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回头说说卡纳封村，说说我的行李，以及拖着行李的艾弗·布莱克，他满脸痛苦，嘴里嘟囔着某个小角色的滑稽词儿。

太阳夺回了所有的控制力，这时候我们进入一个花园，一堵石墙和一排柏树将花园和道路隔开。一个碧绿的小池被具有象征意味的蝴蝶花所环绕，一座青蛙铜像占据着小池中央。枝叶虬曲的栎树下铺着一条石子小道，连接起两棵橘子树。草坪一端的一棵桉树用那条条缕缕的浓荫笼罩着树下的贵妃榻。这些完完整整的回忆并非为了炫耀，而只是一种重现美好过去的尝试，依靠的是几张安放在旧糖果盒里的陈年快照，盒盖上雕刻着百合花形纹章¹。

“拖着两吨重的石头，”（用艾弗·布莱克的话说）爬上前门的三步台阶，可惜毫无用处：他忘了带备用钥匙，而星期六下午是不会有用人来应门的，之前他已经说过，无法用正常方式找到他妹妹，尽管她就在房子里的某个角落，十有八九她正在卧室里哭泣，每逢有客人来她都会如此，尤其是当客人来度周末，一直要住到星期二。于是我们绕到房子后面，穿过仙人球丛的时候，我胳臂上的雨衣被钩住了。我突然听到一种可怕的声音，仿佛野人的咆哮，便不由朝艾弗瞥了一眼，但这个狗杂种只不过咧嘴笑了笑。⁽¹⁾

原来是一只靛青色的大金刚鹦鹉，腆着柠檬黄色的胸脯，面颊上嵌着白色条纹，躲在昏暗的后阳台里时不时嘎嘎叫着。艾弗叫它玛塔·哈里⁽²⁾，部分原因是它的口音，但主要是因为它的政治背景。他已故的姑妈温伯格夫人在一九一四年或一九一五年间——当时她已经有点老糊涂了——很喜欢这只不幸的老鹦鹉，据说它是被一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抛弃的，那家伙戴着单片眼镜，脸上有条伤疤。它会说“喂”“奥托”“爸爸”，会的不算多，总使人联想到那是一个忧患重重的小家庭，流落在气候炎热的遥远异国。有时候我工作到深夜，思想的间谍不再传递情报，我就会感觉某个运动中的错字就像是一块淡而无味的饼干，被紧紧捏在鹦鹉那反应迟钝的爪子里。

我不记得是否在晚饭前就见到了艾丽斯（也许当我从盥洗室跑回来，犹疑不定地穿过楼梯口去我那间克己修行的房间时，瞥见她正背对着我站在楼梯边一扇污渍斑斑的窗前）。艾弗特地告诉过我，她是聋哑人而且很害羞，因此到现在都已经二十一岁了，还是没有学会读男人的唇语。这听上去很奇怪。我一直认为这种病症会将人幽闭在一个绝对安全的贝壳中，那贝壳透明牢固，如同打不碎的玻璃杯，里面不存在什么羞耻或虚假。兄妹俩以手语交谈，使用一套他们从小发明的字母，这套字母曾经过多次修改，现在运用的是些复杂可笑的手势，有点像哑剧里模仿各种物品的特征，而不是用象征。我创造了几个古怪动作来加入他们的交流，但艾弗严厉地要求我别装傻，因为她太过敏感。那整个场景（还有一个神情抑郁的老女仆，戛尼斯人，在一边乒乒乓乓地收拾碟子）完全属于另一种生活、另一本书，属于一个恍惚具有乱伦色彩的游戏世界，我未曾有意虚构的世界。

兄妹俩虽然矮小，但匀称优雅，两个年轻人都脱不了家族的外貌特征，不过艾弗相貌平平，淡茶色的头发，脸颊上几点雀斑，而她却是个美人，肤色黝黑，乌发齐耳，双眼清澈如蜜。我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的什么，但我记得她裸露着纤细的双臂，每当她凭空勾勒着棕榈丛或水母出没的岛屿轮廓，我便分明觉得感官的刺激，而她哥哥却以愚不可及的旁白为我翻译她的手势。晚饭后我找到了报复的机会，艾弗去拿我的威士忌。在神圣的暮色中，我和艾丽斯站在阳台上。我点燃烟斗，艾丽斯臀部轻抵栏杆，用美人鱼起伏游动的手势——大约是模仿波浪——指点着沉沉群山间一道闪闪烁烁的海边渔火。突然身后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她猛一转身——却立刻令人叹服地意识到了，沉着地收住急奔的动作而转成漫不经心的舞步。与此同时，艾弗已经滑过拼花地板抢到电话机前，得知了尼娜·莱切尔夫或者其他哪位邻居的需要。后来，当我和艾丽斯非常亲密了，我们还常常回忆当时那出人意料的情景，艾弗带来美酒，庆贺她神奇般的康复，而她竟当着他的面把细细的手指按在我手上：我正紧握栏杆站在那儿，故意做出憎恨的夸张表情，但是，可怜的傻瓜，却来不及用一个欧式吻手礼来接受她的道歉。

(1)fleur-de-lis，法国王室的标志。

(2)Mata Hari （1876—1917），荷兰舞女，名妓，因被控充当德国间谍在巴黎被捕后处死，现多用于泛指以美貌勾引男子、刺探军事秘密的女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