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统银行面临的困境
第一节 历史照见未来
尽管每场金融危机都不同，但总伴随着银行风险管理的失误。低效的风险管理框架加上冒进的放贷政策，总会在下一次经济萧条中拖垮运营糟糕的银行。在经济周期中的任何时候，稳健的风险管理原则都是至关重要的。
——穆拉德·乔杜里，苏格兰皇家银行公司银行部前财务主管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失衡影响犹存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世纪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随之结束。在1944年7月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中，44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框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决了黄金短缺的问题，也稳定了世界金融市场，并促进了国际间金融合作，对全球经济发展和资产价格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为基础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固有缺陷也逐渐显露，最有名的是“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世界核心货币，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出现长期逆差；可是作为核心货币，美元必须保持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是一个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
战后重建使德国、日本等工业国家劳动生产率迅速上升，美元与欧洲主要货币间的固定汇率难以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屡现危机。1971年，在历经数年的协调和争执后，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实行黄金和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1973年3月，G10集团同意六个欧洲会员国的货币绑定并联合对美元进行自由浮动。这一决定标志着固定汇率制的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
尽管美国此后与其他9个主要国家试图通过放宽浮动区间挽回布雷顿森林体系，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维护经济增长目标持续实施低利率政策，实际汇率不断贬值，欧洲各国和日本陆续宣布实施浮动汇率政策。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牙买加协定》，修订组织章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终结。以“松绑”为基础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特点是浮动汇率。
在储备货币方面，经历早期动荡后，依然维持了以美元为基础储备货币的格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体系的瓦解而远去。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躯体”残缺但“魂魄”犹存。如果说“双挂钩”和盯住汇率制是表层的制度安排的话，那么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操纵者”，美元作为最主要的“世界货币”，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所在。就此而言，迄今为止，布雷顿森林体系依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依然存在。美国可以凭着其“国际货币发行特权”，采用增发美元来逼迫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升值，从而平抑国际收支逆差和刺激国内消费需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美元为计价单位，以贸易—金融为链条的全球性循环：美国大量发行美元——美国改善国际收支，满足货币需求——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外汇盈余并购买美元——美元流入并诱发美国再次采用宽松货币政策。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正是在上述国际金融格局失衡下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给全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也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失衡的根源，它是一个矛盾体。但无论怎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依然会长期影响世界。
20世纪80年代美国储贷危机：千家银行倒闭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储贷危机，造成大量银行破产，金融体系整体重塑。危机的爆发，有美国自身在越战、中东石油危机后的国内利率倒挂、恶性通胀，也有拉美国家无法偿还美国银行的债务等多方面原因，美国国内商业地产的价格短期大幅下跌成为压垮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造成几千家银行倒闭。
这次危机要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讲起。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使油价猛然上涨了两倍多。由于石油是工业基础原料，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全球各国的严重通胀。整个70年代，原油的价格由3.35美元／桶涨到了32.5美元／桶。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贬值、进口货物价格上升，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很大，1979年和1980年美国的CPI高达13%。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刺激社会总需求过度扩张，这在短时间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却限制了经济周期的自我调整，最终造成了长达十年的滞胀期。
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和高利率造成了以发放中长期固定利率住房贷款为主的美国储贷协会大量亏损，加上货币市场基金等其他有吸引力的金融投资工具不断出现，资金成本大幅提高，储源大量外流，储贷协会危机重重。1974年至1976年，美国几家大银行倒闭，是自大萧条以来的首批大规模倒闭。
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推行以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加恩—圣杰曼法案》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这些鼓励性政策赋予了储贷协会冒险投资的倾向和机会，而里根总统推行的减税政策和OPEC减少石油供给引发的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更助长了金融业和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行业的虚假繁荣，资金不断涌入，房地产泡沫逐步形成以至膨胀。但80年代中后期，经济环境急转直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动乱削弱了OPEC限制石油供给的能力，油价开始下跌，引起房地产价格下降，违约事件频发，70%~80%资产用于房产抵押投资的储贷协会发生大量贷款损失，进而直接导致为其存款提供保险的联邦储贷保险公司（FSLIC）的保险基金于1987年耗尽，无法履行所承诺的赔偿保险金的义务，社会对金融界的信心发生动摇。1987年，美国股票暴跌、银行大量破产，储贷危机爆发。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次储贷危机并没有酿成大范围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储贷危机发生时经济全球化程度还不高，金融市场相比较而言不够繁荣，股市、债市、汇市、商品市场等无论规模、范围、业务种类等都还不大。当时金融衍生品较少，金融杠杆效应不明显，所以相应的金融风险也较小，并且危机的规模不大，受害者多限于储贷机构，没有波及广大购房者和投资者。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业遭受重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银行业开始为日本实体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低息资金。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开始腾飞，并在80年代初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银行业的资产规模也不断扩大。1953年至1970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600美元增长至11500美元，同期日本银行业贷款每年增长11%以上，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1979年到1984年，为了治理通货膨胀，美联储开始大幅加息，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过强导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改变这种处境，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五国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各国一致同意帮助美元贬值。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急剧升值，外需开始变弱，日本政府开始将重点转移到国内，想要通过提高内需促进经济。于是，从1986年到1987年，日本连续5次降息，在低利率以及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大幅飙升。政府利用房地产刺激了经济，企业利用房地产实现了利润增长，银行利用房地产实现了信贷规模扩张。日本的经济、银行业貌似找到了新增长点。
房地产利益链形成后，随着房价的长期暴涨，日本国内开始发生通货膨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央行启动了一轮快速加息，利率从1989年5月的2.5%提高至1990年8月的6%。此时，大量企业开始抛售房产获得生存需要的现金，房价开始急剧下跌。房产抵押价值降低，违约率上升，导致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大量的呆账坏账核销使得盈利大幅下滑。同时，连续加息、信贷泡沫破裂，也冲击了股票市场，股票价格大跌。日本银行业以大量持有的股票作为资本金，因此，股票市场大跌直接导致日本银行业资本金缩水，银行开始资不抵债。从1992年开始，日本大量金融机构倒闭，大银行破产增加，导致日本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信用等级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行动关掉破产的银行或清算“僵尸企业”，而是要求银行不得从出现问题的房地产相关客户撤资，采取延缓呆账确认、转移问题贷款等方式掩盖。因此，日本的银行业危机持续上演。1998年10月，日本通过《金融复苏法》，政府为该项法案拨款5200亿美元，资金被直接注入问题金融机构。不断地向“僵尸银行”注资，使得问题银行苟活，创新和转型动力不足，并不能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效率。日本的复苏道路迟迟看不到光明，进入了“消失的十年”。
房地产泡沫往往形成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伴随着通货膨胀，并且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环境有关，但在货币财政政策突然转向收缩、股市或经济增长开始下跌时，往往会引发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牵一发而动全身，房地产价格的稳定与金融稳定运行密切相关，大量的贷款融资都是以不动产做抵押担保，房地产价格下跌会造成银行资产负债表危机，从而重创银行业。因此，既不能推波助澜导致房地产过热，也不能猛然挤压导致其破裂重伤经济金融体系。
亚洲金融危机：银行体系缺陷暴露
20世纪80年代，凭借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大量资本投资亚洲新兴经济体，东南亚各国（或地区）为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态势，纷纷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在资本助推下，亚洲先后出现了经济“四小龙”和“四小虎”，但由于各经济体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竞相增加产能，导致结构性生产过剩。80年代后期，亚洲各经济体泡沫化严重，贷款与高消费导致经济的虚假和非理性繁荣，企业和银行等市场主体急剧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在实体部门利润严重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况下，银行不良资产激增，过多的银行贷款流向房地产和股市，经济虚拟化现象严重。
1995年，美国经济复苏，进入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胀、低失业率并存的黄金时代，美元开始升值。由于东南亚经济体大多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货币间接或直接与美元挂钩，美元的升值带动了与美元挂钩的东南亚各国货币一起升值，加之日元的贬值，严重降低了东南亚各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1995年开始，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率停滞不前，进口激增，贸易及经常项目产生了巨额赤字。
泰国出口增速从1995年的22.5%直降到1996年的3%，金融市场日趋动荡不安。泰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出口增长率大幅降低，国际收支失衡。由于泰铢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且泰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在外汇储备大量流失后，被迫一再扩大汇率波动幅度。
1997年7月2日，由于投机者大量抛售本币、抢购外汇，已经弹尽粮绝的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当天即下降了17%，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暴跌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被国际炒家做空。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度尼西亚更是损失惨重。中国台湾当局也放弃了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10月下旬，国际做空机构矛头转向中国香港，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稳住了汇率。11月中旬，韩国爆发金融风暴，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韩元危机同时冲击了在韩国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从泰国爆发危机的原因来看，除了经常项目逆差与外债积累，银行业激进开放导致银行体系积累过度外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曼谷国际金融便利”（BIBF），允许本国和外国商业银行从国外吸收存款和贷款，这一激进的开放举措令银行业快速积累大量外债。1993—1997年，泰国外债大幅提升，在银行部门表现最为突出。泰国商业银行外债在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6月高达455亿美元，占全部外债之比达到47%的峰值，其中325亿美元为通过BIBF融入外债。银行业外债多为短债，危机期间引发巨额流出，1992年末至1997年6月，泰国银行业外债余额从66亿美元飙升至549亿美元，危机发生后至1999年即降至188亿美元。遭遇资产端大幅贬值和负债端美元快速流出双重打击，泰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由1997年6月的2523亿美元急剧收缩至1998年1月的1481亿美元，货币收缩通过信贷途径快速传导至实体，引发“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实体经济危机”恶性循环。
此外，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也是导致泰国发生危机的原因。泰国在金融开放的同时并没有建立相对应的管理体系，外汇储备数量有限和脆弱的金融体系难以抵御强大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在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许多国家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的缺陷。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大量吸收外资，实行本币自由兑换、与美元挂钩，实施高利率政策以吸收外资，造成了本币的严重高估。在国际资本大量涌入后，缺乏合理监管，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市。在社会需求不足或下降、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下，股市下跌、房地产滞销、银行坏账增加，金融风险演变成金融危机。许多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从危机后中国的情况来看，因为多年来金融业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业因国际环境变化、金融法治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信用观念淡薄等，信贷资产质量严重恶化。1998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资产率达到32.18%，甚至出现了“国有商业银行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的言论。
为了推动中国的银行健康发展并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在1995年，国家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四家国家专业银行将政策性业务剥离到新成立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同时，对四家银行的行政干预逐步减少，四家银行过去的专业分工也逐步淡化，开始了业务交叉和市场化竞争。第二次是在1998年，国家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补充资本金政策，财政部向四家银行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所筹资金专门用于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第三次是在1999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改革，四家银行将1.4万亿元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华融、东方、信达、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得到明显改观。
四家国有银行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明显改善，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企业改革、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随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大幕拉起，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陆续股改。从2005年开始，四大行陆续成功上市。经过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中国金融业建立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
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后，中国银行业开始大力推进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度、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风险控制、内部控制等微观审慎监管。2004年，出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强化资本监管，督促银行补充资本；2007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开展了《巴塞尔协议Ⅱ》的实施工作，2008年底，中国银行业全部达到了资本充足率8%的最低标准；2009年，为落实逆周期监管，出台了强化宏观动态审慎政策，引入动态拨备制度，要求盈利多的年份要多提拨备，“以丰补歉”；2011年，建立了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相结合的拨备管理制度，并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开始新一轮金融自由化浪潮。金融监管宽松、虚拟经济膨胀、房地产价格暴涨，宽松货币和金融环境支撑的不可持续的过度债务成为引发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为抵消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及“9·11”事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美联储于2001年至2004年间连续13次降息，并保持1%的超低利率长达一年。在宽松货币金融环境下，美国信用消费急速增加，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家庭债务激增。1996年至2006年，美国房价累计上涨了92%，是1890年至1996年房价涨幅（27%）的三倍以上。在2005年房地产泡沫的巅峰时期，房价上涨了12%，是同期实际人均GDP增长速度的近6倍。(1)2008年，美国信用卡债务接近1万亿美元，由放贷机构降低贷款标准发放的次级贷款总额达1.5万亿美元。
从2004年6月起，为控制通胀、维护美元稳定，美联储开始加息，截至2006年8月连续17次加息，基准利率由1%提高到5.25%，导致住房贷款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压力加重，到2006年四季度次级抵押贷款不良率上升到13%以上。(2)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2008年9月15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知名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由于暴露出同次贷相关的巨额亏损而破产，国际金融危机正式爆发。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市场恐慌心理急剧上升，同次贷相关的金融资产遭受大量抛售和大幅度减值，市场流动性枯竭，金融危机大面积蔓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这场危机来势之猛、扩散之快、影响之深，百年罕见。
危机发生后，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金融市场、避免经济衰退，2008年至2014年10月，美联储先后出台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3.9万亿美元资金，美联储总资产由危机初期的0.9万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末最高的4.54万亿美元，扩张了4倍；美联储持有的资产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7年底的约6.1%大幅跃升至2014年底的25.3%，资产负债表扩张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从危机后的监管来看，由于银行业传统业务利润的降低和金融创新技术的长足进步，金融活动由银行的表内业务发展为以资产证券化为基础的“影子银行”业务。影子银行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成功地规避了《巴塞尔协议Ⅱ》和各国相应金融法规的监管，成为集聚金融风险的主要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缺失暴露出来，并推动了金融监管的进一步改革。此次金融危机推动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巴塞尔协议Ⅲ》区别于之前两版协议的重点在于将银行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纳入监管框架。
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开始积极探索新的宏观调控和系统风险管理工具，宏观审慎管理就是其中之一，并加强逆周期调节。各个主要经济体也进行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某种程度上分业经营的理念又开始回归，比如美国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规则停止银行业混业经营，英国在2010年的《威尔斯报告》中提出蔚蓝法则，欧盟2012年的《利卡宁报告》也要求银行集团强制隔离银行法人实体和其他银行业务法人实体，建立起有效的防火墙。国际金融稳定论坛被升级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旨在加强对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制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经济增长从依靠出口更多转向依靠投资和内需拉动。这对于经济稳增长和保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较快的杠杆率上升过程以及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底的141%上升到2016年底的254%，平均每年上升14%。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2008年的57.4%攀升至2016年的61.3%。(3)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以及以钢铁、煤炭等能源行业为代表的产能过剩行业负债增长迅速。2015年至2018年，中国住房按揭贷款余额翻了一番，2015年按揭贷款余额（包括公积金贷款）只有13万亿元，到2018年底已经突破26万亿元。
与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相对应的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翻番。根据银保监会的统计数据，2008年到2011年，四年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加31.8万亿元，超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07年贷款余额的27.8万亿元。2007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52.6万亿元；2011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3万亿元，四年里资产翻番。(4)
当中央政府看到经济出现持续过热时，抓紧进行了宏观调控，收紧了银行信贷。但不少企业的融资大多是短贷长用，普遍存在期限错配，因此，企业被迫将融资需求转向了“影子银行”，甚至是较高利息支出的民间融资，由此带来了“影子银行”在过去几年里的持续繁荣和全民泛金融化的兴起。但是，企业的利润并不足以持续支撑“影子银行”和民间融资的高成本。近年来，“影子银行”的陆续违约、不少网络借贷平台（P2P）和第三方理财平台的持续“跑路”与借贷企业在无奈之下的强制“市场出清”紧密相关。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了中国偏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实体经济带来了较大冲击。幸运的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的次贷相关金融产品数量有限，虚拟经济没有受到过多传染和危害。这场金融危机表明，流动性短缺可能是系统性的，因为流动性可能在几天内蒸发，且流动性高度依赖于环境，这一刻流动性还很充足，下一刻它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