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译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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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躺了很久。有时他仿佛睡醒了,于是发觉夜早已来临,但他并不想起床。末了他发觉,天已经明亮起来。他仰躺在长沙发上,由于不久前他昏迷过,他还是呆愣愣的。一阵阵可怕的、绝望的号哭声凄厉地从街上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每夜两点多钟他都听到窗下这样的号哭声。现在这一阵阵号哭声又把他闹醒了。“啊!那些酒鬼也已经从酒店里出来了,”他心里想。“两点多啦。”他霍地跳起来,仿佛有人把他从沙发榻上拉起来似的。“怎么!已经两点多啦!”他坐在沙发榻上,这当儿他又想起一切事来!忽然在一刹那间他把什么都想起来了!

开头他以为,他要发疯了。他打着可怕的寒颤;但这阵寒颤也是由于热病所引起的,其实,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已经在发烧。现在他忽然抖得这么厉害,连牙齿都格格打战,浑身哆嗦。他打开了门,侧耳倾听起来:这幢房子里一切都已经酣睡沉沉,他愕然打量了一下自己身上和自己斗室里周围的一切东西,他不明白:昨天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扣住门钩,就倒在长沙发上,不但没有脱衣服,而且还戴着帽子;帽子掉落了,滚到了枕头旁的地板上。“如果有人进来过,那他会怎样想呢?他以为我喝醉了;可是……”他向窗前扑去。天已经大亮,他急忙察看身上,一切都得察看一下,从头到脚,全身衣服都要检查一遍:有什么痕迹没有?但他做不到:他冷得瑟瑟发抖。于是他开始把身上衣服脱下来,又一件一件地检查了一遍。他把衣服全都翻过了,连一根线一块布也不放过。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地检查了三遍。但似乎什么痕迹也没有;只在从磨破了的裤管边上挂下来的那一丝丝布毛边上还留着一点点凝结了的浓血。他拿起一把大折刀,割去了这些布毛边。似乎再没有什么痕迹了。他蓦地想起来,从老太婆的箱子里拿来的钱袋和一切东西都还藏在口袋里!他一直没有想到把它们拿出藏起来!就连现在检查衣服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它们!这是怎么啦?他立刻扑过去把这些东西取了出来,扔在桌上。他把所有东西都拿了出来,连口袋也都翻了出来看个仔细,是不是还有东西留在里面,然后把这堆东西都搬到屋角去了。在那边屋角里,靠墙脚有个地方糊壁纸扯破了,从墙上脱落下来了;他立刻把所有东西都塞入了糊壁纸后面的一个窟窿里。“放进去了!所有东西都看不见了,钱袋也看不见了!”他乐呵呵地想,一边欠一欠身子,惘然看看屋角里那个越发隆起的窟窿。他蓦地吓得怔了一下:“天哪,”他绝望地悄声说。“我怎么啦?这算藏好了吗?谁这样藏东西?”

不错,他并不打算拿东西;他只想拿些钱,所以他没有准备藏东西的地方。“可是现在,现在我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他想。“谁这样藏东西?我真的昏头昏脑啦!”他精疲力竭地坐到长沙发上,一阵难受的寒颤立刻又使他哆嗦起来。他无意识地把放在旁边椅子上那件他从前做大学生时穿的冬大衣拉了过来。这件大衣很暖和,但已经穿得破旧不堪。他把大衣盖在身上,立刻就沉入了睡乡,并且说起梦话来。他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不到五分钟,他又一骨碌爬了起来,立刻又发狂似的向自己那件夏季外套扑过去。“我怎么又睡熟了,我什么事也没有做哪!果真如此,果真如此:胳肢窝下面的那个环圈还没有拆掉呢!我忘了,忘了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一个这么重要的罪证!”他扯下环圈,赶忙把它扯得粉碎,塞入了垫在枕头下面的内衣里。“扯成了碎片的粗麻布决不会引起疑窦的;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他站在屋子当中反复地说,并且又非常仔细地四下看看,看看地板,又看看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东西遗落没有?他深信,他丧失了一切能力,连记忆力也丧失了,连简单的思考力也没有了,他因而感到难受的痛苦。“啊,莫非已经开始了,莫非惩罚已经降临到我身上了?对,对,一点儿不错!”真的,那些从裤管上割下来的一丝丝布毛边,都乱扔在屋子当中地板上,会让第一个进来的人看见的,“我这是怎么啦!”他又高声叫喊起来,像失魂落魄似的。

这时,他头脑里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也许他的衣服染满了鲜血,也许有许多血迹,只是他看不见,没有发觉,因为他的脑力衰退了,思想不能集中了……头脑糊涂了……他忽然想起来,钱袋上也有血迹。“哎呀!这样看来,他口袋里一定也有血迹,因为我那时把血迹还没有干的钱袋塞入了口袋里!”他立刻把那只口袋翻了出来——果然不错,口袋的衬布上也血迹斑斑!“这样看来,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我既然能记起来,能想得到,可见我还有思考力和记忆力!”他洋洋得意地想着,一边愉快地深深舒了口气。“那不过是发热后的体力衰颓,片刻的神思恍惚,”他把左边裤袋的衬布也拉了出来。这当儿阳光照射在他的左靴上:他那从破靴里露出的袜子上好像也有血迹。他脱下了靴子。“果真是血迹!袜尖浸透了血;”大概,他那时不当心踩了那摊血……“现在这怎么办呢?把这只袜子、布毛边和袋衬布藏到哪儿去呢?”

他把这些东西抓在手里,站在屋子中央。“扔入炉子里吗?他们首先会在炉子里翻寻的。烧毁吗?拿什么东西来烧呢?连火柴也没有一根。不,最好把这些东西扔到什么地方去。对!还是扔掉好!”他反复地说着,又坐到长沙发上。“马上,此刻就走,别耽搁啦!……”但他没有走,他的头却又倒在枕头上了;一阵难受的寒颤又使他不能行动了;他又把大衣拉到身上。这个念头久久地、断断续续地在他脑海里萦回了几小时:“马上就走,别耽搁啦!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把这些东西全都扔掉,免得让人看见,快些,快些!”他好几次在长沙发上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总是做不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

“开门,你活着还是死啦?他总是睡觉!”娜斯塔西雅用拳头敲打着门,叫喊着。“他成天价像条狗一样睡觉!他当真是条狗!开门,开门呀。十点多啦。”

“也许他不在家!”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哎哟!这是看门人的声音……他来要干什么?”

他直跳起来,坐在长沙发上。心扑通扑通跳得直响,甚至感到发痛。

“谁把门钩扣上了?”娜斯塔西雅反问。“他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怕人家会把他偷走吗?开门,傻瓜,醒醒吧!”

“他们有什么事?看门人来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啦。抗拒呢,还是开门?完了……”

他欠起半截身子俯身向前,拔出了门钩。

他的屋子是那么小,不必下床就能拔出门钩。

果然不错:看门人和娜斯塔西雅站在门口。

娜斯塔西雅不知怎的用奇怪的眼神把他打量了一下。他现出挑衅和绝望的神情瞥了看门人一眼。看门人默默地递给了他一张对折起来的灰纸,用封瓶的火漆封住的。

“办公室里送来的一张传票,”他说着,就把传票交给了他。

“什么办公室?……”

“叫你到警察局办公室去。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办公室。”

“到警察局去!……有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传你去,你就得走一趟。”他用心地把他打量了一下,并看看四下,转身就走了。

“你好像病得很厉害?”娜斯塔西雅问,一边目不转睛地看他。看门人也回过头来看了他一会儿。“他昨天就在发烧,”她补上一句。

他没有回答,把传票拿在手里不拆。

“那么你别起来吧,”娜斯塔西雅继续往下说,看见他从长沙发上放下脚来,不禁起了怜悯之心。“你病了,那就别去,不必着急。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他看了一眼:他右手拿着割下来的一丝丝布毛边、一只袜子和一片片扯碎了的袋衬布。他拿着这些东西睡熟了。接着他想了想,记起来了:他发着烧,似醒非醒的,所以手里紧握着这些东西又睡熟了。

“哎呀,他收集了这些破烂东西,拿在手里睡觉,好像拿着宝贝一样……”娜斯塔西雅傻里傻气地大笑起来。他立刻把这些东西都塞到大衣下面,一边目光定定地看着她。虽然他在这个时刻还不能够作十分有条理的思考,但他觉得,如果人家来逮捕他,他们不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他的。“可是……警察局?”

“喝些茶吗?要不要喝?我去端来;茶还有哩……”

“不……我要出去……我马上就要出去,”他嘟嘟囔囔说着,站起来了。

“怕你楼梯也走不下呢?”

“我要出去……”

“随你的便。”

她跟随着看门人出去了。他立刻跑到明亮的地方去检查袜子和布毛边:“有血迹,但不十分显眼;血迹给弄脏了,蹭掉些儿,已经褪了色。不知道这件事的人是什么也看不出的。所以娜斯塔西雅站得远点儿就什么也不能发觉,谢天谢地!”于是他哆哆嗦嗦地拆开了传票,念起来;他念了很久,终于搞清楚了。这是区警察局发来的一张普通的传票,叫他今天九点半到区分局局长办公室去。

“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事啊?警察局从来不找我!为什么恰恰今天?”他思忖着、苦恼着,摸不着头脑。“天哪,但愿快些!”他急忙跪下做祷告,连他自己也不禁放声大笑起来——他不是笑祷告这个主意,而是笑他自己。他急忙穿上衣服。“反正要完了,把袜子穿上!”他忽然想起来:“再弄脏些,就看不出痕迹了。”但他一穿上袜子,立刻就厌恶而恐惧地把袜子脱掉了。他脱掉了袜子,可是想到他没有别的袜子,又拿起来穿上了——他又放声大笑起来。“这全都是假定的,相对的;这只是一种形式,”这个想法忽然兜上了他的心头,只是一闪即逝;但他不觉浑身战栗起来。“我不是穿上啦!结果我还是穿上了!”但是笑容立刻就收敛了,变成悲观绝望的神色。“不,我受不了……”他心里想。他的两腿瑟瑟发抖。“因为我害怕,”他喃喃地自言自语。脑袋因发热而感到昏晕疼痛。“这是一种狡猾的手段!他们想引诱我上钩,突然中他们的计,”他走到楼梯上的时候,还在暗自思忖。“糟糕的是,我几乎神志不清……我会胡言乱语的……”

他在楼梯上想起来了,那些东西还藏在糊壁纸后面的窟窿里,“大概,故意等他不在家的时候来搜查,”他一想起来就站住了。但是一筹莫展和以一死了事的心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突然把他攫住了。于是他把手一挥,又下楼去了。

“但愿快些!……”

街上又热得难受;这几天甚至没有下过一滴雨。又是灰尘,又是砖块和石灰;又是从铺子和小酒店里冲出来的那股臭气;又是随时可以碰到的喝醉的人、芬兰小贩和七歪八斜的出租马车。强烈的阳光照得他的眼睛发花了,他头昏得厉害——在阳光强烈的天气里,一个身子发烧的人突然来到街上,往往有这样的感觉。

走到昨天走过的那条街的拐弯处,他痛苦不安地张望了一下,又望望那所房子……立刻就把目光移开了。

“如果他们问起来,我也许会说,”他走近办公室的时候,心里想。

办公室离他的家只有四分之一里路。办公室刚搬到新址四楼上的新房间里。旧址他去过的,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走进大门,看见右首有一条楼梯,一个庄稼汉模样的人手里拿着一本簿子走下楼来:“那么他就是看门人;那么办公室就在这里,”他跑上楼去碰碰运气。他不愿问人。

“我进去,跪下,直认不讳……”他边想边上四楼去了。

楼梯又陡又窄,污水淋漓。四楼全部住所的厨房都朝这条楼梯开着门,差不多是整天开着的,因而闷热极了。腋下夹着小簿子的看门人、听差和上警察局来的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都川流不息地打这条楼梯跑上跑下。办公室的门也敞开着。他走了进去,在前室里站住了。这儿经常有一些乡下人站着等候。这儿也异常闷热,而且这些刚油漆过的房间那股混合着带臭味的干性油的、还未消散的油漆味儿往鼻子里直冲,简直叫人恶心。他等待了一会儿,认为还得往前走,就往隔壁一个房间走去。那些房间都又小又低。急不可耐的心情使他越发想往前走。谁也没有注意他。在第二个房间里有几个录事在办公,他们都在振笔疾书,身上只比他穿得稍微体面些,模样儿都很古怪。他找了其中的一个录事。

“你有什么事?”

他拿出警察局的传票。

“您是大学生吗?”那个录事看了一下传票,又问。

“是的,从前是大学生。”

录事把他打量了一下,但是神气很冷淡。这个人头发异常蓬乱,眼神里流露出他有个固执的想法。

“这个人不会告诉你什么的,因为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想。

“请您到那儿去跟文书谈吧,”录事说,用指头朝前面点点尽头的一个房间。

他走进那个房间(按照顺序这是第四个房间)里去了,这儿地方窄小,挤满了人——他们都穿得比外面几个房间里的干净些,其中有两个妇女。一个穿着素色的丧服,坐在文书对面的桌旁,一面听文书口授一面写。另一个是一位太太,一个胖胖的、脸上红彤彤,有许多斑的、惹人注目的女人。她服饰华丽,胸前别着一枚和茶碟子一般大的胸针,站在一边等候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把传票递给了文书。文书匆匆地瞥了一眼,说:“请等一等,”他又给那个穿丧服的女人口授着什么。

他较为舒畅地透了口气。“一定不是那件事!”他慢慢地振作起精神,竭力鼓起勇气,镇定下来。

“多么傻啊,稍微粗心大意,就会出卖自己!……嗯,很可惜。这儿空气不足,”他补上一句,“很闷热……头脑昏得更厉害了……神志也……”

他感到心乱如麻。他害怕不能控制自己。他极力专心致志地想一件什么事,要想一件什么事,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但压根儿做不到。那个文书却引起他极大的注意:他总是看着他的脸,想猜出什么来。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人,约莫二十二岁,有一张黝黑的、活泼的脸,看起来比他的年纪老些,衣着时髦,像个花花公子,在后脑勺上头发对分梳开,梳得很均匀,搽过油,那些拿刷子刷得干干净净的白皙的指头上戴着几只嵌宝戒指和金戒指,坎肩上挂着一根金链子。他跟一个来到这个房间的外国人还说了两句法国话,说得还不错。

“露依莎·伊凡诺夫娜,您坐一会儿,”他忽然对那个穿得很漂亮的、脸上红彤彤的女人说,她总是站着,好像不敢坐,虽然旁边有把椅子。

谢谢[1],”那个女人轻轻地说,衣服窸窣作响,坐到椅子上。她那条浅蓝色的镶白花边的连衣裙在椅子周围散开了,像个气球,几乎占据了半间屋子。芳香扑鼻。可是那位太太大概因为占据了半间屋子,身上散发出一阵阵香气而坐立不安,虽然她羞怯地涎皮赖脸地微笑着,但显然很不自在。

那个穿着丧服的女人终于办完了手续,站起来了。突然,传来一阵闹声,有个警官神气活现地走进来了,他不知道怎的养成了一个特别的习惯,每走一步就扭动一下肩膀,把那顶缀着一个帽徽的制帽扔在桌上,就在圈椅上坐下了。那个服饰华丽的女人一看见警官就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异常高兴地行了个屈膝礼;但警官并不理睬她,她却不敢当着他的面再坐下。这是区分局副局长,两撇略带火红色的唇髭天平般地向左右两边伸展着,五官异常细小,但是除了有点儿傲慢无礼以外,没有显现出什么特点。他不大高兴地斜睨了一下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他穿得太破烂了,虽然他一副寒酸相,但是他那英俊的气概并没有被破烂的衣服所掩盖;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一时疏忽而直瞅着他,看得太久了,后者甚至恼火了。

“你有什么事?”他叫道,因为他那闪电般的目光没有使这么一个衣服破烂的人害怕,大概感到惊讶。

“是你们传我来的……有传票……”拉斯柯尔尼科夫漠然回答道。

“是一桩向他追索债务的案件,就是向这个大学生。”文书慌忙说,把目光从传票上移开了。“这里!”他把一本练习簿递给拉斯柯尔尼科夫,指指练习簿上的一个地方,“您去看吧!”

“债务?什么债务?”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想。“但是……这样看来,一定不是那件事!”他高兴得哆嗦了一下。他突然如释重负,心头感到说不出的轻松。

“先生,通知您几点钟来?”中尉警官叫道,不知为什么越来越生气。“通知您九点钟来,可是现在已经十一点多啦!”

“我一刻钟以前才接到传票,”拉斯柯尔尼科夫转过脸去,大声回答道,他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甚至对这个回答他有点儿感到满意。“我在发烧,我抱病而来,不错吧。”

“不许大声叫嚷!”

“我没有大声叫嚷,我平心静气地对您说话,可是您对我大声叫嚷;我是大学生,不许人家对我哇啦哇啦。”

副局长勃然大怒,开头甚至说不出话来,只是唇髭下面唾沫飞溅。他从椅子上直跳起来。

“住——口!您是在警察局里。先生,不——要——放肆!”

“您也是在警察局里,”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声叫道,“您不但大声叫嚷,而且还抽香烟,您不尊重我们。”说了这句话后,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难以形容地快乐。

文书微笑地看着他们。大发雷霆的中尉警官显然很窘。

“这不关您的事!”末了,他有点儿做作地高声叫道。“请您作出向您要求的答辩。让他看看,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有控告您的状子!您不还钱!模样儿倒很漂亮!”

可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再听他的话,猛地夺过那张控告他的状子,想快些揭开谜底。他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摸不着头脑。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文书。

“这是凭借据向您索债,追讨欠款。您应当或者负担一切诉讼费用,缴纳罚金和其他费用,或者提出书面答复,说明什么时候还钱,而在欠款未还清以前,不得离开京都,不得出卖或隐藏自己的财产。债权人可以拍卖您的财产,并依法控告您。”

“我……没有欠什么人的钱!”

“这不关我们的事。有人交来一张过了期的、被拒付的一百十五卢布的借据,要求我们追索欠款。这张借据是您在九个月前出立给八等文官太太扎尔尼采娜寡妇的,而扎尔尼采娜寡妇后来又把它转让给七等文官切巴洛夫,所以我们传您来作答辩。”

“她不是我的女房东吗?”

“她是你的女房东,那又怎么样呢?”

文书望着他,脸上流露出同情而又宽恕的微笑,但略带洋洋得意的神气,仿佛望着一个刚开始学习射击的新手,在问:“嗯,现在你觉得怎样?”可是他现在管他妈的什么借据,什么追索欠款!目前这也值得担忧,甚至值得注意吗!他站着、念着、听着、回答着,甚至自己提出问题,但这一切行动都是不自觉的。胜利地保全了自己,脱离了迫于眉睫的危险——这就是他在这个时刻的感觉。他不作预测,也不加分析;对未来不作猜想,也不加推测;他不怀疑,也不追问。这是一个充分表现出直觉的、纯然是动物本能的快乐时刻。可是,这当儿在办公室里好像雷电交加一样,突然发生了一件事。那个还在因为对他不恭敬而震怒的、气得面红耳赤的、显然还想维持受损的尊严的中尉警官,忽然迁怒于那个倒霉的“服饰华丽的女人”,虽然从他进来的时候起,她一直带着傻里傻气的微笑望着他。

“你这个贱货,”他忽然放开喉咙叫嚷起来(那个穿丧服的女人已经走了),“昨天夜里你家里出了什么事啦,啊?又是丢脸的事,吵闹得满街都知道了。又是打架、酗酒。你想进感化院嘛!我不是已经对你说过,我已经警告过你十次,第十一次我可不能饶恕了!可是你又……又……你这个贱货!”

连拉斯柯尔尼科夫手里的传票也掉落了,他惊讶地望着遭到这么无礼辱骂的那个服饰华丽的女人;可是不久他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对这件事甚至立刻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高兴地听着,甚至想哈哈大笑一阵……他的全部神经都兴奋起来了。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文书殷勤地说话了,但马上又把话缩住了,等待着时机,因为他凭经验知道,你只有采用强制手段才能叫这个中尉警官不发脾气。

至于那个服饰华丽的女人,开头中尉警官的大发雷霆吓得她瑟瑟发抖;但是说来奇怪:骂得越多越厉害,她却越变得温柔可爱;她对那个可怕的中尉警官笑得越发迷人了。她在原地踏步,不断地行屈膝礼,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插嘴的机会,终于等到了。

长官[2]先生,我家里没有吵闹过,也没有打过架。”她突然放连珠炮般地说起来,好似豌豆撒落在地上一般,虽然她厚着脸皮说着俄国话,可是她的发音却带着极重的德语重音,“没有发生什么丢脸的事,他们都喝得醉醺醺来的,让我把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告诉你。长官先生,不是我的过错……我的家庭是高尚的、规规矩矩的。长官先生,我从来不干丢脸的事。可是他们来的时候都已经喝得烂醉,后来又要三瓶酒,于是有个人竟然跷起脚,用脚弹起钢琴来了。在一个高尚的家庭里,这太不成体统了。他把钢琴完全[3]弄坏了,这完全是下流的行为,我就这样对他说。可是他拿起一瓶酒,猛击每个人的背。于是我马上叫来了看门人。卡尔来了,他抓住了卡尔,打他的眼睛,又打亨利埃特的眼睛,还打了我五记耳光。长官先生,在一个高尚的家庭里,这是多么无礼呀,我就叫喊起来。他打开临河的窗,像头小猪般地向窗外尖叫起来;这真丢人。站在窗前,对着街,像小猪般地号叫,这成什么体统?呸—呸—呸!卡尔在他背后拉住他的燕尾服,把他从窗口拖开了,长官先生,这是真实情况,他把他的燕尾服[4]撕破了。于是他大叫大嚷,必须[5]赔偿他十五卢布。长官先生,我自己拿出五卢布赔偿他的燕尾服。这是个下流的客人,长官先生,他常常胡闹!他说:我将来要发表[6]长篇讽刺文章骂您,因为在所有报上我都能发表骂您的文章。”

“那么,他倒是个作家?”

“是呀,长官先生,在一个高尚的家庭里……长官先生,他是个多么下流的客人呀……”

“嗯—嗯—嗯,够啦!我已经对你说过啦,说过啦,我不是对你说过了……”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文书又意味深长地说话了。中尉警官瞟了他一眼;文书微微摇了摇头。

“……已经对你说过了,最可尊敬的拉维莎·伊凡诺夫娜,我最后一次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了,”中尉警官继续往下说。“在你那高尚的家庭里,哪怕再闹出一次丑事来,我用高尚的话来说,那我要把你查办[7]。听见吗?这样说来,他是个文人,或者是个作家,在‘高尚的家庭里’,因为后襟被人撕破了,而拿了五个卢布赔偿费,是不是?他们这些作家都是这个样儿!”于是他向拉斯柯尔尼科夫投了轻蔑的一瞥。“前天在一家小饭馆里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有个文人吃了饭,不肯付钱;他还说:‘我要写一篇文章讽刺你们。’上星期,另一个文人在轮船上用最下流的话骂一个五等文官的家眷——他的妻子和女儿。前几天,有个文人被撵出了糖果店。作家、文人、大学生、宣传者,他们都是这样的一批家伙……呸!你去吧!我会到你家里来看的……你可要注意!听见吗?”

露依莎·伊凡诺夫娜匆忙而殷勤地朝各方面行着屈膝礼,边行屈膝礼,边向门外退去;可是在门口她的屁股撞了一个仪表堂堂的警官,这位警官神色坦然,容光焕发,两边脸颊上留着极其漂亮的、浓密的、淡黄色的络腮胡子。这就是分局长尼柯季姆·福米奇。露依莎·伊凡诺夫娜连忙行个屈膝礼,两膝弯曲得几乎碰到了地板,步子又快又小,跳跳蹦蹦地从警察局里飞奔出去了。

“又是霹雳,又是雷电交加,又是旋风,又是台风?”尼柯季姆·福米奇亲切而友好地对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说。“你又发脾气啦,又动肝火啦!我在楼梯上就听见了。”

“对啊,怎么样!”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带着君子风度漫不经心地说(甚至不是说“怎么样”,不知何故,竟说成“咋——么——样!”),他手里拿着一沓公文走到另一张桌子跟前去了,每走一步,就装腔作势地扭动一下肩膀:他往哪儿走,肩膀就往哪儿扭。“您瞧:这位是个作家先生,哦,不,是个大学生,我是说从前是大学生,立了借据,但他不还钱,又不肯搬家,他不断地被人控告,可是他却在这儿抗议,说我在他面前抽香烟!他自己的行为不正派,您瞧瞧,瞧瞧他现在这副讨人喜欢的样子!”

“贫非罪,朋友,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大家都知道,他性子暴躁,动不动生气。您大概受了他的气,忍不住了,”尼柯季姆·福米奇和蔼地向拉斯柯尔尼科夫转过脸去,继续往下说。“可是这是您的不对了:我告诉您,他是个极—高—尚的人,但性子暴躁,火暴性格嘛!他一冒火,就要发脾气,脾气发过——就完了!没有事了!归根结底,他心地是善良的。他在团里大家都叫他‘火药中尉’……”

“别提这个团啦!”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感叹地说,他虽然还在生气,但是这个玩笑却开得使他很满意。

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想对他说句会叫人异常高兴的话。

“请原谅,长官,”他忽然对尼柯季姆·福米奇很放肆地说起话来。“请您站在我的地位设想一下……如果我有什么不对,我甚至愿意请求他原谅。我是个穷大学生,而且身上有病,被贫穷所逼(他正是这样说:“所逼”)。从前我是大学生,因为现在我不能维持生活,但我就会得到钱……我有个母亲和妹妹住在某省……她们将要寄钱给我,我……就可以把钱还清。我的女房东是个善良的女人,可是她因为我丢了教书工作,有三个多月没有付房租,她极为不满,连午饭也不供给我了……我完全记不得,这是一张什么借据!现在她凭这张借据要我还钱,请您说吧,我怎样还她钱!……”

“这不关我们的事……”文书又说话了。

“对,对,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是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拉斯柯尔尼科夫又赶忙接嘴说,他不是对文书说话,而是对尼柯季姆·福米奇说话;但也尽力对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说话,虽然后者固执地装作一副翻寻公文的样子,并且鄙夷地不理睬他。“请让我解释一下,我租她的屋子已经有三年光景,从外省来到这儿就住在她那儿,先前……先前……为什么我不如实直说呢……我一开头就答应,我将娶她的女儿,我口头上这样答应,随便答应的……这是个少女……其实我也喜欢她……虽然我并不爱她……总而言之,我年纪轻,我的意思是,当时女房东非常相信我,我多多少少过了一个时期这样的生活……我没有好好地考虑……”

“先生,根本没有人叫您谈男女间的暧昧关系,而且我们也没有工夫听,”伊里亚·彼得罗维奇用洋洋得意的口吻粗鲁地插嘴说;但拉斯柯尔尼科夫急不可耐地打断了他的话,虽然他突然觉得说话异常吃力。

“不过,对不起,对不起,让我多少,还是全都告诉你们吧……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要谈谈……虽然我同意你们的意见,谈这个没有必要;可是一年前,这个姑娘害伤寒病死了,我仍旧住在她那儿。当女房东搬到现在所住的那套房间里来的时候,她曾经对我说……而且很友好地对我说……她绝对相信我……她问我,肯不肯出立这张一百十五卢布的借据,她认为我欠了她这么一笔钱。请允许我说一句:她确是这样说的,只要我给她出立这张借据,她又会借钱给我,要借多少就多少,她决不,决不——这是她亲口说的——她决不拿这张借据去控告我,除非我自愿还钱……现在,我丢了教书工作,没有饭吃的时候,她却来控告了,要我还钱……现在我怎么说呢?”

“先生,我们可不要听这些动听的话。”伊里亚·彼得罗维奇粗暴无礼地打断他。“您应该提出保证,设法还债,至于您的恋爱故事和这些悲剧跟我们风马牛不相及。”

“你……倒是铁石心肠……”尼柯季姆·福米奇嘟嘟囔囔说,坐到桌边,也开始签署公文。他好像有点儿不好意思。

“您写吧,”文书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写什么?”他不知怎的格外粗暴地问。

“您听着。”

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得,他作了一番自白后,文书对他更不客气,更瞧不起他;但说来奇怪,他忽然对人家的意见毫不介意,这个转变好像是一刹那间发生的,是在一分钟内发生的。如果他肯稍微思考一下,不用说,他就会感到奇怪,他怎么会在一分钟前跟他们谈这样的话,甚至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他们?这些感情是哪儿来的?相反地,即使现在房间里坐着的忽然不是局长,而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他似乎也不想对他们说一句推心置腹的话,他的心忽然变得多么空虚啊。他突然意识到心里出现了一种悲观情绪,感到自己是令人痛苦地无限地孤独,而且没有依傍。他突然变得这么悲观可不是由于这两个卑鄙无耻的行为:既不是由于他曾向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披肝沥胆,也不是由于他屈服于那两个警官。啊,现在他哪会想到自己的这些卑鄙行为啊,想到这些自尊心、警官们、德国女人们、索债和警察局等等!如果此刻他被判处火刑,他不会发慌的,甚至也未必会用心地听完判决书。他发生了一桩十分陌生的、新的、意想不到的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不是理会到,而是清楚深刻地体会到,他已经再也不能像刚才那样流露感情或者用任何其他方式去向这些坐在区分局里的人们申诉了。即使这些人是他的同胞手足,而不是警官,甚至不论生活情况如何,他也不会去向他们申诉的;以前,他从来没有过如此奇怪而又可怕的感觉。最令人痛苦的是,这与其说是知觉,倒不如说是意识或者意念;一种直觉,他一生中所有的最痛苦的感觉。

文书开始向他口授这一类案件的一种普通的答辩书的格式;就是:我无力偿还债务,答应在将来某一天偿还,我不离开城市,不拍卖或捐赠财产等等。

“您不能写字啦,您拿不住笔啦,”文书说,一边满怀好奇心地仔细打量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您病了吗?”

“是呀……我头晕……请您往下说吧!”

“完了,请签名。”

文书收回了答辩书,就去办别的公事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交还了笔,但他没有起身就走,却把两个臂肘支在桌上,用两手抱住了头,仿佛他的头顶上被人钉了一枚钉子。他突然想到一个奇怪的念头:立刻站起来,走到尼柯季姆·福米奇跟前去,把昨天所干的事向他和盘托出,然后同他一起到家里去,指给他看藏在屋角一个窟窿里的那些东西。这个冲动是这么强烈,他甚至已经站起来要去干。“考虑一会儿岂不更好吗?”在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不,还是不考虑好,卸下这副重担吧!”可是他突然站住不动了,像被钉在那儿一样,因为尼柯季姆·福米奇热情洋溢地对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谈着话,这几句话飞到了他耳朵里:

“这是不可能的,这两个人会释放的。第一,一切事情都是自相矛盾的;您想想看:如果这是他们干的,他们去叫看门人来干吗?自己告发自己?还是他们耍手段?不可能,这未免太不可思议!而且,当大学生彼斯特里雅柯夫进去的时候,两个看门人和一个妇女都在大门口看见过他:他跟三个朋友在一起走,走到大门口才跟他们分手。他向看门人打听房客的时候,三个朋友还跟他在一起。如果他抱着这样的意图而来,他还会打听房客吗?那个柯赫在底层一个银匠那儿坐了半个钟头才上老太婆那儿去,他从银匠那儿出来上楼去是在七点三刻。现在请您想想吧……”

“可是,请问,他们的供词怎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他们都肯定地说,他们敲过门,门是扣着的,可是三分钟后,他们同看门人一道上楼去,却发现门没有扣上。”

“问题就在这里:凶手一定扣住了门钩坐在里面;如果柯赫不干蠢事,不去找看门人,那么一定能够把凶手逮住。而他正是趁这个机会跑下楼去,打他们跟前溜过,逃走的。柯赫用双手画十字说:‘如果我站在那儿不走,他会跑出来用斧头把我劈死的。’他要到教堂里去做俄罗斯式的谢恩祷告,嗨——嗨!……”

“谁也没有看见凶手吗?”

“哪能看见呢?那所房子像挪亚的方舟,”文书说,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留心地听着。

“事情是很清楚的,事情是很清楚的!”尼柯季姆·福米奇热情地反复说。

“不,事情并不清楚,”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坚持地说。

拉斯柯尔尼科夫拿起帽子,往门外走去,可是他没有走到门口就……

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坐在椅子上,有个人在右边扶着他,左边也站着一个人,手里端着一只黄玻璃杯,盛满了黄澄澄的水;尼柯季姆·福米奇站在他面前,目光定定地看着他;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是怎么啦,您病了吗?”尼柯季姆·福米奇口气相当严厉地问。

“他签名的时候,几乎拿不住笔,”文书说了,就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又办起公事来。

“您病了很久吗?”伊里亚·彼得罗维奇从自己位子上大声问道,他也在翻阅公文。病人晕倒的时候,他当然也来看,可是,等到后者清醒过来,他立刻走开了。

“昨天开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嘟嘟囔囔回答道。

“昨天您出过门没有?”

“我出去过。”

“身子不舒服吗?”

“不舒服。”

“什么时候出去的?”

“晚上七点多钟。”

“请问,您上哪儿去?”

“上街。”

“简单明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厉声地断断续续地回答道,脸色惨白,那对发红的乌黑眼睛没有被伊里亚·彼得罗维奇的目光看得低下去。

“他快要站不住了,你还……”尼柯季姆·福米奇说。

“不——要——紧!”伊里亚·彼得罗维奇不知怎的用异样的口吻说。尼柯季姆·福米奇还想说下去,可是他瞥了也对自己凝神地看着的文书一眼,就不说话了。大家一下子都沉默了。好奇怪。

“嗯,好吧,”伊里亚·彼得罗维奇结束道。“我们不留您啦。”

拉斯柯尔尼科夫走了。他还能很清楚地听到,他一走出,热烈的谈话忽然又开始了,尼柯季姆·福米奇问得特别响亮……一走到街上,他的神志就完全清醒了。

“搜查,搜查,立刻就要进行搜查了!”他暗自反复地说,急匆匆地赶回家去。“这些强盗!他们起疑啦!”刚才的恐惧心理又把他整个儿攫住了。


[1] 原文为德文。

[2] 原文为德文。

[3] 原文为德文

[4] 原文为德文

[5] 原文为德文

[6] 原文为德文

[7] 原文为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