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供应危机与苏联剧变
——以内、外因素对苏联剧变的影响为视角
黄立茀[1]
摘要：本文遵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以苏联粮食供应危机对苏联剧变的影响为视角，对与此相关联的内、外因素[2]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进行综合考察。本文认为，中央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经济体制的弊端、重工业优先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进口替代对外经济战略的偏差，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纲领宣传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是苏联粮食危机与信仰危机生发，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国际市场行情震荡的外部因素，是苏联剧变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史学实证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史学认识与史学研究方法两个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粮食供应危机 重工业优先 信仰危机 苏联剧变
苏联剧变以后，对剧变原因的探讨成为学术界长盛不衰的课题。学术界对剧变原因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出在内部，是体制弊端所致。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外部原因，即美国的心理战，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例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奇金说：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失败，“是信息心理战的结果”[3]。如此判断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4]笔者认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考察，毫无疑问，内部因素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但笔者想强调，也不应忽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个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另一方面。那么，内因与外因在苏联剧变中各起什么作用？以往国内研究并非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是，探讨或主要集中于内部原因，或主要集中于外部原因，而鲜见在一个专题中，将内、外因素结合考察，并对二者作用进行综合定性分析的研究。本文尝试进行这样的探讨。苏联解体前夕，受国际市场行情的影响，苏联出现粮食供应危机，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理盖达尔说：“粮食供应危机……成为人们对社会制度失去信任并导致其瓦解的最重要的经济原因。”[5]本文将以粮食供应危机为研究视角，利用苏联解体时期党和国家高层往来的档案，苏联、俄罗斯政府首脑雷日科夫、盖达尔等对苏联解体原因反思的著作，以及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与形成粮食供应危机相关联的最重要的国内因素、国际因素及其二者互动如何导致苏联剧变进行探讨，以期提供一个案例，综合认识内、外因素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
苏联粮食危机的产生与发展，与苏联发展道路、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及对外战略息息相关。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革命”理论影响了苏联兴亡的整个历史进程。“世界革命”从广义上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提出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革命导师写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共产主义世界。列宁完善了世界革命的理论，他对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历史地位的定位，是这一理论的基础。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文章，最著名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这篇名著中，尽管列宁并不排除“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前要快得多”的特点，但是他对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论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6]，因此，他得出世界革命的结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7]
列宁世界革命的理论成为整个苏联历史进程中，布尔什维克判断时代、制定内外战略的基础，若隐若现的前进目标。为了实现世界革命的理想，在苏维埃俄国经济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且被资本主义包围的险境下，布尔什维克选择了赶超型的现代化道路，构建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对外经济战略；二战以后，在苏美两极对峙格局下以及苏联国力不断增强的态势下，苏联选择了苏美阵营对立、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苏美争霸世界的对外战略。在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论下，苏联历届领导人对苏联做了超越发展阶段的估计，制定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纲领。粮食供应危机就是苏联在“中央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经济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对外经济关系战略”“苏美争霸国际战略”四轮驱动下，以急于过渡为发动机，向着世界革命目标前行的一个结果。下面将分别分析上述因素如何使苏联驶向粮食危机的悬崖。
一 粮食供应危机的根源
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维埃政权创建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选择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彼时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包围和战争迫近的国际条件[8]密切相关。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认为世界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并寄希望工人阶级革命支持苏维埃政权。1919年他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9]。在对世界革命胜利乐观的估计下，列宁积极支持伊朗北部、蒙古、芬兰、波罗的海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当1923年德国工人阶级起义被镇压时，藉欧洲工人阶级革命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希望落空，苏维埃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包围孤岛的形势已经明朗。1924年斯大林执政。1926年夏起，英国掀起一系列反苏挑衅，1927年5月英苏断交[10]；6月，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这一系列事件引起苏联社会强烈的反响，据此斯大林认为，“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战争的威胁（对苏联的威胁）是目前形势的基本因素之一”，“可以肯定说‘和平共居’的时期正在过去，而让位于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袭击和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时期”[11]。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战败国与战胜国、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激化，国际关系发生本质变化，1924—1928年资本主义世界“暂时稳定”的格局被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基础发生动摇，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同时还出现了局部战争，形势更加险恶。斯大林与联共（布）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认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我们的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12]。因而，从备战的需要出发，建立中央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执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集中调动有限的资源高速实现工业化，是为当时客观形势所迫的选择。30年代上半期，德、日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以及后来二战爆发和苏联在二战胜利中发挥了中坚作用，证明当时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战略的选择是必要的。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央高度集中经济管理体制形成。农业是经济的主要部门，自然纳入这一体制之内。苏维埃政权通过两步，建立了中央集中农业计划管理体制。第一步，是1928年春至1932年基本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第二步，是建立高度集中的农业计划管理体制。国家通过三个渠道实现对集体农庄的“计划指导”。第一，国家通过各级农业机关向集体农庄下达涵盖农业、畜牧业几乎所有方面与环节的大量指令性计划指标。第二，国家通过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贯彻国家计划，直接参与集体农庄的生产管理，并监督集体农庄完成生产计划。第三，国家通过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及农庄向拖拉机站缴纳实物报酬制牢牢把控农产品的收购。在农产品价格上，国家实行半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产品的收购体制。斯大林在1928年7月《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农民“贡税论”：“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13]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险恶国际形势下，向农民征收“贡税”有其迫不得已、客观需要的性质。在贡税论的指导下，农民出售粮食所得远不及成本。1953年谷物收购价为成本12%多一点，1952年，牛肉收购价格为成本6%，猪肉为5%，牛奶为22%。[14]
以指令性计划体制管理农业，产生三个问题：第一，超低价格、高比例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引发农民不满。农民以各种消极怠工的方式对待生产。第二，以行政手段管理农业，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1955年以前集体农庄和农场每年从国家接受200—250项计划指标，每一个集体农庄一年中向区农业机关提交约1万个项目的报告材料。[15]上级机关的计划指标往往是外行的、官僚主义的乱指挥。第三，作为集体农庄农业重要补充的农村个人副业，受到各种行政命令的限制、挤压，日趋萎缩。因此，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徘徊不前。
1950年，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一半以上，但是农业总产值和谷物产量只达到战前的99%。1952年同战前（1940）比，牛的头数减少27%，奶牛减少31%，猪减少50%。[16]
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决心彻底扭转农业落后的面貌。他对农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减少计划范围，扩大集体农庄和农场对生产的决策权；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改为统一的农产品采购制度；将农机卖给集体农庄，将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理站；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鼓励农村副业的发展。1954年，赫鲁晓夫还做出大规模开垦生荒地的决定。1954—1960年，通过在哈萨克、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开垦荒地，使全苏耕地面积增加29%。[17]赫鲁晓夫改革前五年认真执行改革措施，农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从1953—1958年，苏联农业总产值增加了48%，畜牧业增加了43%。[18]但是，赫鲁晓夫农业改革遭遇了半途而废的命运：1959—1964年，农业生产增速下降了4/5，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了2/3。[19]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赫鲁晓夫对苏联经济做了超越发展阶段的估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他认为公有制越大越好；[20]同时，他仍未摆脱用行政手段管理农业的窠臼，以行政命令手段加速合并集体农庄，从1953年到1964年，集体农庄从93300个减少为38300个，减少一半以上；同时将经济薄弱的集体农庄合并改造为国营农场：从1950—1965年，国营农场增加了1.34倍，从5000个增加到11700个。[21]结果，集体农庄臃肿、庞大到难以管理，土地难以有效耕种，致使农庄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由于对取消拖拉机站缺乏全盘考虑，农庄购买农业机械的款项，1959年达到1954—1958年提高农产品采购价格增加收入的一半以上[22]，抵消了因改革增加的相当部分的收入，加之工业产品提高价格，再次出现谷物、畜产品、牛奶、肉类价格大大低于成本的情况。1959年以后，农畜产品生产和收购均未完成计划。因粮食与食品供应困难，1962年5月31日苏联政府宣布提高食品零售价格，引起社会激烈的反应，第二天新切尔卡斯克市电器机车制造厂发生工人罢工。为避免社会不满情绪升级，赫鲁晓夫被迫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1963年由于干旱，又发生大灾荒。该年进口940万吨谷物，几乎占当年全国谷物产量的10%。[23]
勃列日涅夫时期，农业改革的思路类似于赫鲁晓夫时期：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农庄农场的自主权，改革农业报酬制度，从1966年开始对庄员实行有保证的报酬——工资，取消对副业的限制。勃列日涅夫执政前5年，农业稳步增长，苏联农业总产量的增速几乎增加了一倍（增速从12%提高至23%），谷物生产年均收获量增长30%。[24]但是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仍然未摆脱依赖行政手段管理传统思维的框架，并且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作祟，使改革退回老路。农业有了初步好转以后，勃列日涅夫在超越发展阶段的“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盲目追求一大二公。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联极力发展大型畜牧业企业，造成很大浪费；盲目强制一些集体农庄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大型国营农场：对农业仍然习惯于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减少计划指标未认真落实，收购计划反而层层加码；庄员报酬转为有保障的工资以后，农庄与农场职工的劳动报酬与劳动成果几乎无关，没有劳动积极性；经济部门往往以新产品为名提高工业品的价格，抵消了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收益，致使农业盈利水平日益下降。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苏联农业发展的效率不断下滑，1 卢布农业固定生产基金产值，七五计划（1961—1965）期间是1.07卢布，八五计划（1966—1970）期间是0.92卢布，九五计划（1971—1975）期间是0.71卢布，十五计划（1976—1980）期间是0.59卢布，累计下滑近45%。[25]农业生产增速也不断下降，从1971—1985年，居民生存基础的谷物生产量从1971—1975年的1.816亿吨降至1981—1985年的1.803亿吨（降幅为0.8%）。[26]
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期（1983—1985），苏联农业的衰退趋势并未得到控制。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在经济领域进行了摈弃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根本改革。与此思路相适应，对农业管理体制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推广农业家庭承包制。在1986年2月底至3月初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将承包制和合同制推广到场队、生产组和家庭。后来，承包制发展为租赁承包，承包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1年春，苏联大部分农庄、农场实现了内部租赁承包。租赁承包摈弃了对农业的计划管理体制，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农业是整个经济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空转，经济出现负增长，经济形势日益险恶，农业难以独善其身。尤其在苏共失去苏联半壁江山，联盟国家日益被架空的形势下，维持苏共政权和联盟国家统一是当务之急，戈尔巴乔夫无暇顾及农业，农业承包制改革没有落实和收到成效。
由于农业计划管理体制压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庄、农场的经营积极性，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粮食供应出现缺口。1963年苏联第一次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此后，农业管理改革进一步退两步，粮食供应缺口加大，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1970年进口量为220万吨，1975年1590万吨，1980年2940万吨，1983年3390万吨，1984年4600万吨，1985年4560万吨。[27]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粮食进口量占到世界粮食进口总量15%以上，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
二战后在冷战背景下，苏联对时代误判，认为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开始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虽认为战争可避免，但是基于世界革命的目标，与美国争霸世界——苏联一直实行重工业/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重工业/军工业吸干了苏联投资，挤占了发展农业与轻工业的资源，是苏联出现粮食供应危机的第二个根源。
如前所述，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包围与战争迫近的国际形势，苏联创建了重工业优先备战型的经济发展战略。1940年，苏联已建立部门齐全的经济体系，奠定了巩固国防和二战中战胜法西斯德国雄厚的物质基础。二战以后，和平时代到来，苏联调整备战型体制的条件与时机出现。彼时，苏联在东欧国家允许成立多党联合政府，表现出继续战时苏美合作体制的意愿，不完全排除调整备战型体制的可能。然而，欧亚建立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使英美十分担心、恐惧社会主义继续向西欧和第三世界扩展，出现冷战思维。1945年9—10月美国认为“苏联已经从战时盟友变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对手……是应该加以遏制的对象”[28]。从1945—1949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策动在柏林西占区建立联邦德国、建立北约，摆开以欧洲为战略争夺重点，遏制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展，同苏联冷战，争夺世界霸权的架势。西方率先掀起冷战，迫使苏联以冷战思维应对。[29]
二战以后，斯大林未调整备战体制，还与他秉持资本主义总危机酝酿战争的理论，过高估计战争的威胁有关。斯大林说：二战以后，“纵然有保卫和平运动的这一切胜利，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30]。1946年2月9日，斯大林提出对国际形势和苏联政策的立场，指出，今后苏联的五年计划仍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31]斯大林不仅继续肯定了重工业优先的经济战略，同时，将苏联模式，包括重工业优先的战略推广到东欧，还建立了经互会、华约，加强对东欧的控制，与美国对抗——以苏美为首，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两极对峙的格局形成。在两极对峙格局下，斯大林时期开始与美国进行核军备竞赛，重工业优先的工业结构进一步加强。
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提出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对外方针，苏联与西方实现有限缓和，但是基于世界革命的理想，在取得人造卫星上天等重大成就以后头脑发热，苏联制定了“全力争取同美国‘共同主宰世界’”[32]的对外战略，规定了“今后继续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33]的纲领，在核武器方面继续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缩短与美国的差距。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73—1974年间阿拉伯产油国为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中东政策，对其开展了石油禁运制裁，导致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二战结束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当时，苏联官媒刊发系列文章认为，此次危机是整个西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总危机和最后一次危机，西方世界正在走向崩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加之勃列日涅夫执政头几年执行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实力增长，苏联开始奉行在全球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进攻与美国争霸的战略。苏联不仅继续推行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且工业向军事工业转型达到顶峰，军事实力恶性膨胀。在核武器和战略武器方面胜过美国，并一度取得苏攻美守的态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虽然都提出“摆在最高位置上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口号，注意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将改善人们生活置于首位。“农业和轻工业部门始终是被看作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服务的。战前农业和轻工业得不到重视，战后近三十年来虽然农业日益被重视，但仍不能与重工业平起平坐。”[34]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美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和加剧，阻滞了农业的发展。80年代中期，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比重达45%—50%。[35]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来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36]在各种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挤掉了民用工业生产的需要，使机器设备中用于农业和民用的比重很小。以1975年为例，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提供的设备仅占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全部产值的1.7%，为农业提供的机器设备占2.5%。[37]国家对农业重视不够，投资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正是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70年代中期起，苏联军事力量世界第二，与此同时，粮食缺口越来越大，粮食进口跃居世界第一。
综上所述，赫鲁晓夫以后诸次农业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摈弃农业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框架，这一体制的弊端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二战以后，苏联未调整备战型经济体制，愈演愈烈的苏美军备竞赛使重工业/军工业优先的经济结构畸形更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挤占了发展农业与轻工业的资源，粮食供应缺口不断加大，埋下日后粮食供应危机的祸根。
二 粮食供应危机发展的土壤
如上所述，苏联从1963年开始从国际市场大量购买粮食。这就需要偿付西方通用的外汇。但是苏联外汇不足，苏联政府便抛售黄金372.2吨支付购粮款，这一数额超过苏联黄金储备的1/3。[38]
苏联外汇短缺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工业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工业化之苏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50—100年，工业品国际竞争力起点低。二是在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以及进口替代战略的影响下，苏联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始终未成为国家战略的议题，错过了科技革命时机，阻碍了工业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所谓资本主义总危机，是指涵盖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社会领域的危机，及由此产生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危机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革命危机。2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表现出经济相对繁荣、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出现“资本主义稳定”的理论。斯大林否定这一理论，在1927年和1928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的演说中提出资本主义危机的论断。1929年席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为总危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斯大林第一次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术语。二战胜利以后，在欧亚国家建立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以苏联为首与资本主义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据此斯大林认为，两个对立的阵营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39]斯大林把十月革命胜利和二战后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看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标志和特征。“总危机”论成为以后历届苏联领导人判断时代、确定对外战略的基本理论。
二战以后，出现以原子能技术、电子技术、高分子合成技术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竞争的重点与方式，同时，基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理论”，西方出现国家干预经济、福利制度等，丰富了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克服危机的手段。苏联历届领导人虽看到这些变化，但是固守“总危机”论的思路与结论。[40]加之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末苏联处于上升时期，他们对苏联做了超越发展阶段的误判。
尽管从斯大林到安德罗波夫，在对苏联社会发展超越阶段估计的程度方面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提法。以此超越阶段的误判为基础，苏联历届领导高估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发展速度，认为苏联能在短时间全面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加之西方实行禁运政策，苏联制定了进口替代对外经济战略：进口工业技术产品是为了补充国内产品不足，出口商品是为了偿付进口款项[41]，自主发展经济，提高苏联工业品国际竞争力未提上日程。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好处，是保护国内经济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但是，因缺乏国际竞争的锤炼，苏联外贸商品结构停滞在工业化前期的落后状态：出口原料、燃料等初级产品和半成品，进口机器设备和高质量轻工业品。[42]
二战胜利以后，根据雅尔塔协议，东欧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美国发起对苏联的冷战。苏联成立经互会、华约组织针锋相对，形成两个阵营对峙的格局。1952年，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指导下，在西方经济禁运的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他提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43]斯大林看好苏东国家经济的发展，提出社会主义的市场占有，缩小了资本主义市场的份额，资本主义生产受此影响将日益萎缩，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形成相互帮助的新型经济关系，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很快将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市场进口商品。[44]基于上述乐观的分析，1949年初，苏联与东欧国家建立了经互会，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成为苏联贸易的主体：如1953年苏联对外贸易额比1949年增加95%，其中80%是与经互会国家进行的。[45]经互会促进了苏东国家的经济合作，但是对苏联经济发展产生了三个深刻的消极影响。
第一，经互会市场的苏联控制性，使苏联无动力调整对外经济战略，参与国际竞争。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苏联独立的工业体系尚未形成，不具备实行出口替代战略的实力，那么20世纪50年代，苏联已建立强大、完整的工业体系，具备到国际市场闯荡的条件。60年代中期，西方开始取消对苏联的禁运，给予苏联工业品进入国际市场，对外经济转型为“出口替代”战略的机会。尽管此后苏联更重视对外经济联系，然而，苏联工业品因有经互会接盘而有恃无恐——笔者翻阅从苏共二十大到苏共二十六大[46]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纲领”的部分中，始终没有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议题。因此，在西方解除经济禁运这一契机下，苏联仅将“国际分工”原则从经互会扩大到世界范围，而且其重心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节约科研成本。例如，1965年总理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的发言中强调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性时说，可以节省“在五年计划中用于科学研究的数亿卢布”。[47]苏联沉溺并享受与经互会贸易的舒适感中，错失了60年代以后提高科技水平和工艺水平、进入国际市场的时机。
第二，经互会与西方的对立性与封闭性，掐断了世界经济的传导机制，使苏联进出口商品结构日益深陷早期工业化模式。经互会脱离世界主流经济之外，隔断了世界产业转移的链条，妨碍苏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化的转变；阻隔了世界科技革命的辐射波，使苏联科技人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工艺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48]苏联企业乐见关起门来称王称霸，对外商品结构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模式中越陷越深，原料、燃料、电力、木材出口占全部出口比例逐年上升：1950年为32.3%，1965年为46.1%，1975年为51.4%，1983年为64%[49]，1983年比1950年原料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出口增加了1倍。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机器制造业一直是工业投资发展的重点，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苏联机器制造业产品质量未见起色，20世纪80年代，其“事实上仅只销售到经互会国家。‘资本家们’所购买的大概还不到整个机器制造业出口量的6%！”[50]
第三，经互会货币的虚拟性致使苏联创汇渠道狭窄，为进口粮食巨额举债，被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世纪60年代，当国家急需外汇、从国际市场购入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之际，苏联却陷入恶性循环的尴尬境地：其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不仅出口量少，且需压低价格：据西方市场估计，苏联工业制品在西欧市场价格低于西欧同类产品20%—50%[51]，这大大减少了苏联的外汇收入。最为严峻的是，经互会贸易所得是非现实货币，不能流通与兑换，如有顺差，只能记在账面上。[52]这意味着，苏联向经互会出口产品得不到硬通货币，苏联外汇收入渠道狭窄，外汇短缺。
为筹集购买粮食的外汇，苏联只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1963年，苏联政府抛售黄金372.2吨，超过黄金储备的1/3用以进口粮食。此后，苏联在抛售黄金的路上越走越远：1965年再次动用335.3吨黄金用于支付购粮费用。[53]1973年、1976年、1978年、1981年为解决采购粮食的外汇，苏联再次出售黄金。20世纪70年代黄金价格上涨，帮助苏联解决了采购粮食所需的资金。然而，苏联不可能长期依靠抛售黄金解决数千万吨粮食的进口。1975年粮食歉收，苏联粮食进口量从1970年的220万吨猛增到1590万吨。为此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向西方大规模举债。1981年，苏联欠债265亿美元；1984年由于石油价格飙升，外汇收入增加，债款减少为225亿美元；1986年增加到331亿美元；1987年飙升至401亿美元；1988年外债增加到415亿美元[54]。
综上所述，苏联以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论为据，高估自己，低估对手，确立了进口替代经济战略，而未将提高经济国际竞争力提上日程；建立经互会，搭建了苏联经济在封闭市场称王称霸的平台。在此两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苏联深陷于有限的创汇能力与日益增大的外汇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迫使苏联举债进口粮食。由于对时代、对苏联自身及资本主义的误判，苏联被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不得不按照对手制定的规则行事。这预示着，国际市场的险风恶浪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左右苏联。
三 信仰危机的祸端
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已对苏联社会主义做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估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34年初，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55]，在1939年的苏联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又宣布苏联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进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56]在1952年通过的新党章中进一步提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57]
赫鲁晓夫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达到了顶峰。1959年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58]1962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他更为具体地提出了“要在20年内（到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表。[59]
勃列日涅夫一定程度纠正了赫鲁晓夫超越苏联发展的估计：1967年11月3日第一次正式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60]，1977年，这样的表述“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61]被载入当年通过的新宪法。安德罗波夫进一步纠正了对苏联超越阶段的估计，他在《共产党人》杂志1983年第3期上发文提出苏联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党和人民今后的任务是“完善发达社会主义，随着这种情况将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62]。
苏共历届领导人提出急于过渡的纲领，并在社会各界进行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尤其1962年赫鲁晓夫提出20年超美、建成共产主义的时间表，刺激、提高了民众对改善生活的热切期望。但实际上，由于农业管理体制不利于提高生产力，加之“重重轻轻”的经济战略使轻工业发展滞后，食品供应不足困扰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指出了这种反讽的状况与后果：“那个时候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经常报道农村劳动者在人均肉类和牛奶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激动人心的消息……但是，商店里的食品却越来越少，尤其是肉类和奶制品。后来，植物油、面包和大米突然间变得短缺起来。在1962—1963年，许多州的大部分食品实行凭证购买。”政府为了应对食品短缺的窘境，1962年5月宣布提高食品零售价格，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号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声音此起彼伏……围绕苏共‘赶超美国’宏伟计划展开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十年取得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二十年在地球上建成共产主义，所有这一切最后换来的是大失望、共产主义信念危机、冷淡无情、厚颜无耻和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63]。新切尔卡斯克的工人还举行了罢工。当局采取软硬两手解决问题：一方面动用军队驱散罢工工人，对罢工领头人执行枪决，暂时维持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尝试依靠国际市场满足食品供应问题。翌年后，开启了持续从国外大规模进口粮食的时代。勃列日涅夫时期靠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飙升，进口的粮食与食品相对充裕，社会看似稳定。但是，由于苏共未真正把改善人民生活置于首位，一直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农产品数量增长赶不上需求，而且“大众所需”的消费品的生产规模持续缩减，其在工业产品总量中所占的份额，1928年为60.5%，1940年为39%，1960年27.5%，1980年26.2%，1987年下降为24.9%。[64]上述直线下降的数字，一方面说明苏联经济不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为目标，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难以解决食品供应短缺的问题。60年代末，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尖锐起来。但是，宣传的调门却未相应调低，宣传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引发民众的不满与日积累，埋下后来信仰危机的祸端。
四 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1979年是苏联盛衰转折点：对外政策方面，是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西方再次启动对苏联经济禁运；经济方面，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潜力逐渐耗尽，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债务水平提高；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第二次中风后健康再次恶化，医疗器械不离身，苏联成为地道的“病夫治国”，政治局会议几乎成为匆匆通过事先拟好决议的摆设。1983—1985年，三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去世，苏联上空笼罩着老年政治衰朽、压抑的阴霾。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仍有信用在国际举债维持财政运转、从国际市场购买粮食与消费品，将供应短缺控制在民众尚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当时，民众的不满大多是个体性、情绪性的——苏联还能维持表面繁荣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加之戈尔巴乔夫进行民主化公开性改革，打破了这一切。
由于政治动荡，粮食征购量出现巨大缺口，加重了粮食供应的困难。1985年，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执政，他企望给苏联注入活力，开始进行摈弃中央高度集中体制的改革，却不幸打翻潘多拉魔盒——改革撕裂了维系多民族联盟国家体制的纽带，蛰伏的民族主义表面化并急剧膨胀，加盟共和国与中央争权，联盟中央权力逐步被架空。受此影响，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联国内粮食危机越来越尖锐：1988年，苏联仅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的70%[65]，还有近1/3 的粮食缺口。1989年1月，国库从各加盟共和国收缴粮食的任务30%未完成，其中俄罗斯未完成40%，哈萨克未完成42%，爱沙尼亚未完成52%[66]。近一半粮食收购量的巨大缺口，意味着苏联粮食供应的危机迫近。
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巨额购粮外汇无着落，放大了粮食供应的困难。从1973年以后，国际石油价格稳步上涨，换算为2000年的美元，1972年每桶8美元8美分[67]，1980年涨到顶点，为32美元左右，上涨了近2.7倍。[68]苏联加足马力开采石油赚取外汇，石油开采量节节攀升：1975年为9310万吨，20世纪80年代11900万吨，1983年开采量增加到13000万吨。[69]缘于1978年底伊朗推翻巴列维王朝革命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曾创下石油价格每桶41美元（现价）的纪录，滚滚而至的石油黄金解决了苏联进口粮食的外汇问题。但石油危机过后，石油价格缓慢下跌。80年代中期，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操纵产油量引起连锁反应，国际油价暴跌，1982年石油价格为31美元76美分，1984—1985年，下降至27美元（现价）。[70]1986年每桶石油价格不足10美元，比巅峰时期下跌了2/3，降到了史无前例的低水平[71]，用于购粮的巨额外汇没有了着落。
国际粮食价格上涨，购粮开支大幅度增加，购粮外汇缺口加大。祸不单行，与石油价格巨幅下跌相伴随，世界粮食价格飞涨：以小麦为例，1987年每吨小麦按2000年美元平均价格计算，为133美元，1988年增加到176美元，增加了32.33%；1989年增加到207美元，增加55.64%。[72]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导致苏联购买粮食开支大幅增加：1987—1988年，苏联进口粮食的开支从27亿美元增加至41亿美元[73]，增加近52%。
石油开采量下跌，石油黄金减少，引致恶性循环。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需加大石油出口，以弥补油价下跌外汇收入的缺口。但是，因为苏联经济日见衰颓，加之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过度透支经济，政府无力提供增加石油开采乃至维持石油平量开采的投入。加之1980年美国对苏宽口径的石油管道和石油开采设备实行禁运[74]，从1985年苏联石油产量第一次开始下降“石油开采量减少1200万吨”[75]，这导致石油出口量进一步下降，石油黄金进一步减少的恶性循环。在外汇收入减少的形势下，苏联政府为保证居民生活用品供应，优先保障粮食和日用品进口，减少机械和配套产品进口，1981—1985年期间，苏联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和大众消费品的份额增至44%，而进口机械设备的份额从26%降至20%。[76]石油企业因缺乏需更新的设备，生产日益困窘，1991年石油出口减少50%[77]，加之油价下跌，石油黄金收入减少80%。
如前所述，苏联发展进程中，国家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对外关系战略的选择与构建，一直是苏联领导人秉持一定的理论，综合判断如何突破外部阻碍，或如何利用外部条件，以实现国家利益的结果。这些主观选择，有的符合客观实际，也有的是误判，呈现出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内因与外因互动的效应。苏联晚期，外因与内因呈现出前所未有强烈的互动——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外汇收入充裕，掩盖了苏联粮食供应缺口越来越大和创汇渠道狭窄的恶疾。但是，80年代中期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粮食价格上涨的飓风，无情掀翻了粮食短缺与外汇短缺恶疾的遮盖，并将之聚合为使苏联致命的粮食供应危机、偿债危机，继而引发财政信贷体系濒临崩溃，分配体系濒临崩溃的连锁危机。
1987年1月27—28日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全会讲话披露了财政信贷系统濒临崩溃的险境，他说：“国家带着极为严重的财政遗产开始执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作者注）。我们早已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日益增大的收支不平衡开始具有长期的性质，已使财政信贷系统濒临事实上分崩离析的边缘。”[78]
由于财政系统濒临崩溃，苏联政府不能按期偿还外债，苏联信用评级降低，国际金融机构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苏联财政失衡，只能靠内债度日，1989年底国家债务已经高达4000亿卢布，相当于GDP40%。[79]
苏共在国内和经互会可以颐指气使，呼风唤雨，但是，却不能左右国际市场。自1990年下半年以来，苏联已极为悲惨地耗尽了外汇储备，因无信用吸引外国贷款，不得不大力缩减进口。1991年，进口总量从821亿卢布下跌至447亿外汇卢布，缩减了近一半，致使苏联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工业用品和粮食进口急剧减少。[80]
祸不单行。由于苏联不能及时还债，西方自保性地中断许多进口合同，加重了消费品的供应短缺——形成供应危机，1990年，1200种商品，近1150种脱销。各种货品，上架便一扫而空。[81]上述危机互动，苏联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分配体系濒临全面瓦解。1990年9月政府总理阿巴尔金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发言披露：“由于国家财政和货币流通混乱，商品货币失衡加剧，通货膨胀进程加速……商品全面短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现有的分配关系体系已濒临全面瓦解。”[82]
分配关系体系濒临全面瓦解，引爆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对食品供应短缺不满而来的信仰危机——因为百姓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品已失去保障。民众曾满怀希冀和信心地支持戈氏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然而，改革四年以后，供应短缺不仅未消解，反而愈演愈烈，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失去耐心和信心。民众信仰社会主义是苏共合法性的来源与基础，信仰危机爆发，意味着苏共合法性和政权社会基础在崩塌。在1989年3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民众公开否决了约20%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其中包括14个军区的司令员[83]、国家25个重要地区的一批高中级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全国1/3的小型城市的市长[84]，苏共开始失去政治控制。工人阶级是苏共社会基础的支柱，但是始于1989年3月和7月诺里尔斯克市和库兹巴斯煤矿，后来几乎席卷全苏煤矿的矿工罢工提出了多党制的政治要求，苏共社会基础支柱开始垮塌。1990年春夏，举行地方苏维埃选举，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民众将信任票投给激进民主派，苏联核心地区的政权旁落。之后，苏共失去政权的速度加快。1991年8.19事变，传统派为挽救传统政治秩序和国家体制——“联盟”最后一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8.19事变是恢复苏共政权和传统政治秩序最后的机会，民众向背，是苏共和苏联命运的最终裁决。遗憾的是，从1939年宣布苏联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已过去40多年，但是，苏联各地等待购买食品的队伍越排越长，商店的货架越来越空——美好纲领与困窘现实的天壤之别，使苏共的诚信丧失殆尽，铸就了苏共最终的命运——8.19事变中，民众站在激进民主派领袖叶利钦一边，8.19事变失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非是美国的心理战，而是愈演愈烈的粮食供应短缺所引发的信任危机所致。诚如盖达尔所言：“我们所能看到的社会学著作都说明，消费商品不足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的尖锐程度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增长。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习以为常的短缺已转变为80年代末真正的粮食供应危机，政府无力保证履行资源分配的职责，哪怕是在凭卡定量供应的范围内进行分配——这些正是人们对社会制度失去信任并导致其瓦解的最重要的经济原因。”[85]
结论
本文研究给予史学认识与史学研究方法两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在史学认识方面我们看到：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在当时国际形势下，基于世界革命理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苏联创建并坚持了中央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对外经济战略，创建了经互会市场，制定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纲领，上述战略与纲领的弊端与偏差，导致苏联粮食供应缺口越来越大，并巨额举债，是苏联粮食危机与信仰危机生发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剧变的种子与土壤。同时表明，国际市场行情震荡的外部因素，是苏联剧变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剧变的温度与水分。如若类似的条件提前10年出现，那么粮食危机和信仰危机可能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爆发，导致苏联梦魇提前；而类似条件如推后10年出现，或许市场经济改革成功，粮食不再短缺（俄罗斯2001年粮食首次实现自给自足，自2002年起大幅扩大粮食出口，粮食和农业原料的出口额 2011年达119.64亿美元）[86]，而避免信仰危机，并改写苏联的命运。上述研究启示我们：在国家利益结构中，应将改善人民生活置于首位；对时代的估计，既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及利益矛盾，也应看到资本主义有自我调节的空间，故而应遵循列宁关于“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87]，社会主义才能保持得住的要求，构建与资本主义斗争、竞争、交流、合作的关系。同时，应防范国际市场动荡引发经济、社会、政治连锁危机，危及国家政治安全。
其次，在史学研究方面启迪我们，由于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历史进程是内因与外因辩证互动的结果，因此，史学研究应全面探讨、辩证阐释内因与外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切忌仅强调某一方面，忽略另一方面，陷入认识的片面性。
（原载《安徽史学》2019年第5期）
[1] 黄立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 苏联剧变有复杂的内、外因素，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探讨与粮食危机有关的最重要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
[3] 张树华：《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02页。
[5] Гайдар Е.Т.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я.Уроки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М.，РОССПЭН.2006.С.85.
[6]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9、437页。
[7]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30页。
[8] 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9]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284页。
[10] 英苏断交与苏联推行世界革命有关。
[11]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7—198页。
[12]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3页。
[13]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9—140页。
[14] [苏]阿·恩·马拉菲耶夫，阎以誉译：《苏联价格形成史（1917—1963）》，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15] 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第509页。
[16] 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第508页。
[17] 金挥、陆南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
[18]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58 г.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ежегодник.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59.С.350.
[19] Полынов М.Ф. Не повезл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у в стране советов.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1950-х-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80-х гг..《Общество.Среда.Развитие.》 2008.№1.С.11.
[20] 《赫鲁晓夫言论集》第5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21]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Юбилей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М.，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1987.С.291.
[22] Правда，22 Январь 1960г.
[23] 1963年苏联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小麦790万吨，进口的面粉折合谷物150万吨，总计进口谷物940万吨。参见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63 г.Стат.ежегодник.М.，Статистика，1965.С.550.
[24] Полынов М.Ф. Не повезл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у в стране советов.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1950-х-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80-х гг..《Общество.Среда.Развитие.》 2008.№1.С.12.
[25]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26] 当然，天气条件也起了负面作用。15年间，全国共有8次大歉收（1969、1972、1974、1975、1979、1980、1981和1984年）。参见Полынов М.Ф. Не повезл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у в стране советов.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1950-х-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80-х гг..《Общество.Среда.Развитие.》 2008.№1.С.13.
[27] Гайдар Е.Т.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я.Уроки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С.102.
[28]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1945—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29] 关于冷战起源问题的其他观点，主要参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和2007年版等。
[30]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2月），人民出版社1972年单行本，第27—28页。
[31]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499页。
[32] 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1页。
[33]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34]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第33—34页。
[35] А.Фрбатов Нацианальная идея и нациан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междуно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5.1998г.
[36] 叶书宗：《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37]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国民经济结构发展的因素和趋势》，1977年俄文版，第108页。转引自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第144页。
[38] Пихоя Р.Г.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М.，РАГС.1998，С.370.
[39]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1页。
[40] 例如，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中称：“现代的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加尖锐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5卷，第16页。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承认资本主义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强调：“适应新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这个体系的稳定。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参见《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7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页。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上，勃列日涅夫说：“在这几年里，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参见《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17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41]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第386页。
[42]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第388页。
[43]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第620—621页。
[44]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第620—621页。
[45]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第385页。
[46] 即从1956年到1981年召开的党代会，苏共二十六大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47]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第387页。
[48] 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466页。
[49]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第388页。
[50] Р.И.Рыжков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М.：Ассоциация”Книга.Просвещение.Миросердие”，С.229.
[51]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第399页。
[52]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第397页。
[53] Пихоя Р.Г.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С.370.
[54] 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欠西方可兑换货币外债达2060亿美元。净债务总额增加至1541亿美元。См.：ГА РФ.Ф.5446.Оп.150.Д.73.Л.70，71.
[55]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88—289页。
[56]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决议》，转引自刘克明、吴任彰主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57]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58] 《赫鲁晓夫言论集》第1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8页。
[59] 刘克明、吴任彰主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第49页。
[60] 参见《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7卷，第48页。
[61] 姜世林、陈纬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4页。
[62] 王正泉、刘艺文、姚洪芳编：《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3页。
[63] Пихоя Р.Г.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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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База данных ООН FAOsta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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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Гайдар Е.Т.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я.Уроки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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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труктуры и механизма регулируемой и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М.，1990.Сентябрь.С.5.
[83] Горбачев М.С.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М.，Новости，1995.Кника 1.С.427.
[84]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8.1989.С.20.
[85] Гайдар Е.Т.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я.Уроки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С.85.
[86] 资料下载自俄联邦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vnesh-t/ts-exp.xls.
[87]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