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世纪60年代，我正在撰写《实践与行动》一书时，就深深感觉到有些新思潮非常活跃——学术生活的模式、强调的重点以及关注的对象都逐渐在改变。尽管当代的各种思想取向迥异，而且其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但我隐约感觉到有些基本主题却是自黑格尔以降，在各种思想运动中不断且必然出现的。这些思潮都将焦点放在实践和行动的核心概念上，以期对人类处境获致深刻的理解。于是，我开始检视实践和行动的观念在当代四种思潮，即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分析哲学中的重要性。不过当时我主要限于厘清这几种探究途径对于理解人类活动的贡献。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总结该项研究时，宣称那只是一个开端的原因。
当我完成手稿时，一场新的论战正在进行，我在书中所探讨的许多议题，也在这场论战中，以各种崭新且无法逆料的形式出现。20世纪60年代社会政治的骚乱与抗议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受到一连串抨击及彻底批判。正当“意识形态的终结”在美国被叫得震天价响时——当时，主流社会科学家都怀着一种自信，认为他们的学科终究可以建立在稳固的经验基础之上了，因而知识的稳定增长指日可待——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论战爆发了。
有些学者宣称社会科学的基础本身就是脆弱的；常常我们以为是客观的、科学的知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用来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的伪装形式而已；社会科学最显著的特征，不在于其阐明既存社会政治实在的能力，而在于它们对现实情况不能提供任何批判性的视角；以及它们赋予已渗透到人类生活所有层面的社会技术性控制及操纵，一种虚假的正当性。人们逐渐怀疑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信念，即相信一旦人类对于社会政治的运作，逐渐获致系统性的、经验性的理解之后，自然会导向明智的决策，改善社会的不平等及不公道，解决社会问题。即使是价值中立及客观经验研究的坚决拥护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学科有些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经常被归因于社会科学的年轻及不成熟。
局外人的批评或许可以当作无知、外行而不加理会。最让专家困扰的还是圈内人士的批评。这些专家都认为社会科学已经获得大众承认，成为真正的科学了。下一代的学者（拥有最精密量化及经验性的研究技术）将可以全心全力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其成为更加成熟的科学。但是有些圈内人士却觉得极端不满，大肆批评。世界各地学生运动的领袖，有许多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他们对于社会的批评和对他们自己学科的批评是息息相关的。
一些向来被认为是不相干的、垂死的、错误的或过时的探究途径，突然之间又充满了活力。从语言哲学的纯概念分析中所得到的一些主题，被用来批判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科学史及科学哲学晚近的发展，也威胁到社会科学家一向所抱持的有关科学及理论的看法。“硬心肠”的经验主义者一向所敌视的“软心肠”的现象学及解释学也大受欢迎。许多年轻的思想家认为：这两种探究途径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比起以精密严谨而自豪的经验研究，更能提供真知灼见。已经被宣布死亡或被确切驳倒的马克思主义，又在国际上展现新的活力了。
阅读社会科学过去十年来的相关文献，我们获得的第一印象是杂乱无章。一切仿佛都“唾手可得”。关于何者是确定不移的研究结果，何者为适当的研究程序，何者为重要的问题，甚至何者为研究社会政治最有前途的理论途径等问题，都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共识存在——除非是同一个学派的成员。某个人一提出主张，另外的人就唱反调，互相辩驳，十分热闹，喋喋不休地竞相博取我们的注意。
20世纪60年代如火如荼的论战，绝不限于社会科学的地位这类狭隘的学术议题。这些争执的激烈反映出人们关心一些较深刻、较广泛的议题。当人们感觉到他们正处于危机时期，当基础似乎动摇了，正统崩溃了，人们就会创立一个公共空间，在此，有关人类处境的一些基本问题将会重新被提出来讨论。本书主要的目标在于厘清、探索这些比较基本的议题。我希望阐明，本来只是有关社会科学的争论，只限于很小的学术圈子，现在却转移到一些基本问题上，譬如人性，何者构成关于社会政治知识，此种知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等等。
许多社会科学家都相信，在相对平静的70年代中，60年代许多混淆都将很快地过去。一些把社会视为一种复杂的动态均衡，而持“结构功能模型”的人，或者有些认为新的、更进步的“一般系统”探究，能使我们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人，都把这段时期视为一种暂时的紧张压力，而“调节机制”会再调整过来。他们说，让这批胡闹的批评者——这些人会越来越少——叫嚣说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假若我们是负责、认真、诚实的研究者，则我们的主张必须中庸、实际，但信念必须坚定，即坚信持续不断的经验研究将会增加我们对于社会的科学理解。而最终这种研究所能获致的有效的社会改革，将远比所谓的革命者的叫嚣大得多了。
我不否认这是一种普遍的态度，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家中间，也不否认有重大的理由去支持这种态度。但我希望能够证明，对于过去二十年所发生之现象的这种解释，基本上是一种曲解。对于过去所发生的，而现在仍然继续演变的现象，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如果我们能透视浮辞泛语，即当我们能区辨何者为正确的批评，何者为错误的批评；何者为夸张的批评，何者为中肯的批评时，我们就能觉察到正在发展中的一项复杂论证的轮廓：一种正在浮现的新感知性（new sensibility），目前虽然还是很脆弱，但终将导致社会政治理论的重建。在此“论证”一词具有双重的意义：在比较古老的用法中，论证指一段情节或一则故事。我要展示此一情节的轮廓，把它带到前台来。而论证比较正规的用法则是指一种理性论证。我们可以发觉最初似乎是相互独立的探究路线，只是一项复杂论证的各个阶段或步骤，而整个论证的力量比其中任何部分都要大得多。一套恰当的、广博的政治社会理论，必须同时是经验性的、解释性的以及批判性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必须如此，以及经验研究、解释及批评如何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等问题，在此一潜在的构思中将可以逐渐明朗起来。
在本书一开头，我不打算把我正准备证明的一个清晰论题提出来。我只提出一个模糊的征兆，暗示有关行动、社会及理论等的基本议题已经在论战之中被提出，而社会科学的批评者和辩护者都只是在自说自话。当务之急乃重新检讨一个受到严厉批判的观念，即相信社会科学应该是研究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和目前已确立的自然科学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某些批评者认为社会科学要模仿自然科学的想法十分肤浅，甚至很愚蠢。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个信念基于一个简单的或过分简化的谬误，例如社会科学都是天真素朴的实证主义，然而实证主义已经被驳倒了，或至少已被彻底修正了，所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驳斥基于此一错误基础的社会科学了。另外一些批评者则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在于肯定事实与价值的严格二分法，而此种僵硬的划分是不可靠的，所以整个社会科学就崩溃了。在社会科学某些批判性讨论中，有一种隐藏的本质主义。有些批评者——辩护者也是一样——总以为社会科学运用自然科学的程序来研究社会政治，只是牵涉到“一个大原则”。只要将此项大原则加以揭露、驳斥，那么整个社会科学就会土崩瓦解，而不必考察各门社会科学的烦琐细节。
由于经常有人倡言社会科学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因此在一个更精微的层次上，反对者就提出种种“不可能性”、“超验性”或“概念性”的论证，以证明要建构此种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因为此种社会科学观根本就是概念上的混淆。我不相信任何“不可能性”的论证能够成立。而且由于哲学上的理由，我也不相信社会研究的认识论地位可能有这种确定不移的、先验的论证。[1]数百年来，对于社会研究的真正性质，虽然有人一再地提出超验的或不可能的论证，然而随即又有反对的论证产生，证明其无法成立，从这种反对论证中可见建立一门研究社会中之个人的实证性、经验性的自然科学，并没有什么不可超越的理论障碍存在。关于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思考已经从这些讨论当中浮现出来了，我并不是暗示把社会研究当作不成熟的或年轻的自然科学的看法没有问题。但是社会研究是不是真正的科学，或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是否无法用科学技术来研究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是混淆（而非厘清）自然科学与社会研究的异同。
我首先要讨论的是，主流社会科学家对于他们的学科的理解。我用“主流社会科学家”是指那些认为社会科学与成熟的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的人。他们相信社会科学最大的成就乃寄托在模仿、修正、适应那些在我们对自然的科学理解中，已然是成功的技术。我们不可把“主流社会科学”想象得比实际的更为一致、更为同质。因为其中不仅对自然科学的本质特征有重大歧见，而且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似性也莫衷一是。然而，我觉得应该重视实际在做研究且在方法论上自觉的社会科学家的意见，而不应完全听信社会科学哲学家的说法。社会科学哲学经常成为自然科学哲学贪乏的同父异母姐妹，只是探讨一些一般认识论的争议，与社会学科的实际研究毫无关联。
诚如我将在第一章中阐明的，主流社会科学家相信他们的学科是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比较年轻而已，他们这个信念源于他们对于经验理论之性质及重要性的理解。因而必须探讨何谓经验理论，经验理论与类型的理论活动（例如所谓的规范理论）如何区别，为何他们认为经验理论对于社会各学科的科学地位是如此重要。尽管主流社会科学家之间有许多的歧见，但是他们对于经验理论之认识论特征以及逻辑特征的理解，却极为一致。不过对于何者能满足甚或接近该种理论的标准却缺乏任何理性共识。
对于社会科学的自然主义观，只有在提出来加以探讨之后，我们方能评估其优、劣，其所见、所蔽。我将集中于直接向这种社会学科的自然主义式理解的主张挑战的三种当代取向。[2]每一种取向皆针对社会科学之基础来进行批判，每一种取向皆提出一种它自认为更高明的社会政治探究途径。
第一种思想取向系基于分析哲学，特别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所倡导的“语言学转向”。社会科学并非两人的主要兴趣，甚至对于他们的研究与社会理论究竟有何关联的问题，也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但受两人影响的许多思想家却论证：以往社会科学家对于行动之性质、描述及说明的自命不凡的主张，已经受到有关语言复杂性（特别是行动的语言）的新见解的挑战了。他们论证，对人类行动的描述和解释要完全纳入经验性自然科学的规格中，根本是错误的见解，而且是观念上的混淆。
再者，最近分析哲学家之间的一个最重要、争议最厉害、高潮迭起的领域，就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过去短短几年之中，我们对“科学形象”（image of science）的理解，已历经了一次实质革命——至少和实证主义者及逻辑经验论者倡导的所谓的正统见解比较起来确实如此。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大部分的著作是以自然科学为对象，但对社会科学显然有重大的影响。对社会科学作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理解，有赖于对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特别是理论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个清楚的掌握。由于一种崭新的后经验主义科学观，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解，从而影响到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各异同方面的合理评判。对于最近之社会科学概念的影响，也许没有哪一部作品比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更大了，尽管他很少论及社会科学。他的影响很纷杂，也很令人迷惑。或许问题主要出在一些政治及社会学者对库恩著作的引用方式上，他的著作甚至被引用来支持互相冲突、矛盾的论调。
第二个对社会学科的自然主义观的重要挑战，来自于现象学。当代现象学创始者胡塞尔的研究，虽然是从考察逻辑及数学开始的，但他把现象学方法应用到了全部的人类经验中。在社会科学当中，他对心理学的兴趣最为直接。有鉴于传统心理学的缺失，有必要把心理学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现象学基础之上。在他的哲学发展中，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本质成为他理解现象学的中心旨趣了。
但是，真正去探求现象学对于社会生活全部的复杂涵义的，则是受到胡塞尔影响的一些学者。舒茨原来关注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后来在胡塞尔以及柏格森的作品中，找到厘清社会学科之现象学基础所需要的思想工具。法国哲学家如梅洛—庞蒂和保罗·利科，不受约束地从胡塞尔那里获得一些观念，将注意力转移到现象学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实在上。最近若干思想家——最著名者莫过于意大利哲学家帕奇——尝试综合胡塞尔和马克思二者的思想。关于现象学对社会科学中经验研究的影响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现象学原来对它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过去二十年间，对于经验研究（特别是在社会学里头）已经发生了重大影响。在美国和英国，现象学派的社会学者及民俗方法学者（ethnomethodologists）逐渐形成一股潮流，他们经常从胡塞尔和舒茨的思想中获得灵感。
对于经验理论，以及那些相信其学科正逐渐向成熟的自然科学发展的主流社会科学家的信念，还有第三个挑战，即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始闻名于世，它包括一群与社会研究所有关的思想家，该研究所于192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此一学派大部分成员，包括核心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及马尔库塞等等，都深受黑格尔、马克思的影响。在他们被逐出德国的时期——正值该所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他们集体建立起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一方面有别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也和教条式的斯大林派马克思主义不同。社会研究所成立的宗旨之一乃从事经验研究，在其避居美国期间，系以权威人格及大众社会的研究闻名于世。但是其成员对于英国经验主义以及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深表怀疑而且极为轻视。
社会研究所于1950年迁回德国之后，出现的最为杰出而且引起最多争议的思想家就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与老一辈的法兰克福理论家不同，他对社会科学、分析性的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理论语言学等的晚近发展都有精深和全面的理解。哈贝马斯重新检视了批判理论的基础，并寻求发展出一套广博的社会理论，将经验主义、现象学、解释学以及马克思—黑格尔等的研究主题，进行一种辩证式的综合。和舒茨以及许多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分析哲学者一样，哈贝马斯对于为主流社会科学家所构想并加以实践的社会科学，公然加以抨击，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实在所涉及的一些核心的认识论议题，也加以探讨。他已经着手在自然主义式的社会科学观之外，另辟蹊径。
因为上述三种取向都根源于哲学运动，这些哲学运动已经深深地形塑了现代意识，又因为三种取向都对于主导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主义加以揭露——一种可能导致理论上及实践上不良后果的科学主义——因此我决定详加检视。但是我并不想撰写一部概论书，也不想站在不偏不倚的裁判者立场，评判各方的优劣。我的主要目标是要发展出一个观点，以便借此综合各种思想取向的精华，而弃其糟粕。
我越多地审视这堆庞杂的材料，就发现有越多的材料可以安排到这里面。于是乎，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一大堆从不相关的观点撷取而来的批判要点和特设性论证（ad hoc arguments）。当我发现在这些材料中，尽管有紧张及冲突，却远比我当初所预料的更为连贯时，觉得大为兴奋。
例如，在探讨分析哲学家对于社会科学的一些批判时，我就问他们对于社会知识有何不同的见解。这些批评者所津津乐道的一些主题，仍是解释社会学和现象学传统的核心问题。因此我就很自然地探讨现象学是否为社会实在的见解提供了一套比较清楚的阐释。进而言之，尽管“硬心肠”的经验主义者、分析哲学者与现象学者之间有重大歧见，但他们其实共同秉持某些基本假定。他们倡导一种理论观以及理论家的角色，这种理论家近乎超然无私之观察者的理想，去说明、理解、解释甚至仅仅描述实际的情况。但是这种理论和理论家的观念，潜藏着困难和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及其枝节就是社会批判理论最初的源泉了。
在从事此一研究时，我想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段名言。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黑格尔描述科学（Wissenschaft），或者说关于实在的完整系统而科学的理解，与自然意识（Das Naturliche Bewusstsein）彼此最初如何看待对方。从其中之一的观点来看，对方似乎都是颠倒错乱的。黑格尔警告我们：
尽管我摒弃黑格尔的主张，谓有或可能有一种最终的完善科学，我们却可以从上述引文中获得一项与本研究相关的、极为重要的教训。在有关社会学科之地位的争论中，特别是基于不同哲学观点的争论之间，我们似乎遇到“一项空洞的保证”，此保证的价值“和另一项保证的价值完全相等”。从争论各方的言行来看，似乎自己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别的观点根本“不足道”。假若我们想要避免这种理智的怀疑主义，必须非常实在地检视某一种主张——黑格尔称之为某种意识形式——设身处地来加以理解，发现它的弱点和内在矛盾，这样就能引导到更恰当、更广博的理解。这就是黑格尔所谓从确定性（Gewissheit）到真理（Wahrheit）的辩证运动。真理有待发现——黑格尔所探讨的每一种意识形式中正确的东西；任务是抽出这种“真理”，因而必须揭露这些意识形式之中错误的及抽象的成分，然后超越这些意识形式，而达到一种更为恰当的理解。
同理，我们探讨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政治理论时，也应从其自身内在观点或其自我理解来加以掌握，看看各种理论的内在困难，如何让我们能理解其各自的错误或片面性，以及各自的真理。黑格尔也教导我们，任何严肃的反思都必须从浅显处开始；完全不顾普通的见解是不行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从审视社会学科的自然主义观及其对经验理论的强调开始。虽然这种观点遭受许多批评，它仍然是一种普通见解。
如本研究这样，要处理那么多的思想家以及那么庞杂的材料的情况下，选择原则的问题通常都是可以提出来的。我深知有好多相关材料我都没有讨论到，还有许多其他探究途径可供我选择。当我进行探讨时，我选择议题及主题的原则将会变得更清楚些，不过在此我可以做一个初步说明。本书主要是为熟知盎格鲁—撒克逊思想传统以及被这种思想传统所影响的人而写的。我之所以强调这点，乃是因为当代社会学科、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讨论，在不同文化脉络中采取非常不同的形式。例如，假若我要参与法国最近的人文科学讨论，我就会聚焦于现象学者、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及综合符号论者的交汇点上。从另一方面而言，假若我要为德国及中欧读者写作的话，我就会检视种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存在主义哲学及现象学，这些学说都影响到重要议题的讨论。在美国（在其他英国移民后裔的国家较不显著）社会科学有一个强烈的自然主义传统存在。许多研究者都毫不迟疑地说社会科学是一门“美国的”学科，他们也以跟较富于玄想的及较哲学性的探究决裂而感到自豪。虽然我将会探讨现象学及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二者都是根源于欧陆传统——但我着重于介绍他们宣称矫正社会科学之自然主义观的不当之上。
甚至更重要的是——这需要另外写一本或两本书来建立我的主张——在盎格鲁—撒克逊有关社会科学的性质以及理论的作用的争辩中所凸显的基本问题，在欧陆对于人文科学及精神科学的探讨中也同样重要。二者被严肃地对待的选择以及讨论的形式显然不同，但二者都关切同样的基本议题。
在本书中，我所讨论的是“社会科学”及“社会研究”。我已警告过一种伪装的本质主义的危险，即未能恰当处理这些名称一向所包括之探究的多样性及复杂性。为了避免浮泛，我的讨论集中于社会学及政治科学的领域。正是在这两门学科中，关于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地位，以及这对于社会和政治知识的含义等基本问题，被人们提出来讨论。但是从头到尾，我都将显示我对于这两门学科所说的，和所有社会科学都是相关的。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读者注意的。我这本书题为“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但是关于“社会理论”及“政治理论”的意义，有许多语言学上的混淆——这也反映出实质上的混淆。有时这些名词主要用来指涉有关社会和政治之性质的哲学思考。晚近，特别是由于对经验理论的兴趣提高之后，这类名词遂用来指谓关于社会政治现象的经验理论。大多数的主流社会科学家都承认社会学与政治科学有所区别，但此区别乃是基于二者在这两个不同领域，所探讨的不同类型的变量或议题。至于二者都志在科学的成熟性以及可验证的说明性理论，则在“社会的”与“政治的”之间并无本质的或范畴上的差别。物理学与化学的差别亦是如此。正如同这些自然科学之间有许多交错重叠和相互交流的领域，社会学与政治科学之间亦复如此。
然而我也欣赏阿伦特及哈贝马斯之类的思想家，他们检视了“社会的”及“政治的”等概念的历史，并告诉我们这类概念曾经被如何应用到不同范畴的现象上，以及研究这些现象的学科如何具有不同的目标。[4]他们的研究不限于这些概念之意义转变的历史。现代人把社会政治研究视为基本上相类似和同质的，其间的差别主要在于所探讨的变量类型，这可说是概念上的革命，他们告诉我们此概念革命的意义。不论获得了什么，也有些重要的东西失落，甚至被压制了。此种现代概念革命已导致对于政治及实践的古典意义——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遗忘。政治学曾一度被当作具有实践目的的学问——在城邦里过着一种美好、正义的生活，而不是当作对政治系统如何运作的一种理论探讨。对于许多社会科学家而言，这种政治学的概念，虽然高尚、感人，现在却显得虚伪。他们认为这种概念反映出事实与价值的混淆、经验性与规范性的混淆，这类混淆也许会阻碍社会政治研究的科学发展。在第四章中，我将探讨区别“社会的”与“政治的”所涉及的争议，因为这与理论之批判功能的理解有直接关联。当然，我们不可能返回到古典意义的政治学。但是，在此回应哈贝马斯的主张，我认为今日的基本问题乃是政治学之古典目标（让人们在政治团体中过着美好、正义的生活），与社会思想的现代要求（获致社会运作之科学知识）二者之间的调和。[5]
我想把这个探究摆在我个人的经验及信念里，来总结这篇导言。这些个人的经验业已为许多思想家所共享，这些思想家皆试图清晰地去思考社会政治现象，并寻求把他们最深刻的思想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关联起来。当代英语世界的思想家不能低估他们的思想、态度、信念，甚至感觉等受经验主义、科学以及实用主义等传统影响的程度，即使有人反抗这些传统。这些传统有若干优点，不可轻易抹煞：他们尽量坚持清晰、严谨。他们忠于公共的及主体间的验证与批评的理想，承认任何知识都有可能错误，且应接受进一步的质问。对于无拘无束的玄想及含糊的蒙昧主义思想具有一种健全的怀疑态度。这些智识上的优点和道德上的优点及政治上的优点都密切关联。人们相信：坚实的经验知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迷信及成见，也能获致明智的行动。但导致启蒙思想家如此高瞻远瞩的许多这类信念，已经变质了。从早期启蒙时代的理想到当代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似乎是一种自然进展。一度曾经是伟大的解放理念，却转变为桎梏人心的紧身夹克。此种辩证发展隐含了一种虚无主义，而英美思想家却经常未加以正视。过去两百年来的思想史，对于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知识以及对于理性论证的界限，已经赋予愈来愈严格的限制了。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将此一辩证发展推到它无可回避的结论：严格说来，我们不能够有意义地谈论价值，因为价值是处于事实以及有关这些事实之有意义命题的世界之外。
此一思想之辩证运动已经有了最为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后果——特别是在社会政治研究方面。一方面，人家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无视于科学的不断进步，我们作为理论家的任务乃是要来解释此世界，即要对于符合科学知识之严格标准的事实，给予理论上的说明。启蒙时代的理想仍然在口头上被承认，因为我们不断地被告知：随着我们经验知识的累积，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进行明智的行动及社会改革。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关于何者是明智的，何者是较佳的，这类理性讨论的可能性却受到了怀疑。我们被告知：此种讨论不仅在科学领域之外，也在任何形式的理性论证之外。分析到最后，也许一切价值立场都是主观的、任意的而且都没什么道理可言。没有任何理性的决定程序足以判定各种价值取向的高下。
以上论述所产生的问题及紧张不仅仅是在思想方面，它们影响到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以及生活的方式。20世纪60年代此种自我异化及危机的重要经验，许多人都经历过。现行社会政治实在的形式以及对此实在之既有的思考方式，必定犯了严重的错误。一个人被教导去接受的最精致的知识形式，和一个人“内心”所感觉的，二者之间的歧异变得非常重大。这段时间诚然是个多事之秋。但一个严重的后果不容忽视，许多人逐渐感觉需要一种更深刻的理解：什么地方发生错误，既有思想的紧身夹克如何支配人们的生活。肤浅的抗议及论战是不够的，目前需要的是一种彻底的批判；重新思考“过一种理性生活”是什么意思；以及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在本书所要说的正是此一转向及探索的历程——一个尚未有定论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