移、冷酷无情地决心摧毁自由世界。”[53]对于冷战中的美欧学生群体来说，他们最初无疑是冷战“神话”的信仰者，接受了二元对立的世界观，相信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学生群体的冷战活动具有道德性和进步性。然而，随着美苏多次制造核战争边缘事件、多地反美主义的兴起，以及越南战争的深化，特别是随着国际层面学生交流的增强，学生群体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并且日渐形成反现有冷战国际体制的共识。新“认同”的产生或许是1968年美欧学生运动的根源之一，国际学生运动转而推动了冷战进入缓和的进程。
对“冷战”道德性的高度认同与失落
前面提到，美国民众团体的冷战活动更多是出于道德感和责任感自发形成的，与官方行动并无直接关联。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美国全国学联主席阿拉德·洛文斯坦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我们今天面对的不仅是可憎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不可接受的经济理论，或者是苏联的民族主义。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对所有宗教祈祷的永恒真理的最大威胁，对大学和图书馆、对艺术和文学、对竞技的最大威胁，对经过数个世纪演化而来的家庭的最大威胁。”[54]话语中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溢于言表。其他美国民众群体在参与冷战活动时也有类似的想法。[55]一些公民组织“急于将我们的民主理念告知全世界”[56]；一些女性组织深怕发展中国家女性领袖受苏联“谎言”的误导，担心美国会在这场“争夺人心”的冷战斗争中失败。[57]总之，大量证据说明美国民众参与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冷战正当性的认同和期待。
在近20年的学生冷战进程中，国际学生大会用以对抗国际学生联盟的首要武器就是道德性。国际学生大会强调自己能容纳多元观点，不强迫会员学生组织接受大会的观点，不以任何党派利益为目标。它不断声称自己既批判共产主义，又敢于同一切种族隔离、性别歧视和大国霸权行动做斗争。事实上，国际学生大会既谴责了苏联对东德和匈牙利的控制，也谴责了美国对古巴和巴拿马的干预；既谴责了南非的种族歧视和美国的种族隔离，也抗议玻利维亚、古巴和危地马拉对学生权利的侵犯。[58]
然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相信“冷战”具有高度的道德性，出于“目的正当可以不计较手段”的想法，包括美国全国学联、国际学生大会、通讯委员会在内数量不菲的民众组织和跨国组织都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金资助，从而给自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只有少数学生领袖清楚全国学联和国际学生大会的资金来源，绝大多数学生并不知情。事实上，无论知情与否，学生们最初并不认为接受官方资助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因为他们自认不会受官方政策的左右，“我们拒绝任何破坏独立性，或者破坏既定原则的资助，中情局资助也不例外”[59]。全国学联认为自己参与国际事务不是服从美国政府的冷战需求，相反，国际项目的实施，“正是由于全国学联不同意美国战后外交政策中那些僵化的、不知变通的成分”[60]。早在1962年，全国学联就宣布支持越南学生反抗吴庭艳政府的行动；[61]国际学生大会批判美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声明更是随处可见。隐藏官方资助的真相，是因为无论学生领袖还是政府官员都清楚第三世界青年领袖对于政府干预非常敏感，他们不愿被打上“西方”或“反共”的标签。[62]在此背景下，全国学联和国际学生大会接受美国国家安全机构资助无疑暴露了其虚伪性。
而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虽然未尝没有控制民众组织冷战方向的企图，但这的确不是其资助这些组织的主要目的。中情局的本意并不想让全国学联成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只是需要其帮助实现反苏的政策目标，即保证冷战中东西方青年活动的均衡，“打破共产主义在青年事务上的垄断”[63]。此外，包括全国学联在内的民众组织的跨国活动，亦在总体上符合美国冷战政策的核心目标——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全国学联和国际学生大会的很多活动就是为了让亚非拉国家青年知识领袖接触美国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熟悉民主程序、大学生活的多样性，并理解美国的原则和思想。[64]这一点，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
196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渗透跨国组织和民众组织的事情曝光后，迅速成为一场国际大丑闻。[65]涉事组织不仅面临苏联塔斯社等媒体的批判，而且要面对各国各地分支组织的退会抗议。鉴于中情局的介入和颠覆活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分部宣布退出国际狮子会（LCI），同时呼吁巴政府禁止该会在本国的活动。[66]通讯委员会亦在被曝光的组织之列。其执行主任安妮·克鲁利乌斯（Anne Crolius）担忧地表示，“中央情报局卷入美国私人组织的故事已经在全世界广为传播，这会使任何从事海外活动的美国志愿组织遭到质疑”[67]。美国全国学联和国际学生大会受到的冲击最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们打着“相互信任、坦率和真诚”的旗帜号召本国学生，并与其他国家学生交往。[68]全国学联被丑闻彻底摧毁，国际学生大会于1969年解散。其时，国际学生联盟由于内部分裂也已经声誉下降。左翼学生组织受到古巴革命、越南战争和中国革命思想的影响，越来越不满国际学生联盟主张“和平共处”的虚伪原则。国际学生运动中种种虚伪和欺骗导致学生群体产生普遍的幻灭感和失落感。学生群体对国际学生组织的不信任，进而引发对既有秩序（the system）的极度不满和失望，高度组织化的学生冷战走向终点。无论国际学生冷战曾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官方冷战，两大对抗性学生组织的衰落无疑成为冷战结构松动的重要标志。
旧“神话”的失落与新“认同”的产生
美国全国学联和国际学生大会因丑闻而解散，似乎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然而放在全球左翼学生运动的大背景下，偶然性中又有着极大的必然。20世纪60年代末期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从法国的巴黎五月革命，从日本的“全国学生共同斗争会议”（全共斗）到美国加州学生示威游行，尽管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本土原因，却拥有相当一致的核心特征——反既有秩序。1968年美国学生运动中，加州大学学生表达了对既有秩序的愤怒：“我们的声音拒绝被倾听。我们要求公正却被指斥为无政府。我们要求自由却被告知需要许可。我们不愿面对你们制造的恐惧和无望，你们说这是共产主义。”[69]对此，全世界左翼青年学生都感同身受。西德学生领袖卡尔·乌尔夫（Karl Wolff）和日本学生领袖家野贞夫同样倡导“打破秩序”[70]。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对“民主”“自由”的幻灭、对既有体制的批判、反越战共识、对黑人民权运动强烈的认同感、战后婴儿潮一代成长起来而导致的资源相对短缺感，国际学生共同体中某种新“认同”确立起来。
应该说，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学生冷战活动的低潮与全球左翼学生运动的兴起互为因果。前面说过，学生冷战活动中本身就孕育着反冷战的因素。美国有组织的学生运动是被冷战调动起来的，但却并未完全遵循政府的议事日程。正是由于学生运动没有依附于国家机构，所以才能更早的跳出“冷战共识”，成为反权威（establishment）的重要力量。资本主义阵营一方，学生对政府打着反共旗号制造恐慌的冷战政策感到失望，对越南战争的长期性感到失望，对因冷战而日益僵化的“共识政治”感到失望。社会主义阵营同样如此。曾担任过10年国际学生联盟主席的捷克共产党人吉里·百利金，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坚定支持者。针对美国国内学生运动，美国政府先后发起了几个调查项目，试图评估全世界青年运动的根源。这些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学生异见者受到任何国际共产主义势力的控制、操纵、发动或大额资金支持。”[71]归根结底，20年冷战对抗的背后是东西方民众对于冷战双方描绘的理想社会图景的希望幻灭。
新“认同”的产生还在另一个层面与国际冷战学生运动有关联，即由于在第三世界乃至全球竞争舆论影响力，国际学生运动大大拉近了各国学生间的距离，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有学者认为，东西方阵营意在影响全球舆论的文化外交活动，跨国信息和人员交流，最终促使超越国界的社会文化网络构建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飞跃阶段——跨国亚文化形成。[72]从日本全共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再到柏林和巴黎的激进学生运动，各国学生通过刊物、青年节、国际会议、大众传媒迅速联系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又成为全球反越战运动的发起者和主体。[73]同冷战中相互对抗的劳工组织、青年组织、女性组织一道，学生组织及其带动的国际学生运动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舆论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对日益僵化的冷战结构产生冲击。
在某种程度上，冷战走向缓和乃至结束，是国际秩序中非对抗性社会需求超出了对抗性社会需求的结果。人们往往只看到民众群体在反越战问题上表达出的一致性，没有看到其他进步需求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变革力量。代表进步需求的社会组织，成长速度超出想象。例如美国妇女地位委员会（CSW），从1962年到1967年，短短数年间分支机构就遍布全美各州。[74]罗斯托在1968年全球学生运动的高潮时分析道：过去10年间，世界各国经历了一个权力分散过程，从单一的东西方大国集团到更为复杂的多维（polylithic）制度安排。在很多向度上，这种权力分散现象已经在各国社会内部传播开来。[75]罗斯托的这份报告被国务卿腊斯克采纳，并传达到美国驻世界主要国家使领馆，可见决策层对这一结论是赞同的。全球左翼学生运动既是权力分散的推动力量，又是其表征。并且这股力量强大的社会运动，以反冷战制度安排和反西方国家冷战政策为主要诉求，这与其后尼克松政府承认世界力量的多元化，推动冷战走向缓和有着直接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学生的新“认同”是对冷战结构的巨大冲击。
冷战史研究中，鉴于美国迥异于苏联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总体特征，有一个争议不决的研究课题是：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到底是“遵从”（following）公众舆论，还是“引导”（leading）了公众舆论？不可否认的是，整个冷战期间，公民社会和政府机构间有着异常频繁的互动和异常深刻的相互作用。一些学者认为，公民个人在反共产主义的智识前线起着发动者和引导者的作用。[76]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公众事实上受到了行政机构引导，白宫以隐蔽宣传手段“刻意使行政机构作为公众舆论的遵从者，而非公众舆论的引导者呈现出来”[77]。“学生冷战”的历史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透过国际学生大会的兴衰可以清晰地看到学生群体与行政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张力。此前很少涉足政治的美国学生群体因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歧见，调动起高度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进而推动了对抗性国际学生组织的创建。从学生冷战的缘起来看，其与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并无直接关联。跨国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彰显一种冷战悖论。它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遵从冷战政治的议事日程；另一方面，其对进步性的追求日渐成为动摇冷战结构的关键力量。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全球左翼学生运动是历时近十年社会需求变化与国际权力分散化的结果，其与学生冷战的兴衰互为表里。这场学生运动导致美国近十年的校园孤立主义回潮，“在大学校园里，几乎没有一位教员、媒体和学生领袖支持美国继续卷入世界事务；越来越多的教师讲座、学生论文和课堂讨论都认为，美国不应当再扮演世界领导角色”[78]。其时担任全国学联项目主管，后来成为国际政治学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里察·罗斯克兰斯（Richard N.Rosecrance）很早就说过“学生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世界政治局势会对学生群体产生影响，反过来亦然。”[79]
（原载《世界历史》2020年第1期）
[1] 张杨，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 例如有学者认为：“许多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对冷战起源的解释……仍停留在将冷战归咎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一个或另一个的水平。”理查德·克罗卡特著，王振西等译：《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10页。
[3]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82.
[4] 从全球史角度切入研究冷战思想和文化之传播与互动的代表作有：Robeson Taj Frazier，East is Black：Cold War China in the Black Radical Imaginati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5；Giles Scott-Smith，Western Anti-Communism and the Interdoc Network：Cold War Internationale，Palgrave Macmillan，2012。近年来从民众史视角切入研究冷战的著作在增多，如乔尔·科特克的《学生与冷战》，主要探讨苏美两国政府介入学生活动的历史，更加侧重对东方阵营一侧的研究，可参见Joel Kotek，Students and the Cold War，trans.Ralph Blumenau，Macmillan Press，1996。
[5] Philip G.Altbach，The Student Internationals：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ent Organizations，Office of Education，Bureau of Research，1970，p.18.
[6] Philip G.Altbach，The Student Internationals：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ent Organizations，p.19.
[7] “American Student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undated，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hereafter cited as USDDO），Gale Group，Inc.，CK2349033672.
[8] 参加1946年国际学生联盟成立大会的25位美国代表，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布拉格25人”（Prague 25）。他们领导和组织了其后美国的学生运动。“American Student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undated，USDDO.
[9] Phillip Deery，“The Dove Flies East：Whitehall，Warsaw and the 1950 World Peace Congress，”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48，No.4（Dec.2002），p.450.
[10]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全国学联始终没有真正加入国际学生联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前者已经有条件加入，所以才有了后面的退出问题。“American Student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undated，USDDO；Philip G.Altbach，“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in the Fifties：Flawed Conscience of the Silent Generation，”Youth and Society，Vol.5，No.2（Dec.1973），p.188；Philip G.Altbach，The Student Internationals：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ent Organizations，p.99.
[11]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and COSEC，”undated，Folder：2nd Asian Seminar，1961，Box 1，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hereafter cited as USNSA-IC，HIA）.
[12] “Letter from Jim Zucker，Public Relations Staff，to Mr.Lester Markel，editor，the Times Magazine，”Dec.6，1950，Folder：Int'l Stud.Conf.I，Stockholm，Publicity 50-51，Box 1，USNSA-IC，HIA.
[13]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Forward，”1962，Folder：10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Quebec 1962，Box 8，USNSA-IC，HIA.
[14] Philip G.Altbach，The Student Internationals：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ent Organizations，p.97.
[15] “American Student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undated，USDDO.
[16] “Alexander Korns，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1950-1960，”Mar.15，1962，Folder：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1950-1960，A.Korns，Box 10，USNSA-IC，HIA.
[17] Philip G.Altbach，The Student Internationals：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ent Organizations，pp.22-23.
[18]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Executive Committee Report，”1948，the CIA Records Search Tool（hereafter cited as CIA CREST），CIA-RDP80-00926A000900010002-1，p.9.
[19]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Executive Committee Report，”1948，p.3；“IUS Invites You to the IIIrd World Student Congress in Warsaw，Poland，”1953，CIA CREST，CIA-RDP80S01540R002200220014-4.
[20] Joel Kotek，Students and the Cold War，p.181.
[21] “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Statement by 12 Former President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released to the Press on Feb.25，1967，”Mar.8，1967，CIA CREST，CIA-RDP75-00149R000200160011-4，p.H2347.
[22]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Forward，”1962.
[23]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A New Sense of Purpose for the Student Movement，”1962，Folder：10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Quebec 1962，Box 8，USNSA-IC，HIA.
[24]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and COSEC，”undated.
[25] “Alexander Korns，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1950-1960，”Mar.15，1962，p.16.
[26] “Bill Savage，A Deepening of the Division in the Student World，The Seven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1962，Folder：10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Quebec 1962，Box 8，USNSA-IC，HIA.
[27] “NSA IC Project，Southeast Asia，1950-1951，Report by James P.Grant，”undated，Folder：NSA IC PROJECT：SEA SEMINAR，1952，Box 141，USNSA-IC，HIA，p.4.
[28] “NSA IC Project，Southeast Asia，1950-1951，Report by James P.Grant，”undated，p.3.
[29] “NSA IC Project，Southeast Asia，1950-1951，Report by James P.Grant，”undated，pp.1-2.
[30] “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Statement by 12 Former President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released to the Press on Feb.25，1967，”p.H2347.
[31] “NSA IC Project，Southeast Asia，1950-1951，Report by James P.Grant，”undated，pp.1-2.
[32] “M.Eckwright，News Bureau，”Jan.9，1951，Folder：Int'l Stud.Conf.I，Stockholm，Publicity 50-51，Box 1，USNSA-IC，HIA.
[33] “Letter from Jim Zucker，Public Relations Staff to Anthony Lewis，”Oct.12，1950；“Letter from Jim Zucker，Public Relations Staff，to Mr.Lester Markel，”Dec.6，1950；“M.Eckwright，News Bureau，”Jan.9，1951，Folder：Int'l Stud.Conf.I，Stockholm，Publicity 50-51，Box 1，USNSA-IC，HIA.
[34] Philip G.Altbach，The Student Internationals：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ent Organizations，p.36.
[35] “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Statement by 12 Former President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released to the Press on Feb.25，1967，”p.H2347.
[36] “Alexander Korns，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1950-1960，”Mar.15，1962，p.37.
[37] “NZUSA Delegates Leave Soon for COSEC Meet，”Salient，June.16，1955.
[38] “Resul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in Stockholm，Appendix A.Statement of the IUS Commission，”Dec.17-21，1950，Folder：CONF：Stockholm 50-51 I，Int'l Stud.Conf.，Box 1，USNSA-IC，HIA.
[39] “NZUSA Delegates Leave Soon for COSEC Meet，”Salient，June.16，1955.
[40] “Student Group Was Founded to Counter Reds，”Feb.17，1967，CIA CREST，CIA-RDP75-00149R000800030023-9.
[41] “American Students in Post-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undated，USDDO.
[42] “Mailand Christensen，The Prospects for World Student Unity，in the light of the 7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1962，Folder：10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Quebec 1962，Box 8，USNSA-IC，HIA.
[43] “IUS Invites You to the IIIrd World Student Congress in Warsaw，Poland，”1953.
[44] Philip G.Altbach，The Student Internationals：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ent Organizations，p.34.
[45] “Alexander Korns，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1950-1960，”Mar.15，1962，p.40.
[46] “Alexander Korns，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1950-1960，”Mar.15，1962，p.40；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A New Sense of Purpose for the Student Movement，”1962.
[47]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A New Sense of Purpose for the Student Movement，”1962.
[4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A New Sense of Purpose for the Student Movement，”1962.
[49] “Alexander Korns，Report on the 11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1964，Folder：USNSA Historical Materials，Box 36，USNSA-IC，HIA.
[50] “Bill Savage，A Deepening of the Division in the Student World，The Seven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1962.
[51]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A New Sense of Purpose for the Student Movement，”1962.
[52] Philip G.Altbach，The Student Internationals：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ent Organizations，p.34.
[53] Richard Gid Powers，Not Without Honor：The History of American Anticommuni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320.
[54] “Remarks Made by Al Lowenstein，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at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in Stockholm Sweden，”Dec.18，1950，Folder：CONF：Stockholm 50-51 I，Int'l Stud.Conf.，Box 1，USNSA-IC，HIA，p.6.
[55] 例如美国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是冷战前期积极推动海外女性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创始人之一朱莉·赫尔佐格（Julie Herzog）在回顾通讯委员会创立的源起时说：“战后我们几人不断接到来自各国民众的信件。人们对于战争结束后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于是，几位女性领袖在聚会时决定用通讯的方式来回应人们的疑问，特别是回应苏联主导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对美国的指控。“Jacqueline Van Voris，The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Women with a World Vision，”undated，Collection：Women Organizing Transnationally：The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1952-1969，Archives Unbound，Gale Group，Inc.，SC5005080811，p.3.
[56]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eds.，The US Government，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The State-Private Network，Routledge，2006，p.50.
[57] “The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 Records，1952-1989 at Smith College，introduced by Karen Garner，” Archives Unbound，Gale Group.
[5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A New Sense of Purpose for the Student Movement，”1962.
[59] “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Statement by 12 Former President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released to the Press on Feb.25，1967，”p.H2347.
[60] “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Statement by 12 Former Presidents of 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released to the Press on Feb.25，1967，”p.H2347.
[61] Carleton W.Sterling，“Sense of World Obligation Inspired Formation of NSA，”Columbia Daily Spectator，Nov.18，1963.
[62] “Messag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to All Principal USIS Posts，”May 23，196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17-1972，Vol.6，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7，p.210.
[63] Joel Kotek，Students and the Cold War，p.210.
[64] Marguerite Kehr，“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of the USNSA，”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Vol.29，No.6（Jun.1958），p.320.
[65] 1967年，美国左翼刊物《壁垒》发表系列文章，质疑许多基金会和私人组织的资金来源，并揭露这些资金来自于中央情报局。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美国全国学联和亚洲基金会。“Memorandu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303 Committee，Department of State，”Jun.22，1966，FRUS，1964-68，Vol.10，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1，Document 132.
[66] “Moscow TASS International Service in English，Lions Club Contacts，”May 6，1967，Folder：USNSA Historical Materials，Box 36，USNSA-IC，HIA，p.7.
[67] “Jacqueline Van Voris，The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Women with a World Vision，”undated，p.44.
[68] “Methodist Statement on CIA Involvement in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Mar.7，1967，CIA CREST，CIA-RDP75-00149R000500010035-1，p.S3292.
[69] Des Wilson，“Why Youth Bitterly Rebels against ‘the system，’” Times，Mar.7，1968.
[70] “The Young Revolutionaries，”Jun.6，1968，Associated Press Collections Online，Gale Group，Inc.，AGAXHL752515916，p.3.
[71] “Letter from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Colby to President Ford，”Dec.24，1974，FRUS，1969-1976，Vol.38，part 2，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4，p.35.
[72] Martin Klimke，The Other Alliance：Student Protest in West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Sixt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3.
[73]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Dec.3，1969，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CIA FOIA），DOC_0001495634.
[74] “Kathryn F.Clarenbach and Marian L.Thompson，Handbook for Commissions on the Status of Women，”undated，Collection：Phyllis Lyon and Del Martin：Beyond the Daughters of Bilitis，Archives Unbound，SC5004796358，p.5.
[75] “The Likelihood of More French-Style Eruptions，”Jun.13，1968，USDDO，CK2349026185，p.2.
[76] William Glenn Gray，“Reviewed Work：Western Anti-Communism and the Interdoc Network：Cold War Internationale by Giles Scott-Smith，”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86，No.4（Dec.2014），pp.890-891.
[77] Daniel L.Lykins，From Total War to Total Diplomacy：The Advertising Counci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d War Consensus，Praeger，2003，p.64.
[78] “Letter from David G.Bradley to The Honorable Hugh Scott，United States Senate，”Apr.23，1975，CIA CREST，LOC-HAK-74-5-5-9.
[79] “Letter from Richard N.Rosecrance to Mr.William Yandell Elliott，”Jul.17，1953，Folder：NSA IC PROJ：INT.LEADERSHIP T.PROJ I，CORRESP.GEN'L，Box 103，USNSA-IC，H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