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与评价
3.1.1 指标体系构建与合成方法选择
本章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借鉴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9）》，由于数据可得性有限，具体选取了27个指标，如表3-1所示。
表3-1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指标体系
续表
指标处理与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中，涉及真实GDP和资本存量的计算。对于前者，采用连乘GDP指数的方式计算得到以1952年为基期的真实GDP；对于后者，借鉴张军等（2004）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求得各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令1952年为100，得到以1952年为基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在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中，以工业化率和产业高级化指数来共同衡量产业结构，前者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表示，后者用第三产业增加值比第二产业增加值表示；以投资率和消费率来衡量投资消费结构，其适度值分别为0.38和0.6；以存贷款余额占比来衡量金融结构，以进出口总额占比来衡量国际收支结构，以二元对比系数来衡量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中，以GDP指数衡量产出波动，我们计算出全时期指数的平均值为108.25，这一平均值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GDP增长的长期趋势速度，因而将其作为适度值；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衡量价格波动，一般将这两项指标作为逆指标，但我们认为两指数小于100则说明有通货紧缩现象，这同样是一种价格波动，因而把它们定为适度指标，适度值均为100。
在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中，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居民消费水平来衡量福利变化；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GDP和基尼系数来衡量成果分配，其中基尼系数来自《以质量看待增长》（任保平，2010）及CEIC数据库。
在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中，以单位GDP能耗衡量资源消耗，其中1952年能源消费量缺失，以线性插值法补全；以二氧化硫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来衡量环境污染，其中1952—1988年二氧化硫排放量、1952—1984年废水排放量和1952—1985年固体废物排放量均缺失，我们分别令上述年份单位GDP排放量等于1989年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1985年单位GDP废水排放量及1986年单位GDP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这种处理方法的好处在于，使得缺失年份指标不会对总指数变化产生影响。
在国民经济素质维度中，以公路里程和铁路营业里程来衡量基础素质，邮政营业网点数和每万人电信交换机容量衡量信息化素质，每十万人高校在校生数和每百万人公共图书馆数衡量能力素质。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土面积基本未发生变化，因而直接使用公路里程、铁路营业里程和邮政营业网点数而非单位密度。
对于各个指标的去量纲化，借鉴王小鲁等（2017）的处理方法，采用极差变换法进行消除：
其中，
为指标xn的适度值。经此处理后，所有指标均与总指数正相关且每一指标的得分均在0～10之间。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合成方法，我们选择加权平均法，分两步对具体指标进行赋权：首先，经济增长质量的六大维度应当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对每一维度赋权1/6；其次，对于各个维度中的具体指标，由于我们选取的均是最有代表性的变量，为简单起见，也采用等权重进行分配。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GDP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指标均拥有1/18的权重，工业化率、产业高级化指数、投资率、消费率、存贷款余额/GDP、进出口总额/GDP、二元对比系数指标均拥有1/42的权重，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GDP、基尼系数、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硫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指标均拥有1/24的权重，公路里程、铁路营业里程、邮政营业网点数、每万人交换机容量、每十万人高校在校生数、每百万人图书馆数指标均拥有1/36的权重。加权平均法的优点是简单明了并有着直接的经济直觉性，还可方便地进行跨年比较。但需注意的是，与GDP等指标有本质区别，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更多地体现了不同年份间的相对差别和比较，它并不表示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对量有多少。以上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
3.1.2 1952—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结果与分析
由于数据限制，本章的测算时段为1952—2018年总共67年，结果如表3-2和图3-1所示。
表3-2 1952—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图3-1 1952—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从图3-1中可以明显看出，自195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式的稳定增加，一些年份也出现了下滑和波折。总体来看，67年时间可分为以下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1952—1994年，此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在波折中缓慢上升。1952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为3.2469，1994年也仅有3.8822，变化并不显著。从中还可发现两个较为明显的下滑期：一是1959—1961年期间持续下降，尤其是1961年，质量指数跌破2，降至历史最低点。这三年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三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一方面，中国遭受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加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等不当政策，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干扰。从数据来看，除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其余维度均在不同程度地下降。二是1992—1994年又出现了持续下降，这主要由稳定性维度的下滑引起。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使得原本低迷的市场信心开始恢复，加上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逐渐加大的价格改革力度，从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迅速升温，到10月物价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到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均达到历史最高点。
第二阶段：1995—2018年，此时的经济增长质量进入了快速稳定增长期，除1999年、2004年、2007年有轻微波动外，其余年份均在增加。1995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为4.3595，2018年上升至8.0486，24年间涨幅1.85倍，较之第一阶段有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