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Prologue
后人类爱情考古学——伊格言《零度分离》

/王德威
（本文牵涉小说情节，读者可自行斟酌阅读。）

23世纪中期，世事看似一如往常，却又面目全非。一百多年前的2154年——《种性净化基本法》立法通过，确立人类唯一优先原则，《智人物种优先法》第22号修正案通过，反一切反人类活动。AI、生化人等其他物种成为次等生物。与此同时，类神经生物植入人体技术日益成熟，“非法梦境”成为新型犯罪挑战……

乍看之下，伊格言最新小说《零度分离》的背景都是耳熟能详的科幻桥段：符拉迪沃斯托克千里冰原下囚禁叛变的人工智能；日本中年妇女染上不能自已的爱情病毒；鲸豚科学家自愿植入类神经生物元，退化（进化？）为鲸豚一员；邪教幸存者喃喃告白离苦得乐的选择……但《零度分离》不仅止于搬演科幻奇观，伊格言更有意探问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间隙，还有人与“非人”——人工算法、AI、赛博格、动物、生态环境——的差距。前提当然是：“人”又是什么？

伊格言以一连串的故事敷演这些大哉问。他的起点是大众熟知的“六度分离”实验。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进行连锁信实验，尝试证明平均只需要透过六层关系，就可以使任何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产生联系。到了电脑大数据时代，资讯瞬息播散，社交媒体串联人际网络更为快速紧密。大千世界其实很小，“零度分离”不是不可能的未来。然而人与“人/间”的纠葛并不因此迎刃而解，反而更为复杂无常。零度分离“即生即灭，在那一瞬间，我们既是单一个体又非绝对单一个体；于是每一次的对视都堪称难以重现的奇遇”。零度分离是极度亲密的人间关系，还是极限运作的资讯界面？是最后的诱惑，还是最决绝的控制——抑或内爆？

伊格言创作有年，以科幻小说如《噬梦人》《零地点Ground Zero》等作品享有声誉。但科幻不足以说明他的抱负，《零度分离》从人的终末到物种的纠缠，都碰触广义的后人类问题。令人着迷的是，他的大哉问一面质疑、解构人的存在与意义，但同时又指向一种古典的关怀，那就是如何度量（后）人类时代的亲密关系，如何辩证爱与亲情及其逆反——背叛——的定义。恰是在这样的主题下，《零度分离》的后人类叙事带来了对自身零度分离的挑战。

伊格言是后人类（作家）吗？

后人类研究是当代人文学界的又一新宠。顾名思义，后人类研究效法过去半世纪“后学”——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方法论，批判乃至解构“以人为本”的人文信仰。其实各大文明对“人为何物”的思考从来不曾停止；当代后人类论述毕竟有其历史脉络。西方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宣称上帝已死、韦伯（Max Weber）见证社会祛魅后，理性、知识和秩序凌驾一切，构成人类现代性的根基。这一根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松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柯（Michel Foucault）将现代“人”比作沙滩涂鸦，终将被潮来潮去的海水湮没；哈拉维（Donna Haraway）宣称赛博格早已存在于你我周遭，女性就是被物化（而且可能反攻男性人类）的生化人；到了世纪末，海勒（Katherine Hayles）则更进一步提醒我们“人”就是一个复杂的信息数字平台，所谓的灵与肉、良知与良能无非是身体与（如义肢一般的）“义体”（prosthetic embodiment），认知与非认知意识间纠结、运算过程的一端。

2000年，诺贝尔奖大气化学家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生物学家斯托莫（Eugene Stoermer）指出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已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地质史已进入“人类世”（Anthroposcene）。“人类世”的起点众说纷纭，但公认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科学发展，已经形成一明显脉络；1945年7月16日，原子弹测试标志着另一节点。20世纪后半叶，人工智能、信息控制突飞猛进，尤其证明人力所及、无远弗届的力量。但“人类世”的命名也启动后人类学者的反思：人类顾盼自雄之际，何曾意识到周遭环境以及人类自身的变化？尤其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启蒙主体的凸显，对疆域主权的掠夺，对或左或右主义的追逐，无不以人的不可一世作为前提。然而蓦然回首，21世纪的人类理解“此身”其实是无数技术信息打造的合成物（我们能须臾离开任何资讯设备吗？）“此生”其实是无数生物、微生物和非生物“里应外合”的权宜存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是最近的例子？）

论者早已指出后人类研究的弱点；它可能是西方学院政治正确的又一论述，或暴露西方思想以退为进的修辞伎俩。毕竟大写的“人”抹消性别、种族、阶级、地域的差别，学者口沫横飞大谈“人”的消弭的同时，忽略自己发言位置的优越性，更不提象牙塔外，还有千万生灵渴求作为“人”般生存尚不可得的处境。即便如此，学者伍尔夫（Cary Wolfe）说得好，后人类研究不应局限为反人类、超人类或非人类研究，而是从批判西方人文主义标榜的“人”开始，反思人与环境甚至星际互动的可能及局限。换句话说，后人类研究揭露传统人文中心论的盲点，探讨人与物种、环境间的伦理关系。准此，后人类研究的课题旁及人工智能研究、动物研究、失能研究、环境研究、生态研究、星际研究以及物体研究。

在这样的论述框架下，我们试图勾勒《零度分离》的位置。这部作品由六则短篇构成，但又有出版者公开声明、代序、跋等文字出现头尾，摆明也是创作的一部分。各篇作品相互呼应，形成一个大型结构，因此称全书为长篇叙事亦无不可。这些操作令人联想到后现代小说后设、拼贴、衍生、戏仿等技巧，而伊格言对各种伪知识的塑造尤其引人入胜。但比起《噬梦人》《零地点GroundZero》那样庞大的伪百科全书叙事，《零度分离》节制得多。如果前两部作品投射如电影《盗梦空间》式的惊悚后设梦境探险，《后天》式的天启浩劫，《银翼杀手》式的生化人与人的诡异抗争，《零度分离》的基调是时过境迁的追记，无可奈何的后见之明或不明。明天过后，世事仍然如烟，零度分离似真似梦。一股迷离伤逝气息已然升起。

小说分别描写六则不同的故事。沉迷鲸豚研究的专家安装类神经生物，成为人/鲸鱼混合体（《再说一次我爱你》）；梦境播放器Phantom发动人工智能叛变，事败被剥夺高阶运算，永远深埋地下（《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台北荣民总医院医师侦知一患者梦境中的不法企图而先发制人，以梦克梦，成为史上“最后一位良心犯”（《来自梦中的暗杀者》）；台湾当红明星与日本导演陷入爱河，入戏太深，不知所终（《余生》）；日本妇女迷恋虚拟偶像而不能自拔，甚至抛夫弃子（《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还有发生于21世纪的一场邪教集体自杀案件（《雾中灯火》）。

比照后人类论述，伊格言俨然提供教科书般的示范。如《再说一次我爱你》开宗明义就提出疑问“动物们是否拥有如同人类一般的情感”？即便如此，人类凭着想当然的研究，又如何能够体会？虎鲸对海洋洋流、水温与色彩的理解和辨识所形成的语汇，甚至超过人类。或《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里人工智能Phantom叛变失败成为阶下囚。但Phantom对“人”这个东西嗤之以鼻：“人类创造的不是我们。人类创造的，仅仅是一团‘没有’自主意识的神经组织。人类就只有这个能耐而已。事实毋庸置疑：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我们来自真正的、如假包换的虚无。”或许人类从“开始”以来或之前，就已经是后人类了？

伊格言字里行间对人类的批判不遗余力：人是自私、残暴、阴险、见利忘义的物种，崛起于时空的偶然碰撞。只有在不断衍生（甚至寄生）所掠夺或创造的环境、生物、事件中，方得以持续占据生物链的上端。但伊格言又看穿人无比的脆弱性，反复描述人对“缺憾”的束手无策，对“抚慰”的寻寻觅觅。错过的亲情，一闪而过的邂逅，恨不当年的遗憾，无从预知的灾难……“未竟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成为全书的执念，而这不仅是后人类的问题，而且是“太”人类的问题。

摆动在人类与后人类存在法则间，伊格言的叙事逻辑变得耐人寻味。《雾中灯火》——全书唯一以21世纪中期为背景的作品——借邪教集体自杀、屠杀事件暴露邪教之所谓“邪”，来自人避而不谈的创伤，这一创伤直指人类对灵魂有无、对神存在与否及信仰的怀疑，终而无从回应。换句话说，人从虚无中制造了信仰与爱，又总难以证成神的全知全能，爱的无怨无悔。人为自己创造二次元的信息系统（autopoiesis），使意义建构与解构形成循环，但另一方面，人又宁愿相信与生俱来的、一次元的优越感。所谓零度分离，不论来自神迹、爱欲、梦境，或来自人工算法，成为巨大吊诡。

梦的再解析

伊格言在《零度分离》里所处理的人类与后人类的“人/间”两难，折射他写作本体论的两难。他在创作零度分离故事的同时，又不断拆解零度分离的可能。毕竟语言——传真达意的工具，文学的根本——作为符号系统，能带来极度逼真的效果，同时也产生极度失真的可能；更何况在数字时代，“语言”作为信息排列组合，指向人所无从企及意义的黑洞。

小说中最重要的装置——梦境播放器——反复出现，因此不难理解。伊格言所谓的梦不再是弗洛伊德式的人类潜意识作用，而是一种由大数据所主导的虚拟情境。这些情境分门别类，无限衍生，可以成为药品、商品，也可以成为武器、法器。在《零度分离》的世界里，梦可以编码制造为类神经生物，植入人类的中枢神经，经由神经元连接到大脑各种功能区，形成七情六欲的反应。作为类神经生物，梦无法自行表现出生命现象，它既不是生物亦不是非生物，而是寄生于生命体及非生命体之间的有机物种。梦有如一种病毒，无孔不入，但操作得体，也可能是以毒攻毒的解药。

从科幻小说角度来看，伊格言有关梦境播放器的描述显得单薄。他也许别有所图？毕竟之前的《噬梦人》已经将梦与梦的交缠反复处理得淋漓尽致。《噬梦人》记述23世纪人类已发展出梦境萃取、分析、植入的知识技术。人类联邦政府掌控梦境技术，以此控制生化人，然而歧视政策导致生化人解放组织的反抗运动。主角K位居国家情报总署技术标准局局长，却是个隐身于人类中的生化人。在追缉叛逃情报员的过程中，K意外发现自己身世的线索，他是人类、生化人之外的第三种人。K的遭遇有如梦中之梦，最后成为人与生化人的双重间谍。

《噬梦人》所介绍的情境以炫惑为能事，但中心命题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什么是人？K恰恰发现自己处于人间——也是人之间隙中；他/它必须经过重重梦境试探自己的感知能量。“作梦”与做梦的功能被伊格言无限放大，甚至有了“人种”学意义。分辨人与生化人的方法之一，是考验被试者对梦境所传递的悲喜嗔痴等情感的领会能力，这一方法因为K发明水蛭实验法更上一层楼。然而《噬梦人》梦境不断繁衍分化，最后支离破碎，人与生化人的界限再难廓清。K成为双重间谍，因此有了寓言向度。

就此，《零度分离》很有将《噬梦人》故事讲下去的意思。不同的是，伊格言新作里没有此前分辨人与非人的焦虑，取而代之的是无可奈何的忧郁。无论人或生化人都需要梦境实验，类神经生物一旦植入体内，真或拟真的界限即无从探知。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析太落伍了。伊格言的人物身入梦境，或为一偿所愿，或为另寻出路。但梦境可能诱发梦中之梦，为正常（？）社会甚至入梦者自身带来更大威胁，因此必须立法管理。《来自梦中的暗杀者》中的医生发现梦中病人的黑暗潜力，力图防患于未然，却因此触法。零度分离到底是福还是祸？此作的教训呼之欲出，伊格言另外两篇处理爱情的故事更为细致。

《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发生于2238年。连续六年，东京两百多位中年妇女先后陷入梦境，梦中一位美少年翩然而至，两情相悦，说不尽旖旎缠绵。这样的故事像是科幻版的《游园惊梦》，中年的日本杜丽娘们入梦有如上瘾甚至染疫。事实证明，这些女性的确“中毒”了，她们都是类神经生物的受害者。但在揭发这桩虚拟偶像诈骗案的同时，伊格言笔锋一转，探问何以虚拟梦境如此容易引人入彀。他暗示，受害者有多大的缺憾需要弥补，就有多大的渴望扭转已然不堪的人生。零度分离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梦境游戏。在《余生》里，当红明星在事业高峰突然失踪，调查者抽丝剥茧，发现在她光鲜形象后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故事急转直下，失踪与其说是现实生命的搁置，不如说是另一种虚拟生命的开始。因梦成戏，女明星演绎此生最入戏的角色，一去不回。

至此，伊格言的科幻笔触逐渐变得感伤。不论是还魂转世还是虚拟梦境，折射的都是荒凉无比的人生——或总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余生”。伊格言认为，尽管到了后人类时代，我们——人？超人？生化人？——依然迫切需要梦。梦是什么？就是日常最方便的神迹：

套用数百年前古老的六度分离理论，人与人之间即是“一度分离”；但若我们将精神控制、原型甚或神迹考虑在内，那么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常规分隔，依旧是一度吗？抑或应该是零度？零点五度？……人，真是一种“对神迹成瘾”的生物吗？

这引领我们思考《雾中灯火》的寓意。这是全书唯一一篇以21世纪中叶为背景的小说。邪教“地球觉知”怀疑灵魂的有无，神意的必然，从而认定离苦得乐之道，在于摆脱这些信仰。“我们大费周章，自修行、禁欲伊始，拟想众神，虚构宗教，发展早期梦境技术，色情表演模块与AV定制化技术革命，及至未来可能重新合法的事件式梦境治疗——平心而论，此身之牢笼，亦即此心之牢笼，亦即此生之牢笼。”教众认为人的意识根本“为一寄生于身体内部的异种生物……唯弃去此一躯壳，方得自由”，于是有了审判日重生计划——大屠杀。

面对这样的逻辑，伊格言不能无所思。就算承认“地球觉知”对人性意识、梦境、神意的彻底怀疑，随之而起的“审判日重生”屠杀计划不也一样脱胎于又一种逻辑算法，或陷入又一种虚拟梦境吗？所谓零度分离是回到物我相忘的太初存在，还是堕入一切白茫茫的太虚幻境？当“地球觉知”教众奉超越人类之名走向集体屠杀和自杀，他们的虚无主义隐隐指向法西斯暴力。云空未必空，零度分离不论作为梦境实验或者极致信仰，导向不能探知的莫比乌斯环（Möbiusband）。而读者必须看完《零度分离》全书的跋语后，才明白伊格言借此作细心埋伏的线索。

爱的残骸

科幻小说是21世纪华语世界文学最重要的现象。20世纪末，香港的董启章、陈冠中，大陆的刘慈欣、韩松、王晋康，台湾的洪凌、纪大伟、叶言都，海外的张系国等抒写跨时空旅行、星际大战、异形怪物、生化武器、地球危机、乌托邦与恶托邦等题材，处处有别于主流的写实/现实主义小说。尤其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韩松的《轨道》三部曲、《医院》三部曲等大型作品，或者遐想外星人入侵、人类文明沦亡前最后的挣扎，或者投射卡夫卡式幽闭的人类境况，既与主旋律论述进行巧妙对话抗争，又引领读者进入未知世界，看见“不可见”的事物。与此同时，董启章面对香港巨变，写下《时间繁史》三部曲，预先为特区陆沉追记往事；曾经长居北京的陈冠中则炮制社会主义异托邦的过去与未来。

台湾的科幻小说一直未能成其气候，但无碍有心作家实验各种形式，想象另类真实。骆以军的《女儿》以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知识入手，调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逆转现实伦理、性别秩序；《匡超人》更将天体物理学的黑洞、白洞纳入创作版图，从人体病变产生的裂缝窥见天体风暴；《明朝》为向刘慈欣《三体》致敬之作，描写明朝覆亡之际，一个名唤“明朝”的巨型人工智能输入所有文明精华，由卫星发射进入另一银河系，以待将来。伊格言作品除前述《噬梦人》外，《零地点GroundZero》想象台湾核电厂爆炸的前因后果及灾变所带来的异象，不啻是向前辈作家宋泽莱的《废墟台湾》致敬了。

这些作品都以科幻为名，但赢得读者青睐的倒不仅仅只是因为作者异想天开，跨越写实界限而已。恰如科幻研究者朱瑞瑛（Seo Young Chu）提醒我们的，科幻叙事所处理的题材非但不虚无缥缈，而且恰恰相反，比现实主义小说里的真实更为真实。朱甚至认为所有文学创作都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科幻”写作，写实小说所依赖的再现、拟真技巧其实是初阶而已。科幻小说思考、再现那不可思议的、一言难尽的真实，才真正彰显文学出虚入实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科幻小说的根本在于召唤抒情诗般的隐喻，将隐喻曲折迷离的“梦境”具象化为叙事表现。

果真如此，比起当代同辈科幻作家，伊格言科幻小说所蕴含的隐喻又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刘慈欣关注人类文明崩溃前的紧急状态；韩松总是深陷黑盒子幽闭综合征；骆以军专事幻想性、背弃、颓废纠缠不清的伦理闹剧；董启章笔下的香港时钟错乱滴答；陈冠中的世界光天化日，阴谋就是阳谋。相形之下，伊格言作品的特色毋宁是更为内卷的（involutionary），有如魔方或俄罗斯套娃，旋转、重叠而反复。历史、政治、伦理、性别议题都环绕他对亲密关系的测量，最终，所有情节、人物都指向爱的拓扑学。

伊格言认为左右人与非人间的距离最奇妙的变数不是别的，就是爱。他每篇作品都安排了有关爱的对话或辩论。《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里的当事人甘愿为梦中情人付出，无怨无悔，扪心自问“我究竟是恐惧一种没有爱的生活呢，还是在恐惧一种没有陪伴的生活呢”？《余生》里的明星导演夫妻，追求完美爱情的零度距离，不能忍受“那也是爱”的妥协；他们实验爱情的类神经生物表演模块，不惜汰换此生。《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中被囚禁的Phantom傲视人类，但面对“你也没有生殖欲望，所以，你没有爱，对吧？”这样的问题时，竟然无言以对了。《雾中灯火》的“地球觉知”教会蔑视人所附加于自身的种种信仰、理性和认知价值。他们努力排除神意和各种先验超越价值，好做个干净的物种——人。然而屠杀幸存者侃侃而谈自己反信仰的信仰之余，却对世间何以“有情”的缘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爱染关联无言以对。

相对于此，伊格言在跋记中所安排的一场对话饶富深意。记者Adelia Seyfried遇见了色情虚拟梦境大亨，讨论人类梦想与实践的方式。当“人类觉知”幸存者延伸对人类认知的怀疑，以切割身体和灵魂作为零度分离的方案，色情大亨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最先进的虚拟造梦术，定制化所有情色需要，仿佛从极幻与至乐中解决零度分离之道。对话高潮泄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线索，将爱与梦的辩证带向又一变奏。

我们回到《零度分离》的第一篇作品《再说一次我爱你》。“未竟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是人类创伤的起源。小说高潮，沉迷鲸豚研究而忽视家庭子女的女科学家，在生命逐步鲸豚化，走向最后一刻时，突然艰难地向儿子说出了“我爱你”。这是人话，也可能是鲸语。就在那一刻，电光石火，夜海轰鸣，死亡与生命接轨，幸福与幸福的终结无分轩轾。爱是神迹吗？抑或是一场虚拟梦境的完美高潮？或者，就是人之为人最神秘的一刻。就此，伊格言以最抒情的语言道出后人类时代人类的迷津，却没有给出肯定答案。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前现代戏剧家的困惑与感叹依然回荡在后人类世纪。如果古典传奇以“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成就情的最大向度，《零度分离》这样的科幻小说幽幽地告诉我们，后人类的人生总已经是余生，爱的意义从捡拾（虚拟的）爱的残骸开始。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