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土的温情与生命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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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块给了陈寅恪另一种生命感受的土地。

比起干燥、枯寒的北地，岭南偏于温湿与润泽，风雨与阳光，更多地带有一种温馨。与之相适应，岭南人也带有更多的温情与细腻的关怀。

一踏入岭南，陈寅恪便被南粤所特有的浓浓的人情味包围。一些在陈寅恪晚年生涯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人开始走入陈寅恪的生命历程。

很重感情的陈序经成为陈家的常客。陈序经除了为陈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外，更多的是嘘寒问暖。陈序经对陈寅恪的关心，称得上无微不至。

1950年夏，与陈寅恪相依为命二十二年的唐筼携女突然去香港住了一段时间[1]。于是，关于陈寅恪是留在大陆，还是去香港的话题再度提起。香港一些文化机构及个人一直未放弃聘请陈寅恪赴港讲学的努力，并愿付很高的薪酬。一年后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跑到香港大学求一席之位，校方一听程曾当过陈的助手，即以九百元港币月薪聘程[2]。据陈序经在1962年透露，为了接回陈夫人，他亲自跑到香港找了一个多月，最后在一个旅馆将唐筼找到，陪着她回到广州[3]。其时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唐氏大家族中的一些人受到冲击，这是唐筼去香港一段时间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4]

初到岭南的陈寅恪，在这里也觅到了不少旧雨新知。当时留居广州的来自北国的学人不少，岭南大学有王力、梁方仲、姜立夫、李沧萍等，中山大学有朱师辙、刘节等，皆为当时南粤高校知名的学者。其中梁方仲、刘节等人，成为陈寅恪晚年历史的见证人。

此时，岭南大学正按照陈序经的办学方针逐步走向繁荣：新的经费与教学设施陆续到校；海内外的师资人才不断涌入，校园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陈寅恪的生活进入比较安稳的阶段。

在清华园时就自愿追随陈寅恪治史与读诗的燕京大学毕业生程曦，在1949年的夏天离开北平，来到岭南大学，要求做陈寅恪的助手。陈序经与王力答应了。在此之前，广东番禺人黄如文曾受王力之嘱协助陈寅恪工作。黄于1936年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46年受聘中山大学文学院，1949年成为岭南大学中文系讲师。黄如文说话带有很浓的方言口音，与陈寅恪不易沟通，程曦到来，自然接替了黄如文，陈寅恪的助手问题暂时得以解决[5]。

此外，七八位医术一流的专家执教于岭南大学医学院，令陈寅恪生平第一次享受到很好的医疗保健服务。这些医学教授受命定期上门为陈寅恪检查身体，他们的诊断是令人欣慰的：六十岁的陈寅恪，除了眼睛的毛病及有些血压偏高外，其他无大碍，身体尚属健康。陈寅恪双目失明的病因是“视网膜严重剥离”，此时双目犹可在明亮处隐约分辨目中影像的轮廓。陈序经最关心陈寅恪的眼睛能否复明，屡嘱医学院设法医治。十分可惜，学校医学院的多位名医也无力改变这残酷的事实。

但仅仅是这些已经足够了。

六十岁的陈寅恪，生命之船似乎寻觅到了一个恬适的港湾。在人们看来，在此世纪巨变之际，陈寅恪立足于“北京—海外”这两极间的中介地带广州，似乎有可进可退之势，而实际上生命的漂泊已经到头了[6]。从1949年到1952年，陈寅恪先后在《岭南学报》、《南国》等岭南大学刊物上发表了《从史实论切韵》、《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白香山琵琶引笺证》、《元微之古题乐府笺证》、《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崔浩与寇谦之》、《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等论文，共计十三篇。从《岭南学报》第9卷第2期开始，几乎每一期都有陈寅恪的论文刊出，直到该学报在1952年停刊。这完全可视作是陈寅恪对岭南大学知遇之恩的一种回报[7]。

此外，从1949年至1952年，陈寅恪先后完成《论韩愈》、《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十篇新论文，以上三篇尤为史界推崇。在这三年间，陈寅恪先后完成及分别刊行的论文超过十万字。其文思泉涌，见解精妙，笔力尤勤，论史以抒通古今之慨，这些都为后人理解岭南大学期间陈寅恪的生命形态留下了无穷的余韵。

2

带着浓浓的人情味，有两个女性在陈寅恪晚年的生涯中先后出现了。很难说南粤的风土人情影响了陈寅恪什么，但陈寅恪在晚年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所表现出来的更重感情、笔端时常流露细腻的情感痕迹，也即在文史方面多了许多“文”的倾向，与他一贯的治史风格是略有变化的。

这是一段很值得追溯的人生交往。

第一位女性名叫冼玉清，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位自号“碧琅玕馆主”的奇女子，堪称二十世纪广东不可多得的女学者与女诗人。她对岭南历史、风物、史志文物的发掘与整理，数百年间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

冼玉清二十年代已有诗名，著有《碧琅玕馆诗稿》，深为黄晦闻、柳亚子等赞赏。她在二十年代末赴京进修兼游览的日子里，得识当年京华学界的名士贤达陈垣、马衡等人。马衡曾力邀冼留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学，终因岭大钟荣光校长“劝冼服务桑梓”而未能成行。今天已无法考知冼玉清如何认识郑孝胥及陈三立（散原）等人。郑、陈两人阅读了《碧琅玕馆诗稿》后，分别给予很高的评价。陈三立的评语为“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8]。陈三立显然激赏这位女诗人，亲笔为冼玉清的书斋“碧琅玕馆”题写一匾。冼玉清视此匾为毕生珍藏，无论迁居何处，总是高悬于居所正中。陈三立为陈寅恪之父，早年以晚清“四公子”之一闻名[9]，晚岁以诗文著称，有“吏部诗文满海内”之誉。二十多年后，在1956年的旧历正月初一，陈寅恪赠与冼玉清一副由他撰写、唐筼手书的春联，联云“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此联一直被认为是陈寅恪心清舒畅之作，但更深一层的典故则知之者甚少。冼玉清出生于1895年，比陈寅恪小五岁，却有幸成为陈氏父子两代之高谊友朋。陈氏父子在近世中国堪称一代诗家与一代史家，两代人先后为一人题匾写联，如此异性知音，不知在陈三立父子交友史上是否有第二例？

这位一直被世俗社会视为“怪”的女性，终生不曾婚嫁。她二十三岁进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求学，随后升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前后在岭南大学读书、任教共三十四年。在二十年代她便以一段肺腑之言而惊世骇俗：“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立志终身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10]说这话时冼玉清尚年轻，但已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陈寅恪一家的到来，给时年已五十五岁的女教授带来了觅到知音的快慰。亲人般的相互照顾与关怀，无论是对大半辈子孑然一身的冼玉清来说，还是对惯于漂泊的陈寅恪一家而言，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人生暖意。

南方的温情，更容易体现在饮食上。陈家主妇唐筼见冼玉清一人过日子很清冷，每有美食佳肴，常请冼过来分享或派人送上门去。冼玉清有好东西也往陈府送。冼氏的送礼方式体现了典型的岭南民风，喜欢讲“意头”（吉祥意），多取双数，所有礼物的数目、品种，都很工整地写在礼单上，一目了然。出身于世家的唐筼很喜好这类交往。唐筼这种喜欢排场的世家派头曾被人作为“陈府动态”向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反映。这位善良的家庭妇女亦因此而在有关档案中留下了“爱慕虚荣”这么一个形象。这是闲话。

在五十年代，冼玉清显然参与了陈寅恪的许多家事。大到和校方的应对，小到家中女儿在哪里读书、工作，甚至陈家女儿的婚恋等等，冼玉清都发表过意见。晚年的陈寅恪虽深居简出，但仍敏于时事，对现实有透彻的了解，这与冼玉清总及时地将外间见闻说与陈寅恪分享有很大的关系。

在陈寅恪初次感觉“过岭南来便隔天”[11]的岭南生涯里，历史无法抹掉冼玉清在陈宅“活跃”的身影！

在这里，历史还能更深地透视出陈寅恪与冼玉清长达十数年的同病相怜、意气相投有着相似的与深刻的文化背景。

冼玉清十三岁即入私塾，其启蒙老师是二十世纪初“省港澳”一带享有声誉的陈荣兖。陈荣兖的道德观与文化观给了冼玉清终身的影响。

陈荣兖，字子褒，光绪十九年举人。同科与陈获得举人功名的，还有南海康有为。据说陈子褒的举人放榜名列于康有为之前。在后来康有为带头发起的“公车上书”中，陈子褒也参加了。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子褒和其他维新人士东渡日本留学考察。此一去，决定了陈子褒的后半生志向，认为要救中国需从教育入手，而教育须以妇孺为根本。日本归来后陈子褒设帐授业，自号“妇孺之仆”，致力小学基础教育和平民教育，先后在澳门、香港等地创办子褒学校及灌根书塾等，开一时之教育风气。

在同一时期，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干得更轰轰烈烈。1895年，陈宝箴授湖南巡抚一职，在此三个月前，帝都已发生康有为等千余名举人痛感朝政腐败、丧权辱国，奋然上书痛陈变法的事件。年过六十的陈宝箴，藉此风云际会，怀“以一隅为天下倡，立中国富强之根基”的梦想，在湘省锐意整顿，除弊兴利，举荐维新风云人物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参与湘省的维新运动。一时全国瞩目，风气独标，气象一新。时陈三立随侍其父左右，襄助策划，亲身参与了这场对国与家都带来深刻影响的政治变革。可惜，短短的三年时间，对这两位“益切忧时爱国”、等待了大半生欲一展宏图的父子来说，显得是多么的紧迫与短暂。

冼玉清的道德学问、遗世独立，源自她那参与过公车上书的举人恩师；陈寅恪的兴亡之叹，则来自他顷刻间功名事业便尽毁的家庭变故。1898年9月，“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陈宝箴以“滥保匪人”罪名被朝廷夺职，陈三立也遭吏部除名，父子两人同被清廷宣告“永不叙用”。时陈寅恪八岁。直到1937年，陈三立伤中华之多难，倭寇毒焰正炽而辱不再生，绝食而死，陈寅恪经年关于家仇国恨的“兴亡情结”不但没有化解，相反越加凝重，更因渗透了人生的曲折而具有更伤痛的意味。

陈寅恪与冼玉清的交往，在陈寅恪的晚年，已超出了一般新知旧雨的友情，具有一种固有文化并不因时代的嬗变而迷失的相互寻觅、互为鼓励的精神。在剧变的社会里，其志节因得以固守带来对生存的肯定，从而引起交往双方精神上的愉悦。这一点，对晚年陈寅恪很重要。

其实，互为气类的心灵共鸣，早已在生命的历程上有了伏笔。1941年底，日本军队攻陷香港，香港大学停课，陈寅恪一家愁困港岛，望尽天涯路。当时痛失家园而客寓香港的冼玉清，托人给陈寅恪送去价值四十港元的“军票”，陈寅恪没有收下。但这一份情谊久久缠绕了一段很长的人生。二十四年后冼玉清不幸撒手人寰，陈寅恪悲痛地写下了一首挽诗。诗云，“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二十五个春秋犹年年思赠四十元的往事，可见此事给陈寅恪的印象有多深。历史更感兴趣的恐怕是一种相似的气节与品格。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本驻港总督矶谷廉介欲请冼玉清出面主持香港的文化事业，为冼所拒。为免日人纠缠，冼玉清放弃隐居香港的打算，随校迁回内地[12]。与此同时，陈寅恪亦为免日人纠缠，不仅拒不接受日军送上门的食物，而且很快也携妻女离港回到大陆。

1952年9月6日，冼玉清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这样检讨和回首自己的人生：“我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我讲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学，讲话常引经据典，强调每国都有其民族特点、文化背景与历史遗传，如毁弃自己的文化，其祸害不啻于亡国”；“我常游于古迹之间，临风独立，思古之幽情，神游超世，这些都是封建保守思想”；“我最同情自古忠心耿耿而遭谗受屈之人，于是专找这些人的材料而为其表白。”[13]

冼的思想表白，剔除女性所特有的伤逝情怀，几与陈寅恪的人生观、文化观无异。晚年的陈寅恪，远离熟悉的北地，远离相随了许多年的友朋、学生，在岭南却意外地觅到了洞彻肺腑的知音，这只能感叹是天意。在那个思想渐趋一统的年代，像冼玉清如此袒露心迹，说出“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14]这样话语的人，无论是北地还是南疆，都可以说是很少见的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句话在陈寅恪南下栖身岭南之际，分量显得很重！

冼玉清的确遗世独立得可爱。她自然被归入“封建落后、思想保守消极”一类人之中。她与陈寅恪的交往，多次被当年的中山大学比喻为“臭味相投”。1958年，在人人过关的“交心”运动中，冼玉清曾毫无保留地交出了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活思想”。[15]

其一云，“‘言论自由，处士横议’，是旧名士的习惯。我觉得说说怪话，发发牢骚，写写歪诗，事实有之，反党则绝无此心。一生读线装书的人，是安分守常不会造反的，希望党相信他们多一点。”这段表白，似乎是冼玉清为当时“忠心耿耿而遭谗受屈之人”讨句公道话。以陈寅恪是冼玉清晚年最投契的挚友这一点去分析，“说说怪话，发发牢骚，写写歪诗，事实有之，反党则绝无此心”等数语的后面，总难抹去陈寅恪绝不同流的孤峭的身影。

最有意思的是其二，“解放后每逢开会，凡叫口号，女子也和男子一样高举拳头，我看见这样剑拔弩张，有点不顺眼，认为世界真是变了”。冼玉清所抒发的尚是一个传统女性的感受，而陈寅恪流露的则是更有深意的感叹。1952年陈寅恪在一首题为《男旦》的诗中这样写道：“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比起冼教授对“女子也和男子一样高举拳头”而感不满，陈寅恪对“改男造女”的社会风气的嘲讽，已提高到对学人气节、操行的评价这一层面上。可以这样说，陈、冼两人当年对“改男造女态全新”的现实，尚有更动情与激烈的“横议”。

其三，冼玉清继续表白道，“有人检举我去香港传达情报，许多检举材料都是私人恩怨而制造的。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检举风兴，人心之凉薄极矣”。冼氏委屈之情跃然纸上。

无独有偶，陈寅恪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这样写道：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16]

陈寅恪毕竟是史家，论“风习与社会道德”之向背，力透纸背。陈、冼两人是否“贤者”，历史自有定论。陈、冼两人是否“拙者”，则一目了然。“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这一句，陈寅恪虽说的是历史，但已有预感地概括了自己及冼玉清们的最终结局。

陈、冼两人之高谊，在陈寅恪这段话中找到了落脚点。

在1949年12月，陈寅恪夫妇与冼玉清结伴作了一次“探梅”郊游后[17]，陈寅恪写下题为《己丑仲冬，纯阳观探梅柬冼玉清教授》一诗，诗中有这样两句：“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18]陈寅恪借名山胜地今昔之盛衰，慨传统文化之世纪浩劫。一年后，陈寅恪在赠与冼玉清的《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三首七绝中，有一首这样称许冼氏——“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其时一些新编的中国历史书在文化界大行其道，陈寅恪“忽展图看长叹息”[19]，对“羞与俗雷同”的冼氏《修史图》，心头充盈着“胜地仙家有劫灰”般的感叹。

陈、冼两人的意气相投，使陈寅恪在晚年固守文化道德、学人气节标准的凄苦旅途上，不是一个独行者。这是南土给予陈寅恪在精神上一份最特别的温暖！

3

岭南大学这块绿洲可以使陈寅恪暂时忘忧，但新时代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临了。

在北国，知识分子们感到了新世纪带来的雷霆万钧。

1949年5月11日，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1880年生。陈垣一生著述甚丰，是公认的传统史学大师。在该文中陈垣第一次以赞同的口吻提到了历史唯物论，并说是自己“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有“南北二陈”的说法，“南陈”指陈寅恪，“北陈”便是陈援庵。陈援庵的公开信，表明史学界也将面临一场巨变，它将令所有治史者在新与旧之间作出抉择，而且新与旧的界线，已经非常清晰地划出。

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内已开始出现批判胡适实证主义等旧治学方法的文章。到了1950年，北京学术界开始结合对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一些学者公开作自我检查。其中北京大学冯友兰及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人在报刊上发表的自我批评文章，在学界产生相当的影响。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中国共产党虽尚未夺取全中国，但江山易主已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作了一段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来说相当重要的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大意为：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改造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性急……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全国的二十八所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硬性教授“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要有灵活性[20]。

毛泽东的这段话仅是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它反映了最高领袖对当时中国教育文化界有一个很冷静的分析。以毛泽东这番话去分析岭南大学这所教会学校为何在五十年代初反而欣欣向荣的更深一层的历史原因，答案已不言自喻了。但形势的发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同年10月12日，中央政府政务院明令接收影响甚大的北京教会学校辅仁大学。这事已宣告所有教会学校在未来的结局。同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抗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全世界开始热切关注东亚地区燃起的熊熊战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

1952年初，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等领域掀起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在历次运动中必有的一个程序——人人过关，在这场运动中已见雏形。

1952年3月6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长文。陈垣回顾自己曾从政、参加过曹馄贿选，最后看不惯政治舞台的污浊，立志潜心学术的人生路，批判了自己在辅仁二十三年中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表示要在这次运动中跟上时代的要求。

陈垣的文章在学界引起震动。像陈垣这一辈人，几乎无人不与美国发生多多少少的联系，很多有建树的学人都有过赴美留学的经历。

在广州，控诉声讨美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浪潮开始冲击美丽的康乐园。其时岭南大学尚有少数美籍教师还在校内上课，学生们在美国人的住宅前集会示威。7月，校内举办大型展览会，内容有庚子赔款培养出来的美国洋奴的数字统计等。8月，岭南大学教师“人人过关”。9月，大火烧到学校最高领导人面前。9月9日，校长陈序经在全校师生面前作了四个钟头的“自我检查”，尽管讲到动情处陈序经禁不住热泪纵横，但陈序经的检讨不获通过。随后全校师生在宣传阵地上向校长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质问陈序经是怎样忠实执行“美帝文化侵略政策的”[21]。

平心而论，这些批判多少有点捕风捉影。作为一个只想把一生都献给祖国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陈序经说得上是任劳任怨。用一个当时批判他的观点来形容他执掌岭南大学的特点，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但这个不变不是“勾结美帝之心”，而是第一是办学，第二还是办学，第三依然是办学。

陈序经最后怎样“过关”显然不了了之。一个月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迅猛开展，在广东，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等与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一新的综合性大学。该大学沿用中山大学名称，岭南大学被取消。新的中山大学的校址就是原岭南大学的校址。建筑依旧，风景依然，但已是“换了人间”！

这是1952年年底的事。

院系调整结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已经到来。

正是在这个时期，有一个老人的经历，第一次给了陈寅恪在处理与共产党的关系上至深的影响。

这个老人就是民国年间有名声的经史小学名家朱师辙。

朱师辙，字少滨，安徽黔县人。朱氏出自世代书香之家，祖孙三代，均是百年间知名的学者。承三代传经，朱少滨精于训诂校勘之学。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力邀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的朱师辙南来任教。其时朱少滨已年近七十。陈寅恪南来广州，朱、陈两人暮年聚首，颇有沧桑之感。1951年，陈寅恪在一首给朱师辙的诗中便有如下两句，“君今饱啖荔支去，谁话贞元七十秋（尝与君论光绪壬午科乡试事）”[22]。朱师辙比陈寅恪大十一岁，若以年龄言，与王国维属同龄人。陈寅恪先后与王国维、朱师辙“共话贞元事”，想来这是与生俱来刻下的印痕。

但朱师辙晚年的命运要比陈寅恪“明亮”得多。

1950年，朱师辙七十一岁，当时负责领导广东高校的是有学者风范的杜国庠。在这一年的年底，杜国庠派广州历史学会的秘书李稚甫前去探访朱师辙，征询其退休后愿到何处安居养老。朱师辙表示愿去杭州。杜国庠将此情况汇报给其时正主持广东政局的叶剑英，叶即致电上海市长陈毅，请陈予以关照。陈毅便通知浙江省做好安置工作。就这样，1951年秋天，朱师辙怀着对共产党的无限感激，前往杭州。临行前叶剑英特地托秘书送给朱师辙两百元作书籍搬运费[23]。

五十年代的杭州西湖，尚有马一浮等名士在此安居养老。

经历过两个世纪巨变的朱师辙，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朱氏三代人的著述一齐寄给了毛泽东。不久，毛泽东亲笔给朱师辙复了信[24]。朱师辙接信后即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云“琅函飞下九重天，尧舜都俞在眼前”。直把毛泽东比作尧舜。毛泽东不知道，这位老人十数年间一直将他复函致意一事牢牢记于心间，每每向人说起。

陈寅恪很羡慕朱师辙的归宿。在1951年送别朱氏择居杭州的诗作中，便与对方有如此相约——“他年上冢之江畔（寅恪先茔在六和塔后牌坊山），更和新诗结后缘”。两年后，陈寅恪咏《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诗中有后来被人引用得比较多的一联：“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陈寅恪最后有在杭州归终的打算，恐怕与朱师辙卜居杭州后有一个安逸的余生很有关系。

朱师辙与杜国庠的友谊，还使晚年的陈寅恪第一次接触到一位有着高风亮节的优秀共产党人。1950年8月，由杜国庠主持的中国历史学会广州分会成立，陈寅恪应邀担任该会委员。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机构中担任职务。从此，在陈寅恪晚年的生涯里多了一段与杜国庠“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的交往。这是后话。

朱师辙受“礼遇”，有很特殊的历史原因。尊老，一向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份独特的文化情结。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风云中，才有如此反差的一种现象：绝大多数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需要不断地“改造”，但少数历经数朝的名士与元老，却一直备受照顾礼遇。典型者有马一浮、章士钊等。可惜，此际年仅六十余岁的陈寅恪，尚未有资格进入受尊敬礼遇的元老行列。这已注定晚年陈寅恪只能是一个总在现实中活着的人。

新旧时代的交替，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给陈寅恪带来太大的影响，即使“人人过关”的思想改造运动，似乎也远离于他。这一点命运很照顾他。自从他的眼睛失明后，他在清华园便形成了这样的习惯，除了上课，他基本上不参加学校的其他活动。陈序经很了解陈寅恪，将他这个习惯延续到岭南大学。所以，五十年代初同样在岭南大学很时兴的政治学习、民主生活会一类的活动，陈寅恪一般都不参加。

在这段政治威力已开始显示的岁月里，陈寅恪仿佛能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但政治斗争的无情，在陈寅恪的心头投下了浓厚的阴影。陈序经的命运已预示着陈寅恪未来的命运。在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冼玉清一段不长的插话，为后人了解陈序经在1952年那场斗争中如何受辱留下了一缕痕迹。冼玉清说，“群众说陈序经是美帝分子，斗他时斗到他流眼泪。我认为应实事求是，诬陷人不好”[25]。在流泪的陈序经的身后，无疑站立着流泪的陈寅恪、冼玉清等人。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中山大学一些人捏造所谓“有一个岭南（大学）小集团，企图夺取中山大学领导权”，要陈序经坦白如何“笼络岭南老教授，阴谋复辟”等事。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陈寅恪多次被勒令交代“与陈序经的关系”。

唇亡而齿寒。在1952年的秋天，陈寅恪当为流泪的陈序经而伤！一年后，陈寅恪饱含伤逝之感撰《论再生缘》，其情感的积淀，可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1952年初冬，陈寅恪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主任是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时的学生刘节。其时陈寅恪南迁已近四年，生命正向晚年最灿烂的著述高峰期逼近，滚动的生命岩浆即将喷薄而出。

在这个再度辉煌的前夕，历史让六十二岁的陈寅恪，再作了一次很丰厚的积蓄与准备！

4

第二个女性出现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没有这份积蓄与准备，陈寅恪晚年的著述，也许将是无法想象的另一种样子。

黄萱，一个很普通但有着不同寻常身世的家庭妇女，很偶然地闯入了陈寅恪独特的世界。陈寅恪以其深刻的阅历，马上感觉出这是一个在自己余生中可遇不可求的重要合作者。陈寅恪的眼光没有错。陈、黄两人写下了人文意义上的一段感人的人生。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令人并不愉快的事需要补述。

1949年暑假期间投奔陈寅恪的程曦，在1951年的夏天与岭南大学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当时岭南大学实行新的聘任制度，认为自己“以讲助的身份同教授开一样的课”[26]的程曦，要求获得讲师职称。这时，容庚任主任的中文系答应聘程为讲师。问题就在于此时的中文系已不再聘陈寅恪为中文系教授，而程曦之所以能进入岭南大学，是凭着任陈寅恪专任助教的身份这一条件的。程曦若赴中文系任讲师，则无疑必辞去陈寅恪助手的工作。故吴宓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知寅恪兄与容庚甚不和，已改入历史系。而曦竟叛离寅恪，寅恪写读各事，均筼夫人代职云云。”[27]吴宓与陈寅恪情投意合，难免情感有所偏向，让我们客观地看看这件事的全过程吧。

程曦，1947年12月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随后在史语所担任历史组助理。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家闲居了半年的程曦，携妻南下广州投奔岭南大学，请求担任陈寅恪的助手。1951年为讲师职称问题程曦与校方闹得不可开交。5月底，学校教务长给程曦的复信中有如下句子，“你之所以未改换讲师名义，仅是为了年资问题。”

6月30日，容庚亲自给学校聘任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程曦自然是无法看到的，所以容庚在信中言词相当直露，留下了这一事件的一些最朴质的原貌。该信原文如下：“程曦君乃陈寅恪教授的助教，下学期陈教授专任历史系，程君拟请改用历史系名义。且程君身有肺病性情乖僻，为保护同人的健康和本系的秩序起见，亦不拟再聘任。前次推荐程君为本系讲师函件应即撤销，此致。”[28]

这封信表明，陈寅恪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高等学府为中文与历史两系合聘教授的历史结束。中文系变卦不聘用程曦，经此一闹，程也不会回到陈寅恪身边了。被容庚形容为“性情乖僻”的程曦去了香港。据香港大学人事部记录，程曦是在1951年10月15日正式被录用为香港大学中国语言学校的教员[29]。八年后程曦离开了该校。程曦专长于古典艺术及词典史，从他在岭南大学的刊物上发表的诗词及艺术评论来看，程曦有一定程度的国学基础。

还有一件很巧合的事，五十年代前期在陈寅恪身边的一些学生，都先后患上肺结核病，有一段时间曾令唐筼忧心忡忡。

程曦不辞而别，对陈寅恪的影响很大，吴宓称为“叛离”。这在陈寅恪为师授业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事。陈寅恪从此有一年时间没有专任助教协助教学与著述。

与丈夫共患难二十多年的唐筼，担负起为丈夫备课、抄写文稿、读材料的工作。这位一直到离世仍是一名家庭妇女的女性，第一次以能干、坚强的形象出现在师生面前，赢得了师生的热爱。

程曦离走，也使历史政治学系的老师有机会更多地接近陈寅恪。有时唐筼心脏病发作，系里的老师便临时充当陈寅恪的助手协助陈上课。系里有一位留美博士生曾为陈寅恪读材料抄黑板干了一个多月，竟高兴地说，“能为陈先生读材料真是莫大的荣幸”。这话数年后被用作大批判的材料。

陈寅恪治学的博大精深，论述的缜密与旁征博引，吸引了校内一批教授去听课，出现了教师多于学生的现象。中国高等学府中公认的绝无仅有的对陈寅恪的一个称呼——“教授之教授”，五十年代再次在康乐园流传，其意为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此称呼三十年代已在清华园被传颂。

在这批慕名听课者中，有一个时年已四十岁的女性。黄萱就这样走进了陈寅恪的世界。

这是一个黄萱在开始只能仰视的世界。

她最初是出于好奇去听陈寅恪上课。她只是一名家庭妇女，有两点促使她走上了那条许多教授如朝圣般走过的小道：一是她就住在陈先生府第的斜对面，二是她曾受过好几年很严格的古文训练。黄萱的丈夫周寿恺，时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经常为陈寅恪夫妇看病，故周、陈两家便成为好邻居。

1952年11月的某日，在医学院教授陈国祯的夫人关颂珊的带领下，黄萱怀着不安的心情踏入东南区十号去见陈寅恪[30]。关夫人一向与黄萱相熟，当她知道陈寅恪欲找一助教时，没多想便推荐了黄萱[31]。

一“见”之下，陈寅恪马上要求黄萱到他身边工作。这位在陈寅恪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女性，陈寅恪从未能一睹她的真容，但在这个秋日的上午，陈寅恪没有犹豫就断定她是自己最合适的合作人选。

这是一种具有某类历史意味的气质相吸引。1970年3月，“造反派”依然不放过已成灰烬的陈寅恪，再次逼令孤苦无助的黄萱重新交代与陈寅恪的关系：怎样与陈“臭味相投”，怎样与陈用“资产阶级的那套假平等和旧礼法来相互迎合”[32]。无知与粗鲁的“造反派”，倒也触及到了陈、黄两人关系的实质。

黄萱，福建南安县人，1910年生。其父黄奕住，是二十世纪初印度尼西亚赫赫有名的华侨富商。黄奕住一生的奋斗史，是海外华人艰苦拼搏发家致富的缩影。黄奕住十八岁从福建孤身走南洋再转至中爪哇，用了三十年时间成为三宝垄市的华人巨富，名字载入当时的《世界商业名人录》[3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印殖民政府用减免税率相诱，欲使黄奕住入荷兰籍，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黄奕住宁愿放弃在印尼已打下的大好基础，在1919年他五十一岁这一年，结束了在印尼的大部分生意，将价值约三四千万银元的资金汇回国内，他自己也返回厦门鼓浪屿定居。其时黄萱九岁。

回闽后的黄奕住不失其大亨本色，继续在银行、铁路及厦门市政建设、房地建筑等方面投资，一跃而成为厦门首富，鼓浪屿几为黄氏家族的天下。黄萱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过着富裕的生活。从懂事起，她便先后在鼓浪屿小学、厦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年未满十八，传统意识很浓的黄奕住便不再让女儿出外抛头露面，用了旧式家庭在家中延师设帐的办法，继续让女儿受教育。其时，黄奕住可以捐赠十数万元给厦门大学等学校，却坚决反对女儿渡海念书。在鼓浪屿这边的别墅，黄萱犹能隐约望见对岸那边丛林中井然的厦大校舍，但只能徒呼奈何。这件事，成为黄萱一生的遗憾。

鼎盛时，黄奕住曾一下子聘了四个老师辅导心爱的女儿。四个老师分别教授国文、英文、音乐等。令黄萱改变下半生命运的是这个时期进修的国文。这年是1928年，黄萱十八岁。教授国文的先生名叫鄢耀枢，号铁香，一个在当年略有名气的晚清举人。鄢举人最大的功劳是令深闺少女从此对线装书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并将此爱好保持了一生。

同在1928年，陈寅恪时年三十八岁，担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声名日隆。

鼓浪屿是个好地方。枕着涛声，和着终日萦绕不断的音乐声，黄萱在家中习国文，一修五年。这是很重要的五年，不然，终此一生，黄萱只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旧式家庭妇女，陈寅恪在晚年也无从寻找如此有忍耐性的合作者。

二十五岁那年，黄萱与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周寿恺结婚。婚后的黄萱走着传统女性的人生道路，在家相夫教子。不久，抗战爆发，黄萱随丈夫辗转于贵阳、四川等地，流离八年。以至后来在工作之余黄萱与陈寅恪谈起抗战时在四川等地的人生之苦，两人深有同感，唏嘘不已。

1945年5月，黄奕住病逝。他不仅给最疼爱的女儿留下了一笔遗产，还以其民族气节给了黄萱很深的影响。抗战时黄奕住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曾避居上海等地。

1949年，时任上海国防医学院少将教务长的周寿恺，随该院迁往台湾。这是一次重大的抉择。已到了台湾的周寿恺，显然觉得这个海岛不是自己理想的归宿，遂从台湾跑回厦门，从此割断了与那边的联系。就为此，周寿恺在“文革”时惨遭迫害，最后活活被折磨致死。

周寿恺在厦门闭居一年多，其间他多次有机会移居香港，但这位当时已有名声的内科教授，已决定后半生留在大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其年四十四岁，在四十年代以其精湛的医术先后为吴铁城、戴笠、陈立夫等人看过病的周寿恺，作出这样的选择，对后人考察194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家与国前途的思考，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1950年，周寿恺受聘岭南大学医学院，举家迁到广州。大概这时已没有人知道，周寿恺的岳父黄奕住，曾在二三十年代先后为岭南大学捐过巨款。黄萱终于在她四十岁那年踏入令人向往的大学校园，一圆当年的梦想。

无法抹掉祖先显赫历史的铭印和与生俱来的名士气质，使陈寅恪一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准则。这种气质无论在他的学术研究里还是待人处世中都留下了刀刻一般的痕迹。详考“家世风习、历史源流”，实为陈寅恪中年后治史一大心得及手法，其运用之娴熟与得心应手，每有精论。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有这样的论述：“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34]陈寅恪是在论史，也是在发心中之感慨。它反映出陈寅恪人生观与历史观中的某一层面，它已超越了士族的范围，而具有了一种文化的意义。尤其在旧有的传统正被摧毁，新的文化道德犹未建立时，这种意韵极显其价值。至于“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35]“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36]等等恣意纵横之宏论，也是陈寅恪感同身受的文化感叹。这样的见解及气质，在陈寅恪的一些著作中比比皆是；这样的见解及气质，也是陈寅恪的人生见解及生命气质。

“门风家学之优美”，不仅令陈寅恪在花甲之年觅到了罕有的合作者，还使陈自己在几近孤寂的世界里不致太寂寞，除了有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外，几乎每天还能感受到舒心雅致的知己友情。

陈寅恪非常珍惜黄萱的到来。

在漫长的十三年中，陈寅恪从未向黄萱发过脾气。在岭南二十年，“脾气怪”成了人们对陈寅恪的第二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指“陈很厉害，懂十几国语言”。

初期的工作，陈寅恪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指导还心怯怯的助手。今日看来，陈寅恪很懂心理学，初时黄萱一直想打退堂鼓，但陈寅恪的耐心及从不苛求，令黄萱许多次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去适应。

以后黄萱才知道，1946年陈寅恪返回清华园时，身边常年有汪篯、王永兴、陈庆华三个助手协助工作。这三人皆一时之人选。陈庆华英语很好，汪篯深得老师治史神韵，王永兴的勤恳很为陈寅恪信赖。

但在这个年代，即使终身难忘师恩的后学，也毫不犹豫地走一条新的人生之路，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

1952年11月22日，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之所以“兼任”，一是黄萱自感还在适应陈寅恪的工作；二是当时学校经费不够，只能支付一部分工资。黄萱接受了这个聘任[37]。

1953年夏，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寿恺家的楼上，也即东南区一号二楼，于是一道楼梯将两家人更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东南区一号是一幢二层楼的洋房，建于1911年。因由美国人麻金墨（译名）夫人捐资六千美元所建，故又称为“第一麻金墨屋”[38]。从这一年的夏天起，陈寅恪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六年。

这是一段短暂又弥足珍贵的岁月。带有浓浓旧时王谢人家痕迹的两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位俱同，更因黄萱已为陈寅恪工作这一层而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芳邻的温馨，人情的温暖，给陈寅恪带来了几许快乐。一时小楼成一统，几令人忘却楼外日渐繁嚣的现实世界。

《论再生缘》正是写于这段时期。应该说，这是一部陈寅恪生命情感宣泄得最畅快的奇异之作。

初期工作交流的艰苦，没有影响陈寅恪的兴致。黄萱初时不太容易辨别陈寅恪的口音，陈寅恪竟不辞劳累在黑板上先将语句写出，然后黄萱再抄下来。这种最原始的工作方法，1953年底汪篯南下广州探望陈寅恪时目睹过，他私下里认为老师的工作效果已不如前[39]，因为在清华园时，陈寅恪只需口述，助手们便能记录得大致不差。其实，精神的愉快使得身体的劳累变得次要；而拥有共鸣，则令人文思泉涌。以陈、黄等人之力，用十三年时间完成将近一百万字的著述，该是何等惊人的业绩！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便完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快乐对陈寅恪太吝啬了。

1954年夏，已任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要搬到市区竹丝村的宿舍。竹丝村距中山大学有十余里，要转两趟公共汽车，来回一次至少要花三个小时。黄萱的上下班一下子成为一个大难题。时年四十四岁的黄萱，向陈寅恪提出了辞去兼任助教的请求。

于今仍不易估量周寿恺一家搬离东南区一号给陈寅恪带来的影响。东南区一号坐落在康乐园的中区，四周草坪环绕，楼房独立自成一格。周家离去，陈寅恪失去的岂止是一个芳邻，陈寅恪更失去一份相存相依的倚托。陈寅恪人生的孤独，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从1954年开始还意味着是生存环境的。周家搬走后，新与陈寅恪为邻的是时任中文系主任王起（季思）教授。王与陈素昧平生。王起第一次接触陈寅恪是在1953年，那次学校专门组织中文、历史等文科数系的老师去听陈寅恪讲课，题目是“桃花源记”。陈、王两家来往不多。1957年之前陈、王两人偶尔有诗词唱和，之后则极少交往。王季思比喻为“鸡犬之声可闻，而老死不相往来”[40]，这大概也是当年知识分子身处的一种环境。

黄萱提出辞职带给陈寅恪的是怎样的感受？

今天，我们只能从“文革”期间黄萱被迫交代所谓问题的字里行间，去追寻当年的情景。陈寅恪与黄萱作了一次很伤心也很动情的谈话。出乎黄萱意料，一向很尊重她意见的陈寅恪，竟不同意黄萱的辞职：“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41]黄萱在十六年后的追述，字句很平淡，但依然能让人感觉出陈寅恪动了真情。“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这一句话，深深打动了黄萱，她收回了辞职的要求。

从此，黄萱开始了很平凡但也很不凡的人生：每天早上七时起挤两个小时的汽车赶回南郊的中山大学，九时整坐在陈寅恪的面前开始工作；中午一点钟过后工作结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到市区的家。风雨不误。

有必要指出，巨富黄奕住给他众多的子女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平生极淡薄金钱的黄家大女儿黄萱也能乘祖荫，数十年每月定期均有分红和定息收入，所以黄萱完全有条件过很舒适的生活。

还有必要指出，1954年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汇集了一批广东史学界的精英，人才济济，新老教员不下三十人，要找一两个助教协助陈寅恪，那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事。但陈寅恪还是说出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的话。

黄萱的勤奋与任劳任怨令陈寅恪很满意。四十年后，黄萱的儿子周任回忆，有时陈寅恪嘱咐黄萱查找一句话的出处，出处找到了，黄萱仍要将该书全看一遍，为的是更深地理解陈寅恪的思路。

陈寅恪的确很有预见。

在随后而来的十余年间，各次政治运动都要求助教及青年老师与老教师划清界线，并以此作“人人过关”的标准，无人能幸免。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不可调和的矛盾。1953年底，周寿恺对汪篯说，陈愿意找黄萱做助手，大概是她不会将陈平时的言行往外传。周寿恺说对了。陈寅恪选择对了。令后人一直心绪难平的是，陈寅恪的预见惊人的准确。

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陈序经亲自承办，中山大学正式聘任黄萱为陈寅恪教授的专任助教。同时以此为由说服华南医学院免去黄萱“医学院家属委员会筹备主任”职务。这种职务在当时并非闲职。从该日起，黄萱正式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开始了她作为一个高校教员的悲欢人生。

黄萱成为专任助教后，工作性质没有改变，名义却变了。以前“兼任”，带有友朋间私谊的成分；“专任”后，则有为国家工作的含义。陈寅恪一家并没有区分这种变化，仍像对待亲朋一般对待黄萱。黄萱每天一早赶路，时常来不及吃早餐，便专门在陈家订了一瓶牛奶，陈寅恪总是等黄萱喝完牛奶才开始工作。工作完毕，黄萱也常在陈家吃午饭。

对历史的怀想，总令人忍不住要作无穷的想象，欲探寻那些应当很丰富很细腻的生活场面。但事实上，陈、黄两人每天四小时的工作是相当枯燥的。后者的笔触要不断追上前者的思绪。陈寅恪严谨的考证，常常是一段写好，后来又发觉不妥，于是便推倒重新再来。有时甚至数十个字，也要改动多次。无疑，最能反映陈寅恪心迹的，首推那些由无数心血浸出来的著作——尤其在晚年。

陈寅恪的生活开始形成这样的规律：上午至中午为固定的工作时间，下午休息，晚上为第二天的工作做些准备。

即使在这样刻板的生活中，陈寅恪的人生仍溅出令人惊诧的火花。下午与晚上虽为休息时间，但陈寅恪的大脑仍在高速运转：其一，回忆上午所进行的工作，发现错漏，第二天马上告诉黄萱补正；其二，对第二天要进行的著述谋篇布局；其三，在脑海中搜索以前看过的资料，如有欠缺，便派人查找。在这方面，才有时人“陈寅恪记忆力惊人”的说法。陈要核实所需资料，常常是告诉助手在哪本书哪一页便可找到，结果十有八九如他所言。

真难为了这位旷世奇才。在同一个时期同样从事晚年著述，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此时正不失轻松地与他的助手对着录音机在作人生的回忆与总结。

陈寅恪直到死也没有用上录音机。一为大陆当时很少有民用录音机，二为陈已养成他口述、助手记录的习惯。

但大脑日夜疲劳，也为陈寅恪带来痛苦不堪的烦恼，在晚年他已离不开安眠药。“文革”爆发之初，人们首先对陈寅恪要服食进口安眠药，浪费国家外汇进行“揭发批判”。很多时候，在夜深人静时陈寅恪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一觉醒来又忘记了，又要重新苦思冥想一番。陈寅恪晚年著述之艰，可见一斑。

六十年代初，陈寅恪享受一些副食品的补助，有人认为陈整天在家很清闲，不知陈寅恪是否听到了这些闲话，有天他突然对黄萱说，“其实我的脑子每一分钟都在思考问题”。八十年代后期，已迈入古稀之年的黄萱回首往事时，对陈寅恪的这段学术人生呼为“惊天地，泣鬼神”[42]。短短六字，蕴含着多少生命的雄伟与悲壮。

还有一些小插曲值得一说。

1955年黄萱担任“专任助教”后月薪为七十六元，直到黄萱1973年退休后依然没有改变。

自从黄萱每天要到中山大学工作后，周寿恺副院长只要有时间，每天下午必定到车站接妻子，风雨不改。

陈寅恪一直让女儿们呼黄萱为“周伯母”，以示黄萱萱与自己同一辈分。就为这似乎很平常的称呼，黄萱数十年一直感激陈寅恪对自己的这份“尊敬”。

1955年，陈寅恪借《元白诗笺证稿》一书重印之机，在附记中特别指出该书的修订有赖于黄萱萱的帮助。[43]这是黄萱第一次为学界所知，其名字第一次与陈寅恪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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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陈寅恪女儿回忆，她们更倾向于认为母亲是在1949年有此香港之行。

[2] 见汪篯《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

[3] 《陈序经谈高校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

[4] 此据中山大学有关档案记录。唐筼，广西人氏（详后），因出生时难产，故从小就被寄养，很早就随养母（也是伯母）脱离了广西大家庭，先后在苏州、天津等地生活。由此推断，唐筼感于家族中人受到土改冲击，其含义并非仅指广西老家。

[5] 今天重辨这段历史，看似只是插曲一段的“陈寅恪两个助手的故事”，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仍能读出某些历史的渊源。黄如文生于1905年，1934年入读燕京大学，1936年毕业，1939年复返燕京大学任助教，直至1942年上学期。在1942年的夏秋间，燕京大学在四川成都办临时学校，因香港沦陷而回到内地的名家马鉴，重返燕大复任国文系主任。曾自述与老师马鉴“比较认识”（五十年代初“自我交代”语）的黄如文，离平赴成都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1946年，马鉴回归香港大学中文系任职，黄如文遂结束与燕京大学前后达十年的关系也南返广州（以上史实据《黄如文生平档案》）。甚可注意者，陈寅恪曾于1943年底应聘任燕京大学教授，时间将近两个学年，陈寅恪在初到广州之时，两个助手黄如文、程曦都曾先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恐非偶然。这样，“燕京大学、马鉴、陈寅恪”，这三点已划出了一条连线，它显示了潜意识的“学术圈子”与择人取向。至于马鉴与陈寅恪的关系，在五十年代前期仍未中断，不过这已是另外的话题了。

[6] 1916年，王国维在《疆村校词图序》曾感慨谓：“古者有去国，无去乡。后世士大夫退休者，乃或异于是。如白太傅之居东都，欧阳永叔之居颍上，王介甫之居金陵，盖有不归其乡者矣。然犹皆平生游宦之地。乐其山川之美，而习于其士大夫之情，非欲归老其乡而不可得也。至于近世，抑又异于是。光宣以来，士大夫流寓之地，北则天津，南则上海。其初，席丰厚、耽游豫者萃焉。辛亥以后，通都小邑，桴鼓时鸣，恒不可以居。于是趋海滨者如水之赴壑，而避世避地之贤，亦往往而在。”避地，是清末民初动荡之际，一批上流士夫对全身而退这种生存方式的选择。王国维早前也随人东渡避地数年。但仅是一介寒士的王氏终在1916年春返归故国，十一年后自沉于一直有着精神象征的皇家园林颐和园。至1949年前后，同属“海滨者”的香港，已取代上海，成为“末世逃难栖身地”。但趋赴者早已不是士夫或“贤者”，而是一个转型并不成功的现代国家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以及政治意识选边者。所谓去国去乡的寄托，已今非昔比，面目全非了。

[7] 近年，有关晚年陈寅恪“欲移居海外”的个别议论再起，一些间接的资料面世。只是这些材料仅能证明在1950年前后，海外的一些机构仍对招揽陈氏在做工作。而对于“去”或“留”最能一锤定音的陈寅恪，在适应了岭南大学的环境后，已抱“不动”之旨。实际上此时陈序经已是陈寅恪身边最大的“保护人”与最信赖的人。欲移此陈，必先经过彼陈。陈序经改朝换代之际坚不移身海外，其心志是毋庸置疑的。

[8] 原件藏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9] 晚清“四公子”有多种说法，姑录此说：陈三立、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

[10] 引自冼玉清1952年9月6日《检讨我的封建保守思想》（未刊档案材料）。

[11] 《庚寅元夕用东坡韵》（1950年）。

[12] 见冼玉清1960年11月在广东省政协会议上的发言。

[13] 见《检讨我的封建保守思想》。

[14] 引自《冼玉清生平档案》。

[15] 引自《冼玉清生平档案》。

[16] 《元白诗笺证稿》，第82页。

[17] 此次郊游目的地是清代名胜漱珠岗纯阳观，该观因清代经学大师阮元题词而名噪一时，一直是羊城文人雅士讲学结社集会之地。

[18] 见《岭南学报》第10卷第2期，冼玉清撰《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岗》一文。

[19] 同题七绝“之三”中的一句。

[20] 吴建国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第21页，警官教有出版社1993年版。

[21] 以上史实参阅岭南大学1952年《学习快报》。

[22] 《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

[23] 据李稚甫回忆（1993年12月14日）。

[24] 见1952年2月16日《人民中大》（校刊）。

[25] 见广东《统战人物动态》1958年第4期。

[26] 见《岭南大学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

[27]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13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8] 该信藏广东省档案馆。

[29] 见该校人事部档案。

[30] 其时陈寅恪已由西南区五十二号搬至该址居住。

[31] 据黄萱回忆（1993年7月23日至27日）。

[32] 参阅《黄萱生平档案》。

[33] 参阅《东南亚著名华侨华人传》“黄奕住”条，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

[34] 该书第72页。

[35] 该书第87页。

[36] 该书第94页。

[37] 参阅《黄萱生平档案》。

[38] 见《岭南大学档案》，中山大学档案馆藏。

[39] 见汪篯《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

[40] 据王起回忆（1993年10月7日）。

[41] 引自《黄萱生平档案》。

[42] 据黄萱回忆。

[43] 见1955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