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那是当时英印帝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他的祖父德瓦尔格纳特，以生活豪华而又乐善好施闻名，成了商业时代的“王子”；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生活简朴纯洁，在社会上被称为“大仙”。
“大仙”生了十四个子女，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他最小的儿子。这小儿子八岁时写了他的第一首诗，以后经常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些诗句，总要朗诵给长辈们听，“像长出新角的牝鹿，到处用头去碰撞一样。”“大仙”喜欢在喜马拉雅山区旅行。罗宾十一岁时，“大仙”把孩子也带出去走了一趟：白天，高山丛林目不暇给，孩子“总担心，别把那儿的美景遗漏了”，晚上，儿子给父亲唱他所喜欢的颂神曲，父亲给儿子讲天文学。罗宾十四岁时，在大学杂志《知识幼苗》上发表了第一部叙事诗《野花》，长达一千六百行，便是以喜马拉雅山为背景的。
一八七八年，罗宾赴英国学法律，兴致索然，改入伦敦大学学英国文学，并研究西方音乐。一八八〇年，奉父命中途辍学回家。他对国内外的学校教育都不怎么喜欢，觉得收获不大。他的家庭植根于印度哲学思潮，浸润于印度文学、艺术的传统，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罗宾主要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自学成才的。一八九一年，奉父命下乡管理祖传田产，常泛舟漫游，同佃户有些接触，因而触发了改造农村、“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幻想。为此，一九〇一年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一九二一年发展成为“国际大学”）。二十世纪初，参加反英的人民运动，以诗歌抨击殖民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也反对妥协；逐渐与群众运动格格不入时，便退隐了。一九一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一五年结识甘地。一九一九年发生阿姆利则惨案，泰戈尔愤而放弃英国政府封他的“爵士”称号，从此重新面对现实，关心印度的命运和世界大事。他几次出国，访问过中国、日本、英国、美国、拉美、西欧和苏联，他赞美社会主义的苏联，谴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写下《文明的危机》，控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深信祖国必将获得民族独立。同年八月七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去世。
泰戈尔多才多艺，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个剧本，一千五百多幅画，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从总体看来，他首先是个诗人；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吉檀迦利》。
泰戈尔自己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1]这段夫子自道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要懂得泰戈尔的诗，诗中的哲理，多多少少得知道一点儿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和宇宙观。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季羡林先生还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泰戈尔认为“完全的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的和谐”。泰戈尔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宣传爱的福音，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不过，泰戈尔也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他的思想里多少有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承认自然、社会、人的思想都是在流转变化的。“又要和谐，又要流转不息，又要有一些矛盾（泰戈尔所了解的矛盾），那么结果只能产生一种情况，用泰戈尔的术语来说，就是‘韵律’，有时候他也把‘比例均衡’同韵律并列。只空洞地谈和谐，没有流转，没有高低之别、长短之别，也就无所谓‘韵律’。只有流转，没有和谐，也无所谓韵律。只有这些条件具备，才产生‘韵律’。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金钥匙。”[2]
我国学者大多认为大诗人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至二十世纪初印度反英运动止，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前期。那时泰戈尔是个深情的爱国者，思想明朗，情绪饱满，以诗歌、小说鼓舞人民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对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宗教偏见、封建礼教以及其他愚昧落后的现象。后来，因意见分歧而退出群众斗争，转向自我思想的清理和净化，这就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中期。那时泰戈尔陷入孤独、痛苦、忧愁、矛盾之中，思想是复杂的，爱国主义、宗教观念、人道主义是诗人思想上的三根弦，三弦谱成了中期的乐章。从一九一九年起至一九四一年诗人逝世，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后期，重新面向世界和斗争。那时，他走访世界各国，热情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帝、反殖的情绪更加明朗、强烈，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从俄国的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一般都认为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是和他的思想发展同步的，因此相应地把他的诗歌创作也分成前期、中期和后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前期是泰戈尔一生诗歌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那时他风华正茂，思想敏捷活跃，感觉丰富多彩，写下了不少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的、耐读的诗篇。后期，泰戈尔在思想上更上一层楼，作品的战斗性更强了，因而博得了不少称赞。中期的诗歌比较复杂，有的也比较费解，因此评论家们往往见仁见智，有的甚至颇有微辞。我是赞同周尔琨先生的观点的：“作为现实主义者，泰戈尔总结人生的经验，清理思想，准备继续战斗；作为‘爱’的宗教崇奉者，他爱人，爱神，追求‘梵’‘我’合一。在他表面平静的思想的海洋里，潜伏着通向现实生活的、压抑不住的激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渗透在他的泛神论的宗教中，成为他中期思想的中心支柱。这也就构成了他后期思想飞跃的基础。”[3]正如转变过程中的泰戈尔思想及其发展需要分析研究，相应地对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也不宜简单化，同样需要仔细研究和品味。
泰戈尔从英国读书回来写了不少抒情诗，一八八二年集为《暮歌》出版，这部诗集展示了诗人的才华和独创性，但有点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晨歌》（1883年）的情调迥异，表现了青春活力和欢快心情。《画与歌》（1884年）开始从个人情感的天地里解脱出来，色彩斑斓。诗人自己也承认，早期的诗篇“梦幻多于现实”。《刚与柔》（1886年）的题材多样化了，标志着诗人开始面向人生、面向现实生活，他已经走完了他的诗歌创作的序幕阶段。
《思绪集》（1890年）是泰戈尔第一部成熟的诗集。内容大致可分五类：爱情诗，自然风景诗，社会题材的诗歌，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诗歌，借自然现象、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阐明哲理的诗歌。这五类也是泰戈尔后来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只不过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尤其重要的是：这部诗集表现了质的飞跃，表明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思想的广度、优美的抒情和魅力，使最严厉的批评家折服，也认为“这是他成熟的鲜明标志”。泰戈尔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就是在九十年代乡村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在诗歌创作上，连年都有硕果丰收，计有：《金舟集》（1894年）、《缤纷集》（1895年）、《收获集》（1896年）、《碎玉集》（1899年）、《梦幻集》（1899年）、《刹那集》（1900年）、《故事诗集》（1900年）。从《思绪集》起的这八个诗集中，除《碎玉集》为格言诗、《故事诗集》为叙事诗外，其余六部都是优美的抒情诗。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青春是“抒情诗的最好时期”，那时泰戈尔风华正茂，他继承了印度古典文学和中世纪孟加拉民间诗人抒情歌曲的优秀传统，推陈出新，写出了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个人特色的抒情诗篇，往往譬喻新颖，意境深远，魅力奇幻，耐人寻味。据说泰戈尔前期的诗歌大多节奏鲜明，音韵和谐，格律严谨，可惜我不懂得孟加拉文，难以从英译本去品味原作的格律美和音乐美。感谢诗人在《吉檀迦利》的英译本问世后，又回过头去陆续把他前期的诗歌译成英文，一一编集出版，如《园丁集》、《新月集》、《采果集》、《飞鸟集》、《游思集》等。刘建先生在他的论文《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浅论》中指出：“这些英文诗集与孟加拉文原作的关系，可以《园丁集》为例。《园丁集》中大部分诗歌译自《刹那集》、《梦幻集》、《金舟集》、《缤纷集》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孟加拉文诗集。《飞鸟集》除了有些是诗人一九一六年访日时的即兴英文诗作外，相当一部分选译自《碎玉集》。《游思集》的情况也差不多。”[4]据此，这部《泰戈尔诗选》所收前期诗歌，多从上述各英译本选译，以《园丁集》的人生和爱情的抒情诗为重点，兼顾《飞鸟集》这样的哲理小诗，并有意识地从《采果集》中选译了一些故事诗，也就是叙事诗，借一斑以窥泰戈尔前期诗歌的全貌。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克里希娜·克里巴拉尼在她写的《泰戈尔传》里说：“以乐观开朗的王子身份开始自己生活的罗宾德拉纳特，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忍受了内外的种种痛苦和折磨，离别和侮辱，斗争和打击。这一切最后都融合和纯化在那些抒情诗歌里，这些诗歌于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从他压抑和完美的心灵中喷泻出来，一九一〇年收在题为《吉檀迦利》的诗集中出版了。他后来从这一百五十七首诗中选择了五十一首放进英译本《吉檀迦利》，从此扬名四海。”[5]这个译本是泰戈尔亲自一首又一首地译成英文的，他自己说：“从前，某种情感的和风唤起了心中的欢愉情趣；如今，不知为什么又通过其他语言的媒介，焦急不安地体验着它。”[6]可见泰戈尔的翻译是一种再体验和再创作。有的学者认为英译本有时有所浓缩或删节，弄得支离破碎、失掉了孟加拉文原著的美；这种评论多少有点儿道理，可是失之过分。诗人毕竟最了解自己的诗歌，他自己的译文但求传神，他重新体验、创造了那份思想感情，并不刻板地严守形式的移植。却说诗人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经过罗森斯坦，送到了叶芝手里。叶芝一读这部诗稿就着迷了。他说：“这些抒情诗……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叶芝对译稿作了极个别的文字润饰。一九一二年十月伦敦印度学会初版《吉檀迦利》时，叶芝还特地给诗集写了“序”，[7]尽管初版只印了750册。大诗人E·庞德曾在七月间参加叶芝家里诗人和作家们的一次聚会，听叶芝朗诵泰戈尔的抒情诗，发现叶芝“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诗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庞德事后评述道，“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像是平稳感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声中。”“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之中、在城市的喧嚣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旋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东西……”“如果这些诗有什么瑕疵——我不认为它们有瑕疵——即有脱离普通读者的倾向，它们确实太神化了。”[8]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得奖之前，瑞典科学院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当时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荐：“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是这位泰戈尔诗人。”[9]泰戈尔获奖时，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岁，这位到了一九五五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追述当年泰戈尔的影响道：“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深处。从那时起，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会它的存在。像对西方读者一样，在我们国家里《吉檀迦利》的形象及其芳香产生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花朵般的影响。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不少诗人进行创作散文诗的新实验。”[10]尽管我国是在东方，我国最初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时的情况，倒是有点儿同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相似。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所以这部《泰戈尔诗选》从其中选译的诗篇数量较多，比重较大。石真先生是懂得孟加拉文的，据她的调查研究，《情人的礼物》和《渡》这两个英译本，主要选自《宗教颂歌》、《鸿鹄集》、《摆渡集》、《歌之花环》、《吉檀迦利》和《刹那集》，凡此都是属于中期的创作，所以我从这两个英译本中也酌量选译了一些。泰戈尔在《流萤集》的卷首说：“《流萤集》来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人们常常要求我亲笔把我的思想写在扇子和绢素上。”他是一九一六年五月间到达日本的，逗留了三个月，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人的心灵像清澈的溪流一样无声无息，像湖水一样宁静。我所听到的一些诗篇都是犹如优美的画，而不是歌。”他还举了一首青蛙跳进古池塘的俳句为例。他的这些小诗显然是受了日本俳句的影响；有人认为“这些诗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倒有所偏爱，所以也选译了一些。《鸿鹄集》是根据泰戈尔的学生奥罗宾多·博斯的英译本转译的，选的诗篇比较多一些，一是因为他是从孟加拉文逐字逐句译过来的，不像泰戈尔自己翻译时那样自由地进行再创作，有所浓缩或删节。《采果集》、《情人的礼物》、《渡》中好些诗篇都是选自《鸿鹄集》的，我都没有采择，如果觉得哪几首有必要选译的话，就从博斯的英译本转译，让读者借此也多少看到泰戈尔用孟加拉文写的诗歌是什么模样的。例如《情人的礼物》第一首是写泰姬陵的，较短，也简化了，现在选译的是《鸿鹄集》的第七首，长了好几倍，接近结尾的十多行朦胧晦涩之至。二是从思想内容上考虑的。据博斯说，泰戈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了《鸿鹄集》中大部分诗篇。泰戈尔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说道：“我写《鸿鹄集》时在我内心激发起来的感情仍旧活在我的心里。它们像鸿鹄翱翔似的涌来，像鸿鹄似的从诗人的心灵飞向未知的世界，怀着一种难以表达的、迫不及待的、不平静的感情。……它们的翅膀不仅扰乱了子夜的寂静，而且在我的心里唤醒了无限的声音——那才是真正的意义……因此我把这卷诗集命名为《鸿鹄集》……也许有一个看不见的内在链环把诗篇联系在一起。……我内心里明确起来的思想，也不光是那些关于战争的思想。……通过战争，传来一种呼唤，叫我去参加一个四海之内兄弟友谊的节日……我感到人性已经到达了十字路口——在我们的后面躺着过去，黑夜正在临近尽头，而穿过死亡和苦恼，一个新世纪的红色黎明正在破晓。因此，由于一种并不明显的缘故，我的心灵十分激动！”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他逐渐向当年高举“超越战争”的旗帜、宣传兄弟友爱之谊和国际主义的罗曼·罗兰一边靠拢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这种感情在我内心里的初次发育成长，我已表达在《鸿鹄集》里。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沿着邀我就道的那模糊道路摸索前进的；在这种感情的冲动下，虽然当时我并没认识到，这些诗篇便产生了。这些诗篇像许多旗帜，标志着我要旅行的途径。当时不过是一种感情，在诗里的表达也是不明确的，今天可成了一种坚定的认识，我带着这种认识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泰戈尔自己的话替我阐明了从《鸿鹄集》中多选几篇的缘故，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品味这些诗篇。
一般的说法是：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泰戈尔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调子慷慨激昂，洋溢着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热情，充满了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感。季羡林先生认为，泰戈尔的诗歌，既有“光风霁月”的一面，又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早期和中期以前者为多，晚期以后者为多。诗人去世以后，他生前的朋友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了一本共收一百三十首诗的《诗集》，编选的意图，看来是侧重于反映泰戈尔“金刚怒目”、慷慨陈词那一面。编者对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按四个时期，分为四辑，即（一） 1—57首（1886—1914年）；（二） 58—87首（1916—1927年）；（三） 88—112首（1928—1939年）；（四） 113—130首（1940—1941年）。那个分期，显然和一般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法是大不相同的。具体记录如上，一则供研究者参考，二则至少可以据此推算哪些诗是大致在哪些年月里写作的。从这本《诗集》看来，“光风霁月”和“金刚怒目”这两个因素，存在于泰戈尔任何时期的诗歌创作里，不过是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某一因素占主导地位罢了。这部《泰戈尔诗选》，从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的《诗集》里采择了不少政治抒情诗，着重于选译各个不同时期的那些“金刚怒目”式的诗篇，以补充从《园丁集》、《吉檀迦利》等选译之不足。《诗集》的（二）、（三）、（四）辑，基本上都是泰戈尔晚期的诗歌，因而选译的比重大一些，以显示泰戈尔晚年政治抒情诗的特色。顺便说一句，泰戈尔“光风霁月”式的抒情诗固然有些比较晦涩难懂，但“金刚怒目”式的诗，有些也并不好懂，晦涩之处实在参不透的，我就没有敢选译，尽管人们经常论及的那些政治抒情诗是基本上都译了。
泰戈尔晚年周游各国，终于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他最为激赏的是苏联的教育制度。倦游归来，他喜欢在特地盖起来的茅屋里写作，有个诗集叫《茅庐集》，收的都是他在一九三六年写的诗篇，从中也酌译了几篇抒情诗或抒情味较重的、富于生活气息的叙事诗，其中有一首《琼浆玉液》反映了诗人从苏联归来后思想上的变化和进步……一九三七年九月间诗人生了一场大病，真是九死一生，奇迹似地救活了。但他从此一直是病恹恹的，始终没有完全康复。一九四一年五月朋友们为他庆祝了八十岁生日；同年八月七日，诗人便溘然长逝了。博斯译的《死亡之翼》，均选译自《边缘集》、《在病床上》、《康复集》、《最后的诗》等，也就是诗人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生病期间写的诗。我从《死亡之翼》这个英译本里选译了若干篇，以反映泰戈尔晚年对人与宇宙、生与死的思考及其新的理解。
吉尔伯特·默里教授是泰戈尔生前的朋友，他年过九十时还给《死亡之翼》的英译本写了个“前言”，六个月后教授本人也去世了，没有看到该书的出版。教授在“前言”中追忆当年《吉檀迦利》、《新月集》等震动西欧诗坛的盛况，称赞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我颇有同感，因而选译了这部《泰戈尔诗选》。除了我不懂孟加拉文、掌握的资料不多之外，我在欣赏、理解、采择和表达等等方面，都有我的局限性，都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所以，尽管主观上自以为是艺苑掇英，很可能实际上却把偌大花园的好些色彩和芳香留在外面了。这是我必须向读者致歉的。好在泰戈尔许多诗集的一个又一个的全译本，仿佛一个又一个的花园，我们国内有的是单行本。例如，我的老师和前辈郑振铎先生和冰心先生、精通孟加拉文的石真先生、我的老同事汤永宽同志，都译过不少泰戈尔的诗篇，有的在我青少年时期就培养了我的审美趣味，有的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教益，我至今还是很感激的。
这部抒情诗选，许多是新译的，旧译选入也重新作了斟酌或订正，最后定稿时又得到译文出版社老编辑的认真校订，谨致衷心的感谢之情。
吴岩
一九八六年夏
[1] 引自《海上通讯》，载《小说月报》1924年第4号。
[2] 这一段和上一段里的引文均见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3] 周尔琨：《论泰戈尔中期思想》，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
[4] 见刘建《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浅论》，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
[5] 见倪培耕《泰戈尔传》中译本第254页。
[6] 见泰戈尔致其甥女英迪拉·黛维的信。
[7] 这个“序”赞美和分析了泰戈尔的这些诗，已译出附在本书内。
[8] 原作刊《双周评论》1918年3月号，此处译文转引自《泰戈尔传》。
[9] 海登斯塔姆在1916年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段话转引自《泰戈尔传》。
[10] 拉克斯奈斯的话转引自倪培耕译《泰戈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