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新中国70年转型发展逻辑下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创新
新中国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转型发展的逻辑下，实现了八个方面的转型。这种转型发展的逻辑不仅在实践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借鉴和印证了发展经济学的某些原理。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推动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理论创新促进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创新。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以及通过二元工业化的特殊路径，实现了经济发展路径理论的创新。新中国70年来，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型，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通过工业化道路来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工业化的独特性在于通过二元工业化路径来促进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向现代工业化国家。由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双重演进”的特征，形成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同时并存的城乡二元工业化路径。这种二元工业化路径的特征是：工业化空间分布的二元性、工业化实现路径的二元性、工业化资源配置手段的二元性、工业化产业层次的二元性。二元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使得中国经济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向了现代工业化国家。
（2）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实现了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的结合，促进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新中国70年来，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国民经济计划化为动力建立了完善的国民经济基础和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市场机制为动力，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了经济发展合理的动力体系，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计划，通过计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了中国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市场动力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作为目标，正确处理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结合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了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的结合，推进了“中国发展奇迹”的实现。在理论上实现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创立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理论范式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经济增长中，既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又有效发挥了政府的作用，描绘出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动力理论逻辑。
（3）从粗放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转型，以及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再到创新发展，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了“发展型式”的概念，他认为发展型式的选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新中国70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了从粗放型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转型。尽管这一转型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成功探索出了通向集约化发展的方向，形成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学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再到创新发展，实现了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
（4）产业结构呈现出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再向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变化，以及协调发展理念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主题是结构性转变。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再向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变化，这一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之前，利用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虽然形成了单一的产业结构，但是却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转换，释放了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由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进程中，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释放生产力，我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实施沿海开放，并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实施不同的政策，这实际上属于不平衡发展战略。新时代下经济发展向高水平迈进的过程中面临新环境和新难题，发展理念需适时向协调转换。协调意味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平衡性，强调转变当前经济各个方面存在的失衡现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同时还要补齐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为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拓展空间并开发潜力。
（5）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形成兼具生态财富在内的多维度财富观的创新。新中国70年来，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经历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以及绿色发展等理论。这些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演进体现了发展经济学财富理论的创新。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不断创造、分配与使用财富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财富观经历了“实物形态”的国家财富观、“货币形态”的国家财富观、“价值形态”的国家财富观、“知识形态”的国家财富观(17)。新中国70年来，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特别是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体现了财富观的创新，形成兼具物质财富、知识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的多维度新国家财富观，从资本产出、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三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综合财富。
（6）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贯彻落实，体现了发展目标理论的创新。新中国70年来，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体现了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型，体现了以人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确定了“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富优先”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需要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转型。“民富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发展能否给人民带来利益，能否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能否使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民富优先”不仅涉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涉及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民富优先”是要使人民群众得到最大收益、最大的社会福利问题(18)。要让人民富裕，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让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而且还要缩小收入差距。“民富优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富优先”表明经济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富民的发展。根据新发展理念，人民的富裕程度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民富优先”不是一部分人富，而是大部分人富。“民富优先”不仅要看平均收入，还要看达到平均收入的人数。“民富优先”包括劳动致富、创业致富、经营致富和财产致富等路径。
（7）从赶超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以及对高质量发展的追求，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新中国70年来，实现了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体现了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解决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追求速度为核心，实施追赶战略。经过7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已经由发展问题转变为发展起来以后的质量效益问题，追赶战略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转型——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先进生产要素为核心，以创新为第一驱动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实现以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新时代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由制度创新转向以现代化强国为内容的综合创新。由单一市场化路径转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生态化和信息化的协调同步发展。
（8）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以及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开放发展理论的创新。新中国70年来，我国经济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发展经济学开放发展理论的创新。新中国70年的历史表明，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带来的必然是落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劳动的世界分工不断细化，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开放可以积极参与全球分工，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来实现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加强国际交往、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闭门造车是万不可取的。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要主动参与和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审时度势，迎难而上，努力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发展的理论开拓了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新境界，使我国由经济全球化的从属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致力于从贸易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努力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进一步提升开放经济水平，以“强起来”为目标构建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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