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　一位政论家编造出“奥地利年”从而给莱恩斯多夫伯爵大添麻烦；伯爵阁下渴盼见到乌尔里希

莱恩斯多夫伯爵虽然向许多方面发出了将会“激发思想”的邀请，但是他也许本不会进展得如此之快的，倘若不是一位有影响的政论家设法打听到有什么事正在酝酿之中，迅速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把按他的推测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这一切当作自己的倡议说了出来的话。他知道得不多——因为他会从哪儿了解到详细情况呢——但是人们觉察不出这一点来，而恰恰正是这一点才使他的两篇文章有可能产生扣人心弦的效应。实际上他就是“奥地利年”这个想法的发明者，他在文中写到了这个想法，而自己却说不出这具体是指什么，但总是不断提到这个词儿，致使这个词儿像在一个梦里那样与别的话结合在一起漫步，唤起一股巨大的热情。起初，莱恩斯多夫伯爵感到惊骇，但这没有根据。人们可以从“奥地利年”这个词儿上推断出，一个天才政论家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词儿是正当的直觉发明出来的。它让本来——想到一个奥地利世纪就一直哑然无声的冲动发出声来，而敦促引来一个这样的世纪，这本来是会被理智的人看作是一种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的古怪想法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恐怕难以说清楚。也许某种让人比往常更少想到现实的不精确性和譬喻性不仅仅激励着莱恩斯多夫伯爵的情感。因为不精确性有一种振奋力和扩展力。

看来正直、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哪儿也不会完完全全热爱、认认真真对待现实的。儿时，他爬到桌子下面，以便用这个独创而又简单的策略，当父母不在家时使房间显得惊险离奇；少年时代，他渴望表；作为拿着金表的小伙子，他渴望与这金表相配的妻子；作为有表和妻子的男人，他渴望高的社会地位；当他幸运地实现了这一小圈愿望并像一个摆锤在其中平静地来回摆动的时候，他储存着的未曾得到满足的梦想仍还是似乎没有丝毫减少。因为如果他想振作自己的精神，他就用一个譬喻。显然是因为雪有时使他感到不快，他就把它比作女人的发出微光的乳房，一俟妻子的乳房开始让他感到无聊了，他便把它们比作发出微光的雪；他会感到惊骇的，倘若有一天女人的嘴被证明是有角膜的鸽子嘴或是镶嵌进去的珊瑚，但是这激起他的诗意。他是个万能的工匠——能把雪做成皮肤，把皮肤做成花，把花做成糖，把糖做成粉，把粉又做成淅淅沥沥的雪——因为他显然只在乎把某种东西做成什么不存在的东西，做成是一种证明的东西，证明不管他在哪儿都不会长期忍受得住它。但没有哪个真正的卡卡尼人会从内心忍受得住卡卡尼国的这种状况的。假如人们现在向他要求一个奥地利世纪，那么，他会觉得这像一种极大的惩罚，这是要他可笑地自愿作出努力让自己和世人接受这一处罚。而一个奥地利年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说，我们想显示一下，我们究竟能有什么出息；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暂定的并且至多一年。对此人们愿意怎么想就可以怎么想，这不是一桩永久性的事，这打动人心，人们不知道个中缘由。这使对祖国深切的爱变得生动活泼。

就这样，莱恩斯多夫伯爵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起初也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一个这样的譬喻，但此外他还想到了一系列名字，他的道德本性超出不坚定状态；他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觉得人们必须把民众的想象，或者如他对一位忠实于他的记者所说的，把公众的想象引导到一个目标上来，这个目标清晰、健康、理智并且与人类和祖国的真正目标相符。这位记者受到他的同行所取得的成功的鼓励，立刻把这记下，由于他胜过他的前任，获得的是“第一手”材料，所以这是他的职业技巧：他用大号字援引这些“来自权威人士方面的信息”；这恰恰也正是莱恩斯多夫伯爵所期望于他的，因为伯爵阁下对不当政治理论家而当一个有经验的实际政治家相当重视，愿意看到在一位天才政论家的奥地利年和负责任的人物的谨慎周到之间画上一条细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使用了平素并不被他乐意看作榜样的俾斯麦的技巧，借报刊文人的口说出真实的意图，然后就分别按一时之需承认或否认它。

但是就在莱恩斯多夫伯爵以如此明智的态度采取行动的时候，有一件事他没考虑到。因为不仅是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看到了这于我们迫切需要的真正的东西，而是无数其他人也以为自己拥有它。人们简直可以把这称之为先前提及的状态的一种硬结形态，在那种状态下人们尚还做着譬喻。不知什么时候对譬喻的兴趣也会消失，于是最终未满足梦幻的储备遗留在人们心中。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设法给自己找到了个地点，他们偷偷凝视这个地点，仿佛人们拖欠他们的世界是从那儿起始似的。在向报界发出信息之后的很短的时间内，伯爵阁下就以为已经发现，所有没有钱的人都在自己心中怀有一个讨人嫌的属于某一教派的人。人的内心中的这个固执己见的人每天早晨一起走进办公室，根本不可能以有效的方式对世道常情提出抗议，但是他却一辈子不再把目光移到一个别人谁也不愿意注意的秘密切点，虽然认不出自己的拯救者的这个世界的全部不幸显然正从那儿开始。让一个人的平衡中心与世界的平衡中心一致起来的固定切点譬如一只简单按一下手柄便可合上的痰盂，或者旅店餐桌上供人们用刀子去蘸盐的盐瓶的废除——从而一下子就可以阻止鞭笞人类的结核病的蔓延，或者厄尔速记法的采用——这大大地节省了时间从而也可以立刻解决社会问题，或者皈依一种依照自然法则的、制止荒漠化的生活方式。但也是一种天体运动的心灵学理论、管理机构的精简和性生活的改革。如果情况对人有利，那么他会自助，有一天他会为他的切点写一本书、一本小册子或至少一篇报刊文章并由此可以说是让人把他的抗议归入人类的档案，这就让人感到无比放心，即便没有人会去读这材料；但这通常会引诱来一些人，他们向作者担保，说他是一个新哥白尼，随后他们便把自己当作未被人理解的牛顿介绍给他。这种彼此百般逢迎的习俗很有益并且广为流传，但是它的效果不持久，因为过一会儿参与者们便吵翻，又归于完全孤独；不过，也会发生一个或另一个人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小批钦佩者的事，他们以团结一致的力量控告对其被施过涂油膏礼的儿子支持不够的苍天。如果随后一束希望之光突然从高空坠落在这样的一小堆切点上——当初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时莱恩斯多夫伯爵让别人公开说，一个奥地利年，如果确实将会有一个这样的年的话，这还不就等于是，一个奥地利年无论如何都必定会和生活的真正目标相吻合——那么他们就会像看到上帝显灵的圣徒们那样对待这件事。

莱恩斯多夫伯爵曾设想，他的事业应该是一种强有力的、产生自民众自身的意志流露。他想到了大学，想到了宗教界，想到了在有关慈善活动的报导上从未短缺过的几个人的名字，甚至还想到了报刊本身；他指望各爱国党派，指望在皇帝生日挂出旗帜来的市民阶层的“健康意识”，还指望财政巨头们的资助，他甚至也指望政治，因为他暗自希望凭借他的这项伟大事业恰恰使政治成为多余，办法就是把政治统一到祖国这个公分母上来，他企图以后用祖国去除以国家，以便把这位父亲统治者作为唯一的剩余部分留下⁽¹⁵⁾；但是有一点伯爵阁下干脆就没想到，他对这种广泛蔓延开来的立志改革世界的欲望感到惊讶，它像昆虫卵遇到一场火那样经一个大机会的加热而被孵化出来。这一点伯爵阁下没有考虑到；他曾期待着会涌现出巨大的爱国主义激情，但是他对各种创造才能、理论、世界体系和要求他解除精神枷锁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围住他的宫殿，赞美平行行动是促使真实最终获得突破的一个机会，而莱恩斯多夫则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不能和所有这些人一道坐到一张桌旁，可是作为一个充满急切的道德心的有特殊才能的人他也不愿意避开他们，而由于他所受的教育是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绝不是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方面的，所以他捉摸不透这些建议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他越来越急切地渴望见到乌尔里希，此人恰恰是作为他可以用得着的人被推荐给他的，因为他的秘书或压根儿任何一个普通的秘书自然是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的。有一回他对自己的秘书非常恼火，之后他甚至向上帝祷告——虽然他第二天便为此感到羞愧——愿乌尔里希赶快到他这儿来一趟。当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时，伯爵阁下便有条不紊地自己寻找起来。他让人查通讯录，但那上面还没有乌尔里希。他当即去找他的女友狄奥蒂玛，她通常都有办法，这位令人赞叹的女人也确实已经和乌尔里希会过面，但她忘了让他留下自己的住址了，抑或是以这为挡箭牌，因为她想趁机向伯爵阁下为物色这一伟大行动的秘书人选提出一个新的、好得多的建议。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很激动，口口声声地说，他已经看上了乌尔里希，他不能用一个普鲁士人，即便是一个革新普鲁士人，他压根儿就不愿惹更多的麻烦。当他看到他的女友随即显出生气的样子，他感到震惊，并因此而产生了一个独立的主意；他告诉她，他这就直接驱车去找当警察局长的朋友，警察局长终究必定会查找出每一个公民的地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