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目前学术界对唐人入仕作官普遍存在着一种混乱不清的看法。或认为及第之年，就是释褐授官之年；或认为进士及第不能授官，还得经过吏部的关试或所谓的取士科考试才能授官；甚至认为关试就是身言书判之铨试，就是“拔萃”、“宏词”之考试，等等。而且，从没有人提出守选一说。其实，守选在唐代是存在的，只是唐人习以为常而不提罢了。在唐代，进士及第不守选即授官，可以说是没有的。唐末昭宗光化四年的“五老榜”是绝无仅有之殊例，然仅此一例也只能产生在吏治紊乱的唐末。至于大中年间于琮进士及第后即授校书郎、拾遗，是以驸马都尉入仕的，已出选门。五代后周显德年间高冕进士及第后即授右补阙，是因为他入对时以所试《平燕论》“甚惬帝旨”而超拜授官，这相当于制举登科（以上数例见本书第二章）。除此而外，在正常情况下，进士及第即释褐授官而不守选，是没有的。六品以下旨授官员考满罢秩后不守选而直接授官，除非符合非时选之条例，否则也都得守选。

唐代常调铨选仅限于守选已满的选人，守选未满而想提前入仕，可参加制举或科目选考试。中唐以后制举逐渐衰落以至于罢停，选拔人才的重担就全落在了科目选的肩上，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科目选中最主要也最负盛名的两个科目，然学术界因对《通典》所说“格限未至”、《新唐书》所说“选未满”之语不甚明了，于是也就不知道此二科的性质、归属，甚至有人将其纳入科举制度、制举科目的范畴中来论述，就更不对了。

自开元以来，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唐代进入了一个全面高涨、百业俱兴的强盛时期。庶族地主阶级从政的愿望与要求也就大大地提高了，使本来就严重的选人多而员阙少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了，正像《通典》所说，当时“八、九人争官一员”，数万人同时拥挤于京师参加冬集，等候铨选，给京城的物资供应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在前人诸多“繁设等级，递立选防”措施都同归无效的情况下，裴光庭审时度势，创立了“循资格”。“循资格”虽有失才之嫌，但它的创立，却对选人多而官位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诸多社会矛盾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使守选、铨选制度化、规范化，使选人和吏部都有法可循，而不再是盲目的。由于许多人不懂得它的用途、作用，于是就认为它是保守的、落后的、反动的，甚至在一些论述历代官吏制度的著作中，将它纳入考绩制，说它是一种仅凭作官时间长短来确定升降与否的考课方法，是对封建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制度等等，这就真是隔靴搔痒了。

对以上在学术界存在的混乱不清的关键问题，本书试图通过大量引证材料，来作实事求是的论述，以还其历史面目。同时，这对于历来出版的唐人年谱、评传、诗文集注等，将起到补苴罅漏、抛砖引玉的修订作用。它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地讨论、研究和补充，故其孤陋寡闻、拾一遗百之处，在所难免，敬乞方家学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