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证主义的影响

上述题记反映出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政治哲学及政治学状态的主调，亦提供了探究社会科学中经验理论的性质及意义的一个观点。虽然题记只有关政治哲学及政治学，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引用类似的文字，来反映相同的智识态度。纵使其间发展的律动有所不同，然而每一门社会科学在20世纪中皆经历了哲学思辨的式微，以及某种乐观主义的兴起，这种乐观主义认为一个稳固的科学经验基础一旦建立，则研究成果将指日可待。

拉斯利特宣称“现在，无论如何，政治哲学已经死了”虽然刺耳，却似乎是残酷的事实。我们无法举出任何一位当代的哲学家，其显示的政治社会思想能如霍布斯、洛克、边沁或密尔般广博；也没有任何当代学者能展现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或马克思等的力道、广度及深度。拉斯利特所言甚是：伟大的传统已经支离破碎了，纵然他暗示这个传统有可能再兴。

然而这并非任何表面理由所能说明的，或者是缺乏具创造性的天才所导致的。传统的破败似乎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生活中根深蒂固且盛行的智识态度所不可避免的后果。诚然，几乎没有什么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家是孔德或维也纳学派的严格意义下的实证主义者，但是这种实证主义者的气质却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本上，实证主义者的气质只承认两种正当知识的典范：经验科学或自然科学，以及诸如逻辑和数学等的形式学科。任何无法化约为这两种典范知识，或无法满足这些学科所订立的严格标准的知识，都会遭受质疑。有一种分析及厘清这两种典范的特征的工作，但是分析本身是一种属于第二层级（second-order）的学科，是存在于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这两种第一层级学科中的寄生物。

很少有社会科学家会提议或暗示：政治社会哲学的研究是毫无价值的。这样的历史研究或许可以扩大个人的视野，提示付诸验证的经验假设，以及偶尔显露一些可能被挽救起来加以利用的敏锐观察。但是这些大哲学体系的问题是它们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倾向，即所谓的描述判断与规约判断。因此，不论此种研究可能具有何种价值，这些传统的哲学体系是无法系统而严格地表述出来，以便付诸验证的。

主流社会科学家通过实证主义的眼镜来观照自身学科的历史。某些人选择“断裂”理论，强调20世纪发生于社会科学的变革，足以媲美16和17世纪自然及物理科学与较古老的自然哲学传统之间的断裂。在人文科学中，这个新科学时代的潜在革命性影响不下于物理科学曾发生过的变革。其他人则赞同“连续”理论，将此种新科学探究途径视为始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潜在承诺的实现。上述两种理论皆认为智识生活史在历经了神学、形而上学及哲学等的思辨黑暗期之后，才出现实证科学的胜利。

社会科学家对自身学科的理解又为哲学内部的发展所强化。早期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知识三分法——分析的、综合的或无意义的——一旦确立了，社会政治哲学将无正当的地位[9]。此一宏伟的知识殿堂一旦将其经验的（综合的）要素与定义的（分析的）要素分门别类，便不得不被拆解了。对于这些学科的规范层面的态度差距颇大：从最极端且最好斗的立场，即认为此类论述皆无意义或者最多是情绪性的，到较不极端的看法，认为哲学分析至少可以厘清规范性的术语及讨论的用法。因此，伦理学被元伦理学所取代了。哲学家的工作是要阐明伦理学讨论，而非提出规范性的声明。或许适合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规范性话语也是同样道理。我之所以说“或许”，乃是因为受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论影响的哲学家们，把大量的智识精力贯注于元伦理学的研究中，而对于社会政治问题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坚信：一旦认识论和伦理学中的棘手难题能厘清，其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即使分析哲学中产生“日常语言”的革命，此种情形起初仍未改变。日常语言运动的第一道曙光包括了下述三种趋势：对正统实证主义之过度科学主义的严厉抨击，且对不同形式的语言的复杂性、多样性及不可化约性渐增其敏感度，以及一种新的哲学分析观。如今我们可以说道德话语——或是更一般性的规范话语——不会因其无法满足科学讨论的标准而有所缺憾。道德话语自有其结构、语法及规则。哲学家的工作是阐明及探讨这些话语，并且厘清道德术语的细微差别。不过，日常语言哲学家与其较具实证主义倾向的对手仍有共同的信念，即真正的哲学工作是阐明道德话语，而非提出伪装的规范主张或是虚假的辩护。在此，哲学同样被视为是第二层级（尽管是极为重要的）学科。

简言之，由于盎格鲁—撒克逊哲学中最精致、最严谨的发展，已经假定政治社会哲学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能产生真正知识的这种理性训练，所以政治社会哲学的传统已经破灭了。主流社会科学家肯定不会为此传统之消逝或崩溃而哀叹；相反，他们自己的领域缺乏科学发展，经常被他们归咎于受到这种传统的局限，以及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之间范畴区别的概念混淆。

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已敏锐地描绘出数学和自然科学如何经历概念革命，正是这种革命将其转变成为真正的科学。一旦这样的革命发生，它们才展现出在人类知识成长中，逐渐成熟的学科特征。主流社会科学家们相信，在20世纪，类似的革命已发生在针对复杂人际关系中之个人的科学研究上。对于当时情况的这种集体感受，以及关于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未来发展所抱持的这种乐观主义，在克拉克·赫尔194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所表述：

……有理由希望在未来百年中，在这个领域中将会看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方面乐观主义的一个理由在于，至少在美国人当中，把“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当作真正的自然科学，而非当作精神科学的趋势日益增长。与此种趋势紧密结合的是日益把逻辑的、民俗的及拟人化的考虑，排除在推定的主要行为解释因素表列之外。与这些趋势完全吻合的是，对行为科学中要求明确陈述及充分验证的逐渐扩大的承认。假如这三种趋势持续增强，似乎很可能，有良好的理由期望行为科学不久将会展现足以媲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时代的物理科学所显现的发展。[10]

正当社会科学家们逐渐对其自身学科的科学地位具有信心时，他们感觉有必要去厘清这些学科在逻辑上及认识论上的特征，特别是在可能被拿来与已经确立的自然科学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的层面上。瑞安虽然提及对于“极端事实主义”的担心，但其他方面的影响亦敦促对于社会学科的科学地位加以阐明，特别是对于经验理论的性质与意义。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日渐关注其领域的内部混淆。而当科学哲学家们对于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以及理论在其间所扮演的确切角色逐渐理解之后，他们便对方法论精练的社会科学家们发挥了强而有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