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马丁，我知道你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结果是这样的……”

我听出这是多萝西·坎特（Dorothy Cantor）的声音，她是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的主席。她是对的，我的确等得烦躁不安，因为他们在选下一届的主席，而我是候选人之一，我焦急地等待着结果，但是在怀俄明州的提顿，手机信号经常不太好。

“投票的结果怎么样？”我的岳父丹尼斯坐在汽车后座上，用浓重的英国口音问我。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因为三个孩子在唱《悲惨世界》的主题曲。我咬着嘴唇，很有挫败感，是谁让我掉进了这个政治漩涡？我本是常春藤高校的教授，有充裕的研究经费、积极进取的研究生、设备齐全的实验室，我的书很畅销，我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和习得性乐观（learned optimism）研究声名远播，谁要去当APA的主席？

我的幸福之路

我要当主席。在等待电话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回想起作为心理学家的这40年的经历。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出身中产阶级、13岁的胖胖的犹太男孩走进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生源主要是阿尔巴尼市（纽约州政府所在地）新教徒家庭的小孩、非常有钱的犹太家庭的小孩和天主教运动员。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政时，pre-SATs(4)还没有出现，我通过考试进入阿尔巴尼私立学校。因为阿尔巴尼公立学校的学生一般无法进入好大学，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公务员，但也愿意从积蓄中拿出600美元来替我交学费。他们关于努力进好大学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我在阿尔巴尼私立学校的五年中被女生看不起的痛苦，更别说这些女生的母亲了，她们个个都是势利眼。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才能让那些女生对我有兴趣呢？或许我可以跟她们谈她们的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男生肯听女生讲她们的不安全感、她们的梦魇以及她们的幻想，我试着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发现自己做得还不错。

突然，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的，多萝西，告诉我谁当选了？”

“投票没有……”一阵嘎嘎的电波声，信号又断了。“没有”听起来像是坏消息。

谁来安慰伤心的老兵

我的思绪又回到过去，我想象着在1946年华盛顿特区的情景，军队刚从欧洲和太平洋前线撤回，有的军人身体受了伤，有的则是情绪受了惊吓，谁能治疗这些劳苦功高的美国退伍军人呢？没有他们的牺牲，哪有我们的自由？答案当然是精神科医生，这是他们的神圣任务。德国的克拉培林（Kraepelin）、法国的让内（Janet）、瑞士的布鲁勒（Bleuler）和奥地利的弗洛伊德，都是享有国际盛名的心理医生，专门修补受损的心灵。但美国却短缺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科医生的训练时间很长（8年以上）、学费昂贵，而且筛选非常严苛。不仅如此，精神科医生的诊疗费也非常贵，而且谁有时间一周五天躺在沙发上与医生聊天呢？心理治疗真的有效吗？可否训练相关人员来帮助治疗我们的退伍军人呢？为此，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个问题：“由心理学家来做这件事，怎么样？”

谁是心理学家？这些人在1946年以前以什么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心理学只是一个很小的专业，大部分心理学家都在大学研究基本的学习过程、学习动机（他们研究的对象通常是小白鼠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和知觉，他们的研究是纯科学的，不太关心自己所发现的学习基本原则是否可以应用到别的地方。

那些所谓做应用工作的心理学家面临着三项任务：第一是治愈心理疾病，不过那时大部分心理学家是做测验而不是治疗，治疗是留给精神科医生的；第二是使普通人的生活更幸福、工作效率更高，自我更充实，这些通常是在工厂、军队或学校中工作的心理学家；第三是找出并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孩子。

在1944年通过的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44）的促进下，美国出现了一批专门治疗问题退伍军人的心理学家。国会当时拨款训练了一批心理学硕士加入精神科医生的行列，开始治疗工作；不仅如此，许多人也开始治疗非退伍军人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开始设立诊所并让保险公司支付诊疗费。25年后，这些临床心理学家（又称为心理治疗师）比其他领域的心理学家总和还多，许多州甚至通过了法律，规定只有临床心理学家才可以被称为心理学家。APA主席以前一向是由学术界的心理学家担任，现在传给了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然而，学术界的心理学家对这些心理治疗师的名字却闻所未闻。心理学几乎与心理疾病治疗画上了等号。心理学本来的任务——使健康的人更幸福，生活更充实，已退居其次，治疗心理疾病几乎统领了心理学。

以小白鼠和大二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心理学只进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很快，心理学家将研究转向了有问题的人。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法令创立了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并为其基础研究提供经费。由于NIMH的主任通常是由精神科医生担任，虽然它的名字是“心理健康”，但实际上它很快就变成了心理疾病研究所。从1972年拿到研究经费的课题名称就可以看出它的转向，这些课题都与心理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有关。学术界的心理学家也开始放弃对小白鼠和大二学生的研究，转而研究心理疾病去了。我在1968年第一次申请课题时就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但由于我的研究是要减少人们的痛苦，所以我发现要找到与心理疾病有关的研究并不困难。

想到这儿，我的妻子曼迪突然说：“我们可以开到黄石公园去，那里一定有公共电话。”孩子们在后座上唱得不亦乐乎，我调过车头往回开。

减轻痛苦是幸福的开始

1968年，我在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做助教，我当时只比学生大几岁而已。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究生时，跟史蒂夫·梅尔、布鲁斯·奥弗米埃尔共同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心理现象——习得性无助。我们发现，受到痛苦的电击却又无能为力的狗后来会放弃尝试，只是低低地哀鸣，被动地接受电击；即使后来很容易就能避开电击时，它们也不会去尝试避开。这项研究引起了学习心理学家们的注意，因为动物应该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随机关系，进而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当时流行的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只有在行为（如按杆）得到强化（如食物）时，或者当行为不再得到强化时，学习才会发生。只有具备认知能力，个体才能认识到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但当时的心理学家们认为动物没有认知能力，而且学习理论强调的是机械化的“刺激—反应—强化”（stimulus-response-reinforcement），完全排除思考、信仰和期待。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动物不能了解复杂的偶发事件，无法对未来形成期待，也不能了解自己是无助的。习得性无助直接挑战了这一心理学领域的核心理论。

基于以上理由，我和同事们不仅对这个现象的戏剧性结果或动物令人惊讶的病态行为（动物像得了抑郁症）感兴趣，还想挑战这个现象背后的理论。我受这个现象背后的意义启发，开始研究人类的痛苦。其实早在当年做阿尔巴尼私立学校女生们的所谓“治疗师”伊始，我就开始研究心理问题了。我对学习理论的研究，只是我对心理问题的成因与治疗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中转站而已。

当我坐在农舍改装成的实验室里，在灰色锃亮的桌子前写研究报告时，我并不需要像别的研究者那样将自己的研究与心理疾病挂上钩，习得性无助与心理疾病本来就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第一个研究计划以及以后30年的研究课题，完全符合心理疾病治疗的架构。很快，我们发现只研究老鼠或狗可能会抑郁是不够的，于是开始研究人类的抑郁症。第三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对“抑郁症”进行了定义，你至少要有抑郁症的9种严重症状中的5种，否则你就没有真的得抑郁症。假如大二的学生能够在学校正常读书，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抑郁症患者，因此研究他们就不符合提供研究经费的条件。很多学术界的心理学家最后只好投降，开始服务于精神医学。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这位言辞犀利的精神科医生就曾说过：“心理学不过是模仿精神医学罢了！”

和许多同事不同，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因为我并不在意将研究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只要还是在研究人类的痛苦即可。对我来说，将论文格式改为精神医学的格式，根据第三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标准来界定我的被试只是不方便而已，倒也不能算做假。

对患者来说，NIMH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在1945年，没有一种精神疾病是可以治愈的，也没有一种心理疾病的治疗是有效果的，当时的方法就像是镜花水月，找出童年的创伤并没有成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良药，而切除前额叶也没能减轻抑郁症患者的症状。但是50年后，药物和某些心理治疗手段已经能有效地减轻至少14种精神疾病的症状了，其中惊恐障碍和晕血症已可以完全治愈。

不止如此，心理疾病科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一些过去认识比较模糊的心理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酗酒，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诊断、测量；我们也可以追踪患者病情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将致病原因分离出来；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手段来减轻患者的痛苦。这些进步几乎全部要归功于NIMH研究经费的支持，相对于这些成果，100亿美元的经费真是便宜得很。

我个人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好。在病理性研究模式下，我得到了NIMH 30年无间断的资助，先是研究动物的习得性无助，然后转向研究人。我们认为习得性无助可能是一种抑郁症。我们测试动物与人在症状上的相似性、原因和治疗方法后发现，我们诊所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和被无法解决的问题折磨成的无助者都显示出被动性，这些人在学习上慢了下来，比控制组的人更悲伤、更焦虑。习得性无助和抑郁症在大脑里有相似的生化指标，而且那些缓解抑郁症症状的药物同样也可以用来治疗习得性无助。

然而，我心中一直对只强调发现病因、弥补缺陷的心理学研究模式感到不安。作为一名治疗师，我看到病理性模式对一些患者很有用，但同时也看到另一些患者在非病理性模式下好得很快。我看到这些患者在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后出现了转变：一个曾被强暴的女人终于明白过去的事已无法改变，而未来却操控在自己手上；一位患者终于了解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好会计师，客户却很喜欢他的体贴；一位患者能够有条理地对混乱的情景进行描述，思维开始变得有序。我看到患者身上有着各式各样的优势，在治疗中，我将它们找出来并贴上标签，以使它们成为这些人日后面对各种打击的缓冲器。这种以患者的优势来进行治疗的方式，完全不符合以往的病理性治疗理念：每位患者都有自己特定的毛病，一种毛病只能用一种方式治愈。

在研究习得性无助多年以后，我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原因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实验结果，我一直希望它会自己消失，但它没有。这个实验结果是：并不是所有的老鼠和狗在遭受不可逃脱的电击后都会变得无助，也不是所有的人在遭遇解不开的难题或逃不掉的噪声时都会产生无助。在实验中，有1/3的被试永不放弃躲避，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做多少次实验；但也有1/8的被试从一开始就放弃，根本不做任何努力就马上投降。刚开始，我把这些不符合实验假设的被试排除在实验之外，但是连续十年这种现象一再出现，我终于认为该正视它了。为什么有些人在受苦时永不放弃？又为什么有些人在第一次遇到困难时就马上放弃？

期待与煎熬

我停好车子后立刻冲向旅馆大厅，那儿有公用电话，但是多萝西的电话一直忙音，她可能正在和赢得主席之位的人通话。“不知道是迪克还是帕特赢了！”我自言自语道。我的对手是迪克·史因（Dick Suinn），他是科罗拉多州考林斯堡的前任市长，也是奥运选手的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心理系的系主任。另一名对手是帕特·布里克林（Pat Bricklin），她是心理治疗师，同时也是电台主持人。他们两人过去20年里都生活在华盛顿特区的APA总部，而我是个外地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宴会。事实上，即使被邀请，我也不会去，因为碰到开会，我的注意力比孩子还差。迪克和帕特几乎担任过APA总部的所有重要职务，只有主席除外，我却从来没有在APA总部担任过任何职务。他们俩还都分别做过一打以上各种团体的主席。我在打电话时想，我上一次做主席还是在九年级的时候。

多萝西的电话还是忙音，一种挫败感油然而生，我脑中一片空白地瞪着电话。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检讨自己的反应。我现在就假设会是个坏消息，忘掉自己也曾经做过拥有6 000名会员的APA临床心理学分会的主席，而且做得很好，我还忘记自己是个心理学专家。我让自己觉得没有希望，让自己陷入恐慌；我没有去检查自己的优势，我是自己理论最糟糕的实践者。

我不是天生的乐观者

悲观的人常常以致命的方式建构自己所遭受的打击和挫折，他们很自然地认为造成这个挫折或失败的原因是永久的、普遍的，而且全是自己的原因：“不幸会一辈子跟着我，我做什么事都会失败，都是我的错。”一刹那，我发现自己正在这样做：电话忙音表示我输了这场选举，我输了是因为我不够资格。我没有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选举，所以失败是我自己的原因。

相反，乐观的人具有坚韧性，他们把自己所面临的挫折看成特定的、暂时的，是别人行为的结果。通过过去20多年的经验，我发现在不幸事件发生时，悲观的人比乐观的人患抑郁症的概率要高出8倍。悲观的人在学校的表现比较差，在运动、工作上也是如此，他们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太好，寿命相对较短；他们的人际关系也不好。如果我比较乐观，我会假设多萝西还在试着拨通我的电话，告诉我，我获选了。即使我这次落选了，也是因为临床心理学家比学术心理学家多，人多票多，没有办法。而且我是《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的科学顾问，我是有能力把科学和应用联系在一起的人，假如今年没当选，明年我仍很有希望东山再起。

但我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者，而是一个带有一定悲观色彩的人，我认为只有悲观者才能写出清醒、有条理的乐观书，每天我都在运用我的“习得性乐观”技术。我服用自己开的“药”，而这剂良药很有效。现在的我正在用其中的一项技术——用优势反驳灾难思想。

这种反驳方式很有效，我的精神又振奋起来，然后想到另外一条路。我打电话给雷·福勒（Ray Fowler），“塞利格曼博士，请稍等！”福勒的秘书蓓蒂说。

为什么要当APA的主席

在等待时，我的思绪回到了12个月前在华盛顿的旅馆房间里，福勒与他的妻子珊蒂以及曼迪与我正在开一瓶加州葡萄酒，三个孩子则在沙发上跳，嘴里唱着《歌剧魅影》里的歌。

福勒60多岁，长得十分英俊，留着山羊胡，他常使我想起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李将军（Robert E. Lee）及罗马皇帝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十年前他当选APA主席，APA在他接手后不久就发生了分裂（虽然这并不是他的错），同时有一些不满的学术界人士（我也是其中之一）威胁要退出，因为他们认为APA已被临床治疗师操纵，而这些精于政治手段的人使APA偏离学术轨道，变成了一个支持私人开诊所的机构，完全忽略了科学研究。但是福勒在十年之内将APA带出赤字，会员增加到16万人，使APA与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CS）并驾齐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科学家组织。

我对福勒说：“我需要一些实在的建议，我想竞选APA主席，我有获选的机会吗？假如我当选了，你认为我值得为这一事业付出三年的时光吗？”

福勒安静地思考着这个问题，这个人向来喜欢安静地思考，他是心理学政治风暴中的安全岛。“你为什么想要做主席，马丁？”

“福勒，我想把科学研究和应用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我想用心理学研究来提升心理治疗的效果；我想使心理健康的研究经费加倍。但坦白地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不像上面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你还记得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最后一幕吗？一大堆胎儿飘浮在地球上空，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我想我有一个使命，我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假如我是APA的主席，我会找出这个使命来。”

福勒对我的问题思考了几秒钟后说：“有六个想要竞选主席的人都在过去几个星期中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工作是保证APA主席的任期将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告诉你，你可能会当选，而且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主席，这也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真心话。至于值不值得你三年的时光，就比较难说了。你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这份工作会使你常常不在家的……”

曼迪打断了他的话：“其实你不必考虑这个，我答应马丁竞选的条件之一是我们买辆卡车，他去哪里我们就跟去哪里。孩子们会在家里上学，我们本来就主张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福勒的妻子珊蒂脸上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转换成了欣喜的表情，她点头表示赞同。

最高票当选APA主席

“福勒的电话。”蓓蒂说，打断了我的回想。

“你当选了，马丁。你不但当选了，而且票数还比第二名多了三倍。这次投票人数比往年多了两倍，你赢得的票数是APA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我很惊讶自己居然当选了，但我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拟出施政大纲，然后找到同意我理念的人来帮忙执行。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预防”（prevention）。大部分采用病理性模式的心理学家都注重治疗，当患者的问题变得忍无可忍时才去帮助患者解决问题。NIMH所支持的科学非常强调“有效性”（efficacy）——不同药物、不同治疗方式的有效性，希望能结合病症找出最适合的治疗法。但是我认为治疗已经太晚了，我们应该在这个人还正常时就开始预防病变的发生，如此可以避免以后太多的眼泪。20世纪公共健康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治愈虽然还没有把握，但预防却非常有效。我们见证了助产士洗了手，产褥热就能减少很多；打过预防针后，小儿麻痹症就绝迹了。

我们能否找到年轻人的心理预防机制，使他们不会患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吸毒呢？我过去10年的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我发现教导十岁的孩子乐观思考和乐观行为的技巧，可以将他们在青春期之后患抑郁症的概率减少一半以上。我在《教出乐观的孩子》中很详尽地介绍了这些方法。所以我想“预防胜于治疗”，推广预防的好处及提升其在科学与实践中的重要性，应该是我做主席时所要推动的主题。

够了，治病救人

6个月后，我在芝加哥召集了一个预防工作小组，开了一天的计划会议。12名委员中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他们关于精神疾病的预防方式，这里面很多都是相关领域中最有名的人，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的演讲令我觉得无趣。问题不在预防的重要性或是预防的价值，而是心理科学怎么这么无趣，又把病理性模式拿出来套，把那些有用的治疗法提前一点用在有患病危险的年轻人身上就成了预防。这些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有两点理由使我很难继续听他们说下去。

第一，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些治疗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的方法，不能告诉我们如何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要想预防精神疾病就必须从了解和培养年轻人的优势、能力和美德入手，例如让他们对未来充满期望和希望，并教会他们应对之道，增加他们的勇气、信心和敬业的态度，这些优势的锻炼才能保护孩子在遭受苦难时不会出现精神障碍。

假如我们教导一个属于危险人群的小孩学会乐观及充满希望的技巧，我们就可以预防他得抑郁症。年轻人是吸毒的高危人群，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里，贩毒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将精力花在打球等运动方面，并且在工作上具有敬业精神，那么他们就不太会受毒品的诱惑。但是用这些优势来抵抗压力并不符合病理性模式，因为病理性模式只能修补损坏，而这些人在早期并未发病，还不属于患者。

第二，他们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你能给有患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风险的孩子注射氟哌啶醇或百忧解来预防吗？这样的科学计划只会吸引那些因循守旧的人。一门新科学需要年轻、聪明、有原创力的科学家加入，历史上真正的科学进步都是因为有了新鲜血液的加入。

当我走出旋转门时，一个最反对旧制、主张破除因袭的教授对我说：“今天的会议真是无聊透顶，马丁，你应该让一些有新见解的学术骨干加入这个工作小组。”

把握灵魂，走向美好人生

两个星期以后，我在我家后院与五岁的女儿妮基一起除草时，终于发现学术骨干的真正含义了。我承认我虽然写过一本书及很多论文来论述孩子的问题，但其实我也许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打交道。我是一个目的性强而又不浪费时间的人，所以假如我在除草，我就一心一意地除草。但妮基却不是，她把草丢到空中，又唱又跳，干扰我的工作，于是我责备了她两句，把她赶走了。几分钟以后她又走了回来：

“爸爸，我有话对你说。”

“什么事，妮基？”

“爸爸，你还记得我五岁以前的样子吗？从三岁到五岁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哭闹，在我五岁生日那天，我决定不再哭闹了，那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一件事。假如我可以停止哭闹，那么你也可以不是一个坏脾气的人。”

女儿妮基的一句话正中我的要害！我是一个坏脾气、爱抱怨的人，花了50年时间去忍受心中的阴霾，过去的十年里，我就像一朵乌云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家庭里移动，我所有的好运都不是因为坏脾气而得到的，而是因为虽然脾气不好，但仍然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在那一刻，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

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要教育好妮基不能通过校正她的缺点来做到，她自己可以改变自己，只要她肯下决心，我的任务应该是培养她的优势，从她表现出来的优势中去引导启发她，我把这叫作“把握灵魂”（seeing into the soul），帮助她建立她自己的生活。当妮基的优势发展得很好时，这些优势便可以成为帮助她对抗自己的缺点和抵挡诸多人生挫折与不幸的缓冲器。我现在终于明白教养孩子绝不仅仅只是修正他的缺点，同时还要发掘他的优势与美德，帮助孩子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使他的积极人格特质得以全面发展。

如果心理学的作用是把人放对位置，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并对社会有益的话，那么心理学家们应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们是否可以有一门分支学科来讨论生命中美好的东西？是否能有一套优势和美德的指标，使人们的生命充满价值？父母和老师能否应用这门科学教育出坚强且有活力的孩子，并让他们为进入社会做好准备，为争取更多的机会而发挥他们的优势？成年人可以通过学习这门学科而使自己变得更充实、幸福吗？

心理学中一大堆关于患者受苦受难的文章并不适用于妮基，她所要的，以及全世界孩子所需要的，都是积极的动机（爱、仁慈、能力、选择及尊重生命）。它们和消极念头一样都是动机，但积极动机却会带给我们满足、幸福及希望。积极心理学要问：孩子怎样才能获得优势和美德？因为发展优势和美德才能得到积极体验。妮基让我看清了我的使命，通过这本书我想把这一使命说清楚。

积极心理学还会涉及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牢固的家庭、民主的社会、广泛的道德）如何促进人们优势和美德的发展，积极心理学将会帮助我们走向美好生活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