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译本序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坛为世界文学史写下了金光灿灿的一页，向全球文学宝库输送了一批杰出的作家。继普希金之后，第二个冲出国界的俄罗斯文学家就是诗人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他以少有的勇气倾吐了人民反叛沙皇黑暗统治的心声，以罕见的天才继承与发展了普希金的文学传统，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写出了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以难得的文化遗产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不到二十七岁的短暂一生的成就告诉人们：他是俄罗斯的，也是世界的，他立足于民族的土壤，汲取了异域的营养，又通过用俄罗斯的民族魂铸成的文学精品向各国不停地反馈着艺术的信息。

莱蒙托夫于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退休军官的家里，在出身名门的外祖母的贵族庄园里度过了童年。地主虐待农奴的行径，在诗人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同情弱者的种子。父母的婚姻不幸导致母亲的早逝，母亲的亡故又结出父子在外祖母干预下生离死别的苦果。因此，莱蒙托夫从小就形成了孤僻的性格，养成了耽于幻想的癖好，他那颗童稚而叛逆的心早早地飞出了庄园的高墙。他挚爱大自然，亲近民间的生活，当来访的亲戚讲起农民起义和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故事时，他总是凝神倾听，心潮起伏。

一八二八年九月，莱蒙托夫入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寄宿中学读书。在这所培育过冯维辛、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等著名作家的学校的文学氛围中，莱蒙托夫开始写诗。他的诗起初带有模仿拜伦和普希金的痕迹，但他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显露出不凡的诗歌天才。

莱蒙托夫开始创作生涯之时，正值俄国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残酷地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举行的起义，更强化了专制的统治。人民忍无可忍，纷纷被逼造反。莱蒙托夫的不少哀歌体抒情诗与人民的心态产生共鸣，或间接或直接地抨击沙皇，成为对失败的十二月党人义举的余声不绝于耳的反响。如他在《预言》（1830）一诗中这样唱道：

俄国的不祥之年必将到来，

那时沙皇的王冠定会落地；

百姓将忘却先前对他的爱戴，

众多人将用死亡和鲜血充饥。

一八三〇年秋，莱蒙托夫考入当时全国精神生活的中心——莫斯科大学。在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的倡导下，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热烈讨论当代的政治、哲学和文学问题。在贵族寄宿中学和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莱蒙托夫经历了一个创作高潮期，共写下三百余首抒情诗、十六首长诗和三个剧本。这是他创作上的磨练阶段，为而后几年、特别是他的成熟时期（1835—1841）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创作思想在他的抒情诗《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中已有系统的阐述。一八三二年，莱蒙托夫因参与反对反动教授的学潮而被勒令离开莫斯科大学，同年十一月，他考入彼得堡近卫军士官学校。孤独彷徨的心境一如从前，甚至更甚，一如《帆》中所说：

唉！它不是在寻找幸福，

也不想从幸福身边逃亡！

在士官学校枯燥的受训期间，他填补内心空虚的良法就是不间断地从事文学创作，甚至在被授予骑兵少尉的军衔后也不改初衷。

一八三七年一月一日，莱蒙托夫为普希金主编的《现代人》杂志投寄破天荒第一次由士兵充当抒情主人公的《波罗金诺》。诗中借一名参加过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老兵之口，挞伐当代青年生性懦弱、无所作为的可悲状态。质朴的感情，对历史真实的细节描绘，民间生动口语的大胆运用，标志着诗人在接近人民和向现实主义倾斜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后来，列夫·托尔斯泰在创作巨著《战争与和平》时从这首《波罗金诺》中汲取了爱国激情和史诗气魄，并称它为《战争与和平》的核心。

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伟大的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人普希金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暗中支持的凶手的挑逗下参加决斗并惨遭杀害。这个晴天霹雳震怒了更震醒了莱蒙托夫。他勇敢地接过普希金手中争取自由的接力棒，写下了被高尔基誉为“俄国最有力量的诗歌中的一首”的《诗人之死》，以惊心的语言、铿锵的节奏喷吐出全民族痛失“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后火山般的悲愤之情，唱出了人民向“扼杀自由、天才、荣耀的刽子手”讨还血债的心声：

你们即使倾尽全身的污血，

也洗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莱蒙托夫因触怒沙皇而被放逐到与山民作战的高加索前线。在高加索，他结识了别林斯基和十二月党人，接近了人民，收集了传说和民歌，领略了奇异的景色。先后两次流放高加索的逆境，使他结出了累累的艺术硕果，使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用意适得其反。

一八三八年，莱蒙托夫写下了名篇《沉思》。这首抒情诗集诗人早期的哀歌体诗歌之大成，切入灵魂深处，剖析了同时代人可气又可悲的心态。这首“用鲜血写成的”诗被别林斯基誉为“纲领性的诗”，对同代人及尔后历代思想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和一八三九年八月，使莱蒙托夫登上俄国浪漫主义诗歌顶峰的《童僧》和《恶魔》相继脱稿。这两部长诗都塑造了叛逆者的形象，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既歌颂他们的反抗精神，又暴露出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恶魔》更是高出《童僧》，标志了莱蒙托夫毕生二十七部叙事诗（包括未完成的）创作的最高成就。除《童僧》与《恶魔》外，《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侍从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借伊凡雷帝之古讽尼古拉一世之今，一发表就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一八四〇年五月，莱蒙托夫通过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创作，用诗的审美方式为内驱力，独辟非诗歌叙事的蹊径。此刻，作为普希金的忠实后继者的他已经走到了时间的前面，正如俄国经典作家冈察洛夫所断言，他站到了思想发展和欧洲及俄罗斯生活运动的最前沿，在思想深度、勇气和理想等方面超越了普希金。

一八四一年四月，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上发表抒情诗《祖国》，用一种“奇异的爱情”来爱人民的祖国。这是莱蒙托夫对人民怀有深情的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由早期作品中孤傲不驯、愤世嫉俗，到与同辈人休戚与共（如《沉思》），进而到歌颂人民（如《波罗金诺》）。

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五日在高加索，莱蒙托夫落入沙皇政府的决斗圈套，与马尔蒂诺夫决斗并不幸身亡，结束了他抗争的短短一生。一八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灵柩安葬于塔尔汗家墓。

莱蒙托夫不仅是普希金的后继者，而且是普希金与一切普希金后继者之间的纽带。虽然十九世纪的俄国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远未充分暴露出现代社会使人异化的一切弊端，但莱蒙托夫凭自己天才的艺术嗅觉，已经开始在向西方工业社会开了门的俄国社会捕捉到使人异化的信息（如《“我常常出现在花花绿绿的人中间”》），从而被索洛维约夫等俄国白银时代批评家誉为俄国现代派的先驱。莱蒙托夫是俄国经典作家和批评家一致公认的诗歌奇才，他下笔成诗，很少改动。除文学天赋外，他还具有惊人的音乐天才、绘画天才和语言天才（掌握多种外语）。莱蒙托夫的诗——尤其是抒情诗——是心意的图画，更是心灵的音乐。他诗中包含的音乐美与他在诗律上的创新分不开。据米·加斯帕洛夫在《莱蒙托夫百科全书》（1981）中的统计，以各种诗体、诗格而论，莱蒙托夫居同时代诗人之首，有41种（茹科夫斯基有31种，普希金有33种）；以诗节形式而论，莱蒙托夫有55种（茹科夫斯基有37种，普希金有29种）。莱蒙托夫大胆革新，兼收并蓄古典诗歌和民歌的精华，使音乐成为诗艺的灵魂，使诗成为心灵的音乐。

这部《莱蒙托夫诗选》从诗人全部四百四十三首抒情诗中精选了一百首，从诗人全部二十七首叙事诗中精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三首，充分展现了莱蒙托夫在抒情诗上的独特风格以及在叙事诗上的重大建树。

莱蒙托夫的抒情诗有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是哀伤，那是反叛的琴弦上的音符。莱蒙托夫是个悲剧诗人，无论从前程、家庭和恋爱来看都可以这样说。生活在“专横和黑暗的王国”（赫尔岑语），一般有志之士都感到“心头沉甸甸、思绪忧戚戚”（《独白》），莱蒙托夫这样罕见的天才怎能慨叹“他的力量常常为不时的哀怨所扼杀”（《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在那个“平庸就是人世的洪福”（《独白》）的尼古拉一世王朝，才华只意味着痛苦和不幸，对于莱蒙托夫这样不甘于岁月蹉跎的非凡天才更是如此。他这样一位渴望行动的巨大天才，被安排了沙皇禁卫军骑兵少尉的职务，不得不出没于上流社会尔虞我诈的交际场所，怎能不令他感到“寂寞又忧愁”？莱蒙托夫在早期诗作中带有个人伤感情调，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与同辈人忧戚与共的感受使他越来越深刻地在诗作中反映人与命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悲剧性矛盾，哀而不伤便成为莱蒙托夫诗歌中贯彻始终的主导风格。从《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1829）、《独白》（1929）到《沉思》（1838），诗人痛快淋漓地倾吐着同时代人在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下的呻吟和哀号，使人读后不但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而且透过这一代人的可悲命运看清尼古拉王朝的可憎和预料中的可耻下场。

其次是自我，那是时代的聚光点。莱蒙托夫的创作，尤其是他早期的抒情诗创作，素以表现自我而独树一帜。与诗人形象接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主观性的诗对“纯艺术诗”（别林斯基语）的优势，成为其独特风格的要素。别林斯基认为，一般诗人内心因素比重过大会显出他“才能的狭隘”，莱蒙托夫这样伟大的诗人则不然。“一位伟大的诗人讲到自己，讲到自己的我，也便是讲到普遍事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的哀愁中认出自己的哀愁，在他的灵魂中认出自己的灵魂”。别林斯基的精辟论述阐明了“我的”感情已不仅仅是个人的独特感情，而且是同时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感情。这种感情充分地洋溢在《沉思》中：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的前途不是暗淡就是缥缈，

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

定将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

在这里，诗人的“自我”成了时代的聚光点，通过诗人的心灵之窗，我们仿佛听到他们整整一代人在尼古拉一世的黑暗统治下发出的呻吟和哀号。

最后是爱与憎，那是感情“指南针”上的两极。在上流社会不少人眼里，莱蒙托夫是个傲气十足、模样阴沉的人，是个只知恨不懂爱的人。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许多同时代人对他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充满年轻人的热情、忠于为数不多的朋友。莱蒙托夫在爱与憎的问题上始终既泾渭分明又宽严有度：对沙皇专制、上流社会是怀疑、嘲笑和痛恨，对朋友、人民、祖国则是信任、同情和挚爱。他对俄罗斯人民的诗人普希金爱之愈深，对摧残天才的尼古拉一世王朝便恨之愈切；他对波罗金诺战役中的老兵愈是敬仰，对同时代人中的懦夫便愈是鄙夷；他对以“鲜血”换取“光荣”的祖国愈持怀疑态度，对俄罗斯“不语的草原”（《纪念奥多耶夫斯基》）便愈怀眷恋之情，对俄罗斯“满目凄凉的村落”（《预言》）便愈陷入沉思。

叙事诗（或称长诗）是莱蒙托夫的基本体裁之一，了解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了解整个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至关重要。莱蒙托夫一生创作了二十七部叙事诗（包括未完成的），但生前他仅仅发表了其中的四部，即1838年发表的《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侍从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坦波夫司库夫人》、1840年发表的《童僧》和1835年发表的《哈志·阿勃列克》（未经他本人同意）。诗人继承了俄国和欧洲的叙事诗传统，辛勤耕耘在十二月党人之后的浪漫主义园地里，硕果累累，仅1828—1836年这八年间就创作了近二十部叙事诗。他尝试过多种叙事诗的新形式——自由体叙事诗（如《朱利奥》《忏悔》《海上闯荡者》《童僧》）、戏剧性叙事诗（如《阿兹拉伊尔》）、讽刺性叙事诗（如《萨什卡》《坦波夫司库夫人》《为孩子写作的童话》）、诗体中篇小说（如《罪人》《最后一个自由之子》）、历史性叙事诗（如《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侍从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大贵族奥尔沙》《奥列格》）、神话传说叙事诗（如《恶魔》《阿兹莱厄》《死亡天使》）、异国情调叙事诗（如《海盗》《禁宫二女郎》）、高加索叙事诗（如《高加索的俘虏》《伊斯梅尔—贝》《杀手》《哈志·阿勃列克》《巴斯顿支山村》《契尔克斯人》）、戏谑性叙事诗（如《蒙戈》）。

莱蒙托夫特别喜欢深入内心世界。他的叙事诗主人公形形色色，大部分都有追求自由、反叛现存秩序的性格，如《恶魔》中的恶魔，《童僧》中的童僧，《海盗》中的海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侍从和骁勇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中的卡拉希尼科夫，《死亡天使》中的死亡天使和佐雷姆，《大贵族奥尔沙》中的阿尔谢尼，以及《伊斯梅尔—贝》《朱利奥》《阿兹莱厄》中的同名主人公，其中的集大成者首推《恶魔》中的恶魔，他最典型地集中了反叛精神与自我中心的双重性格。

莱蒙托夫往往从同一题材的抒情诗取材，通过想象扩写成叙事诗，既保留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剖析，又纳入叙事人的客观开示。就题材范围之广而论，莱蒙托夫的叙事诗已超越了前人。当然，莱蒙托夫在叙事诗的创作上也经历了从模仿到独创，并非这二十七部叙事诗都达到了同样的水准。有的仅为片段（如《两兄弟》），有的内容雷同（如《杀手》《巴斯顿支山村》《哈志·阿勃列克》），有的是攀登艺术顶峰过程中的积累（如《死亡天使》和《阿兹莱厄》之于《恶魔》）。换言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莱蒙托夫的叙事诗从平庸之作（如《契尔克斯人》）到登峰之作（如《恶魔》《童僧》）的发展过程。

莱蒙托夫在抒情诗和叙事诗这两条“血管”中流的均是先驱普希金以创造美与和谐为历史重任的“血液”，他自己的时代使命是揭露丑与不和谐，使普希金弘扬的民族心灵中一切美的东西不被玷污。普希金始终在反抗暴政的前提下歌颂自由，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莱蒙托夫毕生在自由理念的驱使下反抗暴政，激起人们对丑恶现实的痛恨。

莱蒙托夫是俄罗斯民族的伟大诗人，是一架纵情歌唱自由的美妙竖琴。他是民族之魂，更是自由之子。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给予莱蒙托夫特殊的评价，就是因为看重他把自由置于沙皇俄国的国家利益之上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反映在对待拿破仑、对待沙皇侵略扩张等一系列问题上。

莱蒙托夫的普世大爱、真心傲骨和他的天才作品一样，是全人类得以自我净化的恒久精神财富，将与宇宙共存亡！

顾蕴璞

二〇二〇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