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扬善除恶和全球化的未来
我们知道,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向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转变,意味着一些基本原则和理念的更新和转变,也就是由恶的原则、恶的理念,向善的原则、善的理念转变。社会主义的中国所提出的诸多新原则和新理念,都是有道德属性的原则和理念,它们所体现的都是广大人民的意志。所谓社会主义主导,就是这些新原则和新理念的主导,就是人民意志的主导。所以应当大力弘扬这些原则和理念,以遏制诸如:零和博弈,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本国利益第一等这些非德性的理念。因为这些理念,都体现着掠夺者的意志,支撑的是恶性行为。因为在这种原则和理念的实践中,给人类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所以,必然要在新原则和新理念被接受的同时,而被铲除。也就是说,扬善除恶,是新时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使命。当然,资本主义非德性的原则和理念要转变为符合德性的原则和理念,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有许多复杂的德性与非德性、善与恶的矛盾和斗争。这些斗争本质上都涉及价值观的革命。
扬互利共赢除零和博弈
不言而喻,互利共赢是全球化中的善,而零和博弈是全球化中的恶。诚然,马克思世界历史基本内涵,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民族隔离状态被消除,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新的必然与全球发生联系的工业所代替,这是符合德性进步与发展的。与此相适应,旧的与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古老的民族工业相适应的民族精神,也在猛烈的冲击下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世界精神或全球精神所代替,这也是符合德性的进步与发展。
问题出现在,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中,在非德性理念的指导下,采用的不是体现人民意志的和平发展、平等合作、共赢共享;而是违背人民意志的零和博弈、掠夺和战争。这就给人类文明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酿成了巨大的灾难,花费了巨大的代价。这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主导向社会主义主导转变的必然性,旧的恶性理念向新的善性理念转变的必然性。
如上所述,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所必然引发的生产和交换的世界化,这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基本条件。因此,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既是历史的客观进程,也是一场人类历史大革命,这新与旧的更替,复杂、深刻、残酷而猛烈。所以,共产党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不仅应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而且应当胸怀当今,放眼未来。
零和博弈是违背人类德性的,而平等合作、共赢共享则是符合人类德性的。所以,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就意味着道德的振兴。掠夺和反掠夺的斗争,就具有不道德和反不道德的性质。而资产阶级主导的全球化,是从掠夺殖民地开始的,而且始终存在着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始终存在掠夺和反掠夺的矛盾和斗争。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掠夺世界的过程。更为不道德的是,它们始终把战争作为掠夺的重要方式,大英帝国是如此,美利坚帝国也是如此。因此,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始终是血淋淋的,既残酷又猛烈。
零和博弈原则,实际上就是掠夺原则,而掠夺越残忍,反抗越激烈。随着这种斗争的日趋激烈,资产者们往往打着道德的旗号做着违背道德的事。而且掠夺依然残酷、依然卑鄙无耻、依然野蛮,而且依然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本性。与此相应,广大落后国家反对掠夺的斗争,同样依然激烈、依然前赴后继地发展着。
比如,“帮助落后国家”或“援助落后国家”,这当然是很高尚的美德。但其实行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第一,自己的利益优先。就是说,其实质是把帮助或援助落后国家为幌子或诱饵,或用金钱收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或利用这些国家的政治矛盾或民族矛盾,挑拨离间,从而达到经济掠夺的目的。
比如,“支持弱者”“支持正义”“解放人民”,这些也是高尚的美德。而其实际实行的,却是以这些为借口和契机,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饰为是合法的、善意的,是为了被侵略、被霸占国家或地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是为了解放这些国家或地区,是为了把自由和幸福带给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等,以这种欺骗达到经济掠夺和政治侵略的目的。
比如,“消除邪恶”,“铲除祸患”,这当然也是高尚的美德。而其实际实行的是,把自己打扮成现代文明的化身、世界当然的救世主,从信仰和思想意识上麻醉落后国家,使落后国家自愿接受其掠夺和控制。或者先以自己的利益为准,即对这些国家进行制裁和孤立。
历史的事实是:残酷地掠夺,使大量财富源源不断从落后国家流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留给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只有贫困;残酷的战争,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大发战争横财,使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大量生命财产涂炭,留给它们只有灾难。正是这种残酷掠夺和控制,正是给落后国家造成的这种贫困和灾难,凝结成了落后国家无比的仇恨和反抗的无穷力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世界落后国家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的斗争,就从未间断过。特别是亚非拉落后国家,反抗这种掠夺和控制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一些国家在这一斗争中争得了独立和民主,还有一些国家在这一斗争中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
中国的魅力,来自于中国对正确理念、正确原则的坚持。读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或者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念中,个人自利最大化或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始终被认为是经济活动和发展的引力。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人们在追求个人财富时,自然也会有利于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证明,追求个人利益能够自动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人们都看到了,每个人都只追求个人利益,都贪婪个人财富,其结果给社会造成了何等的灾难,人们都心知肚明,这里似乎用不着再多说什么了。
而社会主义中国的理念和实践,是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中国不仅主张一切国际分工和合作,都应当是平等的,而且主张通过这种平等合作获得的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财富,应当由参与分工合作者共赢、共享,而不能由一家所独占、独享。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中国从来讲究的就是相互帮助,相互协作,共同得利。从来就把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作为应当遵循的原则。互利共赢的原则,不单是个计量的问题,而且是与人性、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的伦理道德的问题。在平等合作的前提下,互利共赢的基本含义就是合作协议所规定的各方的诉求和利益,各自都得到满足,简单说,就是各得其所。对于合作的各方来说,其诉求和利益当然有现实的、眼前的、看得见的;也有长期的、未来的、暂时看不见的。至于像中国在国际合作中所做的那样,为了帮助合作伙伴更快地发展,还在自己应得的利益中拿出部分赠予合作伙伴,更是属于更高层次的道德和文明问题了。
既然互利共赢原则体现了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更为公平、更为文明的原则,按理说早就应当成为市场经济和国际合作中主流,但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的存在,霸权主义的存在,至今零和游戏原则仍大行其道。诚然,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国际合作中,不能不讲个人利益,不能不讲本国利益,而恰恰相反,只有遵循互利共赢原则,才能使所有个人、使所有国家的利益都得到满足。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所崇尚的自利原则,所实践的零和游戏原则,给世界带来的不平等,所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多了。这就决定了其被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取代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
不言而喻,在相互依赖的平等分工和合作共赢的体系内,任何一方的利益都包容在对方的利益之中,并以对方利益的实现为前提,破坏了对方的利益,就等于破坏了自身利益。对合作伙伴的欺诈,就等于对自己的欺诈。实现互利共赢原则,实现既对自己有利,也对所有合作伙伴都有利,这就需要树立诚信、包容、共赢、共享的观念。参加合作的任何一方,在伸张自身利益的同时,都必须考虑和尊重对方的利益,考虑把共同的蛋糕做大,并在共同利益发生矛盾面前,相互谦让、相互妥协。互利共赢原则要求参与者在拟定合作项目时,就不仅要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还要知道对方的利益在哪里,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无论从人类文明的发展看,或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看,互利共赢原则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人和人类社会产生后,人作为社会的人,注定是要在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相互交换、相互合作中,才能生存和发展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不同的利益体之间的合作,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都只有坚持互利共赢原则,才能长久持续地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的环境中尤其如此。那种以邻为壑、损人利己、零和博弈、违背人性的理念的本质,已经日益被人们所认清。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事实,人们都有深的感受。当然,在当今的全球化中,不仅有合作,也有竞争。互利共赢原则在竞争中的运用,就是改变零和博弈原则。竞争和博弈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把对手逼上绝路,而是要和对方一起走上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中国以合作共赢理念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后所取得的奇迹前所未有,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前所未有,中国理念的魅力、中国原则的魅力、中国道德的魅力,越来越得到彰显。
扬国际民主除霸权主义
全球化的实践证明,西方一些理论家所倡导的“霸权稳定论”是个伪命题。实际上,列强争夺霸权,称霸世界,必然给世界带来不稳定,给世界广大人民带来灾难,所以它是违背人类德性的,因而遭到世界性的反对。人们从实践中已经认识到,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列强争夺霸权的结果必然是战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霸权主义是新的帝国主义,同样也是战争,是灾难。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世界后,把新的德性理念,即共商发展的理念,和谐世界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平等合作、共赢共享理念,共商共治理念带入全球化中,这当然要与霸权主义理念发生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当然也是善与恶的斗争。
我们都知道,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加剧,少数列强利用世界历史这个环境,借自己在开创世界历史中的优势,野心膨胀,都想称霸世界。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其目的如果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剥削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它们为什么要抢夺世界霸权,目的还是掠夺和霸占世界财富,财富是霸权的基础,霸权是财富的手段,争夺霸权是战争的根源。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抢占殖民地、掠夺殖民地,虽然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很残酷,但它毕竟还有着破坏旧的封建社会结构,使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步作用,而帝国主义时期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其性质似乎失去了开创世界历史的进步性,是纯粹地掠夺财富,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纯粹是灾难。
历史向来对侵略者、失道者都是无情的,惩罚是严厉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野心最大、侵略性最强、最猖狂的德国和日本,损失也最惨重,而欧洲以外的美国却是最大的获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获胜的英、法保住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世界的政治中心仍然在欧洲,但经济被战争严重破坏,欧洲的经济地位被削弱,英国开始走下世界经济霸主的宝座。而美国却在战争中大发横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欧洲经济霸权开始被美国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仍然获胜的英国和法国,已经元气大伤。而在战争中获得最大利益的美国,已经代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但已经变得很强大。加之战争中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所以这次大战使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时代已经结束,殖民制度已经瓦解。
如有西方学者分析的,与过去强大的世界帝国相比,美帝国的新奇之处在于:所有其他帝国都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帝国,而且没有一个帝国把目标锁定在主宰全球上,没有一个帝国认为自己是无懈可击,哪怕它们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把目标锁定在主宰全球上,这是美国新帝国主义与历史上帝国主义的重大区别,它表明美国的野心比历史上的任何帝国都大。
美国全球霸权主义新的恶性发展,不仅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上,而且表现在内容上。美国统治集团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一般性的霸权主义,而是一种综合性的霸权主义。这种综合霸权主义,不只是谋求某一个方面的世界霸权,而是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所有方面都推行霸权主义,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按照美国的思想理念、体制模式、运行规则、运行秩序等进行改造,把整个世界改造成一切都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一切美国化的世界,这就是当今美国霸权主义的基本内涵。
从经济方面看,资本输出仍然是其谋求单极霸权主义的重要手段,但它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商品和货币资本的输出,而主要是以先进技术、设备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资本输出。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信息成为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知识的高度资本化,使其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知识资本输出成为其对外资本扩张的主要手段;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和控制,成为其推行单极霸权的基础和主要力量,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都集中体现在对高、精、尖核心技术的垄断和控制上。特别是在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更加重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输出,把这种经济制度的输出列入其全球扩张战略的重要内容。
从政治上看,在两极冷战或两极争夺全球霸权时期,美国进行经济和制度扩张的手段主要是:一方面,以对付社会主义的“威胁”、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为由,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组建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盟或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上的渗透和颠覆、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军事上的包围和威胁,对社会主义之外的国家进行争夺和控制,推行地区性的“美国化”;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各种文化产品、各种媒体、各种宣传工具上的强大的实力,大肆宣传和炫耀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以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腐蚀。
总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的渗透与军事威胁、局部热战相配合,是这一时期资本霸权主义手段的基本特点。而起作用最大的是军事威胁和文化渗透。而在冷战后时期,美国则是要利用唯一超级大帝国的地位和力量,通过全球性的民主和价值观的输出,妄图用一个大帝国的思想和制度改造全世界,以实现美国对世界的永久统治。
然而世界历史永远是所有国家的历史,是全世界人民的历史,不可能变成美国一个国家的历史。活动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是世界所有国家,不只是美国,美国这种霸权主义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不过,美国是个最讲实用主义的国家,其任何对外政策,都有为本国谋经济政治利益的目的。但为了给其为本国经济和政治私利而对外扩张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即道德的外衣,以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惯用的手法,就是欲治人,先加罪于人。美国总能给被其扩张的对象先强加上种种罪名,把要扩张的对象先说成是“威胁”“邪恶”“侵犯人权”“邪恶轴心”等,然后就以“先发制人”的办法,采取各种制裁行动,甚至是军事行动。
美国的所有这些行动,所带来的都是动乱和灾难。然而从美国政府的实践看,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却加深了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矛盾。也许正是基于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世界各国明察秋毫,日益认清了美国的真正用心,美国越来越被孤立。还是如马克思说的,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必然规律,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对抗历史。美国要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图谋,只能是一场梦。
与霸权主义相对立,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则提出了共商发展的新理念。这一理念倡导的不是霸权,而是平等,是民主,是协商。这一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和谐世界理念大大拓展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在国际社会反响热烈。很多国际人士认为,这一理念基于人类根本的道德准则,有助于推动和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对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毋庸置疑,实现共商发展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事,而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事。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各国都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相互高度依赖,成为命运共同体,这客观上就要求所有国家都加入到国际民主化的建设中。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中,人类发展面临的一切挑战和问题涉及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需要世界各国、各国人民共同应对。争取发展繁荣的共同目标,把世界各国人民联结在了一起。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应对共同的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在平等、民主基础上共同商量,共同献计献策,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共同构建。
不能否认,当今的世界是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的世界。各种利益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各种不和谐的因素还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提出了共商发展的理念,倡导世界各国人民应当携手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推动世界向建立持久和平、共商发展、共同繁荣的长远目标前进。世界所有国家都应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坚持用民主的方式、共商的方法,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促进人类持久和平、共商发展、共同繁荣的关键和前提,也是实现不同文明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进步的保证。
扬全球利益除民族利己主义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人们都在谈新的民族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而新的民族精神,或国际主义精神,究竟是什么?我们似乎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即把全球利益放在第一位。显而易见,全球化体现的正是全球利益,而全球利益,当然就包含有各民族、各国家的利益。把全球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应当是全球化应遵循的道德,当然也应当是各民族、各国家应遵循的道德。
维护全球利益,当然意味着对旧的狭隘民族意识,即把本民族、本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意识的革除。对于全球治理来说,国际社会的道德,即全球性的道德,与民族道德和国家道德相比较,是更为重要、更为高尚的。不过,在资本主义时代,却硬要把资产阶级的德性放在全人类的德性之上,永久统治整个世界,永久享受利益第一,这种理念当然是恶性理念,它不可避免带来各种文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以,应当被铲除。
诚然,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开创世界历史,不只是因为它开拓了世界市场,还因为它通过国际竞争、侵略战争等,进行全球性的掠夺;而且通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世界各地,妄图建立对世界的统治。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比过去所有生产方式都先进的生产方式。它的先进性蕴于它的革命性之中,它的革命性和先进性才使它具有世界性。一切旧的古老的生产方式在它的革命性和先进性面前,都显得落后、守旧和不合时宜。
然而,一切落后的、古老的、守旧的东西,都有着它深厚的民族历史和民族基础,它必然要与具有先进性、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激烈的矛盾。人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原有的生产方式、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尽管资产阶级有廉价商品的重炮,可要摧毁民族、特别是坚固的万里长城,征服其顽强的仇外心理,使其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谈何容易。这种体现着先进与落后、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既是民族史转变为世界史中的基本的矛盾和斗争,也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矛盾和斗争。
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矛盾和斗争集中体现于国家间利益的矛盾和斗争。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这种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表现在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开放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上。旧的、靠国内产品满足的需要,要被新的、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需要所代替;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被破坏,束缚人们的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被无情地斩断、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二是表现在民族工业与资本主义大工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上。古老的、带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民族的工业,被产品和原料都具有世界性的新的大工业所代替。三是表现封建等级制度、职业贵贱意识与资本主义民主平等制度、商品交换意识的矛盾和斗争上。一切封建等级、封建道德,受人尊崇、令人敬畏的职业灵光,都被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无情的现金交易所代替。四是为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要对殖民地的个体劳动者进行剥夺,剥夺他们旧的劳动条件,把他们变成新的工资雇佣劳动者。如马克思说的,资本家总是企图用暴力去扫除那种在本人劳动基础上建立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因为不扫除这种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就得不到雇佣劳动者,从而不能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尽管有矛盾和斗争,但由民族封闭状态必然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随着世界历史的开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的文学不只包括文学艺术,而且还包括哲学和科学。然而,正当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美国为了一己私利,却想把世界历史重新拉回到民族历史、拉回到民族利己主义的境地,这真的是异想天开。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精神产品在落后国家的传播,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种传播必然引发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国家新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矛盾加剧。而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落后国家旧的生产关系的被突破,适应新的生产力的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只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被接受,意味着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斗争中世界性的胜利,意味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进程是在体现民族性的民族生产方式与体现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互矛盾、相互作用中实现的,既体现着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体现着国际生产力与国际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生产力的发展,民族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是民族史发展到世界历史的基础。如马克思说的,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换形式之间的矛盾。而且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个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证明,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是通过一场革命实现了历史性的进步。而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这种不平衡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平衡,这种革命发生的性质、时间、强度也不相同,由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道路和进程也有所不同。
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旧民族性的舍弃,民族利己主义的舍弃,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痛苦、艰巨的长期斗争过程。没有狭隘民族性那种境界,不仅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思想和社会条件。而进入世界历史之后,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发生矛盾时,是坚决牺牲国家利益,维护全球利益;还是坚持国家利益第一,把本国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这又是很艰难的选择。当今的国际社会,各国都面临着这种选择。
扬勤劳致富除剥削掠夺
追求财富,也许是人的共性。然而财富的获取,有两种方式:一是靠辛勤劳动,靠劳动创造财富;二是靠剥削和掠夺获得财富。劳动者靠的是前一种方式,体现的是善性;而剥削者靠的是后一种方式,体现的是恶性。资产阶级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但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由于剥削和掠夺的本性所决定,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世界历史的发展与其自身的利益发展相矛盾时,它就不仅不能成为不断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力量,而且必然地成为世界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的阻力。它的阶级局限性,最突出和最集中的表现,是它对财富和权势贪婪的私欲。
比如在国际上,客观地说,资产阶级在进行残酷掠夺的同时,无论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到全世界,或是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全世界,这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促进民族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都是有利的。但是,正是由于私欲的贪婪,或者说资本的本性所决定,资本主义国家送去的资本、生产方式、先进科学技术,同送去的廉价商品一样,是要赚钱的,而且赚的越多越好;赚钱,无可非议,但不是赚的越多越好。这里有个起码的道德底线,那就是双赢,让落后国家也得到自己应得的。当然,落后国家要获得这种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是力图使这种付出达到合理的界限。
正是出于自身最大利益的考虑,现今的资产阶级并不愿意让落后国家变为世界性先进的发达国家,变成自己利益的竞争对手。它所期望的是,落后的民族国家既要冲破封建枷锁,冲破闭关自守状态,融入到由他们所支配和控制的世界市场;又保持一定的或相对的落后状态,即保持在旧制度的一定的束缚之下,因为这种状态才是它进行剥削、掠夺、获得最大利益的基础和保证。这些国家在转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永远保持这种相对落后状态,对它才最有利。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它们严密垄断高新科学技术,不愿看到落后国家通过发展生产力而改变落后面貌,成为它的竞争对手;它们动辄就对影响其利益的其他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制裁等;为了狭隘的民族的利益,它们利用各种保护关税政策,限制进口和出口,实现贸易保护主义;它们在民主、人权、价值观、宗教等领域,推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相悖的,而根源则是贪婪的私欲。
当然,美国不是不要全球化,不是不要世界秩序,而要的是美国控制下的全球化和美国统治世界的秩序。比如,世界秩序的主要内容,是各种规则。而如何制定规则,谁来制定规则,美国的愿望就是,制定规则的权力必须属于美国。就是说,世界的一切规则都必须由美国根据自身的最大利益说了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世界许多规则的制定权的确属于美国,世界秩序的确是由美国控制的。可因为这种秩序是只有利于美国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所以至今造成了严重后果。
比如,在这种秩序下,美国主要通过资本输出,特别是以援助和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输出,进行世界性经济掠夺和控制。虽然这也能给东道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但获得最大利益的是美国,而且一般还都能得到东道国的欢迎。这种经济秩序的要害,就是通过技术禁运,最大限度地遏制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遏制其生产方式由落后的、民族性的向先进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的转变。美国靠资本输出赚了大钱,反而现在却大叫大嚷美国吃亏论,这看起来荒唐可笑,实际上美国要的不只是赚大钱,而且还要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
比如,这种秩序既不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不能保证全球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因为保证这种发展的不仅需要有世界市场,还必须有世界完善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有共同的良性游戏规则,有建立在以公共利益与共同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国际文化与之相适应才行。而美国要依靠自己控制的这种秩序,硬把美国民族的观念、制度、法律、政策、生活方式以及风俗和消费习惯等都强加给世界,这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显然是相悖的。
比如,美国依靠这种秩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世界“美国化”,把世界变成“美国村”。“美国化”的基本含义,就是用美国的思想文化、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的社会制度、美国的生活方式改造整个世界,把世界变成“美国村”;就是要把美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和模式,强迫大家都接受。所以,“美国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而且包括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不仅包括资本输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输出,而且包括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输出。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输出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促进和相互推动的。然而,“美国化”是美国民族性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相背的。
比如,如前所述,由于美国人把自己的民族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把自己的民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和价值观都视为是最优秀的,而且肩负有向世界传播这些制度和文化的上帝赋予的使命,所以,用这些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基础,就不仅把世界历史内涵变狭隘了,将世界历史的发展重新拉回到狭隘的民族性中了,实质上是使世界历史美国民族化,让全世界的人都和美国人一样,信仰美国人的信仰,消费美国的产品,享受美国的文化,遵从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按照美国的生活方式生活等;就是按照美国民族精神,民族意志,民族利益,来建立世界秩序。这显然是限制人们自由交往的,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共产主义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倡导劳动致富、劳动创造幸福的,是要消灭剥削、消灭掠夺的。尽管它还处在发展初级阶段,但它毕竟代表着世界历史的未来,代表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同一般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其性质是有所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同一般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主要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矛盾和斗争则更偏重政治方面。它既不愿看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成为它的竞争对手;更不愿看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它的掘墓人。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斗争,自然应当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斗争要深刻得多、激烈得多,残酷得多。
在今天的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斗争,从表面上看,不仅不是那么激烈和残酷,反而看到了斗争中的合作,只是在斗争和合作中进行眼花缭乱的博弈。仔细分析这种奇妙现象的发生,当然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最本质的是一条: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衰落。虽然帝国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控制整个世界的野心勃勃,但由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它抗拒不了这样的规律,它力不从心了。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页。
[2]《罗素道德哲学》,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5]《康德道德哲学文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4—305页。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台北里仁书局1984年版,第118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42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4—30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9—36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47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版,第71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99—500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97—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