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倭寇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与其他朝代最大的不同点在于，防御倭寇构成了这个朝代抵抗外敌入侵的一条主线。因此，有效抗倭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重中之重。

只要提起倭寇，最令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浙闽地区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实际上，戚继光领导的浙闽沿海的抗倭斗争发生于明朝后期，而明朝的抗倭斗争最先起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和金州，其挂帅人是刘江，比戚继光早了一百多年。当时，旅顺如同一个坚强的堡垒，巍峨挺立在抗倭的潮头，成为抗倭斗争激流中的坚实砥柱。

那么，倭寇为何要入侵包括旅顺在内的辽南沿海？它单纯是海盗、海寇的抢掠行径吗？不是。倭寇的入侵，是日本实行大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明朝的地界转身向后望一望，中国的历史自古就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仅是因为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的缘故，更有日本人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吃掉的狼子野心。而这颗野心的起点，一直可以追溯到唐朝初年的中日白江口之战。

唐朝时期，东亚地区的小国虽然众多，但实力却比较弱，唯有日本自恃强大，并妄图与唐朝在东亚地区争雄称霸。当时，朝鲜半岛南部有一个小国叫百济，东南部有一个小国叫新罗，百济国与日本亲近，新罗国与唐朝交好。

于隋唐而言，朝鲜半岛一直是一个心腹之患。但是，隋炀帝曾出兵征讨大败而归，唐太宗李世民初次对该地用兵也是无功而返，最后只能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唐高宗李治。年轻气盛的李治暗下决心，一定要彻底摆平朝鲜半岛。

唐高宗时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符泽与新罗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的高句丽名声最大，实力最强，对其宗属的唐王朝一直时降时叛，时恶时倨。唐高宗永徽六年，即公元655年，与唐王朝交好的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句丽、百济、靺鞨三国联兵攻取新罗国三十多个城池，“百济频犯境”，日子没法过了，请求唐王朝出兵，为自己主持公道。唐廷下诏劝和无效，小规模武力干涉也未能阻止战争，高宗大怒，于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委派左卫上将苏定方率二十万军马，四百艘战船，经渤海海峡在旅顺登陆，再次挺进朝鲜半岛，意在征讨在朝鲜半岛横行霸道，恣肆妄为的高句丽、百济和靺鞨，并采取“围魏救赵”，断其一方的策略，集中优势兵力，联合新罗军队，大举进攻百济。百济既是高句丽的帮凶，又是日本的盟友。它深知自己抵挡不住唐军的进攻，只能请求日本帮助。对于日本来说，早已不甘于待在小渔岛上钓鱼摸虾了，做起了打败唐军，入主中原，称霸东亚的美梦。收到百济国的邀请，正好将计就计，可以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派出一千多艘战船，三万两千多人的队伍，在百济军队的协助下，浩浩荡荡地登陆朝鲜半岛，扬言要在数日之内扫平唐军。

可是，当日本军队登陆之时，唐军已打败百济，大多数已撤离回国。其远征军主帅苏定方被朝廷调往青海地区防御吐蕃，朝鲜半岛只有部将刘仁轨带领的一支不足两万人的部队和一百多艘战船，形势十分危急。然而，当刘仁轨听闻日军来犯，而且军力大大超过自己时，竟仰天大笑道，“天将富贵此翁矣”！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他在认真查看地形地貌之后部署军队，在朝鲜熊津江（今朝鲜锦江）入海的白江口，将部队分成两部分，形成对日军的合围之势。

白江口地势狭窄，日本舰队在这里施展不开，必然拥挤，因此适宜火攻。加之百济为了鼓动日本人，谎称唐军已丧失战斗力，听说日军来袭，更是胆怯害怕到人人抱膝而哭的程度。这使日本人不禁狂妄自大起来，到达白江口水域后，还没列好阵势就匆忙开战。而唐军阵地则箭矢齐发，将士们在刘仁轨的激励下，人人奋勇争先，驾驶满载火药的木船一齐冲向敌阵。登时，整个白江口火光冲天，大火迫使日舰上的士兵纷纷落水，白江口海面上到处都是日军尸体，海水都被血水染成了红色。此一役，日军有四百多艘战船被烧毁，三万两千人的队伍，最终只有一千来人逃脱。刘仁轨率军乘胜北上，于总章元年，即公元 668年灭掉高句丽，确立了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地位。同时摆出要进攻日本本土的架势。当时执政的日本皇子惧怕唐朝的强大，从公元664年便开始修筑各种防御工事，在对马海峡部署防线，日夜警惕不敢轻慢。即使如此，日本国内仍是一片慌乱，皇子不得不下决心迁都，将京都从奈良县的飞鸟地区迁往日本列岛中部的大津宫。

白江口之战，唐军把日本彻底打服了，从此乖乖臣服于大唐，九百年不敢再犯中国。

并且，从那以后，日本开始向唐朝派出遣唐使，潜心学习中国文化，成为学习中华文化最有成效的国家。我们现在看到现代日本的日语假名、和服、茶道、佛教信仰、建筑风格等等，都是从唐朝克隆过去的，是原汁原味的“唐风”。

明朝初年，日本人突然忘了九百年前的痛，又躁动了起来。当时，日本国内正处于南北朝时代封建割据，诸侯混战的状态。沿海地区的地主富豪想趁机聚敛更多财富，不惜纠集大批武士、浪人、海盗、走私商人等，蹿入中国沿海各地进行抢掠骚扰，史称倭寇。作为重要的海运港口和海防要地，辽南沿海的旅顺、金州、登沙河一带首当其冲，是倭寇侵扰和进攻的重点。进而，北至辽海、山东，南至浙闽、东粤的广大沿海地区，都被搅扰得不得安宁。倭寇十分猖獗，他们不但抢劫财物，而且每到一处都会杀人放火，沿海居民苦不堪言。明洪武二十年，即公元1387年，倭寇进犯旅顺、金州等地的行动开始上规模。公元1392年至1395年三年间的活动尤为猖獗，对旅顺、金州、皮口等地的侵入，致使辽东沿海的海运被阻断。

倭寇犯边，不论从形式到规模，都经历了逐步发展。这就决定了明廷防倭的政策，旅顺军民抗倭斗争的形式，也需不断地调整改变。

最早侵犯辽南沿海的，属于普通海盗，他们大多是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政治、军事企图，主要目的是打家劫舍，抢掠财物，所以是来无踪，去无影，行鸡鸣狗盗之事，得手之后即呼啸而去。后来，海盗演变为倭寇，他们形成了一定规模，在登陆以后，通常都要扎下营盘，建立根据地，伺机围攻村镇，攻打城池，甚至胆大妄为地指定查私贸易的港口。更有甚者，他们在得到日本政府的怂恿和支持以后，有了武装军队的色彩，不仅设立统一领导，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而且有长线作战的具体计划，开始有了明确的攻城池、占领土、阻贸易的政治、经济、军事目的。此时，倭寇活动的性质开始向武装侵略转变。最令人警觉的是，倭寇的头目，可以随时接受日本政府招安，获得日本海陆军将领的官衔，使得军队和倭寇相互勾连，从一定程度上看已经混为一体。这充分证明，倭寇已不是简单、孤立的乌合之众，而是日本军队的补充和帮凶，是与日本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武装集团。不仅如此，为了达到目的，倭寇常常采取联合中国海盗的方式，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倭寇原本较低层次的利益诉求，因为有了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已经变成军政民一体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侵略行径。

日本倭寇不断升级的扩大入侵，极大地震惊了明廷。为了捍卫辽南海疆，维护海上运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洪武八年，即公元1375年，明王朝建立了辽南第一个卫——金州卫，首任都督是耿忠。金州卫统治六个千户所，卫和所都是军事单位，一个所实际上就是一座城堡，加一道战壕，配备有相应的官军。当时，辽东半岛南部有四个卫所，分别是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归山东半岛的登州府管辖，除此之外的卫所归奉天府（沈阳）管辖。所以，那时候辽南民间有一句顺口溜：金复海盖，辽阳在外。

耿忠走马上任后，立即组织建立了以金州为中心，以旅顺和登沙河为两翼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防倭体系，沿黄海海岸建筑了大量土堡。这些土堡位置的选择，均依山傍海，既能直接观察海上敌情，又可以此为依托与倭寇作战，成为抗倭前线的坚固堡垒。

辽南沿海地区抗倭斗争的现实，让耿忠看到旅顺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在奏请朝廷后，他将金州卫中左千户所调往旅顺，从而加强了旅顺抗倭斗争的力量。永乐十年，即公元1412年，耿忠为发挥旅顺在抗倭斗争中的更大作用，在辽东驿站增设旅顺至辽阳专线。那时，辽阳的战略地位高于沈阳，成为整个辽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按明朝律制，驿站置驿递百户，负责飞报军务、运送物资、转运兵员等重大事务，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旅顺与辽阳专线的设立，使旅顺拥有可不经过金州卫，直接将有关军情民情上报，接受辽阳指令的特权，形成旅顺、金州、辽阳三角互倚之势，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抗倭斗争的纵深，这是耿忠的远见卓识和重要贡献。

随着辽南沿海抗倭斗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明廷对这个地区的防务愈加重视，最突出的表现是提高级格，增加编制，扩充军备。永乐十二年，即公元1414年3月，明廷任命刘江为辽东总兵，总理辽南防务事宜。

刘江上任伊始，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巡视海防，第一站就来到旅顺，把旅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非常仔细地看了个遍。当他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指挥整个辽东沿海抗倭斗争的时候，真正被只曾耳闻，今日得以亲眼见到的旅顺震撼了。他已敏锐地意识到，朝廷在旅顺布局的前瞻性。旅顺的抗倭斗争，不仅牵涉整个辽东地区，更在全局上关乎京津安危，干系重大。通过已获取的军事情报和对日本倭寇屡次犯边的特点、规律进行总结之后，刘江判断，倭寇正逐步把入侵的重心由皮子窝（今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登沙河、金州等地转移到旅顺，已经有了占据旅顺，图谋大沽口，威胁京津的战略企图，绝不能等闲视之。于是，刘江在战略上进行了部署，把辽南防倭斗争的重点放在了旅顺。公元1416年12月，刘江命令辽南各驻军，以旅顺为轴心，在望海埚、左眼、右眼、西沙州、三羊山等地修建九座烽火台，派兵驻防。这些烽火台既是单独防守的据点，又能相互联络照应，一处有敌情，其他各处均可及时驰援。

作为总兵的刘江，镇守海防，指挥抗倭作战，从不纸上谈兵，更不道听途说，而是注重实地考察，根据第一手资料做出判断。为了有效指挥抗倭斗争，他几乎走遍了辽南沿海。当他听说望海埚的特殊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展开对倭作战时，于永乐十六年，即公元1418年8月，亲临望海埚巡视。

望海埚地处金州腹地，位于金州城东北三公里的金顶山上，小黑山岭立其背后，大和尚山雄踞西南。登临山顶，沿海诸岛尽收眼底，故称望海埚。望海埚山下是金州到九连城（今丹东市东北部）干线，今称金皮大道，是古时沿海通往内地的必经之路。并且这一带得益于青云河之利，耕田连绵肥沃，村落密集富庶，因此成为倭寇劫掠的重灾区，自然也成为刘江防倭的重点区。刘江看到，此地离金州城不远，并且地势凭高，视野开阔，可容纳上千人，适于驻兵。于是制定了以旅顺为根据地，以望海埚为抗倭前沿阵地的防御布局。在向朝廷报奏得到批准后，刘江不惜人力、物力、财力，修建了以望海埚为中心的五条烽火联络线，下隶十八处墩堡和望哨，陈兵据守，张网以待。

永乐十七年，即公元1419年6月14日傍晚，烽火瞭望哨报告，发现金州东南王家岛上有成片火光，恐有敌情。刘江得报后，预判将有大批倭寇来犯，立即从旅顺起身赶往金州城，调兵遣将，作临战布置。当时，金州卫有步军一千八百多人，屯田军两千来人，还有煎盐军、炒铁军近五百人，加在一起共四千三百多人。为了形成以多打少的优势兵力，刘江急令，从旅顺和大连湾方向再调一千兵员赶到望海域。这样，望海埚拥有兵力五千三百多人，对敌形成绝对压倒性优势。6月16日早晨天刚亮，海上飘起薄雾，倭寇一千六百多人，分乘三十一艘战船从马坨子出发，偷偷由登沙河抵近望海埚海域，弃船登岸，呈一字形鱼贯而入，直扑望海埚城堡而来。

此时，刘江早已制订好全歼倭寇的作战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指挥徐刚率步兵埋伏在山下，一路由指挥钱真率马队绕到倭寇背后，随时可以断其退路。同时，令百户首领姜隆率领将士，隐蔽潜行至海口，准备伺机烧毁倭寇所乘之船。为防万一，打一场有把握之仗，刘江在战前召开了步兵、马队和民间武装各路首领动员会，立约盟誓，此役意义重大，上承龙恩，下载民意，必获全胜，不使遗漏一人一马一船。刘江斩钉截铁地说,“旗举伏起，炮鸣奋击，不用命者，军法从事”。三位首领慷慨承诺，必身先士卒，奋勇向前。然后，各自领命而去。

倭寇气势汹汹，分三路蹿入城堡，不见一人，心疑中计，立即撤出。就在这时，城堡后方旗举炮鸣，埋伏周围的明军尽起，两翼并进，杀声震天。士气高昂的明军将士，人人奋勇争先，杀得倭寇人仰马翻，尸横遍野。残寇不敌明军追杀，慌不择路地向望海埚附近的柳树园空堡逃去，岂知那里也是刘江摆下的空城计。待残寇进入空堡，明军欲追入尽歼，被刘江挥手制止，并以欲擒故纵之计，亲率官兵从三面将空堡围住，只留西门。当倭寇从西门夺路而逃时，再次遭遇伏击。当溃不成军的倭寇残余狼狈地退回海边寻找战船之时发现，海边早已浓烟滚滚，三十多只战船在熊熊大火之中正逐步化为黑炭，再无藏身之地的倭寇就这样在绝望当中全部被围歼。

中日望海埚之战，除缴获枪支弹药无数外，明军共歼灭倭寇七百四十二人，生擒八百五十七人，使来犯者无一逃脱，光是用来载运俘虏的大车就有五十辆之多。

战后，从俘虏口中得知，此次来犯者为倭寇主力，意在打下望海埚之后占领金州城，并绕过大连湾，由陆路直取旅顺。而刘江领导的望海埚之战，则彻底切断了倭寇侵入旅顺的通道，是明初对倭寇作战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此役让倭寇主力受挫，至此不敢再犯辽南，大明王朝辽南海疆平静了近百年。但倭寇并不甘心失败，所以改道南下去了浙闽沿海，戚继光抗倭扬名的英雄事迹，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徐徐展开的。

辽东总兵刘江率领旅顺、金州地区军民，在望海埚取得了全歼入侵倭寇的重大胜利，在中国人民保家卫国，抵御侵略者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望海埚大捷后，明廷封刘江为广宁伯，同时奖赏了二百九十四名作战有功的将士。旅顺和金州的先民们为了纪念刘江，在望海埚金顶山上为他立了祠，把他的功德刻在石碑上，以流传后世。直到今天，当人们看到望海埚山岗上的城堡残迹，还会想起如火如荼的烽火岁月。

时至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即公元1592年至1597年，日本先后两次派兵入侵朝鲜半岛，威胁中国利益。作为宗主国，明廷义不容辞，两次派军支援朝鲜，对日敌的进犯给予了坚决打击。同时，日本人不断挑衅的举动，使明廷嗅到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味道，看透了他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本质。于是大批调拨军队驻守各海口，尤其是辽东各海口，其中尤以旅顺为要。朝廷授命大将周有德为天津、登州、莱州、旅顺等处防倭总兵，把旅顺作为明军水师战船集结和转运军需物资的重要港口。那时候，南来北往的各种战船、商船，成群结队地穿梭于旅顺及周围海域，旅顺港一度盛况空前。到了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8年6月，明廷兵部上奏朝廷建言说，登州、莱州、青州和旅顺作为京津之门户，都是可以信赖的军事重镇，不要让它们再互相统辖，而应各司其职，各担其责——这是把原来受制于登州府的旅顺摆在了和登州府同等级别的位置上，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为了排除干扰，实现这个目的，兵部又命令复州参将协同金州参将，共同“联络声援，以固旅顺陆地之防”。

兵部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在重视和加强海防的整体布局中，真正发挥好旅顺重镇对保护京津门户的重要作用。

到了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时，建州女真势力在辽东迅速崛起，猛力冲击着明朝政权，并步步向辽南逼近，意在打通由辽南到中原的海上通道。明廷采纳了辽东巡抚赵楫的建议，决定在旅顺厚置水军，堵死女真通过旅顺跳板进入中原的海路。赵楫按朝廷要求，调集人马，修造战船，训练水兵，并在金州增设海防周知一员。在旅顺设游击，驻守旅顺兵员由百人增至一千一百多人。万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明廷改设旅顺游击为守备，并命令旅顺与登州划定巡海界限。明廷的这一决定明确了两件事，一是由游击改为守备，提高了旅顺的行政和军事级别，扩大了旅顺的管辖防御范围。二是改变了旅顺与登州的隶属关系。长期以来，旅顺以及金州都为登州府所管辖，是登州府的下级单位。而在旅顺与登州之间划定巡海界限则意味着，旅顺与登州开始平起平坐，从此在各自的管辖区内行使权力，不再有统属关系。

至此，旅顺作为军事要塞，地位更加巩固和突出，英雄的用武之地也更加宽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