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经、传皆可信

古代史书，传者极少。古事之传于后者，大抵在经、子之中。而古人主客观不甚分明；客观事实，往往夹杂主观为说；甚有全出虚构者，是为寓言(参看后《论读子之法》）。而其学问，率由口耳相传，又不能无讹误，古书之传于今者，又不能无阙佚。是以随举一事，辄异说蜂起，令人如堕五里雾中。治古史之难以此。

苟知古事之茫昧，皆由主客观夹杂使然。即可按其学术流别，将各家学说，分别部居；然后除去其主观成分而观之，即古事之真相可见矣。然则前述分别今古文之法，不徒可施之儒家之今古文，并可施之诸子也。此当于论读子之方法时详之。惟有一端，论读经方法时，仍不得不先述及者，则“既知古代书籍，率多治其学者东鳞西爪之谈，并无有条理系统之作，而又皆出于丛残掇拾之余；则传之与经，信否亦无大分别”是也。

世之尊经过甚者，多执经为孔子手定，一字无讹；传为后学所记，不免有误。故于经传互异者，非执经以正传，即弃传而从经，几视为天经地义。殊不知尼山删定，实在晚年，焉能字字皆由亲笔。即谓其字字皆由亲笔，而孔子与其弟子，亦同时人耳，焉见孔子自执笔为之者，即一字无讹；言出于孔子之口，而弟子记之，抑或推衍师意者，即必不免有误哉。

若谓经难私造，传可妄为，则二者皆汉初先师所传，经可信，传亦可信；传可伪，经亦可伪也。若信今文之学，则经皆汉代先师所传，即有讹阙，后人亦无从知之。若信古文之学，谓今文家所传之经，以别有古经，可资核对，所异惟在文字，是以知其可信；则今文先师，既不伪经，亦必不伪传也。是以汉人引用，经传初不立别。

崔适《春秋复始》，论“汉儒引《公羊》者皆谓之《春秋》；可见当时所谓《春秋》者，实合今之《公羊传》而名之”甚详。余谓不但《春秋》如此，即他经亦如此。《太史公自序》引《易》“失之毫厘，缪以千里”（此二语汉人引者甚多，皆谓之《易》），今其文但见《易纬》。又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载孟子对齐宣王好勇之问曰：“《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当为《诗》《书》之辞；然“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实为后人评论之语。孟子所引，盖亦《书传》文也。举此两事，余可类推。

近人过信经而疑传者甚多。予去岁《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曾力辨之。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二十册，可以参观。又如《北京大学月刊》一卷三号，载朱君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谓欲“判别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敌共许之法。古书中无明文。今古文家之传说，一概捐除。惟《易》十二篇，《书》二十九篇，《诗》三百五篇，《礼》十七篇，《春秋》《论语》《孝经》七书，为今古文家所共信。因欲取为判别二家是非之准”。朱君之意，盖欲弃经说而用经文，亦与梁君同蔽。姑无论经传信否，相去不远。即谓经可信，传不可信，而经文有不能解释处，势必仍取一家传说，是仍以此攻彼耳，何立敌共许之有。今古说之相持不决者，固各有经文为据，观许慎之《五经异义》及郑驳可见也。决嫌疑者视诸圣，久为古人之口头禅，岂有明有经文可据，而不知援以自重者哉。大抵古今人之才智，不甚相远。经学之所以聚讼，古事之所以茫昧，自各有其原因。此等疑难，原非必不可以祛除，然必非一朝所能骤决。若有如朱君所云直截了当之法，前此治经之人，岂皆愚騃，无一见及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