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冷漠而来的冷酷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曾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9]

不节烈的女子也是这样死的。这种情况不仅古代有，而且现实生活中，因为多数人的冷漠而被“杀死”的也不少。鲁迅的小说曾描写了许多人的死亡，如夏瑜、阿Q的被杀，华小栓、宝儿（《明天》）、“三岁的小兄弟”、顺姑（《在酒楼上》）等都因病而亡，阿毛的被狼吃掉等，然而像孔乙己、陈士诚（《白光》）、祥林嫂、子君以及魏连殳等人的死，不能说没有原因，但又确实找不出具体的凶手，只能说是被“无主名无意识”的多数人的冷漠合伙“挤死”的。

过去我们在论述祥林嫂悲剧的原因时，都引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是束缚农民，特别是妇女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的观点，来说明祥林嫂是死于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这当然不能说不对，但仔细阅读文本，又觉得不全是这样，因为在小说中，封建政权并没有以行政的手段直接介入祥林嫂的悲剧经历，也很难确定鲁四老爷就是致祥林嫂于死命的政权的化身，即以现在的观念来说，鲁四老爷解雇一个不能正常干活的佣人也是他应有的权利。族权和夫权似乎介入了祥林嫂的悲剧，如“童养媳”的婚俗，如婆婆的出卖儿媳、大伯的收掉族屋等，但它们都没有出现在祥林嫂悲剧的高潮，也就是说它们只是祥林嫂死亡的间接原因。在小说中神权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直接介入了祥林嫂的生活，祥林嫂对“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疑问即因它而生。但是除它之外，人们的冷漠也应该是致祥林嫂于死地的主要原因。前面说过，祥林嫂向人们诉说她的不幸，目的是想从人们的同情中得到一点慰藉，然而“当她的悲剧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她从人们的笑声里，得到的是“又冷又尖”的戏弄和无尽的冷漠，她也就彻底地绝望了，带着“魂灵的有无”的疑问，死在了人们“祝福”的礼炮声中。同样，孔乙己也“大约的确”是死在茶客的戏笑声中，而子君确是在父亲的“烈日一般的威严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中，走向了人生的尽头——“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但是魏连殳的死则更值得人们的思考。魏连殳是S城远近闻名的怪人，他思想激进，行为怪异，可以说是个“异类”。因此他不见容于普通民众，不见容于上司和同事，不见容于族人和亲戚，甚至也不见容于房东和孩子……他终于成为一个穷困潦倒、无处安身的“孤独者”，如果他在这种状况下死去，我们可以说他是死于人们的冷漠，或者说他是被“无主名无意识”的多数人的力量挤死的。但是他却死在当了杜师长的顾问“飞黄腾达”以后，也就是说他是死在“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的应酬之中，死在宾客盈门，“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的“热闹”之中，为什么呢？通过文本阅读，我们认为魏连殳仍然是被人们的冷漠所挤死，是“热闹”中的冷漠。也就是说魏连殳当了杜师长的顾问以后，虽然表面上看是宾客盈门，热闹非凡，但实际上是先前讨厌他，不见容于他的人们所采取的另一种方法，即以奉迎拍马的方法来“孤立”他，排挤他。鲁迅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说：“中国的人们，遇见会使自己不安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10]奉迎巴结，不仅仅是“于己稍稍无害”，而且还想从中得到好处，房东及孩子们在魏连殳“交运”前后的不同表现，其实质是一样的。没有推心置腹的心灵的交换，没有真情的沟通和关爱，魏连殳仍然是一个“孤独者”。正如鲁迅所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11]所以魏连殳在死前给“我”的信中才会有那样的感慨，说以前他想为自己多活几天时，却活不下去，因为人们孤立他，现在他不想为自己活，但却“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时，人们又来巴结他，奉迎他，心照不宣的热闹（胜利）的背后，虽然“快活极了，舒服极了”，但是难掩内心的孤寂，因为“我已经躬行了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了”。所以说魏连殳是在心灵极度孤寂的状况下，“孤独”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