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导向的社会建设时代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来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暴露诸多弊端，以计划为导向的发展道路也越来越曲折。中国社会亟待一种新的体制机制，以充分解放生产力、激发经济活力。在这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地打开了闭塞已久的国门，把中国推向了世界，把市场引入了中国，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任务的全新时代。

一、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

在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观，是在“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而中国却错失了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机遇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具体而言，可将“改革开放”政策的时代背景归纳为以下方面。

一是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经济生活整体匮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社保使国家财政体系不堪重负。一方面，国家财政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民众生活开支，同时快速增长的人口又不断消耗着国家的资金储备。另一方面，生产的积极性得不到保护，经济产量持续萎缩，财政收入连年下滑。据统计，1976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比1975年减少了39.6亿元，当年发生财政赤字共计29.6亿元，这使国家财政面临着枯竭的巨大风险。

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已经实现人人有份的平均主义分配政策，使人人都可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由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下滑，国民经济始终在低水平徘徊，人民生活处于贫苦境地。住房等生活必需品长期、严重短缺，公共服务极不发达，同时还伴随着严重的就业安置难、城乡差距大等现实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卡在了国家的经济实力薄弱这个节点上。

二是时代主题转向“发展”。从整个国际大环境来看，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表现若干新特点。一是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以及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独立，民族革命的任务暂告终结，发展经济的任务日益迫切。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高速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速度普遍减慢，甚至出现停滞。如何改革旧体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三是国际局势变化莫测，战争危机依然存在。四是纵观全球，和平力量成长壮大，反战声音成为主流。五是随着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力量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重视机遇，纷纷调整经济结构和贸易政策，以便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继续夺得先机。新情况表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宣告结束，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已经到来。鉴于国际形势的这些新变化，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三是“解放思想、实事求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改革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与那些持有“两个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倾僵化的人们，展开了有关“真理问题”的激烈论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活动符合实际情况，就是要提倡实事求是。也就是说，要真正科学地看待和理解经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并坚持将其置于现实基础上的基本原则。这场论战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凡是派”的错误方针，破除了数十年来“左”倾思想强加于人的精神枷锁，奠定了理论争鸣的学术氛围，也使后续的改革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邓小平将党的工作中心转向了“经济建设”，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到了经济生活的首要位置。这标志着我国进入大刀阔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期，预示着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将发生明显转向。

二、社会建设的特征：经济导向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以“高速度、高指标”为目标，但发展速度不升反降，人民生活依然困苦。经历过这一时期的邓小平，在反复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后，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从而毅然决然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在这个新时期，社会建设一改过去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向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目标靠拢。社会建设表现出经济导向的新特征，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国家职能由“全能型”转向“经济型”，社会建设的主体走向多元化。市场本就应是容纳多元化交换主体的场所和机制。在新时期，国家将各项管理职能和调控权利下放，社会建设的主体开始日益多元化。当国家逐渐淡化其“全能型”的职能角色时，其“经济型”的职能特征便开始凸显重要性。经济目标成为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的主要导向，成为宏观决策的首要影响因素。大量企业、事业单位趋于独立化运营，一些单位甚至演变成为纯粹的经济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逐渐演变成为经济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

二是全社会的价值取向日益受市场逻辑所支配。市场逻辑的普遍渗透，使人们在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方面达成共识，社会资源的分配开始受经济效益这一根本原则支配。与此同时，“市场万能”的思想也开始孵化。一些人认为，只要依靠市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此时，经济效益成为评判一切事物的标准和尺度。市场化改革逐渐向更广阔的领域进军。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分配货币化等现象的出现，表明社会生活“市场化”的程度正不断加深。

三是社会政策法规的制定是为市场经济改革服务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虽有相关的经济政策出台，却极少有专门的社会政策规划。社会政策通常只是扮演经济政策的附属角色，只是为市场经济改革提供配套辅助。

三、社会建设的历史作用

在以经济领域建设为中心任务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基本功能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是增进了社会的自主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的活力被充分激发。社会中可自由流动的资源日益增多，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空间也迅速扩张。在多元化社会中，个性开始彰显，个人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

二是经济效率显著提高。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多元化社会建设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得以充分激发，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呈现多种经济成分和谐共存的繁荣景象。由于追求效率与发展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发展的其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例如，推动以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为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

三是社会公平失去保护。由于先天禀赋、政策机遇、素质能力的不同，我国社会各领域出现了巨大的分化。一方面，新富阶层脱颖而出，在短期内积聚了大量财富，但这一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较低。另一方面，仍有大量人口还徘徊在温饱线的边缘，生活质量并无大的改观。贫富水平的两极分化，使得公平、公正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成为人们质疑改革成效的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