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跨文化沟通的界定

沟通指的是人与人之间信息、感情和思想的传递。跨文化沟通与一般的沟通不同，其关键就是沟通的对象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会导致沟通的方式、过程和结果存在差异。因此，误解、猜忌、迷惑甚至敌意等一系列问题在跨文化沟通过程中都是经常出现的。一个成功的跨文化沟通者，不仅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足够的知识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要有全面的了解。

一、沟通的方式

沟通有两种方式：言语的沟通与非言语的沟通。在日常生活中，思想、情感和信息的沟通大多是非言语的沟通。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信息对信息接受者的影响，7%是由双方使用的词汇决定的；38%是由言语线索决定的，包括说话的语调、音量、语速以及其他的语言相关特性；55%来源于非言语的线索，包括面部表情、手势、身体的姿态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沟通质量不是由我们输送的信息决定，而是由我们输送的方式以及在对方头脑里所产生的效果决定。同样的一句话，如“想什么？”“你真坏！”“你真好！”，用不同的语气、语调、语速来表达，完全可以代表不同的意思，反映不同性质的关系。

绝大多数1970年之前出生的亚洲人都看过英国喜剧演员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当时默片电影风靡全球，最著名的就是喜剧演员卓别林的默片，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默片没有声音，不论哪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看得懂，都明白其想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非言语沟通的魅力。默片演员通过大量的面部表情、手势以及身体的姿态等非言语方式让我们了解角色想要表达的内容。在影片中，从头到尾没有旁白，也没有任何对话，只有音乐、场景和动作，却让观众欲罢不能。作为喜剧大师，卓别林的生动表演直接诠释了何为非言语沟通，并能让非英语国家的观众无须借由翻译就能看懂，甚至流泪。非言语沟通比言语沟通难度更大，所以，在卓别林之后很多年，英国才又出了《憨豆先生》这样风靡世界的新默片，受欢迎程度可以说不亚于当年的卓别林。

有着五千多年文化历史的古老中国，有一个流传上千年的非言语沟通的经典故事，那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也有“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样的成语，形容非言语沟通的奇妙体验。借助外在的表现、姿势、环境、工具，不用语言也能表达万千情意和无限思想。

成功的非言语沟通，一直是人类心向往之的高妙沟通方式。哪怕只有一两次成功的非言语沟通，也可以为日后所有的沟通奏响奇美的序曲。

一个巴掌拍不响。同样的道理，沟通的效果也需要双方的努力。因此，任何期待自己的外语达到足够高的水平后才考虑跨文化沟通的人，实际上已经错过了很多跨文化沟通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你对对方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足够的了解，就能进行跨文化沟通。

二、什么会影响跨文化沟通

跨文化沟通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此沟通效果必然会受到一些较为明显的文化差异的影响。

1．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影响跨文化沟通

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中国人对国家有很强烈的认同感并且很重视亲情和友情；而西方人认为个人更重要，个人的自由、独立和权利是他们尊崇的价值观念。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特里安迪斯（Triandis）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调查每个国家公民对自己国家形象的关注程度。结果发现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95%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形象“关心”或“非常关心”；而在美国只有大概30%的民众回答“关心”或“非常关心”自己国家的形象。

这并不是说美国人不爱自己的国家，只是说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强调的是美国文化所尊崇的价值观念——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的意义，这些在他们看来要高于国家概念。

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之一就是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然而，美国人十分看重个人的独立性，受他人照顾的人往往被视为弱者。只要是自己能够完成的事情，美国人一般不愿意求人代劳。因此，在美国，向别人提供帮助、关心、同情是根据对方愿意接受的方式和程度来决定的，这与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正好是相反的。比如，我们主动为年老的外国人或是背着沉甸甸包的外国朋友提供帮助时，经常会遭到拒绝，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难堪。此外，面对不舒服或者是患上感冒的朋友，中国人会建议他马上去看医生，表示真诚的关心。然而，美国人对此并不接受，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私事。因此，当一个美国朋友说他不舒服的时候，你只需说“我听了很难过”（ I’m sorry to hear that）就足够了。

2．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影响跨文化沟通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对跨文化沟通的效果也有影响。比如，中国文化强调中庸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思维还强调全面、整体，中医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西方文化不太强调整体思维（Holistic Thinking），而是强调具体的、个别的分析思维（Analytic Thinking）。因此，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是内外交融，系统调节。我们通常所提到的辩证法，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深层含义也是不同的，例如，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矛盾的冲突，它有立论，有反论，是一种永远处在争斗旋涡中的斗争哲学思维；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辩证法则强调互相依赖，强调矛盾共存和相互转化，有矛就有盾。

在做选择方面，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还有一项很大的差异：中国被试确定选择结果的时间要相对较长，而相比之下美国被试要短很多。

香港科技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做过一项有趣的关于市场消费的心理研究。他们要求参加实验的被试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一个选项是质量很好但是很贵的商品，另一个选项是质量不好但是很便宜的商品。心理学家发现美国被试几乎会马上决定他们喜欢的是哪种商品，但是中国被试在做出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往往花时间较多，他们更希望有妥协的方案。于是，这两位心理学家就让来自两个不同文化的被试再做一次选择，要求他们在质量好而价格高、质量不好却价格低、质量居中且价格居中的三种商品中做出选择，结果发现大多数的中国人选择妥协的中间选项，相对而言，选择中间妥协选项的美国被试要少得多。

此外，有一个很极端的案例说明美国人在选择过程中很干脆，不喜欢犹豫不决。热播美剧《小谢尔顿》（Young Sheldon）里，量子力学课程的大学教授约翰·斯特吉斯坚持多年只选择香草冰激凌，从来没有吃过其他口味的冰激凌。因为坚持这个做法一直不变，所以他节省很多用于做选择的时间。而他的这一做法并非独创，是效仿著名物理学家费恩曼（Feynman），为了减少生命中总要做的那些选择，费恩曼决定一生中甜点只吃巧克力冰激凌。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太疯狂了，中国影视剧里不可能编出这样的情节，而美国人对此却会会心一笑。

除了科学家以外，美国科技精英还会就同一款式的衣服买几十件，节省选择时间。例如，扎克伯格多年来除非特殊场合，平时只穿灰色T恤和牛仔裤，乔布斯也只穿黑色T恤和牛仔裤。

3．不同的沟通风格会影响跨文化沟通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沟通风格（Communication Style）对跨文化沟通的效果好坏也有影响。以讲话风格为例，中国人习惯先讲大的事情，再讲小的事情；而西方人的习惯则是从小往大讲，这从中西方的媒体报道差异中可窥一斑。中国的媒体报道通常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先讲大的背景，再讲小的案例，最后又回到大的意义上；而西方人的报道往往是从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个具体的个人谈起，再引申到大的意义和背景，最后又回到具体的案例和个人上。这种沟通风格的差异就会引起读者的心理预期（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差异，从而影响沟通的过程和效果。

例如，在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报道中，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就与《纽约时报》和美联社的报道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上，还体现在报道风格上。中国的报道从历史意义开始，以全球意义结束，着重报道的是开幕式的表演过程和参加开幕式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而美国的报道，是以具体的事件开始，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评论结束。最有差异的是，美国的报道采用了几个普通中国人的发言，反映了老百姓对奥运会的支持和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而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个具体的普通中国人的相关描述，而都是以全国人民的反应来表达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对奥运会的支持。

4．不同的角色期望会影响跨文化沟通

不同文化所产生的角色期望（Role Expectation）差异也会影响跨文化沟通的过程和效果。跨文化沟通中存在一个巨大的文化差异，就是双方对领导、导师的角色期望有着根本差别。在中国，有些领导和导师习惯被众星捧月，从上到下的地位差别对他们而言很重要，自己的地位永远占据第一，一般而言都是第一个讲话或最后一个表态。与此相区别，西方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经理人，他的在职与否、上台与下台都是由他的业绩来决定的。因此，相对而言，西方人对领导、导师的态度比较随便。这种角色期望的差异在跨文化沟通中就容易产生很大的误解，因为在所有世界文化中人们对有威严的人往往要更加尊重并在表达方式上采用敬辞，而对同辈和下级说话时往往会比较随意和谦和。用词不当往往会产生礼仪判断的错误。对领导或者导师角色期望的差异，以及因为用词不同而产生的理解上的差异，往往会影响沟通的效果。

中国人对长者也有不同于西方人的期待。中国人尊重老人，同时也希望得到老人的支持、鼓励、关怀和指导。因此，即使是陌生的长者，我们也常常以亲属的关系来称呼他们，比如大爷、大娘、大叔、大婶等。这样的称呼显然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即使我们中国人最常用的老王、老李、老张等带“老”字的称呼，也可能会引起西方民众的反感。我曾经开玩笑地告诉一位从事语言学研究的美国同事，我们应该叫他老单，以表示亲切。但是，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不老，别叫我老单。”同样地，中国人对于自己尊重的人，往往很少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除非双方有着非常深厚而亲密的关系。我们还习惯根据职务、身份来称呼对方，比如说某主任、某局长、某老师。在中国，我不止一次地看到父母亲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能够直呼长辈名字。但是在西方，如果在相识的人群中不直呼其名，就意味着你可能不愿意与对方交朋友，从而会让对方大失所望且很不高兴。在美国，即使是自己最尊敬的教授，学生们也喜欢直呼他的名字。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老师的敬爱，而这正好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