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浪漫(阿兰·德波顿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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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世嫉俗

接下来那周,苏西请她的朋友乔安娜来吃饭。乔安娜是个美容师,个子高挑,她引以自豪的几点是:把自己的长指甲涂成紫色,同虚伪作斗争,对人开诚布公;这最后一点使谈话无不以得罪别人而告终,然后她就用下列说法为自己辩护:“哼,要是我不跟他们讲,见鬼,还会有谁讲呢?”

三个女人坐在厨房用桌旁边,饮葡萄酒,吃色拉。

“喂,告诉我,你的爱情生活怎样?”乔安娜掉转头来问艾丽丝。

“哦,很好呀。”

“这个姑娘就是讨人喜欢,总是这么讲礼貌!她总是说:‘哦,很好呀。’仿佛我问的是天气似的。”

“对不起,我该说什么好呢?”

“我怎么知道,告诉我你跟谁上床呀,告诉我是谁促成这件事的,诸如此类的东西。你是不是还和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托尼。不,他们结束已经有些日子了,对吗?”苏西说,对谈话的气氛有几分不安。

“嗨!人家自己长着嘴巴,让她讲呀。”乔安娜很有些不满。

“不错,她说得不错,是分手了。要知道,我们并不般配,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

“要知道有句俗话说,在恋爱和战争中什么手段都是可以耍的。”说完,乔安娜顿了一顿,仿佛这句话有多深刻似的。没人作声,她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又接着说:“听着,我要真正帮你一把,介绍个出色的男人给你。这人是我哥哥的朋友,我同他很熟,你会爱上他的。他是个电脑工程师,正在练举重,非常性感,非常迷人。我想他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真逗。”艾丽丝答道。

“逗?我以为你会高兴得跳起来呢。”

“啊,当然啦。”

“嗯,干吗不呢?”

“因为我一个人过得很好。”

“你也许很好。我只是说,如果床上有了这个男人,你可能会过得更好,好得多。”

“那可不是由你说了算呀。”

“嗯,对不起。我只是觉得你独守空房,床上缺个人。”

“我不担心。我是说,要是有个男人,那很好,要是没有,那也差不到哪里去。”

“那么,是谁这样心烦意乱,好像世界就要完蛋似的呢?”

“我不知道。”

“听着,宝贝儿,我的话不会错,你的生活可能不坏,不过有时候谁都需要换换环境。你是喜欢光滑的还是毛茸茸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喜欢胸口光滑的还是长毛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重要的是人。”

“真有脑子!听着,我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接下来的事情,沟通啊,见面啊,由你们自己决定。好吗?”

“不好。”

“干吗不好呢?”

“因为,说老实话,乔安娜,我不需要。”

“好,别激动。天哪,竟然有人这样神经过敏!”

“也许你的神经最好也稍微敏感一点。”

“我只是说我认识的这个人好像还很有意思,要是说你不想……”

“什么事呀,艾丽丝?亲爱的,怎么啦?”苏西看到艾丽丝眼里噙满泪水,连忙问。

“没什么,对不起,”她说着猛地站起身来,“我想一定是累了,我要去躺一会儿。”

她走后,是一阵紧张的静默。苏西望着艾丽丝的盘子,里面还剩了一半,餐巾给匆匆扔在一旁。

“喂,可别怪我呀,”乔安娜连忙分辩说,“我只不过出出主意罢了。她愁眉苦脸的,显然有心事,我认为她应该出去交交朋友。告诉你,我这个朋友真是顶呱呱。说到底,要是我不跟她讲,见鬼,还会有谁讲呢?”

无论所谓直言不讳(它与粗野无礼的距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有多大好处,乔安娜有件事说到了点子上。尽管艾丽丝渴望爱情,但是,她渐渐变得越来越不肯对自己对别人承认这个事实。她至今独身这事儿以前只是一个给人说笑取闹的题材,但独守空房这么久之后,它渐渐带上了不便提及的严重性。

恋爱的问题虽然避而不谈了,但是它的影响却可以在其他方面感受到。艾丽丝以前生性乐观,但如今朋友却发现,她老是争辩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一天不如一天;她对全球经济和生产、对两性关系和家庭的未来、对文明的价值和教育水平、对城市卫生状况和鞋子的价格、对天气和野生动植物的命运的种种看法都带着极其悲观的色彩。她会发表一些高深莫测的言论,譬如“人生说到底毫无意思。男人和女人永远无法互相理解。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叫人恶心的笑话”。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转变有多么简单,你可以从“我很不幸”一下子转到远为宏大的“地球上的生命本来就没有意义”;不登大雅之堂的抱怨“没人爱我”也可以一下子变成高雅的格言“爱情只是幻想而已”。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生命和爱情究竟是不是有什么意义(谁能够声称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而在于如何将起刺激作用的因素掩藏起来,只留下一个最能为大众接受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基本真理。

这一现象具有许多典型的例子。以哲学家阿瑟·叔本华为例,他生就一种哈姆雷特式的极为悲观的性格,对母亲憎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十七岁时,他父亲去世了,母亲把家从祖居地汉堡迁到魏玛。在那里她成了一名快活的寡妇,享受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她大办宴会,闹桃色事件,买昂贵的衣物,花钱如同流水,只有从不挣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派头。她对一切有关文化的事情都自封内行,还举办沙龙;据说歌德曾经去参加过。她甚至还出版了几部小说,在文学界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她儿子(她儿子的主要作品《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连遭三家出版商的退稿,一个子儿也没有挣到)。可问题是这样,任何人都有可能同母亲闹得很僵,但是,只有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够把自己的经历普遍化,并且把它结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理念中去,认为女人“孩子气、愚蠢而短视,总而言之,终其一生只是些大孩子”,以及“只有智力受到性欲蒙蔽的男人才会把这个发育不良、窄肩肥臀、双腿很短的性别称之为美丽的性别”,以及“她们无论对音乐、对诗歌还是对雕塑都不具有真正的感受和领悟能力”。

有趣的是,在叔本华写的成千上万页文字中,在他把女人作为一个整体极口污蔑的同时,却绝口不提真正使他烦恼的根源,也就是使他烦恼的那个女人,即疯狂地大办宴会、以不挣钱的人的派头流水般花钱的母亲。

或者以不幸的拉罗什富科公爵(1)为例——他写了好些有关人生的悲观箴言,宣称无论事情在表面上显得有多糟,实质上要更加糟糕得多。我们只要看一眼这位作家的生活,就会发现这些箴言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他经历了几乎一连串接踵而来的倒霉事:首先他在政治上作出了轻率的决定,在朝廷里站到了奥地利的安妮(2)一边,因为他爱上了她的女侍,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被黎塞留(3)流放两年;后来,等到安妮成为摄政王,马萨林(4)和安妮对他的忠心毫无酬答之情;在投石党运动(5)的每一次战役中,他都站错了队;他的城堡被夷为平地,双眼在一次爆炸中一度失明;他永远没能实现自己在军队里或者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抱负,他对爱情的追求大都以单相思告终。

乔安娜来访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这天从大门里投进来一个结实的大信封。

“是你的信,打开吧。”苏西说,在早餐桌上把信封推给艾丽丝。

“我告诉过你,给我的只有账单,我到晚上再看。”

但这根本不是账单,而是一份请帖,寄信人是艾丽丝多年前的中学朋友;她们自从分手后一直没有联系。

“什么呀?”苏西问。

“啊,没什么,我没法去。”

“我来瞧一瞧。天哪,看来妙极了。晚餐,舞会,真是太好了。”“是吗?”

“那当然啦,你准备穿什么衣服呢?”“别傻了,苏西。”

“这个问题很重要呀。”

“我不想去。我手头工作很忙,此外,我也没有什么好同别人说的。我真不明白人干吗那么喜欢交际,我是说,他们出去赴宴,那都是些既空洞乏味又可笑的例行公事。一个人问:‘您好吗?’另一个人便唠叨上十分钟,你只好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接下来有人问你了:‘那么您好吗?’你也唠唠叨叨说上一气。就是这么回事。”

“并不见得全是那样,有时候你也可以同别人谈得很痛快。”

“对啊,通常是同某位天使,他只是想同你上床,然后就连电话也不会给你一个了。”

因为艾丽丝已经从经验中得出结论,凡是她热情企望的事情,结果往往令她失望,因此她努力不让自己抱多大的希望。这同某些人的做法一样,倾向于以悲观的态度去思考问题,希望结果比自己预期的要好,仿佛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似的。要是她把最糟糕的结果都考虑到了,那么最糟糕的事情反而不会发生。为了得到顺利的结果,她付出的代价是,无时无刻都得提防不要出什么毛病。

因此,在宴会那天晚上,当她来到苏西房里抱怨说连衣裙穿在身上还不如垃圾袋漂亮,又说她会赶回家看晚上十点的电视新闻时,这并不意味她对自己的衣着或者回来的时间作出了什么决定。她想的只是,假如她首先把自己的衣服称为垃圾袋,把今夜的聚会看成是短命的活动,那么事情结果很可能不至于那样糟。


(1)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著有《箴言录》五卷。

(2)奥地利的安妮(1610—1666),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

(3)黎塞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手下的权臣。

(4)马萨林(1602—1661),法国首相,安妮的宠臣。

(5)投石党运动,1648年至1653年间法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