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运用这个原则，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和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作出了杰出的分析，为哲学—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本文中，我们试从以下几方面，对《资本论》中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作些初步探讨。

一 逻辑和历史统一性原则的制定是透彻批判黑格尔方法的重大成果

在科学史上，制定一门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同创立科学理论本身一样，其过程都是复杂的和艰苦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表明，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于1857年秋季，马克思已经详细制定了自己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原理。在该著的重要一节《政治经济学方法》里，马克思第一次阐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断定它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本质上“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那么，在思维掌握具体的进程中，抽象的思维过程和现实的历史过程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接下去又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的具体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从这段话看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和现实的历史过程的关系的原则，马克思已经在这里制定出来了。这个原则就是：理论在历史之后，逻辑以历史为依据，逻辑的思维进程整理和复写着现实的历史过程。这个原则后来深入地贯彻到《资本论》之中。《资本论》所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与此相适应，著作中各种经济范畴和规律，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关系历史发展之生动的、深刻的理论反映和总结。

这里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的制定，是科学上一件巨大的开创性工作，它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立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历史和逻辑的关系问题，在一般形态上，实际上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上，唯心主义者康德把逻辑视为脱离客观历史内容的纯粹的思维形式，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逻辑形式主义，首先发现了思维发展中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但是，“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逻辑的东西成了基本的东西或历史的创造者，而历史的东西倒成了逻辑的东西的体现。因此，“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要用它，就要对它作一番透彻的批判。然而，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都一直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而且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形而上学的方法重新时兴，黑格尔学派再不知道可以用黑格尔方法干些什么，以至将它遗忘掉。正是在这种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的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宏伟的。 于是勇敢地担当起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工作。他们摒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壳，把他的哲学遗产——“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奠立在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赋予他的辩证方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了巨大的批判工作。（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制定自己的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的统一的经济研究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从此，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就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基础，被运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从此，黑格尔关于概念的见解，就被确立为客观的真实关系；客观的历史过程（这个范畴包括两个方面：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是逻辑认识的根源，而逻辑的东西则只不过是发展着的客观现实在意识中的反映。在这种意义上，逻辑方法和认识的一般方法是吻合的，列宁的下述原理：“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出的规定。透彻地批判黑格尔的方法，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制定出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不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有着巨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制定出《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将苦心研究的成果叙述出来，也十分重要。我们知道，无论是从复杂性看，或是从重要性看，制定《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同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本身，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工作。马克思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尽可能完美的表达方式，曾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琢磨《资本论》的辩证概念和范畴系统。其间曾多次参阅过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概念体系。如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后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被誉为“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德意志“全民族的功绩”，与改造黑格尔的方法是不能分割的。正是因为这样，列宁曾经指出：“不钻研、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透彻地批判中确立自己的方法论原则，这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人的创作特点。譬如当时一些人，如机会主义者拉萨尔也是“用黑格尔式的方式来阐述政治经济学”的，但是拉萨尔根本不懂得：“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只知道把黑格尔的体系当作刻板公式应用于经济学上，甚至“在一些最无聊的琐事上也表现得象是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结果，不仅笨拙得可笑，而且错误重重。

与此根本相反，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透彻批判，撇除了他的诡辩和烦琐言辞，吸取了“合理内核”，制定了自己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确不愧为科学开创的巨匠。

二 思维的逻辑进程复写着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

现在我们来具体讨论《资本论》中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关系。

这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原则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在历史上，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在逻辑上“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范畴”。由此向更为具体的范畴——价值形态——货币——资本过渡；而马克思考察商品，又不是从资本主义商品开始，而是从简单商品开始，因为简单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从简单商品生产演变过来的，简单商品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矛盾的萌芽。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马克思考察剩余价值，先从价值开始考察。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价值形态的发展才产生出货币，而在货币中则包含着资本的要求，“资本的太古形式是经常发展出货币的商业资本。同时，真正的资本是从货币或占有生产的商业资本中产生出来的”。由资本中的可变部分再生产出自己原来的等价以外的剩余价值。所以价值关系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实质的出发点。与资本主义现实过程相适应，在《资本论》中，价值概念先行于资本概念。这个内在关系，甚至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看到了，1868年一个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写道：“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 对于价值问题的分析，又以商品生产和流通发展的现实的历史过程为依据，追溯到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马克思说：“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错误地以货币的现成形态为起点来谈货币的“起源”和形成的。（他们把通过货币而进行的“间接交换”算作货币的开始，把物物交换割裂开来不谈。）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则是从商品交换开始的；在考察货币的形成过程时，又是从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开始的。

当马克思从资本转到剩余价值的考察时，先从绝对剩余价值开始，再转向相对剩余价值；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先从协作开始，进而考察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考察资本主义再生产时，先从简单再生产开始，进而分析扩大再生产。因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是扩大再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尽管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但问题的分析只有从简单再生产入手，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此外，在考察货币职能时，先从价值尺度这一职能开始，进而分析流通手段——货币贮藏、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在考察生产价格之前，先考察商品价值，因为价值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

如此等等，这些例证充分表明，《资本论》中思想的逻辑进程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相符合的。

《资本论》中，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即经济范畴的顺序性与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的一致性。经济理论的历史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在文献上的反映而已，马克思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中，发现了这个历史的反映。恩格斯写道：“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 这说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还表现为在逻辑中思想史与思维规律相吻合。《资本论》的整个结构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这方面的一致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第一卷到第三卷，主要是从逻辑观点进行的；在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主要是从历史观点进行的。这两大部分的内在联系，正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关系。如，《资本论》第一卷对价值主要是对剩余价值作了分析，与此相适应，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中，历史的批判基本上是围绕劳动与资本间按价值规律进行交换的问题来完成分析的，《资本论》第二卷对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作了分析，与此相适应，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的分析是以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描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尝试而告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考察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利润向平均利润的转化、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与此相适应，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后面两册中，主要分析了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差别，利润的一般形态的形成，价值与生产价格间的相互关系。最后，与《资本论》第三卷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相适应，在《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后部分考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过程。可见，《资本论》历史部分的内在结构和其理论部分的结构，基本上是吻合的，理论的历史基本上再现了理论及其他由以出发的前提。展开这两幅画卷，清晰地显现出这样一种类比：随着《资本论》第一卷依次向第三卷的过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与此相适应，《资本论》的历史部分批判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头脑中的反映，也实现了上升到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的过程。《资本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批判分析，是其理论建设的必然结果。历史和逻辑在这里呈现出复杂的多方面的统一。

三 实际历史过程在逻辑中得到“修正”的反映

思想的逻辑进程默写着实际的历史过程，但是，这种默写决不是简单的写照，决不是消极的、摄影式的反映，而是如恩格斯所说的，“是经过修正的” 反映。这种“修正”在科学上是绝对必要的。诚然，任何事物都是由它的先行阶段合乎规律地准备起来的，为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但是这种历史考察的目的，在于表明现象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而我们知道，历史发展中有种种曲折和偶然因素，这些历史展开的外部形态，却掩蔽着历史的本质和发展的基本线索。我们在理论研究中，若不对历史过程进行修正，剔除这些现象形态，而处处跟随历史前进，“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历史的“自然法则”就无法揭明。

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逻辑方法的正确性，其意义就在于，它把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运用于历史的研究中，对具体的历史过程进行“修正”和整理，摆脱一切使历史本质混杂不清的东西，从理论上总结出历史进程，表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资本论》中，逻辑进程对历史过程的“修正”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从最纯粹的形态上分析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

这是马克思对历史过程进行“修正”工作的总方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明确地指出：“物理学者考察自然过程时，要在它表现在最精确的形态且最不受扰乱影响的地方去考察；如可能，还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正常进行的地方做实验。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直到现在，它的典型处所是英国。就是为这个理由，所以在我的理论的说明上，英国成了我的主要例解。” 经济形态上的“典型处所”，就相似物理学实验中的“最精确的形态且最不受扰乱影响的地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是多种多样的，英、德、美、法等国各有其具体历史特点，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比较，各有许多迂回曲折以及与发展的主要方向相背离的情况，为不损坏研究的逻辑线索，必须撇开资本主义社会各国的具体历史特征，从最纯粹的形态上（即“典型处所”英国）揭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

《资本论》中有大量的类似分析。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实际生活中，各个国家、各次经济危机的具体情景是不同的，但是为避免“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的扰乱，马克思在考察经济危机问题时，撇开了那些对于研究本问题来说是枝节性的材料，从最纯粹的形态上去揭示出经济危机的根源，作出经济危机周期性变化等实质性的论断。

考察对象的纯粹形态，必须有特定的场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决定舍弃什么，保留什么。对于一个特定场合来说，舍弃的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妨碍研究经济规律的东西，但是在另外的研究场合，情况可能完全不同。也许在前一个场合要舍弃的东西，在这里是头等重要的因素，必须坚决保留住。如国际贸易，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来说，是一种外部因素，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中，把它作为次要的从属的因素舍弃掉了。在这个理论的说明中，马克思完全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条件为根据的；但是在具体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发生作用的机制时，国际贸易就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因为“如果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只表现在国民的剩余产品中，那末，为了价值而增加价值，从而榨取剩余劳动，就会受到（国民）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局限性或狭隘范围的限制。但是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实现过程中，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前提又是结果。这个例证说明，关于纯粹形态的分析，具有具体的历史的性质。

考察对象的纯粹形态，必须有理论上的假设。一切经济规律和范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只能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但是，为使理论分析的主要任务得到解决，必须在分析中假定理论范畴和经济现象的完全一致。如，在价格形式中，本来包含有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在自发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价格偏离价值正好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我们的全部研究都是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的：价格的提高或降低，是实际价值变动的表现。” 假定商品的价格同它们的价值是一个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这里的任务是要发展价值理论，对于这一任务来说，最重要的是，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基础，其他如价格只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或者说价值范畴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只存在于自己的货币表现形式中，存在于价格形式中，所以价格在理论上应该和价值完全相等，只有这样，才能把价格范畴看作是完全相符地表现了价值，价格才能被看作是直接的生产过程的范畴。而价格对价值的偏离，产生于商品的实现条件，只不过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再分配。在马克思研究的主要任务中，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因素，应该抽象掉，而把商品的市场价格和价值的一致，作为价值理论的基本前提。同样的道理，适用于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的其他范畴，如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范畴，看作和剩余价值是一回事。这里，把表面形态不同的范畴假设成完全等同的范畴，从中把握研究对象发展的基本脉络，这正显示出逻辑对历史过程调整的力量。

（二）从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考察各个要素。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考察，整个说来，是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的，这在逻辑进程中，表现为从原因到结果。这种顺序是同现实的历史过程（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发展过程）相吻合的。但是，为了在思维中复制出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恩格斯指出：“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这种考察，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从后面、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这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考察的意义是：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点上，“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 在这里进行考察，易于得到最一般的抽象。原因是，一类现象在低级阶段上所有的本质特征，只有在充分成熟的高级阶段上，才表现得特别明显。或者说，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自然法则，在不发达的阶段上只透露出一种暗示，而在充分发展的阶段上，则是深入贯彻下去的法则本身。正是因为这样，恩格斯强调说，认识某一时代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总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这样来考察经济范畴的。商业资本、利息、地租等都是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范畴，但马克思并不是把他们作为历史上过时的形态来考察的，相反，是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考察的。只是为了更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它们，在考察中，追溯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如马克思写了《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一章。又如商品，在资本主义以前存在了几千年，但对商品价值性质的规定，只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进行分析才引出来。同样，货币是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然而价值在资本上的独立化程度却比在货币上要高得多，价值规律正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中引申出来的。

从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考察，还能为理解以往的历史形态提供指南。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预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如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本质，在古代社会中为封建宗法性的外罩掩盖着。当马克思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我们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性知识以后，我们就能透过古代社会的宗法外壳，认清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这些“资本的古老形态”的剥削本质。

（三）寻出支配着一切关系的“普照的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马克思根据自己规定的方法论原则，在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时，总是从各种现实的复杂的关系中，用力寻出这种“普照的光”。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就是找出主要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资本论》是怎样具体贯彻这个原则呢？

如，农业在历史上是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的，但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没有以地租开始研究，而是把资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终结点，在土地所有权之前予以说明之。这是因为资本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力量，其他一切关系都由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经济规律来决定比重，所以不懂得资本就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不懂得地租却可能懂得资本。从矛盾总体上看，资本是主，地租是从，先研究资本，后研究地租，符合客观的必然联系。同样，从历史中展开对象的内在结构时，《资本论》在考察工业资本以后，再研究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土地地租，这种顺序没有任何违背历史真实的。因为工业资本在这里是“普照的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形成的基础。而所有别的形式都是从属的、第二位的；所以，尽管在历史上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土地地租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工业资本出现以前很久，但是把工业资本放到研究的首位，仍然是历史发展的真实的和合乎规律的秩序。

这种分析方法成为《资本论》中经济范畴顺序安排的根据。马克思说“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应该按它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合乎自然的关系或合乎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是相反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现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骨骼和基础，它是决定、支配和影响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方面的基本经济规律，因而它决定《资本论》中一切经济范畴的研究和排列。很明显，这样一来，《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的运动和历史的秩序就只是在基本环节上一致，在具体点的排列上是不一致的。概括前面的例证，这种不一致与三种情况有直接联系：（1）在客体发展的进程中，它的某些方面的关系的改变，如结果变成了原因，理由变成了根据；如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历史上，自然是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但是，真正要理解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和规律——财产和生产者的分离过程，只有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以后。因为资本的本质就在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对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工人进行剥削，从对资本本质的认识出发，资本原始积累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正是这样，《资本论》在科学分析的进程中，离开历史发展的线索，先分析了资本本身，而把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放在第一卷之末才讨论。如在历史上，商业资本先于工业资本，然而商业利润的源泉（也即商业资本存在的源泉）不是发生在流通范围内，而是在生产范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对认识商业资本的本质和规律来说，认识工业资本是前提和基础。正是这样，马克思先分析工业资本再分析商业资本。（2）旧关系的某些成分包括在新的生产关系的体系中，尽管它在历史上是原初的关系，然而在新的体系中，它只能作为历史的碎片处于从属地位，成为派生的东西。如前面分析的地租这样的经济范畴便是。（3）在某些情况下，被研究的现象同时产生了，逻辑的秩序没有历史的东西对照，范畴的逻辑秩序自然和历史上产生的个别关系不能够完全符合。如此等等。

如前所述，《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顺序和历史进程的“分离”，并不是主观人为的产物。恰恰相反，这种“分离”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进行的修正。由于它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在关节点上逻辑和历史一致，范畴顺序这种排列就更好地反映了现实本身的实质和规律。《资本论》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因而这种逻辑顺序正与《资本论》的研究目的相吻合。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对于《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第一作者为刘涤源，第二作者为张旭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