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洛阳才子”贾谊

一 贾谊的生平经历

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又称贾长沙，俗称贾生，洛阳孟津平乐镇新庄村人[5]，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吊屈原赋》等，对后世影响极大，史书记载常常与屈原并称，受到历代人们的赞颂和高度评价。

贾谊在洛阳出生时，正逢西汉初年，天下未平，内有诸王叛乱，外有匈奴袭扰。洛阳是河南郡的郡治所在地，人文荟萃，城池坚固。贾谊的父亲贾回，对教育十分重视。贾谊师从荀况的学生张苍。班固《汉书·贾谊传》载：“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此处的吴公名叫吴庄，是秦朝宰相李斯的同乡，也当过李斯的学生。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汉文帝登基，擢升吴公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因此，前179年贾谊离开洛阳到京师长安。见到了比他大3岁的汉文帝。年轻的贾谊博学多才，思维敏捷，汉文帝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参与议论国事。他写了《过秦论》等一系列文章，剖析秦朝的兴亡之道，并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建议汉文帝进行改革，废弃秦法。这时候，西汉已建立20余年，天下较为安定。在贾谊看来，这是去除“汉承秦制”弊端的好时机。他起草了具体方案，其中还有更改律令、将列侯全部遣往封国等内容。汉文帝召集群臣商议，想任贾谊为公卿。周勃、灌婴等旧臣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文帝开始疏远贾谊，不再采纳其意见。不久，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汉文帝时，长沙王已是唯一的异姓王，也不受朝廷重视。贾谊被派去做长沙王太傅，远离政治中心。从长安到长沙，途中经过湘水。贾谊怀着悲愤失意的心情，在这里悼念屈原，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

公元前174年，贾谊被汉文帝召回长安，出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为报答汉文帝的知遇之恩，贾谊除了尽心辅佐梁怀王，还多次上疏议论朝政，指陈得失。公元前169年，按照惯例，梁怀王入朝觐见父亲汉文帝，却意外坠马而亡。因没有子嗣，梁怀王封国应被废除。贾谊从大局出发，劝汉文帝为梁怀王立继承人，以保留梁国。这样一旦将来有事，可以更好地拱卫京师。汉文帝听从贾谊的建议，让刘武继任梁王。后来“七国之乱”爆发，刘武率兵据守梁都睢阳，抵御吴楚联军的进攻，证明了贾谊的远见卓识。梁王坠马死后，《史记》里记载“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6]贾谊在痛悔与自责中于公元前168年去世。其后裔将遗骸迁葬故里。西晋时，潘岳曾出任长安令，从洛阳前往长安时写下《西征赋》，其中有“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后人便称贾谊为“洛阳才子”。

二 贾谊的政论文

贾谊认为秦朝灭亡在于不施行仁义之政，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仁政主要内容就是爱民，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他认为在表面平静的景象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社会危机：农民暴乱时或出现；诸侯王割据反叛，已构成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中，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文帝二年（前178），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中央统一铸钱。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为汉武帝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主张用和平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为西汉赢得了30多年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汉初非常流行的《道德经》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思想以充实思想体系的新动向。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贾谊试图用《道德经》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为儒家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料。

贾谊博古通今，政治主张在汉文帝时未能得到尽用，但到汉武帝时基本得以实施。贾谊怀报国之心，提出以削藩巩固皇权主张，并主动请缨，愿赴匈奴，使匈奴人归附朝廷。对贾谊的主张，汉文帝未完全采用。汉武帝登基后，大力削弱诸侯势力，实行盐铁专营，将铸币权收归朝廷。汉武帝开始对匈奴软硬兼施，在废除和亲政策后，派卫青、霍去病率兵北击匈奴，使匈奴再也无力大举南下。

三 贾谊的文学成就

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58篇，收录于《新书》。大体可分为三类：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结合当今的时政情况，具有适应时代需要的经世致用特色；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散文铺张文辞的写作手法，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具有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动人视听的特色。贾谊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初创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7]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模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贾谊赋在赋史上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8]以骚体写成抒怀之作，也是最早的凭吊屈原的作品，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

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做长沙王太傅第三年，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房间。鸟像鹃，旧时视为不祥之鸟。如今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自我宽解。《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受庄子寓言影响，以人鸟对话展开，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的先河，同时此赋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过渡的趋向。

贾谊在短暂的一生中，为河洛文学园地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政论散文文采斐然，《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