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预兆
1 “旮旯”的住民
被混凝土护堤环绕的汐滨运河，笔直地将东京下町边缘分割开。靠近深川一侧是江东区的东阳，跨过运河，南面对岸是盐滨。
位于此岸的东阳以前叫“洲崎辩天町”，这一带因“洲崎花柳巷”而闻名。明治时期，填埋东京湾对面大片湿地时，将根津和品川的一部分烟花巷迁至此地发展起来的。这里在东京大轰炸中一度化为灰烬，后来又以“洲崎伊甸园”之名重新复苏，还耸立起一道巨大的霓虹灯拱门。
这里的烟花巷也由于《卖春防止法》的实施受到过重创，如今已经完全失去昔日的风貌。江东区似乎也为曾经的扭曲时代而感到羞耻，于是将洲崎辩天町编入东阳。因为有着这样的过去，这一带没有任何规划，说它是商业街却像住宅区，说它是住宅区却又像商业街。
连接东阳和盐滨两岸的是南开桥。事实上，桥的南面并没有开通。跨过汐滨运河浑浊的河水，道路直接插入深川地铁车库。这一带越发寂静，没了人气。
在道路伸向地下的不远处，有一座8层高的楼房。那是山一证券在1994年，也就是“洲崎伊甸园”消失36年后兴建的。
大楼在命名上并没有任何的特殊意味，只因它位于盐滨一丁目，就直接被叫做了“盐滨大厦”。大厦里的住民略带自嘲地称之为“旮旯”。
“盐滨大厦就是个回收站，收容的尽是些没本事赚钱的人。所以才叫‘旮旯’。”
总部员工的言语里也透着戏谑的味道：
“年纪轻轻就去了那儿的人，基本上就是没人要的。”
顺便介绍一下，山一证券总部位于中央区的新川，离城市中心要比盐滨大厦近5公里。那是一座笔直的21层高级写字楼，蓝色的玻璃窗熠熠生辉。乍看上去并无特别之处，但事实上从第13层开始，就像搭好的积木一样，呈现出犬牙交错、匠心独特的突兀造型。从楼上能够远眺隅田川和佃岛三角洲的8栋超高层公寓。那里就是成功人士入驻的“大川端河岸城21”。
与之相对，这座盐滨大厦的1楼是一个大厅和一个开全体会的会议室，2、3楼是山一证券的业务监管本部，4楼以上则驻扎着山一信息系统公司和山一商务服务公司等关联子公司。8楼是可以俯瞰深川车库的大食堂。至于都有谁在里面办公，反正分管法人经营的领导们都不在这个楼里。
“楼里没有几个是能人。”这样的话是冲着驻扎在2、3楼的业务监管本部的近百名员工说的，他们一般被叫做“业管”。业务监管本部是1991年才设立的公司内部法律部门，对于它的职责，公司内部是这样规定的：“调查掌握客户及交易状况，维持正常的营业态势，为此，除提供必要的指导、建议外，可采取消除违法违规隐患的监管措施。”
对于业务监管本部一把手的业务监管本部部长一职，公司高配了常务董事(1)，整个部门由营业考查部、交易监察室和监察部等两部一室组成。营业考查部通过交易数据监视违法行为，交易监察室每日都要核查有无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监察部负责监管总营业部及各分支营业部。
这个组织被放在“旮旯”里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整个证券公司的体制性质使然。
在证券公司这个圈子里，业绩数字要优先于人品和伦理观念。山一证券也不例外，以1965年的大规模组织改革为契机，公司高举“业务第一”的大旗，号召总部全体员工以支持营业部门的业务为己任。
业内有一条潜规则：即便人品上有些问题，只要是能挣钱的员工，就让他去赚，让他出人头地。倘若谁对这种氛围提出质疑，或直言不讳地指出上司的不端可疑行为，被发配的首选部门一定是这个被叫做业管的监管部。
另一个理由是，监管部自身在应对违规事件时总是异常迟钝。或许因为它本身就是在仓促之下成立的部门，关于这一点后面还会详细记述。事实上，证券界一直以来都向大企业和总会屋(2)等承诺只赚不赔并给予亏损补偿，仰仗着这些大客户和黑恶势力维护日常交易。1991年，证券公司同暴力团体间的交易就曾被曝光过。当时恰逢6月，股东大会召开前不久，《读卖新闻》曝光了损失补偿的事实。证券公司和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大藏省均遭到了强烈批判。各证券公司都慌作一团。山一证券将之前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监察、管理部门整合为业务监管本部，其目的就是想要避免遭受批判。
出于这种背景，公司内的偏见就更加强烈。工作中犯了错误，被要求“重新回炉”的人，或是组织内部的轻浮之流、在分公司内被认定为“业务不佳”的员工，都被集中到了这里。
1997年3月8日，这个盘踞在“旮旯”里的组织内部发生了人事变动。
一位喜好读书、脾气古怪的男人翩然而至，走马上任新的业务监管本部部长一职。他就是从董事级别的近畿地区大阪本部部长晋升为常务董事的嘉本隆正。
嘉本不会喝酒，在酒宴上算是个废物。一被人叫板劝酒就直接跑到卫生间里去吐，颇扫现场的兴致。他还有动不动就爱“急”的名声。那副架着浅酒红色的眼镜冷眼旁观的样子，给人的印象的确不像是不善喝酒的老实人。
这位新任本部部长只来打过一次招呼，随后近一个月都没在盐滨露过面。
“他根本就不来啊。”
员工们都直摇头。
“嘉本先生可是‘三六高’。”
“嗯，是一个高中毕业起家的。”
所谓“三六高”，指的是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高中毕业入职的。如果是“三六大”，就是昭和三十六年大学毕业进入公司的。在山一证券不光人事部门，连工会也这么称呼。
“这个嘉本不会唱卡拉OK，打高尔夫也不行。”
“五音不全吗？”
“不清楚，说是从小学就没唱过。”
这个说法是嘉本本人为了给自己不会唱歌找个理由，向上司透露的。小学时，老师曾让大家跟着手风琴伴奏唱歌。全班同学一起合唱时也好，几个人分组轮流唱时也好，嘉本都没唱。
“接下来请嘉本同学来这里给大家唱一下。”老师把他叫到手风琴旁，他也硬是没有开口。伴奏结束后，在老师说“好了，就这样吧”之前，就直勾勾地一动不动地等在原地。
来了一位唱歌、喝酒都不行的上司，年轻的女职员尤其高兴。这样就不会再被拉去陪酒了。
“喂，我们在喝酒呢！过来陪会儿！”女职员在加班时，没有比被上司或其左右溜须者一通电话叫去陪酒更让人气愤的事了。
一位副社长半开玩笑地评价嘉本说：
“他呢，喝酒、唱歌、高尔夫，哪样都不行，作为一名公司职员这简直是致命伤。跑业务时这三重苦实在是折磨人。”
听到这些有趣可笑的传闻，盐滨大厦里的干部们踏实了不少。
嘉本调来后不久，一位爱喝酒且常陪前部长去喝酒的干部，凑到秘书郡司由纪子的座位旁边。
“这位本部部长不会喝酒，招待费都剩下了吧！匀给我呗！”
说是秘书，其实就是在日常工作之余接个电话、安排一下日程而已。生性认真的郡司一下子转过身，严肃起来。
“这我可不知道。您直接跟嘉本先生请示吧！”
那位干部当场就碰了一鼻子灰。事实上，嘉本是一个巴不得尽早从宴席脱身的男人，应酬费的确没有必要。
除了那三重苦之外，他还不会打麻将。证券行业里爱打麻将的人很多。有人甚至说，“麻将和工作之间有共通之处”。
在山一公司流传着一个出了名的段子。有职员在打麻将赌博时警察突然闯了进来。其中一人从后门逃跑，另一人被抓。逃走的那位，后来一直晋升到专务董事(3)，而被抓的那位后来竟当了会长。这个故事抖出的“包袱”是：“就算被抓也要打麻将”。
包括自行车比赛、赛马，凡与赌博沾边的，嘉本一概不参与。
“为什么？”当被问及原因时，嘉本便会回应道：
“赌博光股票就足够了。工作中，我每天都在赌！”
嘉本54岁，出生在山阴的隐岐岛都万村，当地人口最多时有大约4 000人。隐岐群岛整体的人口一度也曾达到傲人的4万。从日本高速成长期开始的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前后，岛民们就像被大城市吸走似的开始减少。嘉本也是在转年，从岛上唯一一所普通高中岛根县立隐岐高中毕业，进入山一证券大阪店工作的。
嘉本很爱自己的老家，这一点人们是在他上任之后才明白的。公司内有人会提醒、忠告：当着他的面千万别说隐岐岛不好。这起源于一次同事对他的打趣。
“隐岐那个地方通电了吗？有几个信号灯啊？文化不怎么发达吧。”
听了这话，嘉本像是猛扑过来似的回击道：“混账！隐岐可不是一般的岛，是古时候被叫做国的岛。司马辽太郎就是这么写的。你小子的老家能叫做国吗？”
隐岐岛指的是隐岐诸岛，也就是位于岛根半岛洋面40公里至80公里处星星点点分布着的180个小岛，该群岛曾经被叫做隐岐国。
“老子上中学那会儿，老爷子收到的来信，地址写的全都是‘隐岐之国都万村’，还有什么岛能成为两位天皇的流放地？”
隐岐是后鸟羽上皇和后醍醐天皇的落难之地。嘉本的老家位于群岛最大的岛“岛后”上。在离港口不远的都万村村公所（现在叫隐岐岛街办事处都万分处）的前面，一家人经营着一家商号为“嘉本商店”的百年老杂货店，那里锅碗瓢盆衣服被褥，应有尽有。在兄弟姊妹8人中，嘉本最小。他自称排行老七，是因为他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弟弟。
“流放到隐岐的可都是些贵人啊，隐岐拥一岛而称国，有着一千好几百年的文化。和这么一个隐岐相比，你们出生的那些破城市住宅小区算个啥。”
还有一些人被他的激烈言辞咬过，也有人见过他在总部的会议上直言不讳。有不少员工心想，“来了个麻烦难惹的上司”。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员工对新本部部长抱以期待。郡司就是其中之一。
“那个人的话，没准儿能改变一下业务监管部。”
位于盐滨的这个部门被总部的职员看作累赘，这一点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加之，职场上性骚扰的传闻也是不绝于耳。
营业考查部部长菊野晋次也厌烦了“旮旯”里死气沉沉的氛围。他事实上是业务监管本部的第二号人物，但由于遭受前任业务监管本部部长排挤，很多重要的信息都不向他汇报。
“老夫菊野也，凡事俱闻矣。”(4)
这是他惯用的玩笑。菊野始终满面笑容，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身材微胖脖子略短，一米六的小个子，圆脸蛋，长着一对有福的大耳朵。对于那些女性职员或者普通员工而言，他是一种只要待在他身边就能让人心情愉快的存在。菊野有时也会在办公桌前陷入沉思，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老狐狸”。
菊野出生在鹿儿岛县加世田市（现南萨摩市）的农民家庭，毕业于鹿儿岛大学文理学部法律专业。按照山一公司的分类应该是“三七大”。也就是，昭和三十七年（1962年）大学毕业入职的。58岁的他，比嘉本年长4岁。
菊野是同期入职的人当中最早被提拔为支店长的，依照他的经历和威望，就算跟40位高管齐名也不奇怪。但直到嘉本这位业务监管本部部长就任半年之后，他的待遇才终于同高管持平，晋升为“理事”。他却一直满足于自己的中层二级地位。
他很自豪地称：“我手下的，因为工作辛苦而辞职的，一个也没有。”
山一公司有“夺旗”一说。超过营业指标取得出色业绩的支店会被评为“佳绩营业店”。这些营业店的支店长每半年一次，被召集到总部，由社长授予表彰奖状和奖金，还有一面绣有“第几期社长表彰”字样的小锦旗。大家将其称为“夺旗”。
表彰制度没过多久就只剩下奖金和表彰奖状，但即便不再授予锦旗了，“旗子”还是作为象征社长表彰的一种方式沿用下来。
在山一公司，一旦得到社长表彰，大家都会非常羡慕，“那家支店拿到旗子啦！”没取得的支店也会激励自己，“下一期一定要瞄准旗子加油干！”拿到旗子，不光是支店的营业负责人，支店长等干部也会得到晋升、提高奖金。
这就相当于在公司职员的小战争中获胜，也相当于能带来晋升的勋章。
菊野在西宫、水户、荻漥、鹿儿岛四个地方做过支店长，但从未拿到过旗子。
菊野担任支店长的最后一站是在自己的家乡鹿儿岛。公司内部将这种安排称为“归乡人事”。看上去像是让员工衣锦还乡，实际上，是让那些辗转各地即将退休的支店长级别的干部，回到家乡利用自己高中或大学里的广阔人脉，能够最后奋力一搏。这也是总部想要让大家提高业绩的一种手段。可即便在这里，菊野也没能受到表彰。菊野每次卸任离开一家支店之后，下一任支店长几乎都能获得表彰。每当这时候，他都会对自己说：
“老夫垦荒，后人收获。岂不妙哉。”
要提高业绩拿到旗子，不但得逼自己，在某方面也得苛求部下。
负责山一公司营业本部的常务董事就曾证言过：“追求数字所带来的压力可不是一星半点。我平常就饱受这种重压的折磨。”
“我昭和四十三年(5)入职，以前在支店经常听到啪啪扇耳光的声音。那是上司在打业绩上不去的下属。营业指标的残酷性致使很多优秀的同期入职的同事和年轻的支店店员辞职。遗憾却又很无奈。”
支店长一鞭策，营业员就得上街跑业务，低头求人直到筋疲力尽。最终导致出现一些人将股票和信托产品推销给缺乏证券知识的个人，然后随意反复交易从中赚取交易手续费。业内称之为“伤害客户”。有时，甚至是“谋杀顾客”。
这是证券行业特有的可耻行为。为了提高手续费的收入，就算预测股价走低也建议客户购买，有时甚至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买卖使客户蒙受损失。对方要是不好惹，提出抗议，才给补偿损失。而对大客户，事先必定要留有“偷手”做出获利保障，让其在某个环节赚钱，还会想办法让账目对上。损失补偿和获益保障都是背地里的私下交易。在1991年大规模损失补偿事件暴露之前，大藏省只是在没有任何惩罚措施的通告中规定禁止，相关法律也没有出台。几乎所有的证券公司都在拼命地蛮干，展开“夺旗”大战。
菊野对此颇为不满。因此，即便有机会能拿到旗子，他也没有强迫自己的部下。他对部下也对自己说，总部的指标完成得差不离就行了。
“一旦伤害了客户，便会本利皆失。要成为客户的老朋友，时刻不忘让他们的委托资产稳步增值。最终，这些会成为一个支店的业绩。”
同期入职的人员中菊野很早就担任了支店长，但终究在晋升长跑中输给了别人。最终在担任了西部地区四国本部部长之后，从营业一线被排挤到了客户咨询室室长的位置。
作为曾经的鹿儿岛人，菊野在颇具进取心的同时，更崇尚不计得失的那份清高。恬淡无欲无心夺旗的性情根植于萨摩特有的气质和菊野的家庭出身。照这个状态，菊野应该会在监管部门迎来退休的那一天。但他还是一直在想：“在退休之前，要改变一下这个‘旮旯组织’的面貌。”
要求员工讲求伦理操守的公司业管，一直被人嘲笑。这是因为公司本身已经歪斜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