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南迁

1

北平的冬日，依旧萧瑟、落寞。寒风中的皇城默然沉寂。对于凝聚了千年燕云皇气的帝都来说，即使是世纪之变，也不过是在它厚厚的城墙上刻下了几缕风霜。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冬季。1948年的北平，以它天朝的气度，无声地目睹着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

事实上，外面的世界要躁动得多。西山的红叶刚刚落尽，11月刚过去九天，东北地区四十七万国民党军队便被共产党全部歼灭。而在此之前，这三十多个师的精锐部队还被当局倚为“兴党兴国”的栋梁。几乎是与此同时，另一场同样规模的大决战，在中国的华中大平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当很多人尚未来得及思考这场生死大决战对人生会带来什么影响时，时局已如决堤洪流，一泻千里。11月，被称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匆匆赴美，欲重温六年前在美国国会大放东方第一夫人异彩的旧梦，以求美国对蒋介石援手，无奈今非昔比，竟一无所获。12月底，国民党另一精锐主力杜聿明集团被围在河南永城一带小小的陈官庄。被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压制了半生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先后通电，乘机要求蒋下野。在接着到来的新年元旦，蒋介石极不情愿地发表文告，放出愿与共产党商讨恢复和平具体方法的空气。谁料话犹在耳，陈官庄阵地在元月10日便被攻陷，徐州“剿总”指挥官杜聿明被俘。至此，五十五万国民党精锐之师永远消失。十一天后，蒋介石含泪再发“引退”文告，并于当天飞离南京，随即返抵老家溪口。

短短两个多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历史在高度浓缩后的瞬间释放，显得分外辉煌！

在北平，则缺少这类戏剧性的场面。甚至枪炮的硝烟也无法驱散那无形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氛围。其实，在1948年的11月下旬，数十万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已完成进攻平津等地的部署。12月上旬，便包围了平津一线国民党华北“剿总”辖下的五十万大军。“围而不打，耐心等待”，与其说这是当时北平真实的态势，倒不如说这是决战双方出于对文化的一种敬畏。

在这个不平常的冬季，北平西北郊美丽的清华园，老早就隐约可闻枪炮声，但实际上直到12月13日，这所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学才作出自即日起正式停课的决定。15日，清华园一带，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所以，清华大学成为北平最早迎接另一个时代的地区之一。

“国共”双方对北平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文化的竞争。在“戡乱剿共”的数年间，国民党军队几乎场场大仗皆败北，但有两场“战役”蒋介石却似乎得分：那就是在政权临近崩溃时，蒋介石如愿地抢运出大量的黄金白银及外汇，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精品迁移台湾；另外将一批在学术上已有建树的知识分子接出大陆。有史可查，光是1949年初经当时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抢运出的黄金便达数百万两之巨[1]。也许靠了这一批硬通货，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才得以立稳根基。故台湾国民党人视俞鸿钧为对台湾经济建设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比起黄金白银的抢运，“两院”[2]文物的大搬迁与“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则要早得多。远在“国共”两党在东北及华中等地大决战之时，受蒋介石旨意，傅斯年、王世杰、朱家骅、杭立武等人以“两院理事会”名义，决定将“两院”的文物精品悉数装箱迁运台湾。究竟装了多少箱？笼统的说法为五千多箱，光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即达二十多万件[3]。千里长途搬移，竟然一件不损，也堪称世界文物搬迁史上的一个奇迹。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成千上万件文物精品重现世人眼前。

重点在北平的“抢运学人”计划，悲壮的色彩要浓一些。当时的北平，国内的一流大学云集，时局的动荡，对于不少标榜“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学府影响不大。直到兵临城下，危城被围得铁桶一般时，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1948年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集学人兼具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抢运学人”的序幕。

胡适登机十分匆忙，在他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他数十年来与友朋间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他大概没有料到，二十年后，其中的一些信竟成为他早年得意的学生吴晗的一大罪证。胡适匆匆永别北平，可见当时局势之紧张。

胡适的作用也许太大了。飞机在当天下午六时三刻降落在南京的飞机场，当时国民党内主管文化的高官，如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杭立武等人亲到机场迎接胡适，握手寒暄，致以慰问[4]

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以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竟是在这样的局势与情形下，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诸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运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足有资格第一批离开北平。和胡适一样，陈寅恪在这个冬日离别北平，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一直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这一年他五十八岁。距他经过八年抗战颠沛流离生活后重返清华园不到三年。

从此，陈寅恪开始经历另一个时代的漫长人生。二十一年前，他的挚友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里的昆明湖，他曾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文。正是在这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王国维的生命在陈寅恪的笔下获得了超越——“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5]。十九年后，陈寅恪离别北平，他将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对人生与文化作一种独特的阐释。而这种阐释，在他身后益发见其意义。

六天后，也即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与梅氏同机抵达的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对着记者，梅贻琦说“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6]。言下之意不胜唏嘘。第三日，梅贻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不久，梅辞谢教育部长一职，说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感到有愧云云。到此，国民党大规模抢运北平学人的计划搁浅。梅贻琦不愿意正视这样的现实：相当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

陈寅恪也不愿意。

据曾受业于陈氏门下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回忆[7]，北平被围之初，曾任过北京大学教授的陈雪屏，受教育部的委托数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开北平，为陈坚拒。理由倒很简单，其时陈雪屏已任国民党的青年部长，官方政治味道甚浓。陈寅恪之所以愿意和胡适一起离平，首先与胡适更像个学人这一点有关。六年后，胡适的思想在大陆受到猛烈的批判，外人根本无法知道这位与胡适同一时代的人对胡的臧否，但从陈寅恪愿与胡适同机离平这一点，则大致可窥知陈寅恪对胡适的印象。

陈寅恪离开北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将大女儿带离北平，他不愿意爱女更深卷入其时在北平高校学生中已成时尚的“学生运动”[8]。陈寅恪一生羁旅漂泊，幼年起便随家人辗转于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十二岁便东渡日本游历，随后十数年漂泊于美国、德国及北欧等国家地区，直到三十六岁才栖身于清华园。但安稳的书斋生活不过十一年，四十七岁时便因抗日的烽火再次饱受生命迁移之苦。短短八年间，他或携妻带儿或与友朋流离于长沙、香港、昆明、桂林、成都、英国等地。所有的流离之苦，已转化为兴亡之叹，其体味早已超出了生命痛苦之感而具有文化盛衰之蕴。在1945年抗战胜利即将来临的前夕，陈寅恪写下《忆故居》一诗[9]，有句云：“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诗句对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表达了无限的怅然与苍凉。

再一次流离，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选择，还是一次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选择！

所以，虽然带着弱质妻女，自己又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但陈寅恪这次永别北平，相较于一些被“抢运”者，走得还是相对从容。例如比起胡适，陈寅恪不仅能将全家带出[10]，还能将托运书籍等琐事安排妥当，一些已经写成的手稿还能安然带走无遗落。这显示了陈的一家早已惯于漂泊。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非是文人的陈寅恪，竟在匆匆乘飞机的途中迸发出这样如杜鹃泣血般的诗句，可见当时陈寅恪心头悲鸣之深！

飞离北平的陈寅恪，究竟想在何处栖身？

永远不甘寂寞的胡适，一离开机场便与陈寅恪告别。第三天，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出席了庆祝“北大”五十校庆的会议，声泪俱下地痛说自己“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傅斯年则慷慨云“共产党决不至支持长久，在其之后必有一伟大之‘朝代’”[11]。同一天晚上，在南京的蒋介石夫妇便把胡适招去，以祝贺胡适生日为名与胡作了长谈。二十九天后，胡适被聘为“总统资政”。其间，胡适多次往返上海、南京等地。书生纵有献策安邦志，怎奈枭雄如蒋氏者也回天乏术，无法抹掉依附性质的一介书生又能怎样！4月6日，怀有万般心事的胡适，在上海登上客轮，奔赴美国，开始了将近十年客寓美国的生活。在茫茫汪洋大海之中，和着海浪的轻摇，胡适挥笔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内中有“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即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12]。五年后大陆开展猛烈的“批判胡适派”运动，远在美国的胡适且羞且怒且自傲。也许包括胡适在内，世人大抵都忘记了1949年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书生在奋笔疾书。历史的渊源，有时总是简单地归结为通俗的因果循环相报。

另一位与陈寅恪有着数十年生死相知的老友吴宓（雨僧），此时正在武汉大学任教。这位与清华大学有着二十年情分的著名教授，在1946年清华在北平复校后，却弃舍了他最熟悉的生存环境——清华园，而受聘于武汉大学。四年后在共产党军队挺进江南地区的进军声中又西飞重庆，并在那里度过了坎坷曲折的三十年。川蜀的万重山岭销蚀了这位文学才华非凡的教授的才气，更销蚀了他的名气，以至他以后三十年是在屈辱、卑微与痛苦中度过，实为人生的一大悲哀。

1948年的吴宓，虽然远在千里外的武昌，但他仍一如既往关心着陈寅恪。此时的吴宓，有机会到西安、广州等地讲学，一介书生，对时局的观察，亦大体能辨一二。故在这年的秋天，他向南国名校中山大学举荐陈寅恪到该校教书。吴宓此举，并非随手拈来之作，而是别有深意。尽管当时东北决战“国共”两方胜负尚未定局，但北国迟早将成共产党的天下这一点，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也能看出。由此，也可知陈寅恪晚年的一个重大抉择，即使密友如吴雨僧事前也不知晓。

陈寅恪一家在南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从此，这位学术大师的晚年，便与一个人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这个人，便是研治东南亚历史的学者、前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时为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博士。

2

作为中国享有盛名的教会大学之一的岭南大学，其创办比清华大学还要早。1888年，广州出现了一家“格致书院”，由两个中文名为香便文、哈巴的美国传教士筹办。它就是岭南大学的前身。1900年，书院迁往澳门，改名为岭南学校。1904年学校从澳门迁回广州，选址在康乐村。岭南校园又称康乐园便由此而来[13]。1921年，学校升格为大学。在中国高等学校的历史上，岭南大学有几件事恐怕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其一，岭南学校最早实行男女学生同校[14]；其二，在1913年至1916年，时任岭南学校中国教务长的钟荣光，遍走南北美洲各埠，在美洲各地成立岭南学校共进会共三十多处，在华侨中为岭南学校筹款。一分一元集腋成裘，共筹得美元将近一万，开岭南学校接受华侨资助的先例。正因如此，比起其他教会学校，岭南大学保持着更浓厚的华人特色。1927年，钟荣光任岭大校长，实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第一位华人校长[15]。

这样的背景，使岭南大学在二十世纪那些风起云涌的岁月里，能一定程度上置身于现实社会之外并远离政治。抗战前夕，岭大校风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在精神上标榜有四大自由——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提倡岭南一家亲的合作与互存互助的风气。这在经年饱受军阀势力你争我夺及战争摧残的广州，不失为一块能放得下一张书桌的绿洲。

这也是一块名符其实的绿洲。向有康乐园之称的岭南大学，位于广州南郊，依傍着滚滚东流的珠江。历四十余年的建设，校园占地面积近一平方公里，校内绿树成荫，规划井然，数十幢欧式别墅和红墙绿瓦的教学大楼点缀其间。远在二十年代，学校已专门请来美国的建筑师对校园的建设作出统一的规划。故康乐园具有美国大学的某些风格。踏入校园，无人不为其优雅宁静的环境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半生走南闯北、十岁便远走南洋、二十二岁便赴美国留学的陈序经，也对母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在1948年这个多事之秋，他几乎没有什么考虑便答应了岭大美国基金会的聘请，执掌这所南国著名的私立大学。时为1948年的七八月间。

在这个前途难卜的盛夏，很多人在惶惶不安中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这位评价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教书的”学者，此时却以十二分的热情，献身于他所钟情的教育事业。其开拓进取、丝毫不理会时局变幻而努力办学，于今想来仍是不可思议的。受聘岭大之前，陈序经为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被张伯苓倚为左右手。张伯苓自然不愿意放走这位难得的人才，多次协商下，张伯苓松了口，答应只借给岭南大学两年。这一借，使陈序经留在广东十六年，为广东当年拥有一支国内外都享有盛名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陈序经走马上任那一年才四十五岁，他并没有先到学校，而是在北平、香港等地走了一圈。这一走，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北平，陈序经拜会了很多学者与教授。这位前西南联大的院长，其旧雨新知遍北平。拜会的内容有两个：一是互通信息加强联系；二是诚聘愿意离平者南下到岭南大学任教。陈序经的梦想是在广东建设一所类似清华大学那样一流的名校。五十年代陈序经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成为朋友后曾无限感慨地对陶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十数名一流的教授，每个人都是我亲自去请的。”此话不假。

正是在这个时候，陈序经拜会了陈寅恪，并发出了邀请。但此时的北平，尚远离战火，陈寅恪自然没有马上答应陈序经。但以后的事实证明，陈序经这个盛夏的北平之行，为陈寅恪晚年的人生走向埋下了伏笔。半年后，陈寅恪与一批平津地区的高级知识分子投奔岭南大学，至此人们才懂得陈序经有着深远的眼光。

北平与香港之行，很能体现陈序经的办学特点：一手抓教授，一手抓经费。香港之行，陈序经满载而归，一个商人慷慨地给了陈校长二十万元港币作学校的经费，这数目在当时绝非寻常。再加上其他的资助，这位在东南亚学界有相当影响的校长便开始大展拳脚了。

8月，陈序经正式到校。9月，新学年开始。新任校长第一次对全校师生作训词，内云，“岭南虽是一个基督教大学，但对于学术的发展，它并无宗派之分，而注重于自由讨论的精神，也许是有了这种精神，岭南才愿意去找一位没有受过洗礼的人来主持校务，这又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创举，这是兄弟所觉为荣幸的。”[16]

从这段发自内心的训词，大体可以探知陈序经的办学思想，那就是“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九年后，中国大地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时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撰《我的几点意见》，认为搞学术“要有优容雅量，否则学术就很难有显著的进步”，“假使我们把高等学校的生活，完全当为政治生活来看待，这就是把政治庸俗化”[17]。从实质看，陈序经的几点意见不过是他一贯“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的继续，论调很持平。但随后在“反右”中受到冲击。倒是“优容雅量”一词，正是他一生为人办事的真实写照。

陈序经的到来，为遭受经费困扰、师资疲软的岭南大学，注入了一股生机。9月，毕业于巴黎大学，曾任西南联大以及中山大学教授的语言学专家王力（了一），受聘到岭南大学教授音韵学并兼文学院院长。王力在岭大一直服务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为止。这里有一段内幕小故事：王力是在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的任上受聘到岭大的。时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薪水低微，王力受薪只有一百多元，而陈序经聘王力的薪水据说达四百多元，每月还有特别津贴，相差何止四倍。此事一时成为学界的谈资。

10月，第一批离平南下的高级知识分子抵达岭南大学，陈序经盛夏的北平之行开始见效。第一批学人大部分是北平医学界的精英，如谢志光、司徒展、陈国祯、白施恩、秦光煜等。谢志光，北平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是中国临床放射学的创始人，他对放射学的贡献，被国际医学界命名为“谢氏位”，声誉卓著。其他四人，全是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博士，俱为北平各科的医学专家。正是这一批协和医院的精英，连同后来抵达广州的几位医学界名教授，共同撑起了在中国医学界有相当名声的中山医学院的半边天。因此，才有后来中山医学院有“八大一级教授”的说法。

其时，陈序经把这批医学英才全部安置在岭南大学医学院，并且在当月马上开课。陈序经已打破常规，何时有学人南下报到，何时就受聘上课。在1948年的秋季，岭南大学祥气云集，有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南国地区众多院校之中脱颖而出。如果就局部地区或一所学校而言，若能假以时日，陈序经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教育事业上的奇迹。

远在上海的陈寅恪不一定知道岭南大学这种新气象，但那里有一个陈序经就足以令人放心了。再加上从未涉足岭南这块土地的陈寅恪，其实对岭大并不陌生。

1939年初，英国牛津大学特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邀请陈寅恪前往牛津做研究与开讲座[18]。其时陈妻唐筼与三个女儿抗战避难，受困于香港，生活艰辛，陈寅恪遂有举家赴英伦之念。

在陈寅恪漂泊的大半生，此时命运似乎露出些许曙光，它仿佛预示着陈寅恪的中年应该有一个转折点。

但有谁知这竟是陈寅恪中年遭受一连串打击的第一步。这年夏天，陈寅恪暂时结束西南联大的教学工作，从昆明飞抵香港，与妻女团聚，并等候从香港到英国的船期。

陈寅恪本与海有缘。他第一次睁开双眼看世界是十二岁（1902年）那年。这年他随兄长陈师曾第一次乘船漂洋过海到了东京，是大海将他送往异邦彼岸。这一次对海的体验是那样的刻骨铭心，1942年他一家乘难民船从香港回内地，在颠簸的海面上，陈寅恪对晕船的大女儿陈流求谈到了这“第一次”的感受：开始也是晕船卧倒不能动，以后逐渐锻炼出能在恶劣的天气与船上的水手共同进餐。从此，大海便成为他漂泊人生的旅程。据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填写的《干部经历表》中本人简历一栏所述，1904年陈寅恪第二次赴日本，进入东京巢鸭弘文学院读高中，次年秋天因脚气病回国，旋进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攻读。1909年，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毕业，即再次远游。191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语言文学。1911年，转瑞士Zürich（苏黎世）大学继续攻读“语言文学”。1912年陈寅恪归国，“在上海家中自修文史学”。1913年，陈寅恪第四次远游，在该年进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读书”。1915年，陈寅恪自欧洲归国，此后三年继续“在南京家中自修文史学”。1918年冬，陈寅恪第五次远涉重洋求学：头三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梵文”，至1921年秋；从1921年9月起，转至欧洲“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研究梵文”[19]。十数年间，陈寅恪颠簸于海上，又岂止迢迢万里！

但在他四十九岁这一年，大海无情地成为阻隔他生命飞越的一道障碍。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至欧洲的轮船停航，陈寅恪望海兴叹。遥望香港的洋面，陈寅恪根本想不到这一阻隔首尾竟达六年之久。

1939年9月的这场顿挫，给陈寅恪打击很大，以至他在那首《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的诗中写下了这样略带宿命意味的句子：“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即使是通达的文化大师，面对命运的捉弄，所能感发的也只是“一悲歌”而已。

无奈，陈寅恪只好独自重返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授课。

第二年的夏季，陈寅恪再一次从昆明抵达香港，渴望着能从这里踏上奔赴英伦的旅途。但很不幸，陈寅恪这一次赶赴香港仍不能搭上开往英国的海轮。于是陈寅恪决定停留香港，继续等候船期。这一停留，达两年之久。[20]

陈寅恪为何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急切希望到英国？首先，三十年代有一批中国学人赴英伦研究学问，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发现了大量在大陆非常罕见的中国文献，如敦煌卷子、太平天国文书等等。这些文献的发现，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也造就了一批学者。敦煌学在三十年代的兴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毕生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证的陈寅恪，在1930年曾在陈垣所著《敦煌劫余录》序言中饱含感情地写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21]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曾精辟地谈到“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近世学术潮流，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2]所以，被盗到英国的中国文献与佚籍，对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当有无限诱人的吸引力。陈寅恪自亦不例外。

其次，此时心脏病长久地困扰着唐筼，陈寅恪自己身体也不好，治病疗疾，是陈寅恪渴望赴英伦的另一个原因。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命运偏不作美，等到1945年秋陈寅恪终于能一了心愿，乘飞机辗转抵达英国时，他的眼睛已经失明。英伦名校的汉学讲席虽仍虚位以待，但英伦的名医却无力回天。

1940年决定暂居香港的陈寅恪，不会预知五年后的人生际遇，他还在一心一意地等待海轮起航。这时，香港大学有幸请到了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任客座教授。岭南大学就这样走进了陈寅恪的视野。

早在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在广东惠阳登陆，不久广州陷落[23]。岭南大学搬迁到香港。校方与香港总督协商，港督同意岭大暂借香港大学的校舍继续上课。正是这一点缘分，八年后陈寅恪以岭南大学为归宿也就有了某种内在的因素了。

陈寅恪一家12月16日到了上海，住进俞大纲家中。俞大纲是俞大维的弟弟，与陈寅恪“姻连中表，谊属师生”，曾同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同事。陈寅恪一直留在南京念中学的二女儿陈小彭已先期到了俞家。至此，陈的一家可算是大团圆了。

但社会分裂所带来的一些矛盾，也投射到这个多年漂泊、凄苦的家庭里。还在北平时，陈家大女儿已经受到“学运”思潮的影响，用当年的话来说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学生。这一点，与陈寅恪一向所坚持的学术应当保持独立自由精神的观点有所冲突。为此，陈寅恪是将他心爱的女儿带离了北平，但两代人的心灵并没有很快得到沟通，时代的裂变仍将对这个家庭产生很深的影响。也许两代人都有自己追求人生的方式，等到一切都回复到平静时，历史已刻下了很多不堪回首的沧桑！

从12月16日到第二年的1月16日，刚好整整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除了能享受到很难得的一家团聚所带来的天伦之乐外，陈寅恪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为未来作安排。首先去信与陈序经取得联系，待获得满意的答复之后，陈寅恪便着手准备南下；其次马上确定上海至广州的船期。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还在上海时陈寅恪就开始考虑将广州作为他一生漂泊的最后一站。他不但把两个女儿带到了广州，其中二女儿立即转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升入岭大农学院园艺系，最小的女儿陈美延则进入岭大附属小学[24]。而且，他一抵达岭南大学便马上进入角色，兼任中文系与历史政治学系两系教授，参加一些活动，恍如回到了熟悉的母校。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一家在上海乘坐招商局的“秋瑾”号客轮向广州进发。三天后抵达广州的渔珠码头。陈序经派了得力的秘书卢华焕亲自到码头迎接。卢华焕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工作八年，与陈寅恪及夫人熟识，数年不见，分外亲切[25]。广州给陈寅恪的第一个印象充满了温馨与亲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岭南大学就在珠江边。江那边便是广州市区，学校连接市区最便捷的是交通渡船。为接陈寅恪，学校派来一艘交通船，所以陈一家刚下大轮船又坐上了小型交通船。船抵学校码头，受到陈序经及文学院师生的欢迎。内有王力、容庚、冼玉清、李沧萍等教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校内西南区五十二号宿舍，其所在地又称“九家村”。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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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运黄金来台湾的俞鸿钧先生》一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6卷第4期。

[2] 指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

[3] 见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相关报道及台湾《传记文学》第38卷第2期有关文章。

[4] 见1948年12月16日《申报》。

[5]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 见1948年12月22日《申报》。

[7] 1993年9月19日笔者拜访邓先生，先生忆及陈寅恪生平。以后本书引用知情者的回忆，只注明回忆时的日期。

[8] 此据邓广铭回忆。当年先生谈及陈寅恪的心态，更有直率之言。

[9] 引自陈流求、陈美延所编《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并参以《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以后所录“陈诗”皆见两书，不再特别标出。

[10] 胡适遗下一子在北平。

[11] 1948年12月18日《申报报》。

[12] 耿云志：《胡适年谱》，第3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 见“岭南大学档案”，中山大学档案馆藏。

[14] 见《岭南太学校报》第82期，1948年9月20日。

[15] 参阅《钟荣光先生传》，岭南大学同学会印行。

[16] 《岭南大学校报》第83期。

[17] 见1957年6月14日《南方日报》。

[18]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另又见《陈寅恪集·书信集》“1939年2月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19] 均引自该《干部经历表》，填表日期为1956年5月21日。

[20] 陈氏在港候期，包含多种因素：英方一些机构对职位、费用支付、入境准许等等具体事务的落实。这一切，皆因战争而变得困难重重，陡添变数。

[21]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22]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23] 广州市文史研究馆撰稿：《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第50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4] 大女儿陈流求留在上海念医科。

[25] 据卢华焕回忆（1993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