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财产

人与物并生，人以其力取物以自养；至于人与人之间，则只有协力以对物，更无因物而相争。此邃古之世然也。

此等情状，其在诸小部落，各自独立，不相往来之世乎？老子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史记·货殖列传》。今见于《老子》者，词小异而意大同。《管子》亦称：俈即帝喾。尧之时，“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来足。”《管子·侈靡》。来，疑当作求。盖各小部落，各自独立，所与处者，皆本部落之人，故能和亲康乐如此也。迨各部落互相并兼，而其形势一变。

《礼记·礼运》载孔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淮南子·本经训》亦言古者“机械诈伪，莫藏于心”，而以“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为后世之事。言民生必兼及国政、外交，固知争夺之原，为部落之与部落，而人之于人，其小焉者也。然以一人而私有财产，亦即萌于此时。

《白虎通》述三皇以前之俗曰：“卧之詓詓，行之盱盱。饥即求食，饱即弃余。”此时之人，盖全未知物之可占为己有也，但知其可供人用而已。物虽可供人用，取而用之，亦须劳力。然斯时之人，又未知劳力之可贵也。既不谓我取之即为我有，则以我所取之物与人，自亦无所谓以我之物与人，盖纯然不分人我者也。然物有限而人之欲无穷，取用之余，稍感不足，而人我之界，乃随之而渐起焉。

人我之分，初亦以群而不以人。此群占此山以猎，则不许他群之人来猎。彼群占彼泽以渔，则不许此群之人往渔。是为“分地”之始。游牧之世，人之待养于土地益著，则其宝爱土地之情弥殷。《史记·匈奴列传》谓东胡“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此事信否不可知，然游牧之国，亦有重视土地之意，则于此可见矣。虞芮让所争为间田，《尚书大传》。宋郑约皆勿有隙地，《左》哀十二年。盖犹古之遗制也。

然斯时之土地，但为部落所有。私人占有土地之制，尚未萌芽也。逮其益进，则入于耕农之世。耕农之世，种植之地，不能不分，垦辟之地，不容轻弃。农夫多有盖藏，不易移徙。于是人民渐土著。土著，则与其地关系益密矣。如所耕之田施肥多，所居之宅修葺完，皆不愿轻以与人。即不然，游钓之乡，亦不肯轻弃。而世世据有之之情生。土地私有之萌芽，实伏于此。

然斯时之土地，循其名，固犹未为私人所有也。一部落之土地，即为其部落所垦辟者，其为其部落所公有，固无待言。即为异部落所征服，亦举其土地，悉为异部落所有而已。《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盖以一部落征服他部落，则他部落之地，悉为所有；而此部落之中，有管理财产之权者，为其酋长。酋长亦只有管理之权，财产实非所有。遂举土地之所有权，以属之也。此部落之酋长，以此土地分人，盖有两法：一将所有之地，分与亲戚勋旧，使食其入，且治其人，是为封建之制。所谓“王者有分土”也。一将此等土田，分给耕作之人，是为井田之制。耕作者仅得耕作，土地初非所有，故有还授之法，及换土易居之制焉。

《公羊》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谓之郜鼎何？器从名，《解诂》：从本主名名之。地从主人。《解诂》：从后所属主人。器何以从名，地何以从主人？器之与人，非有即尔。《解诂》：即，就也。凡人取异国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归为有。为后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宋始以不义取之，故谓之郜鼎。至于地与人则不然，俄而可以为其有矣。《解诂》：俄者，谓须臾之间，制得之顷也。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数。今日取之，然后王者起，兴灭国，继绝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为其有，不复追录系本主。然则为取可以为其有乎？《解诂》：为取，恣意辞也。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无时焉可也。”《解诂》：妹也。引此为喻者，明其从不可名有也。此可见古人视分土之严。孟子诘慎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告子下》。亦春秋义也。斯时之土地，除农田分赋外，余皆作为公有。人民但依定法，皆得使用。《礼记·王制》曰：“名山大泽不以封。”郑注谓“与民同财，不得障管”是也。《王制》又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孟子》亦曰，“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梁惠王上》。《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等官，以掌斩林、田猎之事。又有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皆此等公地使用之法也。《孟子·梁惠王下》，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亦与民同财不障管之意也。《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淮南子·主术训》：“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汉书·货殖传》：“于是辨其土地、州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

斯时之分职，为士农工商。农人以田亩均平，无甚贫甚富。工业则械器之简易者，悉由人民自造。人民不能自造者，则国家设工官造之。其造械器，所以共民用，非以牟利也。商业则贩易大者行诸国外，盖亦为本国计，与他国通有无，非其人藉以牟利。其商人藉以牟利者，如《孟子》所谓求垄断之贱大夫，获利有限。士虽可入官，然禄亦仅足代耕，故斯时之社会，除君卿大夫有封地者外，实可谓无甚贫甚富之别也。

斯时之社会，所最重者为分。《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荀子·富国》：“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又曰：“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管子·乘马》：“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又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藏余，谓之称数。”《富国》。《孟子》亦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皆致谨于生财、用财，而不以财之不足为患。故曰：“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原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曰：“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荀子·富国》。故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故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易·系辞》。

斯时之制用，盖皆量入以为出。《礼记·王制》曰：“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曲礼》曰：“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郊特牲》曰：“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羡也。合全社会共策力作，其事储蓄，共谋节省，俨然今日之家人父子焉。《管子·八观》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古人之理财，固非若后世之苟求足用而已。

又《管子·事语》：“桓公问管子曰：事之至数可闻乎？管子对曰：何谓至数？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秦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案此秦奢谓奢侈可以生财，而管仲辟之也。定壤之数，即《王制》用地之大小，以制国用之说。

斯时之分财，盖因其位之高下而有差等。《荀子》曰：“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荣辱》。孔子曰：“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注：“慊，恨不满之貌也。慊或为嫌。”故乱益亡。”《礼记·坊记》。知此时除君卿大夫食禄稍厚外，其余固无甚贫甚富之差也。

然君卿大夫，食禄虽厚，其待下亦多以宽为训，以聚敛为戒，以与民争利为耻。《大学》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又曰：“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坊记》：“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敛穧，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可谓言之深切著明矣。古所谓战胜之族，其初虽亦以兵力击服异族而臣之。然其人必有不好利之美德。好利则奢惰而易流于弱，且易起内争，不能战胜矣。亦必有哀矜降伏者之仁心。而朘民自肥，终招亡灭，在古代亦必数见不鲜，又足以资其鉴戒。故积之久，而损上益下，遂垂为明训也。

《礼记·王制》谓岁之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百官齐戒受质，然后休老劳农”。此即《月令》所谓“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郊特牲》所谓“蜡，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者也。《郊特牲》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兴功。”《杂记》：“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此古者农耕既毕，所谓“施惠于民”之事。《祭统》曰：“凡馂之道，每变以众，所以别贵贱之等，而兴施惠之象也。”“祭者，泽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泽，则惠必及下。”“是故上有大泽，则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将至也。”此则国家有庆典，行恩泽于民者也。凡此，皆古战胜之族，所以抚绥其所征服之族者也。

共产之世，力作皆以为群，相养亦惟群是待。故老弱疾病之民，亦皆有以食之；死亡迁徙之事，则必有以协助之。其遗规尚流传后世，如《礼记·王制》曰：“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又曰：“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又曰：“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鳏。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瘖、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荀子·王制》：“五疾，上收而养之。”此等盖皆原始共产时代之遗规也。《乐记》曰：“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呜呼！苟以此言为治乱之衡，则虽号称治平如中国之汉唐，富强如今日之欧美，以曷尝一日能免于乱哉？

原始共产之世，不徒一社会之中，能尽相生相养之道也，即其彼此之间，亦恒能互相救恤。其遗规亦尚流传于后世。如《公羊》襄三十年，“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会于澶渊，宋灾故”，“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丧，曰：死者不可复生，尔财复矣”。《穀梁》襄三十年：“其曰人，何也？救灾以众。何救焉？更宋之所丧财也。”此其用意，与现在之保险同，然不必豫行出资，则真可谓之义举矣。《墨子·非攻》下篇云：“今若有能信效，孙诒让云：“效，读为交。”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城郭不全使修之，齐桓合诸侯而城杞其事也。《公羊》僖十四年。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共之，卫为狄灭，立戴公以庐于曹，齐侯“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其事也。《左》闵二年。《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滕文公下》。以后世之事衡之，殊属不近情理。然在古代，固不足为异，盖保留有原始之遗风也。齐桓公葵丘之盟，五命曰：无遏籴。《孟子·告子下》，《穀梁》僖九年。《左》僖十三年，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此亦古代各部落互相救恤之遗制也。

原始部落共产之制，随世运之进步而逐渐破坏。其所由然，则以社会组织之改变，由于私有制之产生，私利之心日盛也。邃古之人，只有合力以对物，更无因物而相争，前已明之。斯时所谓合力者，其事至简。迨其稍进，则分工易事之道兴。既有分工，则必有分职。分职如何？部落小，人民少，事务简之时，编制甚易。国大，人众，事既繁复；一物所需之多少，又时有不同，则编制甚难。斯时各部落时时互相吞并。两部落并为一部落，则其社会已非其故，分职之法，亦各舍其旧而新是图。然欲如此时时改变则甚难。且交通渐便，往来日繁，则有无之相资亦日多，各物孰宜自造？孰可不造而求之于外？孰当多造以与人为易？其情形亦月异而岁不同。旧时之分职，至此不徒不复相宜，并足为此时获利之障。私有制既兴，人之欲利，如水就下。旧制既为获利之障，自将堕坏于冥漠之中。而欲利之心，因可欲之物多而益盛。在上者日剥其下，诈伪兴而淳朴漓，原始共产之制，弥不可行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欲凿指其在何时，实不可得。然合全局而观之，其迹固有可征也。今试略述其事如下。

共产制度之坏，其第一事，即在井田之废。我国古代井田制，为贵族剥削庶人之法。但名义上尚保存有平均分田之制，既有还受之法，又有换土易居之制。及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之最大变化，即在井田之废。《孟子》曰：“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朱子《开阡陌辨》曰：“《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横纵，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则当以后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于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从而命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覈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犹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刬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制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而证之，其理可见，而蔡泽之言，尤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间之道，有经有纬，不得无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则随地为田，随田为路，尖斜屈曲，无所不可，又何必取其东西南北之正，以为阡陌，而后可以通往来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见其说之无疑者。或乃以汉世犹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于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开，亦其旷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适当衝要而便于往来，则亦岂得而尽废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复如先王之旧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此文，于井田之废坏，洞若观火。盖一由人多而地不足，故田间旷土，竞图垦辟。一由斯时有土之君，及各地方之豪强，竞思剥民以自奉，占公地以自肥，遂益破坏昔日之疆界也。还受之制既废，所占即为所有，则并公有之名而不复存，而土地尽入私人之手矣。斯时占有土地者，自系强有力之徒。愚弱之民，则任其兼并而无如何矣。职是故，乃生秦汉之世所谓田连阡陌之家。

秦汉之世，农田以外之土地，亦为私家所占。《史记·货殖列传》所载事畜牧、盐铁、丹穴之利者皆是也。《货殖列传》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此等广大之土地，皆前此衡虞、迹人、卝人等之所掌也。此时亦皆入私人之手矣。是即秦汉之世所谓擅山泽之利之徒也。

古代工业，本由官营，读《考工记》可见。孟子难白圭曰：“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告子下》。明古者立工官，度需用之多少以造械器，贵族之需用，皆仰给于官也。逮夫春秋以后，社会发生变革，民所需用之器日多，或为官所不能造。人口日繁，则旧时官造之器，又或不能给民用。情势既异，工官之制虽尚保存，而私家之制造业日渐兴起矣。《史记·货殖列传》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王莽之行六筦也，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汉书·食货志》。可见当时恃此以致富者众矣。

商业之盛，尤为共产制度破坏之大原。共产之世，本部落中虽更无交易，然交易之事，未尝不行于异部落之间。人之欲利，如水就下。交易既盛，为公家尽力之外，势必竞造私货，售诸异部落，以易其所欲得。于是一部落中，有私财者日多，共产之组织，既日以陵夷，而部人之有私财者又日多，其制安得不荡焉以尽也？凡此，皆共产制度之所由废坏也。《汉书·货殖传》曰：“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唅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伪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史记·货殖列传》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曰：“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人自为谋，惟利是图，惟力是视，俨然今日之情形矣。《淮南子·齐俗训》：“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梁，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于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拿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条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夫乘奇技伪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饥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发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未之闻也。故仕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败军之卒，勇武遁逃，将不能止也；胜军之陈，怯者死行，惧不能走也。故江河决沈一乡，父子兄弟，相遗而走，争升陵阪，上高丘，轻足先升，不能相顾也。世乐志平，见邻国之人溺，尚犹哀之，又况亲戚乎？故身安则恩及邻国，志为之灭；身危则忘其亲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扣门求水，莫弗与者，所饶足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所有余也。故物丰则欲省，求澹则争止。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可与《史》、《汉》货殖传之言参看。《管子·禁藏》：“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惟见其成。”案此谓任人自谋，人自各止于其所利，而公利存焉。与斯密亚丹之说相近。又《轻重甲》：“湩然击鼓，士忿怒。枪然击金，士帅然策桐鼓从之，舆死扶伤，争进而无止。口满用，手满钱，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赏之所使也。故轩冕立于朝，爵禄不随，臣不为忠。中军行战，委予之赏不随，士不死其列陈。然则是大臣执于朝，而列陈之士执于赏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禄重赏为然耳。故不远道里，而能威绝域之民，不险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国，发若雷霆，动若风雨，独出独入，莫之能圉。”此则借利以倾邻国矣。

人类之始，不知自私其力也。寖假而知自私其力矣。其所私者，一身一家，日用饮食之物而已矣。稍进，乃及于奢侈之物。此古之诸侯大夫等，所以宝珠玉重器也。《孟子·尽心下》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可见是时宝珠玉者之多。《左》桓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左》定三年：“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两肃爽马，子常欲之，弗与。亦三年止之。”卒以此启入郢之祸。此其大者，其他类此者尚多。昭十二年：楚灵王谓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数世之后，追溯之，犹有怏怏之情焉。子革对曰：“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又可见是时厚待懿亲，乃颁之重器，而非疏逖之臣所得比矣。卫蒯聩久居于外，仅乃复国，而其谓浑良夫曰：“吾继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乐毅《报燕惠王书》，亦以“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玄英，故鼎反乎磿室”，盛夸功伐，皆可见是时视重器之重也。然此等物仅可以供玩弄，而不可以作母财。故虽或因此以肆诛求，究不能藉是以资剥削。及其益进，则玩好之情渐减，货币之用益弘。周转既灵，借贷弥易，而所谓息钱者起焉。《史记·货殖列传》谓“子贷金钱千贯”者，“比千乘之家”。又谓“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惟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史记》索隐：“谓出一得十倍。”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可见汉初已有专事放债之人，及其利息之厚。晏子谓齐景公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孟子·梁惠王下》。《管子·五辅》篇曰：“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幼官》篇：“再会诸侯，令曰：养狐老，食常疾，收孤寡。”可见是时民有乏绝者，在上之人，皆负匡救之责。齐景公闻晏子之言而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盖即其事。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左》昭三年。冯煖为孟尝君收责，尽焚其券以市义，《战国策》。犹其遗制也。《管子·问》篇：“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良家所牧养之人，后盖渐变为奴婢，贫士受责于大夫，则养士之始也。债而食，贷粟米有别券，盖皆民家借贷。一有别券，一无之，则是时借贷，出于情面者尚多。出于情面者，盖不必皆有利息。然其后，则多变为有利息者矣。盖制民之产之政既亡，人民之失养者日多，在上者既不能振救，而放债之人乃乘之而牟利也。

富厚所在，权力随之。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乌氏倮以畜牧起，秦始皇帝令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巴寡妇清能用财自卫，秦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万乘之君如此，平民之畏惮之，又曷足怪乎？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可见是时富人之声势矣。《史记·货殖列传》。《庄子·盗跖》篇述富人之苦曰：“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则斯时盗贼之觊觎富人，亦如今世。此富人之所以不敢轻出。此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之注脚也。

欲利之心如此，而廉让之节遂亡。《韩非子》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五蠹》。其于争夺之祸，可谓能烛其原矣。又曰：“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人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者，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显学》。然则古者，遇民之无告者，则哀矜之；今也，遇民之无告者，则督过之，而人情大变矣。《庄子》曰：“柏矩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独先离之，曰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则阳》。此深悲社会制度之不善，民生其间者，实无以自全也。可谓恻然仁者之言矣。

邃古财产公有之制，犹有遗存于三代时者。晏子谓齐景公：“今也，师行而粮食。”《孟子·梁惠王下》。粮同量。量食者，酌留人民所自食，余悉供军，此古者合一社会之食，以食一社会之人之遗制也。古者生之为之也同，食之用之也亦同。后虽不复然，然醵与乡饮酒，犹是合食之遗制。《酒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当禁酒之时，岂不知群饮之易罹禁网，独酌之可避耳目？而犹有群饮者，习不可猝变也。汉世所谓赐酺犹然。《诗》曰：“言私其豵，献于公。”此田猎所得，公之于众也。周行彻法。释者曰：“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而分。”此农作之役，不分彼此也。此等遗制尚多，难以枚举。后世距共产之世日远，则其迹亦日湮矣。

土地私有制之缘起，盖有四端：一曰先占，如垦辟荒地是也。古之分地后遂变为私有者，当属此类。二曰劫夺。胜者以败者为奴，没收其财产为己有是也。大而灭国，小而亡家，皆属此类。三曰兼并。则私产既兴之后，恃其财力，以攘夺人者也。四曰由公产变为私产。私有制既兴，一部落之公财，散而为家族之私财。家族管理财产之权，在其族长。久之，财产遂变为族长所独有。故曰：“子妇无私蓄。”《礼记·内则》。又曰：“父母存，不有私财。”又《曲礼上》。后世卑幼不得擅用财之律由此。

东周以降，社会组织发生变化。秦汉时，大地主及大工商皆极跋扈。斯时所谓商人者，实为兼营工业之豪民，如煮盐、铁冶之类是也。《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之言，谓“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王莽行王田之诏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晁错述当时农商情形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世救正之法，则减轻其田租（即地税）。“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武帝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以击匈奴。七科谪者，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商贾居其四焉。然荀悦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晁错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则当时之政令，实无救正之效，反以资豪强也。汉时儒者所梦想者，为恢复井田，次则欲限民名田。哀帝时，师丹、孔光、何武等执政，曾定其法，为丁、傅、董贤等所不便，卒不果行。至王莽，乃决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然“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汉书·食货志》。限田之制，实不能行。

摧抑豪强，限制末作，汉世久有此论。桑弘羊之行均输也，其言曰：“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命曰平准。”其所行算舟车缗钱之法，所税遍及于各种人。又令贾人不得名田。虽意在聚敛，未尝不以平物价、抑末业为口实也，惜其说不尽传耳。桑弘羊并非无学问之人，读《盐铁论》可知。迨王莽变法，乃有五均司市泉府之官，及六筦之制。《汉志》曰：“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邓展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货，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今本作“司市称师”，称字衍，今删。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邛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价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羲和鲁匡言：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斡。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故《诗》曰：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无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案莽之法，将事业之大者，皆归官办。其较小者，虽听民自营，亦设官管理。凡事皆收其税，以供贫民借贷之资。有田宅而惰游者有罚。无业者得冗作县官。贵庾虽有禁防，周于民用而不雠之物，亦可得平价。合各方面而兼筹并顾，其用意在改革，其如不能行何？

莽之法所以不能行者？由是时去共产之世已远，人民虽有怨恨私产之心，已无复共产之世不分人己之美德。推行共产之制于人人皆务私利之世，自觉綦难。若恃官吏监督，则斯时之设治，已极阔疏，其力必不能及。况官吏亦莫非罔利之徒乎？莽所定制，亦实有不可行者。如欲以官力平万物之价，安得此雄厚之资本？《盐铁论》贤良之言曰：“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又曰：“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约。县官以徒复作，缮治道桥，诸发民便之。今总其原，一其价，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铁官卖器不雠，或颇赋于民。卒徒作不中程，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盐铁论·水旱》。官制器之弊如此，莽独能免之乎？且改制，难事也。改变社会制度，则难之又难者也。敏事深谋，犹惧不克，而莽徒殚思于制度，不思制度之何以行，且不省目前之务。《汉书·王莽传》曰：“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又曰：“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将来之利未形，日前之务先已败坏决裂，不可收拾矣，安得而不败乎？

共产社会之生财，与私有社会异。共产社会之生财，为用之而生之者也。私有社会之生财，为持以交易而生之者也。既不能皆自为而后用之，则易事通功，必不能废。司通工易事之键者，则商业也。何也？用财者皆仰给焉，生财者亦必视此物之有消路而后为之也。故必先有一法，可以代商贾分配须用之物之人，而后商贾可废。今也分财之法未立，而先强平市价，大更币制，别见《钱币篇》。使商贾不行，则生财者无不失职，用财者皆无所取赡焉。此“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之所由来也。

王莽变法，虽召大乱，而土地却因乱而渐均。荀悦云：“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观此，可知东汉之初，实有地广人稀，土田无主之象，向之田连阡陌，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至此则皆因兵燹而丧其所有矣。此其所以获暂安也。

部落共产之世，人之生财，皆以为社会。其所须，亦受诸社会。其欲利之心，自不如财产私有之世之甚，则风气可以淳朴，而机械变诈之事希，堕于饥寒不如后世之易，则人可以优游自乐，不至若后世芒芒若丧家之狗。即或天灾人祸，陷于空乏，亦系公共之事，可以合力而谋。身虽困苦，心无愤懑，非如后世，“朱门饱粱肉，路有冻死骨”，犹若秦越人之相视肥瘠，漠不关心。使集于枯者，益觉其情有难堪也。其制虽坏，而常为学士所称道，万民所讴思，亦固其所。然虽称道之，讴思之，而人之才德，卒不足以复之。王莽欲复之，而转致大乱，后之人遂莫敢更作此想，历时既久，则事渐淡忘，而称道讴思，亦稍稍衰矣。财产私有之制，遂相沿以迄于今。

凡一种制度，为人心所同欲，学者所同然，一时虽未克行，久之，未有不见诸施行者。限民田之论，两汉儒者之公言也。两汉迄未能行，而晋以后行之。晋之户调式、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调法是也。此三法之详，当于讲田赋时述之。今撷其大要，则三法皆以成年为丁，丁因男女之异，而受田有差。其所受之田既均，则其所纳之税亦均，乃按户而征之，是曰户调。魏制有桑田、露田之别。桑田为世业，露田有还受。盖以在官之荒田，授民为露田，其所私有，亦不夺之，则为桑田。《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桑田盖屋庐所在。桑田得卖其盈，亦得买所不足，而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盖欲以渐平均地权也。唐制还受者曰口分，不还受者曰永业。乡有宽狭，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比州。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得卖世业田。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其立法弥详矣，然史称开元而后，其法大坏，并兼逾汉成、哀。

田赋而外，诸山海川泽之利，如盐铁等。理应归官管理，一以防豪强之把持，一则国家得此大宗收入，可以兴利除弊。且可藉以均平贫富也。然历代于此，当国用饶足时，则一切置之不问，必国用窘乏，乃思所以取之。盖一由官吏办理不善，后遂引以为戒；观前所引《盐铁论》可知。后汉章帝尝复盐铁官，和帝即位，罢之。其诏曰：“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权收盐铁之利，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可知后汉盐铁官有之不可行，亦由官吏办理之不善也。一则狃于旧见，以为天子当衣食租税而已，他皆非所宜取也。《汉书·食货志》：“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案租谓田租，税谓口税也。国家取民，无当专于田租口税之理。古代名山大泽，皆与民同之，故不得障管。后世此等利源，既为私人所有，重税之以减田租口税，实为褒多益寡之道。然思想之变迁，往往较事实之变迁为缓，故此等旧说，犹为人所称引。隋文帝有天下，尝将一切杂税，悉行罢免，亦狃于此等旧见也。然诸物放任不税，未必遂为平民之利。《魏书·食货志》曰：“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孝静帝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复罢其禁。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障吝。”举此一端，其余可以推想矣。此等自唐中叶后皆有税，且降而弥重。然皆仅为度支计，能注意于利民者甚寡也。

田法自唐开元后，迄未能整顿。两税只可云整顿税收，不可云整顿田制。加以唐中叶后，藩镇割据，竞行剥民之政，豪强乘之兼并，丧乱之际，豪强兼并最易。其故约有数端：田多荒芜，乘机占为己有，一也。贫者无以自立，或迫于苛税，弃田而去，亦为豪强所占，二也。乱时民或弃农，田益易荒，三也。暴政皆择小民而施，民不得不托庇于豪强，四也。吏治苟简，莫能摧抑豪强，且或与相结托，五也。故宋时农民，困苦殊甚。《宋史·食货志》述其情形曰：“太宗时，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赢之资，贫者取倍称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遂令州县戒里胥乡老察视，有取富民谷麦资财，出息不得逾倍，未输税，毋得先偿私逋，违者罪之。”又曰：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抗疏言农民疾苦曰：“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其言可谓哀切矣。仁宗时，曾下诏限田，未几即废。景祐时，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洺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诏二人任之。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蔡州括一县，均其赋。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嘉祐五年，复诏均定，遣官分行诸路，才数郡而止。神宗熙宁五年，乃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令既具，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至元丰八年，乃罢。时天下之田，已方者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九顷。徽宗崇宁三年，蔡京请诏诸路提举常平官选官习熟其法，谕州县官吏，以丰稔日推行，自京西、河北两路始。五年，罢。大观二年，复诏行之。四年，罢，其税赋依未方旧则输纳。政和时，复行其法。宣和二年，又罢之，并诏自今诸司，毋得请方田。盖徽宗时所行新政，率皆有名无实，故有此诏也。南渡后，兼并之患尤甚，乃有经界之法，然亦罕能实行。惟朱熹行之漳州，赵夫行之婺州，颇著成效。

绍兴六年，知平江府章谊言：“民所甚苦者，催科无法，税役不均。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宋史·食货志》。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言：“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宋史·食货志》。咸淳十年，御史陈坚等言：“今邸第戚畹，御前寺观，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州县乏兴，鞭挞黎庶，鬻妻卖子，而钟鸣鼎食之家，苍头庐儿，浆酒藿肉；梵宫琳宇之流，安居暇坐，优游死生。”《宋史·食货志》。南渡兼并之情形，可以见矣。其时害民最烈者，又有所谓官田及圩田。官田，谓籍没之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民乃不堪。而州县胥吏，与仓库百执事，又皆从而侵渔之。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告不继。于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卖官田以给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诱之，其终不免于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后，又有所谓安边所田者。先是韩侂胄诛，金人讲解，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凡侂胄与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收其租以给岁币。迨与北方绝好，则军需边用每于此取之。至其将亡，又限民名田，买其限外所有，谓之公田。初，议欲省和籴以纾民力，而其弊极多，其租尤甚。宋亡，遗患尤不息也。浙西田亩，有直千缗者。贾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数稍多，与银绢。又多，与度牒告身。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奉行不至者，提领刘良贵劾之，有司争相迎合，务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众。湖田、圩田者，明、越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庆历、嘉祐间，始有盗湖为田者，其禁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余姚、上虞每县收租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其他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濒太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占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矣。此湖田、围田之害也。凡此虽由政治之不善，而原其始，则皆兼并之家为之也。然遗毒且不仅此，明之定天下也，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于是浙西官、民田，有亩税至二三石者，后虽累经减免，其重犹甲于全国也。此虽明太祖之暴政，而豪族收租之重，实有以导其先路矣。

明时行黄册及鱼鳞册之法。黄册以户为主，以田从之。鱼鳞册则以土田为主，诸原阪、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据黄册，则知各户所有丁粮，由之定赋役。而田之所在，则稽诸鱼鳞册而可知。其法本甚精详，使能实行，则户口土田，皆有可考。顾积之久，鱼鳞册漫漶不可问，而田所在不可复知。于是黄册亦失实，卒至富者有田而无税，贫者有税而无田。其或田弃粮存，则摊征于细民，责偿于里甲。劣绅又立官户、儒户、子户等名，为下户纳赋税而私其所入，其弊不可胜穷。嘉靖时，乃有履亩丈量之议。神宗初，张居正为相，行之，限三岁竣事。史称“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焉。清代丁税摊入地粮，但计按田征税，而人户之有田无田，及其田之多少，不复过问。地权之情况，国家遂无从知之矣。

李悝谓“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此至论也。农夫耕耘，亦须资本。谷价贱，肥料人工等，未必与之俱贱，粜谷或不偿其本，而农人困矣。食为民天，苟使口实不乏，他事皆可徐图，否则蹙然不可终日矣。故不耕之民，于谷价贵贱，亦利害相关甚切也。职是故，他种物价，政府虽久任其自然，而于谷价，则犹思调剂。其法最古者，为和籴及常平仓。《汉书·食货志》曰：“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此两法，后世亦多行之。然籴本甚微，不能左右谷价。常平既由官办，惠仅及于城市之民。朱子《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曰：“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游惰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且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国家爱民之深，其虑岂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岂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听其所为，则惧其计私以害公；欲谨其出入，同于官府，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难之而有弗暇耳。”隋时，乃又有所谓义仓者。其事始于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振给。史称“自此诸州储峙委积”云。此法既能遍及各地，又令人民自谋，实为善举。然各地未必能遍行，又或以人民不善管理而移之于县，则全失立法之本意矣。宋以来，乃又有所谓社仓者。淳熙八年，朱子提举浙东，言“乾道四年间，建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请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任振济。夏受粟于仓，冬则加二计息以偿。自后逐年敛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造成廒，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请以是行于司仓”云云。后多有于行之者。《文献通考》谓“凶年饥岁，人多赖之。然事久而弊，或主之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无可给，或拘纳息米而未尝除免，甚者拘催无异正赋。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养矣”。《文献通考·社仓》。盖此为人民自治之事，故必人民程度高，能善其事，而后其效可睹也。

以常平之蓄积，推及借贷者，则为宋王安石之青苗法。常平，汉以平谷价；义仓，隋以备凶灾。惠民仓者，周显德间，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又有广惠仓者，则募人耕没入户绝田，收其租，以给州县郭内老幼贫疾不能自存之人者也。宋时民间举债，出息颇重，甚至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耰锄、斧錡之属，皆杂取之。见《宋史·陈舜俞传》。故农民无资耕种，在当时实为大忧。李参官陕西，始令民自隐度谷粟之赢，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为青苗钱。安石秉政，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穀，依陕西例预借于民，令出息二分，随夏秋税输纳。如遇灾伤，许展至丰熟日纳。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谓“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又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可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并兼者不得乘其急”也。当时反对者甚众，综其所论，厥有六端：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一也。钱入民手，良民不免非理使用，及其纳钱，富民不免违限。如此，鞭笞必用，州县多事，二也。良懦者不愿与州县交易，不免抑配。且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人同保均陪之患，三也。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甚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者，四也。乡村上等户及坊郭有物业者，亦依乡户例支借，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违戾，五也。出息二分太重，六也。案青苗立法之意颇善，但奉行不善，事亦有之。试观元祐元年罢此法，未几，范纯仁即以国用不足，建议复散，则当时行此，不免藉以取息可知。惟纯仁虽号持平，究近旧党。亦主俵散，则青苗虽有弊，亦不至如旧党所言之甚可知。盖此等事宜令人民自相扶助，一经官手，则因设治之疏阔，监督有所难周，法令之拘牵，于事情不能适合，有不免弊余于利者。此安石所以行之一县而效，行之全国而不能尽善也。宋籴法中，有所谓俵粜者。度民田入多寡，都提举市易司预给钱物，秋成，于指定之地入米麦。或召农民相保，预贷官钱。或坊郭乡村，以等第给钱，俟收成依时价入粟。亦与青苗相类。

中国有一等计臣，其才力极有可取者。桑弘羊之行均输也，《汉书·食货志》谓其“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此非周知四方之物价不可。《新唐书·刘晏传》曰：“初，晏分置诸道租庸使，慎简台阁士专之。时经费不充，停天下摄官，独租庸得补署，积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趣督倚办，故能成功。虽权贵干请，欲假职仕者，晏厚以廪入奉之，然未尝使亲事，是以人人劝职。尝言：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故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书而已。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频伸谐戏不敢隐。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又曰：“京师盐暴贵，诏取三万斛以赡关中，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至湖峤荒险处，所出货皆贱弱，不偿所转，晏悉储淮、楚间，贸铜易薪，岁铸缗钱十余万。其措置纤悉如此。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他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每朝谒，马上以鞭算。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浣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所居脩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然任职久，势轧宰相，要官华使多出其门。自江淮茗橘珍甘，常与本道分贡，竞欲先至，虽封山断道，以禁前发，晏厚资致之，常冠诸府，由是娼怨益多。馈谢四方有名士无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议者颇言晏任数固恩。”案欲立功名，必不免于委曲，此古今所同慨，实当局之苦心。观其清节挺挺，则知不为身谋。固恩不免厚诬，任数未足为病。古度支多以实物，非如纯用泉币，易于较计，而能周知各地之盈虚，以谋流通，以权轻重，其才力则不易几矣。今后欲行公产，必不能如古者以一小部自封，必合天下之财，通计其所生所耗之量，以定其运输颁布之方。行之百年，或事虽至繁，而有至简之法可守。初行之时，则其委曲繁重，必非今日亿度所及也。此等人正相需甚殷矣。

宋神宗时，尝行均输市易之法。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宋史·食货志》。诏本司具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案此所领者，即桑弘羊、刘晏之所为也。然其后绝无成效，则知理财之事，必待其人而后行矣。市易始于熙宁五年，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无常价，贵贱相倾。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数倍，财既偏聚，国用亦绌。请假榷货务钱，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任其责，求良贾为之转易。使审知市物之价，贱则增价市之，贵则损价鬻之，因收余息，以给公上。”《宋史·食货志》。于是中书奏在京置市易务官。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金帛田宅，皆可为抵。田宅抵久不还者，估实直，如卖坊场河渡法。以吕嘉问为都提举市易司，诸州市易务皆隶焉。案此所为，颇近王莽之司市泉府。其事亦卒不能行，盖后世商业日盛，操纵固非易事也。

关于借贷情况，《陔余丛考》三十三有一条考历代放债起息之重轻者，今录之如下：“放债起息，后人皆以《周礼》泉府之官，凡民之贷，与其有司辨之，以国服为之息一语为口实。按国服为之息一语，本不甚了了。郑众释之云：贷者，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郑康成因释之云：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此亦亿度之词。盖《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期出息五百也。贾公彦因而疏解，谓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也。此后世放债起息之所本也。《汉书·谷永传》：为人起责，分利受谢。颜师古注曰：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为之主，放与他人以取息，而共分之。是汉时已有放债之事。然师古谓代富人为主，放与他人，亦恐未确。盖如今之中保，为之居间说合，得以分利受谢耳。《汉书·货殖传》：农工商贾，大率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注云：每万得利二千，故百万之家，得二十万。此加二之息，见于《汉书》者也。郑康成注“国服为息”句又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惟计所赢多少。如岁赢万泉则催一千，如赢五千则催五百，皆据利催什一也。然则王莽时，收息仅加一也。然《汉书·莽传》：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钱与民，月收其息三钱也。则莽收息乃加三，而非如康成所云什一也。此加三起息之见于《莽传》者也。宋《青苗条例》云：人户所请价钱斛斗，至秋成应纳时，如物价稍贵，愿纳见钱者，当比附元请价钱，不得过三分。如一户请过一贯文，送纳见钱，不得过一贯三百文。此后世官利加三之始也。原注：“《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诏民间贷息，以三钱为率，著为令。”然韩琦疏又云：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又加四利息矣。《元史·太宗本纪》：国初官民贷回鹘金，岁加倍。太宗著令；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原注：“时因耶律楚材言回鹘金取息太重，名羊羔利，请以本利侔而止，故有是诏。见《楚材传》。”世祖至元六年，又申明此制，令民间贷钱虽逾限，止偿一本息。原注：“时又因刘秉忠言：宜确计官民欠负，依前者使一本一利偿还，诏从之。见《秉忠传》。又布鲁海牙宣抚真定，以富民收息，不逾时倍之，乃定令息如本而止。见《布鲁海牙传》。”此近代远年债负一本一利之所始也。至近代京债之例，富人挟赀住京师，遇月选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远近，缺之丰啬，或七八十两作百两，谓之扣头。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记·货殖传》：吴、楚七国反时，长安列侯当从军者，欲贷子钱。子钱家莫肯贷。惟无盐氏捐金出贷，其息十之。吴、楚平，而无盐氏之息十倍。曰子钱家，则专有此出钱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债者也。曰息十倍，则如今京债之重利也。又《旧唐书·武宗纪》：中书奏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乃定户部预借料钱到任扣还之例。此又后世京债故事，又官借俸钱之始。”《陔余丛考》“放债起利加二加三加四并京债”条。

吾国虽久行私产之制，然贫富之相去实不可谓之悬殊。（一）因封建久废，有广土者甚少。（二）则财产久由各子均分。大家族在后世既已罕见，即有巨富之家，一再传后，财产亦以分而日薄。（三）则恤贫抑富，久为政治家所信奉。人民亦能互相救恤。（四）则地处大陆，人事之变迁甚剧。每一二百年，辄有大战乱。贫富之变易较易。此吾国民所以久有均贫富之思想，而数千年来，卒能相安无事者也。然今后之情形则非复曩昔矣。

今日生计之情形，所以大异于昔者，在舍器械，有口曰器，无口械，合二字，为凡用具之总名。而用机器。器械仅能少助人力。且其为物单简，一人能用之，则人人皆能用之；一家能有之，则家家皆能有之。故众人生利之具，无大不同。其所生之利，亦略相等。至于机器，则非复人人所能制，亦非复家家所能有。于是购机器，设工厂，不得不望诸资本家。其物必合众力而后可用，则其业必集多人而后可营。而管理指挥，遂不得不有企业者。资本家安坐而奉养甚厚，劳动者胼胝而饱暖犹艰，则易致人心之不平，企业者之利害，恒与资本家同，其于工人，督责既严，又或肆行朘削，则易为工人所怨恨。旧日商工之家，师徒如父子之亲，主佣有友朋之谊，至此则皆无之矣。况手工造物，皆略有乐趣。机器既用，所事益简，终日反覆，不出一两种动作，则易生厌倦之情。于是劳资相疾如仇矣。吾国之用机器，盖起于同、光之朝。初办者为军事，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后渐进于交通，如汽车、汽船。又渐进于开矿纺织等业，如汉冶萍煤铁矿厂公司，李鸿章所设上海机械织布局，张之洞所设广东缫丝、汉口织布、制麻等局。其初多由官办，或官督商办，其后民业渐起。而外人亦投资中国，经营一切。中日战后，又许外人设厂于通商口岸。于是新式事业，日增月盛。劳资相轧，遂日甚一日矣。今之论者，每谓中国人只有大贫小贫，而无所谓富。人民只患失业，不患业之不善。此诚然。然此特今日内乱不息，百业凋敝之时为然耳。一旦战事息而国内安，人民率其勤俭之习，以从事于实业。将见财富之增，一日千里。美利坚自赤贫以至富厚，不过50年，况于吾国，人口本庶，国土久辟者乎？《诗》曰：“逮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日之劳资，虽若未成阶级，然其成为阶级甚易，固不容不早为之计也。

社会主义，派别甚多。约其大旨，不越两端：一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之尽其能否，固无督责之人。其取其所需，不致损及他人，或暴天物与否，亦复无人管理，一凭其良心而已。此非民德大进，至“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之时，未易几及。程度不及，而欲强行之，将有后灾，岂徒说食不能获饱而已。一则主按劳力之多少，智识技艺之高下，以定其酬报之厚薄。其主张急进者，欲以国家之力，管理一切。主张渐进者，并只欲徐徐改良而已。此则于现在情形为近。马克思曰：“新社会之所须者，必于旧社会中养成之。”今欲行社会主义，所须者何物乎？以人言：一曰德，一曰才。以物言：一曰大规模之生产器具，一曰交通通信机关。必有大规模之生产事业，而后生产可以集中；而后可由公意加以管理。否则东村一小农，西市一小工，固无从合全国而通筹并计也。大规模之生产器具，交通通信机关，既非一时所能有。人之经营擘画之才能，又非既有此等事，无从练习。其公德心，亦不能凭空增长。则人我不分之理想，断非今日所能行，无俟再计矣。故今日者，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合全世界而通筹并计，以定生产之法，分配之方；而人之生产，仍无一不为公，其消费则无一不仰给于公，与部落共产时代无以异，为最终之蕲向。而且前则暂于较小之范围内，求生产之渐趋于协力，分配之渐进于平均，随生产之渐次集中，徐图管理擘画之才能之增长；日培养公德心使发达，而徐图尽去其利己之私”。则进行之正规也。

无政府主义，我国无之。近人或以许行之说相附会。案许行之说，乃欲取法于极简陋之国家耳，非无政府也。说见《政治史·政体篇》，^[1]至于凭借国家权力，大之则制民之产，谋贫富之均平；小之则扶弱抑强，去弊害之大甚。则我国之人，夙有此思想。以政治放任既久，幅员辽远，政府之威权，不易下逮，奉行之官吏，难得其人，故迄未能行耳。然其思想，则未尝消灭也。试引王安石、龚自珍两家之言以明之。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曰：“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弊，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行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王文公文集》。此为安石变法首重理财之故。盖国不能贫富予夺人，则贫富予夺之权，操于豪强，国家欲有所为，其事恒不得遂。然国家所行，多为公义。豪强所行，多为私利。国家所欲不能遂，而豪强则所为必成，则公义不伸，正道灭绝，社会将永无太平之日矣。安石之言，自有至理。后人或訾其挟忿戾之心，以与豪暴争，误也。

龚自珍《平均篇》曰：“有天下老，莫高于平均之尚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与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巵焉。降是，则勺者下侵矣，巵者上侵矣。又降，则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则不平甚，涸而踣，则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为邃初，则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则群然喙之矣。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盖为人心世俗计矣。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呜呼！此贵乎操其本原，与随其时而剂调之。上有五气，下有五行，民有五丑，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决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礼，岁终，太师执律而告声，月终，太史候望而告气。东无陼水，西无陼财，南无陼粟，北无陼士，南无陼民，北无陼风，王心则平，听平乐，百僚受福。其《诗》有之曰：秉心塞渊，騋牝三千。王心诚深平，畜产且腾跃众多，而况于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马歕沙，皇人威仪。其次章曰：皇之泽，其马歕玉，皇人受穀。言物产蕃庶，故人得肄威仪，茹内众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东有陼水，西有陼财，南有陼粟，北有陼土，南有陼民，北有陼风，王心则不平，听倾乐，乘欹车，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积重轻者而变易之。其《诗》有之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阳。言营度也。故积财粟之气滞，滞多雾，民声苦，苦伤惠；积民之气淫，淫多雨，民声嚣，嚣伤礼义；积土之气，多日，民声浊，浊伤智；积水积风，皆以其国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继丧亡者，福禄之主；继福禄者，危迫之主。语百姓曰：尔惧兵燹乎？则将起其高曾于九京而问之。惧荒饥乎？则有农夫在。上之继福禄之盛者难矣哉！龚子曰：可以虑矣！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谆也，民固未知贸迁，未能相有无，然君已惧矣。曰：后世有道吾民于富者，道吾民于贫者，莫如我自富贫之，犹可以收也。其《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夫尧固甚虑民之识知，莫如使民不识知，则顺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还，何底之有？彼富贵至不急之物，贱贫者犹且筋力以成之，岁月以靡之，舍是则贱贫且无所托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玩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禄之肆，若盗圣贤市仁义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贾有枭，商有贤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其智力虽不逮，其号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则非号令也。有五挹五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诗》曰：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岁。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而乃试之以至顺之法，齐之以至一之令，统之以至澹之心。龚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定盦文集》。此篇大意，以贫富不齐为致乱之原。而以操其本原，随时调剂，责诸人主。盖古者国小民寡，政府之威权易于下逮。而其时去部落共产之世未远，财产之分配，较为平均。此等情形，习为后人所讴歌，所想望。后世虽以时异势殊，政府不克复举此责，然特为事势所限，以理论，固无人谓政府不当举此责；且皆以克举此职，为最善之治也。故借国家之权力，以均贫富，实最合于我国之国情者也。

然借国家之力以均贫富，亦必行之以渐，而断非一蹴所能几。何也？借国家之力，以均贫富，则国家之责任必大。为国家任事者，厥惟官吏。服官之成为谋食之计旧矣。监督不至，焉不朘民以自肥？监督苟严，又虑厩长立而马益癯也。况夫监督官吏者，亦官吏也。任事之官吏不可信，为得可信之官吏，而任以监察之责乎？借使大业皆由官营，挟其权力，以为身谋，民之疾之，犹其疾资本家也；犹其疾企业者也。其自视，徒为求食故而劳动，而绝无劝功乐事之心，与今日之工人同也。安保其不反抗？而是时一反抗，即涉及政治。较之今日，劳资之争斗，愈可忧矣。且今日欲图生利，必借外资。借用外资，必所兴举之事，皆能获利而后可。否则有破产之忧矣。前清末叶，议借外资。即有人谓：宜以银行承受之，而转贷于民者。以民业较易获利，必多能复其本；其规模不如官业之大，即有亏败，成功者多，足以偿之；非若官业，一失败，即有破产之虞也。然如此，则有助长资本之忧。若一切由国家自营，又虑官吏之不足任，而破产之终不可免也。何去何从？若何调剂？诚可深长思矣。

[1] 编者按：见本书《政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