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本纪”到“帝纪”
上文探讨了列传的编次方式在《史记》之后发生的变化，与之类似，《史记》的本纪与后世史书帝纪的意义及编次方式也有差异，本节即探讨这方面的变化。
《史记》本纪十二篇，只有少数像后来史书那样以帝王为题。《夏》《殷》《周》《秦本纪》四篇以朝代命名，但文中的具体记载对象是上古帝王与国君，《项羽》《吕太后本纪》则完全是为帝王之外的人物立本纪。司马贞《史记索隐》针对《秦本纪》《项羽本纪》与《吕太后本纪》，分别批评道：
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世家》。
项羽崛起争雄，一朝假号西楚，竟未践天子之位，而身首别离。斯亦不可称本纪，宜降为世家。
吕太后本以女主临朝，自孝惠崩后立少帝，而始称制，正合附《惠纪》而论之。不然，或别为《吕后本纪》，岂得全没孝惠而独称《吕后本纪》？合依班氏，分为二纪焉。[1]
司马贞主张秦始皇以前的诸秦君、项羽以及吕太后都不应列入本纪，因为他们都没有正式做过天子或皇帝。在另一段对“本纪”的阐释中，他直接将本纪称为“帝王书”。[2]清人张照在殿本《史记·项羽本纪》的《考证》中批评司马贞的观点说：
后世史官以君为本纪，臣为列传，固亦无可议者，但是宗马迁之史法而小变之，固不得转据后以议前也。《索隐》之说谬矣。[3]
司马贞的“帝王书”标准，是后人史学观念中对纪传体史书之纪的标准，但不是《史记》的本意。《秦本纪》等三篇本纪的存在自有逻辑，张照云：
马迁之前，固无所为本纪也。但马迁之意，并非以本纪为天子之服物采章，若黄屋左纛然，非天子不可用也。特以天下之权之所在，则其人系天下之本，即谓之本纪。若《秦本纪》，言秦未得天下之先，天下之势已在秦也；《吕后本纪》，吕后固亦未若武氏之篡也，而天下之势，固在吕后，则亦曰本纪也。[4]
张照认为《史记》的本纪并非天子专属物，纪传之别不是一种礼仪等级上的区分。本纪所载是“天下之权之所在”，列于本纪的人物“系天下之本”。张照的这段议论是针对《项羽本纪》而发，同时也谈到了《秦本纪》和《吕太后本纪》的情况。与张照观点相似的还有清人冯景：
作史之大纲在明统。周有天下，秦灭之，而统在秦；秦有天下，楚项羽灭之，而统在楚；楚灭，而天下之统乃归汉耳。羽入咸阳，杀子婴，燔秦宫室，于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然代秦而号令天下，则既五年矣。此五年之统，非羽谁属哉！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君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统。当是时，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是汉为楚所立也。汉之为汉，君天下而一统者，且四百年，然卒遵羽是封之名以为有天下之号而不敢易，犹谓汉不承统于楚，得乎？则项羽宜登本纪，宜列于汉高之前，统在则然，亦作史之例则然。[5]
冯景认为，项羽灭秦后虽然只是自称“霸王”，但分封天下，政由己出，事实上是天下之“统”所在。《史记》的本纪在于记载“统”，天下不可一日无“统”，这是项羽要列入本纪的原因。泷川资言在《项羽本纪》的《会注考证》中引用了张照与冯景之说，并按云“张、冯说是”。[6]同时，他又在《吕太后本纪》中加按语云：“史公舍惠帝而纪吕后，犹舍楚怀而纪项羽，盖以政令之所出也。”[7]张照说的“权”，冯景说的“统”，泷川说的“政令之所出”，内涵大致相同，这是一种超越了王、皇帝等固定称号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的认识。换言之，这样的本纪所记载的不是特定政权认定的帝王，而是反映史家对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8]
《史记》的本纪与后世的帝纪有着上述根本差异，那么《史记》的本纪是如何演变为后世帝王专属的帝纪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班彪对《史记》的一段议论：
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9]
此论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文末云“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可知这篇议论本是班彪所续《史记》（亦即《汉书》前身）的序言。那么，文中对《史记》的理解与评论就不是仅仅发表议论而已，也应是其续作编纂的出发点。班彪在上引前半句中明确将本纪、世家、列传分别与帝王、公侯、卿士三个政治等级相对应。在将政治等级的纲领赋予《史记》的同时，班彪也注意到《史记》对项羽、陈涉、淮南王、衡山王等人记载的设置，称之为“细意委曲，条例不经”。
班彪对纪、世家、列传的看法在《汉书》中得到了实践。《史记》有争议的本纪中，涉及汉代的是《项羽本纪》和《吕太后本纪》两篇。《汉书》将《项羽本纪》改为列传，与陈胜合为一篇。《史记·项羽本纪》的写法本来就类似列传，[10]《汉书》的改作看来更合时宜。对《吕后本纪》，《汉书》将其改称为《高后纪》，掩去了吕后姓氏而从高祖刘邦为称。同时，《汉书》又补写了《惠帝纪》列于《高后纪》以前，二者时代相当。这样的改变不完全彻底，残留的《高后纪》作为一篇为皇后设置的本纪，依然遭受后人批评，[11]不过相比《史记》的状态，已是大有改观。
《汉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很大，甚至超越《史记》。魏晋时人对本纪、世家、列传的观点，现在似乎不存，但现存少量南朝人的相关议论都延续班彪的观念。《史记正义》引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12]南朝中期《文心雕龙》则称《史记》“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13]还大肆批判班固《汉书》列吕后于帝纪。隋唐以后，这类观点渐为常见，前引司马贞对《史记》的评论即是一例。
从史书作品上看，成书于西晋初的《三国志》尽管是为三个鼎立的国家同时作史，但唯独以曹魏诸帝为纪；形成于南北朝时期的几部正史，除范晔《后汉书》外也都遵循以帝王为本纪的原则。较为特殊的是范晔《后汉书》中有《皇后纪》，似乎一反魏晋以下的风气而将《史记》《汉书》列吕后入本纪的做法进一步扩大。不过范晔《后汉书》的《皇后纪》有很早的来源，不是反映南朝时代观念的典型例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
世讥范蔚宗创为《皇后纪》，非也。《晋书》称华峤作《汉后书》九十七卷，有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改“皇后纪”，次帝纪之下。然则皇后之纪，乃峤自出新意，蔚宗特因之不改尔。[14]
钱大昕注意到《晋书·华峤传》关于华峤作《汉后书》的记载，指出《皇后纪》乃华峤“自出新意”，范晔的《后汉书》只是因袭华峤。[15]华峤不满于《东观记》之烦秽而改作东汉史，虽然书成后受到西晋朝廷的重视，但其编纂还是保持了私人撰著的自主性，[16]因此更具史学上的追求，而不拘泥于官修环境带来的政治等级观念。在这一点上，华峤《汉后书》与同时期的《三国志》取向相仿。
南朝的范晔在华峤之书的基础上改撰新东汉史，对《皇后纪》因袭未改，与其说是南朝时还有为皇后立纪之风，毋宁说是范晔《后汉书》的记录对象时代与成书时代差距过大，经过历代多手改编，造成其书具有多重时代性。就目前所见，华峤为皇后立纪的做法只是被同样撰写后汉史的范晔继承，而时代属性更为单纯的南北朝及唐初的诸部正史都只以皇帝入帝纪，是与该时期的史学评论对帝纪、列传的定义相一致的。
综上所论，《汉书》明显改革了《史记》较为灵活、更体现历史认识的本纪定义，《东观汉记》《三国志》都恪守以皇帝为纪的标准。只有华峤私人所撰《汉后书》为皇后立纪，但从同一时期与之后的时期来看，以皇帝为纪的标准仍然是绝对主流。可以说，纪为帝王专属、按照帝王传位的顺序进行编纂的帝纪的总体原则，在东汉时已经作为纪传体史书编纂的通行原则得以确立，而到南朝初年的范晔《后汉书》以后，更成为关于帝纪的不二观念。
[1] 以上三条《索隐》，分见：［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五《秦本纪》，第325页；卷七《项羽本纪》，第527页；卷九《吕太后本纪》，第695页。
[2]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索隐》曰：“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又纪，理也，丝缕有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第1页。
[3] 转引自［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七《项羽本纪》，第528页。
[4] 转引自［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七《项羽本纪》，第528页。
[5] （清）冯景《解舂集诗文钞》，《文钞》卷七“书《项羽本纪》后”条，清乾隆卢氏抱经堂丛书本，叶二左、三右。
[6] ［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七《项羽本纪》，第529页。
[7] ［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九《吕太后本纪》，第696页。
[8] 关于《史记》本纪的立意，可参阅杨燕起《史记的体例》，转载于《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一卷《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第299—310页。
[9] 《后汉书》卷四○上《班彪列传上》，第1327页。
[10] 《史通·列传》评论《史记·项羽本纪》云“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二，第42页。
[11] 如（南朝梁）刘勰著，（清）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四《史传》：“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5页。
[12]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页。
[13] 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四《史传》，第205页。
[14] （清）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卷一○，第195页。《晋书》卷四四《华峤传》，第1264页。
[15] 徐冲对华峤《书》及《东观汉记》中的《外戚传》有详细考证，参见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第129—132页。
[16] 华峤死后，其两子先后被召入著作以完成书中十典的部分，或使撰述带有一定官方背景，但书中《皇后纪》的创立是在华峤生前。《晋书》卷四四《华峤传》，第1264—1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