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政治在法国人生活中的地位

法国的政治史通常被描述为一部失败大事记，法国的政治也因此让人看不明白。但是若把政治史看成失败史，就是没有看到政治在法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受到各种革命活动、内阁危机和丑闻流言折腾的国家。长期以来，各种权力与冲突似乎一直是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法国的各个政党一直没能拧成一股绳，只好以联合政府的形式治理国家，而联合政府又因内部倾轧近乎瘫痪。在选举中胜出只意味着该政党能偶尔促成积极的改革和真正的变革，因为新法律从颁布到执行往往要历经多年，越过重重障碍。无论如何，人们认为法国直到20世纪仍被掌控在高度集权的官僚手中。由于整个国家过于分裂，打破这种僵局并不容易。老问题还未解决，新的争议就接踵而至，结果就是人们讨论当下问题的时候依照的还是历史先例，对旧事物的念念不忘会激发无法消除的敌意。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宪法委员会、地方部门都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所以大家在政治上只能达成局部一致，其间，妥协在所难免。好像是为了对妥协有所补偿，大家常常要找出一个“原则”，但这个“原则”又让大家难以接受自己所做出的妥协。冲突发展到最后，努力往往会变成徒劳。

要想了解法国政治，人们就必须先忘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人们对该模式评议甚多，尤其是法国人。他们往往下意识地认为：因为法国实行的立宪政体多多少少和英美政体类似，所以它运行不畅一定是源于自身没有发展出成熟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两党制。法国的确从别国借鉴了一些理念，但是它已经把这些理念完全融入自己的政治传统，所以追根溯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了。法国选举和议会的功能及特点大大不同于其他国家。在评价选举方式和议会惯例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人们如何看待其背后的权力，因为权力保证了选举和议政的顺利进行。法国的历史跌宕起伏，君主制曾盛极一时，其“历史遗产”之一就是对权力的滥用，至少滥用于内耗。宪法的功能就是对权力运用进行控制和限制。拿破仑三世在重建他叔叔拿破仑一世令人炫目的帝国时，甚至将权力下放，给予个体更大的空间以调动其能动性。戴高乐将军在振兴法国、重获法国海外声誉的时候，更将互助协作而非国家控制作为国家复兴的关键。再者，第三共和国为保护民众，曾不遗余力地防止政府权力过于集中且凌驾于大众之上。此举产生的良性后果就是民族主义日盛。由此看来，虽然盛行于法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效率低下，特别是在制定法律和建立强大永续的政府部门方面，但这并非初衷。相反，该政治制度在保护民众免受过分干扰方面高效有力，使大家能够自由自在地表达个人偏好。议会颁布的宪法使官僚作风无立锥之地。政治权力和管理权力基本上被当作防御机制，就算有些混乱出现，也无伤本元。政治技巧更多地用于澄清疑问、摆脱麻烦，而不是用于政党操纵。当然，曾有少数派别反对此种政治制度，这实属正常。要想了解政治的作用，我们就必须把政治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最好不要先看政府的核心机构，着眼点应该放在省、镇、村庄，在那里可以看到民众对政府的期望是什么，也可以看到当地人怎样理解和执行“巴黎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政治家是如何在具体环境中工作的。

法国政治生活中令人瞩目的一点是，某些地区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跨度里从未改变其选举方式。例如，法国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选民是保守派坚定的追随者，从反革命时期开始，经过漫长而令人绝望的君主制时期，再到独立的右翼党派执政的现代，他们的立场从未改变。相对而言，极左翼的支持者一般在法国南部和中部地区。该党派于1815年的“白色恐怖”中在上述地区遭到迫害，又在1849年的选举中，以“山岳党”的名义胜出。如今，共产党仍然从那些地区吸收力量。研究这一现象的先驱是政治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他发明了“选举地理学”这一术语，后以“选举社会学”之名广为人知。这为人们审视党派分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西格弗里德的优势在于他既熟知法国，又能适当与之保持距离。他是新教教徒，是一个白手起家、美式百万富翁的儿子。他年轻时周游世界，口音带着外国味儿。他穿着方格粗花呢的衣服，像是从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中走出来的环球旅行家。在连续四次选举（1902—1910）中，他试图进入议会，但都失败了。之后，他像法国政治社会学奠基人托克维尔一样，开始探究自己玩不转的政治，试图解开那些政治之谜。西格弗里德的《法国西部政治描写》（Political Portrait of the West of France）一书具有独创性，其中选用了他参选过程中掌握的翔实的地方知识，他据此认为，政治派别可能与某一地区的“脾气秉性”密切相关。他写道：“像人一样，地区和国家也各自有其脾气秉性。”在这一著作中，他试图将“这种深藏在潜意识中的心理状态转换成清晰的术语”。他先对该地区进行地理学研究，然后按照土壤和植被类型对其进行划分，例如用花岗岩、林地、白垩平原、第四纪沼泽地来区分。西格弗里德还制作了人口密度图和分布图，标注了哪些地区的村落人口聚集度高，哪些地区的人口分散在农场。然后，他把这些地图和有地住宅地图相比较，在有地住宅地图上标画了大、中、小区域及其所有权归属情况。最后，他研究了每个市镇（commune，法国最小的行政区）的政治形势，形势由市镇居民的投票情况和他们所选代表的得票情况反映。西格弗里德非凡的成果之一就是研究出了一份“要素索引”，这份“索引”能帮人们预测某个村庄选举的结果。决定性的要素是土地等财产。

如果主导某个地区的力量是大地主，并且农民需要直接依靠租种大地主的土地来过活，或需要间接地讨好他们，那么农民参加选举时就会随着地主支持右翼。如果某地有许多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那他们就会坚定地支持民主。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往往政治生活活跃，这种地方的居民也多支持左翼。分散居住使人们基本无法进行政治讨论，在此情况下，乡村贵族就成了最有影响力的人。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教会的权力。有的地区的神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超过了贵族。在法国西部的昂儒，贵族把不动产保存得最为完好，因此仍然得以过着光鲜的生活。但是在西北部的布列塔尼，贵族旧日的风光不再，他们常常陷于困顿，穷苦潦倒但仍狂妄做作，失意沮丧，缺乏能动性，所以他们的权威日渐衰弱。在这些地区，神父的收入很高，比如勒福尔戈埃地区的神父从源源不断来朝拜的教徒那里获利丰厚。1913年，他一年的生活花费达到5万法郎，因此成为“教区之王”。当然，让他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要素不单单是财富，更重要的是，教士阶层被看作本地成长的精英，颇受爱戴。在莱昂就是如此。虽然拥有小产业的人在此地占主导，但教士们的权力是无上的。因此，培养教士的勒斯尼文学院（the College of Lesneven）的院长就成为本地的“大选民”，他的圣秩被广泛颂念。

还有一些地区虽然经济状况与上述地区相似，但国家层面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在沿海地区，由于涉及海军征兵的具体问题，选民热衷于投选有官方背景的代表。海关、灯塔、军工厂等大量国家部门的工作机会使得政府成为“好处派发者”，谁也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许多人认为站在政府一边是明智之举，因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在宗教气氛不太浓厚的地区，比如，在当时的诺曼底和曼恩，当地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选出候选人。在某些地区，政府的权力掌控在某些团体、组织手中，它们不仅给当地提供了很多公务员职位，而且它们管控之下的保险业和铁路方面的工作机会不少。尽管上述因素都会对选民投票造成压力，影响他们的选择，但是候选人本人的情况对选民投票的影响似乎也不小。一个熟谙如何用个人魅力取悦选民，知道如何让自己的言行符合选民期待的人，即使不属于任何党派，仍然可能获得选举的胜利。最后，当然还有这样一些地区：人们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对任何学说都不在意，只埋头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

西格弗里德最后归纳说：“流行的观点认为，选举什么都不是，只是思维混乱、心血来潮的操作。通过远观和近看，我的结论正好相反。假如正像歌德所说，‘地狱自有其法则’，那为什么政治不能有自己的法则呢？”西格弗里德所谓的“法则”乍一看简单至极，即选举结果是由社会关系、居住模式、职业、宗教信仰或神秘的族群性格决定的。这一结论暗含的意思是：选举无须涉及意见的表达，无须在治理国家的不同观点之间做出选择。他认为只有在村镇，人们才有真正的政治生活。大多数农民跟随领头的贵族、宗教人士或者政府官员进行投票，而这些领头人利用农民的选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那么，按照西格弗里德的看法，选举的功能无非就是将各种各样深藏不露的“性情气质”隐藏起来，让法国看起来和谐统一，或只是分化成了左、右两个基本派别而已。

人们越仔细看西格弗里德的书，就越能清楚地了解他的研究资质是什么，他保留的看法是什么，他如何巧妙地依赖直觉进行研究。他把法国政治简单化了，手段是只说其思想内容的局限性。他证明了政治有深层的心理学意义。他没有陷于不同的政党标签和纲领的混乱之中，而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从选民的态度问题转移到了邻居身上和那些遥远的选区上。西格弗里德没有说自己是科学家，也未承认经济学家的头衔。他参加了“道德和政治科学学会”，隶属于学会的“道德部”，并为此感到自豪。他说：“因为研究道德的学者不负责树立道德标准，而是讨论人的行为规范，所以应该把我看成研究道德的学者，这是我最为自豪之事。”其著作的价值仅在于启发性，他自己对此也有正确的认识。他痛恨那些声称无所不能的简单的解释。这位“选举学之父”写道：“我对标准问卷、事前准备好的框架和死板的研究架构有一种恐惧，僵化的架构据说能清晰地表现人文精神，但实际上反而毁了它。”他认为在研究中应经常变换研究视角。他相信直觉的功能，相信理解的力量，这种理解并非基于数据，而是基于好奇心，特别是情感好奇心，即对各种生命形式自然流露的同理心。他反对专业细分，因此他写的书涉及的地区广泛，有美国、英国、新西兰及南美洲。他厌恶采用过于精细的研究技法。使他深受鼓舞的是，一大批选举社会学家表达了对他的忠诚和拥戴，选举社会学在“一战”后成为政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选举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围绕“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进行，他们发表了多部专著，把对法国政治的理解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西格弗里德的研究硕果累累，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他的概括性结论并不是从真正严谨的研究中得出的。比如，他表达过一个观点：旺代省以大产业主为主，但他只用了20个县中3个县的数据作为佐证，而对于其他县的情形，他只用“也是如此”隐晦地带过。他评估教士影响力的时候，是用私立女校的地图进行说明的，并未采用任何和宗教相关的数据。他的选举地图过于笼统，表示51%的“大多数”和90%的“大多数”时没有区别。他用提出新问题的方法回答了许多老问题。他用宗教信仰来解释右翼选举，但是对具体原因的探查又流于表面。他提出的规则不具有普遍性，且衍生出一些异常现象。新一代选举专家用简明的方式指出了他的观点的极端性和缺陷。例如，下诺曼底地区多小产业主，贵族很少，该地区没有宗教，也没有保皇传统，按理说选民们都应该投选左翼，但相反，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该区选民一直坚定地支持保守派。同样，在布列塔尼的特雷戈鲁瓦地区，大产业主居多，有权势的贵族居多，但该地区在1910年突然选择支持左翼。原因何在？西格弗里德的回答是，他们最后终于“敢支持了”。但是，他没有阐明为什么其他地区的人不敢反抗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和教士。如果说这种压迫性的力量只需用勇气就能推翻，那它该有多么微弱呢？一旦除去西格弗里德研究中微妙的心理学色彩，他“构筑的大厦”就会倾覆。然而，好的一面是：它激发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同他的著作一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独创性。

西格弗里德研究了14个行省。而研究人员保罗·博伊斯只选择萨尔特一省进行仔细研究，因为萨尔特省的情况更易于掌控，特别适合这种研究。该省的西半部选民在大革命时期有保王传统，在1848年投选了右翼，自此以后，这一立场在所有的选举中从未改变；东半部选民则拥护共和，在1849年投选了“山岳党”，然后逐渐成为共产党坚定的支持者。左、右两派的分界线贯穿依科莫伊（Ecommoy）县，该县很小，小到可以对其进行真正深入翔实的调查分析。如今，依科莫伊县下辖的一个市镇是拉莱尼（Laigné），它反对改革，态度保守，但是这里以农民小土地所有制为主。依科莫伊县下辖的另一个市镇是圣-马尔斯（Saint-Mars），它非常拥戴共和党，但是它并没有很多小产业主。由此可见，西格弗里德得出的“公式性结论”站不住脚。博伊斯对萨尔特全省的产业所有权进行的研究表明，不管是保守区还是共和区，每个区域都存在大产业和小产业。西格弗里德有时收集不到有关财产权的信息，博伊斯因此不再把财产权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特别是在调查贵族地主对农民如何施加影响时，博伊斯发现贵族拥有土地的份额实际上很少——低于25%，而且主要是林地。14位农民中只有1位靠着贵族过活，在林区，这种依赖可能会变成服从，直至变成敌意。再者，如果仔细研究这些佃农的租约，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农民受到严苛的对待，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19世纪80年代的农业危机之后，严苛的条款从租约中被剔除了，尽管如此，农民选举时反对或支持的派别却从未变过。

萨尔特省东部和西部的政治差异是贫富差距造成的吗？这种差异确实存在于东、西部——西部比东部更繁华富裕，但这种繁华到1880年大萧条时期就结束了，西部之后就没落了，比东部更穷。然而，不论何时，不论贫富，西部支持的一直是保守派。

也可能是大革命和旧政权导致了东西部的政治差异：和西部相比，东部受特权阶层的压迫更甚。但如果仔细查看《1789年录》（Cahiers of 1789），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对贵族和教士阶层充满敌意的不是东部民众，反而是保守的西部民众。

西格弗里德认为占有土地的多少是影响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对此，博伊斯并不认同。他认为，获取土地的方式及相关的社会状况如何才更为重要。在萨尔特省，农民占有12.5%的土地；资产阶级占有51.5%的土地，比特权阶层多。众所周知，大革命时期卖出的大部分土地都是资产阶级买走的，萨尔特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萨尔特省的西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比较富有，他们希望能在市场上买到土地。由于西部的土地质量更好、更值钱，资产阶级渴望买到西部的土地，基本上不过问东部的土地。结果就是，大革命加剧了西部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对西部农民来说，大革命就意味着资产阶级这一入侵者遏制了他们购买土地的强烈需求，意味着他们必须和贵族联手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东部土地贫瘠，出售的都是小地块，很难吸引资产阶级买主，所以各方之间不会产生什么敌意。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导致了东、西部对资产阶级产生不同的看法。农业是该省的支柱，但是有些农民光靠耕种很难维持生计。由于西部的土地更肥沃，西部农民比东部农民的收入高三分之一。因此，东部农民为了弥补耕种收入的不足，开始从事手工业，于是东部农村地区高达20%的人口做了织工。西部和北部也有人做织工，但他们住在城镇，和农民没有接触，对农民也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西部几乎没有农民织工，当地的农民种植大麻类作物，并运往东部。相较之下，东部的织工和农民都居住在村子里，接触密切。其结果倒不是种大麻的变成保王派，农民织工成为共和派，而是手工业活动带动了城乡之间一种独特的互动。商人到村里给织工提供原材料、收货，并带来城市观念，因此编织区和城镇在不断交流。事实上，织工们都乐于接受革命思想，一个特别的原因是：他们妒忌比他们富有的西部农民。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富裕农民吃自产的农产品，从飞涨的物价中获利，因此生活宽裕悠闲。而织工们必须自己花钱买食品，但他们买不起。织工们还对政府充满恨意，因为政府管控他们的生产活动和产品质量，这无疑会减少他们的收入。西部居民主要围绕教会生活，和城镇接触不多。教会对西部居民起的作用，犹如城镇对东部居民起的作用。西部居民感到孤独时会去教堂，当来自城里的密探意图推翻他们的神父时，西部居民会齐聚教堂守护。这样看来，东、西部产生根本性政治差异的原因既不是财产，也不是地形地貌因素，而是东、西部居民对改革和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这样的态度主要反映在土地购买热潮和城乡冲突上。手工业者把革命思想由城镇渗透乡村。需要强调的是：到19世纪末，没有任何城镇投票支持过保守派。

如果以更广阔的社会学角度看，我们还可以把上述观点进一步拓展为：先进思想的传播和城市化的发展紧密相关。先进思想不仅出现在城镇，也渗透了受到城市化影响的乡村地区。这些乡村地区为城市市场生产产品，并通过公路运输和频繁的货币兑换与城市市场连接。有人在研究吉伦特省的拉雷奥尔县时发现，在第三共和国初期，人们选投左翼的行为开始于该县县府，然后逐渐蔓延到乡村，但到1914年之后，这种趋势又回到了县府。这一例子具有动态性，由此说明选举地理学并非总用静态的眼光看待政治。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研究了1793年法国旺代省的情况。他说，人们普遍认为与城市隔绝的经济落后地区肯定持反革命态度，这一看法过于简单。他试图找出该省反革命情绪如此高涨的原因，并提出，反对革命的呼声并非出现在极其落后的地区，而是出现在开始受到城市影响但尚未完成城市化的乡村地区。反革命代表着两种势均力敌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城市化对农村的影响具有选择性：一开始，影响的对象只是某些阶级和某些群体的行为。冲突的双方一般是专注于本地事务的居民，以及具有开放意识、注重国家事务的居民。社会人类学家朱利安·皮特-李维斯（Julian Pitt-Rivers）研究了一个法国村庄。研究显示，村庄里的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使用习惯。当村民谈论动物、耕种、天气和家庭事务的时候，他们选用方言；讨论政治、时尚、教育、商业和国家大事的时候，用法语。今天，大多数法国村民已经学会使用方言和法语这两种语言，也已适应这两种文化，但一个世纪之前，本地文化还曾面临法语文化的入侵和冲击。假如城乡冲突是由于相互不了解、不相容产生的，那么人们可以想见：在城乡隔绝程度最高的地区，二者之间的冲突也应该是最厉害的。两群人如果不碰面也就斗不起来，所以两种文化一旦相遇，冲突即起，紧张气氛加剧。城镇代表把官员或商人等外部新力量引介入村，对村里旧有的统治阶层和权势分配模式形成挑战。这股新力量按着新思路将本地的竞争者重新改造，帮他们和国家相关部门建立联系。最激烈的反革命斗争没有发生在遥远的旺代省的林区，而发生在绍莱周边的地区。在这里，18世纪兴起的纺织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引发了新旧势力之间猛烈的冲突。新兴资产阶级拥护革命，把贵族和农民赶出村公所。在资产阶级没遇到任何阻力就控制了的城镇，没有冲突，一片祥和。但是，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想获取更大的影响力，就会遇到麻烦。这既是社会现象，也是个人行为。反革命的先行者往往是那些试图建立个人功业、改变当地不堪现状的人。他们的目标一般就是实现村里权力的平衡，再无其他。支持他们的往往是年轻的雇工，这些年轻人总想着如何逃避服兵役，因为兵役以最严肃正统的方式侵扰了他们的生活。综上，各派之间的冲突不是简单的阶级斗争。虽然武装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但是在反革命的军队里也有很多手工业者。因此，我们下结论的时候必须谨慎。

社会学家仅是选举分析家群体的一个部分，开创了选举学先河的地理学家也一直为该领域做着重要贡献。西格弗里德的结论似乎在告诉我们：花岗岩区产生右翼支持者，白垩平原区产生左翼支持者。当然，他的思维肯定没这么简单，但他无疑是一个坚定的地理决定论者。在1949年出版的《阿尔代什地方的选举地理学》一书中，西格弗里德把“意见气候”概况和地图联系起来，他说这样解释才经得起推敲。右翼在山区占主导，左翼在平原地区占主导。居住于高原、山谷、坡地的选民，其心理状态都不一样。他说：“好像不同的气压条件也可以使人产生不同的观点。”当然，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后又说宗教因素是压倒性的因素，但他似乎只把宗教看作“干扰性因素”而非根本性因素。地理学家，特别是来自格勒诺布尔大学的地理学家，继续研究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他们认为，地理因素在过去是决定性的，但是当近现代发展带来更强大的新影响力之后，地理因素就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了。

历史学家尽管贡献多多，却未能对近现代变迁带来的影响做出哪怕简单的概括。通过对小地方原始文件和要素的深度挖掘和分析，人们会获取越来越多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会反映出小地方的多样性和新奇性，体现了各种势力如何错综复杂地对当地施加影响。热拉尔·肖尔维（Gérard Cholvy）做过一项有关埃罗省的出色的研究。该研究试图弄清19世纪政治舆论斗争中的影响力问题，方法是探究办报的情况和办学的情况。政治党派对在报纸上宣传自己的观点极为重视，经常打压对手，视对方为危险人物、破坏分子。但是，如果看看这些报纸在村、镇的销售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报纸的影响力实际上非常有限。报纸似乎可以增加某一类读者的忠诚度，而试图通过报纸改变对手的政治信仰却是徒劳。举一个小而具体的例子：在1907年的罗屈埃雷东德市镇，有10家日报定期售卖，其中3家是天主教日报，7家是共和党日报。由于该教区的宗教气氛浓厚，反教会的报纸对本地读者的宗教忠诚度没有任何影响。农民不读报纸，所以报纸影响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精英。在一些地方，购买共和党报纸的只有共和党公务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纸的政治内容越来越少，其读者群却在扩大。19世纪和20世纪报纸的影响力差异巨大。从历史角度看，公众舆论是如何形成的仍然是个谜。

同样，人们一般认为非宗教性的世俗学校及学校的教师们曾是重要媒介，他们曾担负把新一代培养成共和派的重任。但是经过对该地区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这一观点并不属实，学校和教师在这方面的作用被夸大了。只有少数小学教师在世俗化运动中表现积极，他们的性格、态度有很大不同，其行为在随后一个世纪中也一直在变化。教会认为，建立宗教学校可以帮助“收复失地”，但这种做法只能抑制某种趋势的发展，并不会彻底改变局面。在那些已经脱离基督教影响的地区，这种做法也不成功。城镇的发展这一因素也加剧了人们对教会的敌意和疏离。对城镇舆情的深入研究表明，舆论影响力的扩大并不会带来什么改变。外来移民在本地居民面前都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他们可能会很快接纳本地人所接受的那些观点。这样，全城居民的态度如何就综合取决于移民的过去及本地人对待新移民的方式了。例如，蜂拥进入法国南部的西班牙移民显然来自天主教国家，其宗教信仰的一致性纯粹是社会性的，他们移民到法国是为了摆脱原来的压迫，寻求自由。如果我们想对某个起因不断追溯，就需要一步一步走到历史深处。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问题，就是政治生活中统治阶层的构成如何不断变化。菲利普·韦吉耶（Philippe Vigier，研究过1848—1852年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其观点极具启发性）阐明了在普选时代到来的时候，旧有权贵阶层的命运是如何变化的。西格弗里德研究过一个贵族居住区，探讨了那里的贵族如何用特殊的方法维持其在当地的影响力。相反，韦吉耶调查的地区只有少数大产业主和贵族。在这里，不同区域的人们摆脱权贵阶层统治的速度都不一样。在某些地区，支持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那一派统治者把精力浪费在琐碎的内部争斗和对圈内人的妒忌上，当普选时代到来时，他们再也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了。早在1848年7月，农民们就已利用市政选举的方式开启了“农民共和国”时代。然而，在法国西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穷人继续把政治托让给传统的统治者或者知识分子，前者以这种方式快捷参政。但穷人们并没把忠诚全部贡献给某一个派别。支持某个派别的人会到遍地兴起的秘密乡村俱乐部里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可是在孔塔地区，穷人更喜欢受贵族的领导，更支持保王思想。还有一些地方的穷人若想在公共事务中赢取一席之地，就得支持波拿巴主义，反对旧的权力派别。普通大众参与的政治活动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包括历史传统（比如权贵阶层的统治）、农民争取表达权的斗争、地域特点（比如偏僻的山区对政治淡漠）、经济影响（比如1848年的经济危机给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造成了冲击）。如果把韦吉耶的研究和近年来几项重要的研究做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普选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政治，人们不能轻易地断定具体是哪一天、哪个阶层取代了另一个阶层的统治的，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

讨论至此，我们一直用“左”“右”两词来描述政治倾向。法国的一个政治传统是：党派标签层出不穷，但是真正的争斗只发生在左、右两个主要派别之间。“左”“右”两词源自大革命之后法国制宪议会，温和派的保王党人坐在会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翼/派”“右翼/派”两种称呼。法国人发明的这两个概念现在被广泛运用。埃马纽埃尔·伯尔（Emmanuel Berl）曾说，迄今为止，“左”“右”对法国的普通民众来说是最为鲜明的判断标准。西格弗里德说：“人们能凭直觉确切地分辨出谁是左翼、谁是右翼。”一般来说，左翼代表对启蒙思想的接受，对人性本善、人性不完善的观点的认可，对人性可以通过理性得到完善这一理念的接受。左翼还相信社会需要进步，在寻求进步的过程中，应实现多数国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利益和需求。右翼则代表着满足现状，甚至想重回旧时代，相信社会等级、人人不平等的存在，不相信自由讨论是发现真理的途径，重视以往年代的智慧，并把天主教会看作最大的智慧库。在路易-菲利普时期，左翼自称“运动派”，右翼自称“抵抗派”，以此表明各自的立场。“德雷福斯事件”

发生之前，左、右两派的界限已变得很模糊，但是该事件再次将法国分成了两半：那些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是左翼，谴责他的人是右翼。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一事件历经的时间之长足以考验一个人的忠诚度。虽然这种区分方式的好处是可以让“政治”看上去更容易理解，但它也会引起混乱和歧义。在整个19世纪，左翼比右翼更为成功，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自己标榜为左翼，尽管他们对左翼的宗旨一知半解。再者，越来越多的左翼人士在掌握政权后，发现很难实现其改革计划，于是花费大量时间回击那些比他们还“左”的攻击他们的“新人”。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有些党派的名字中尽管赫然带着“左”字，但它实际已成为保守派；那些曾经极具革命性的名称也有了十足的反革命含义。曾经的激进派无疑是左翼，1869年时其纲领还非常激进，但是到19世纪末，该派成员就已成为中间派，后来则变成右派。还有些派别，比如“共和党左派”，他们坐在议会的右侧，是十足的保守派，只是在回忆往昔时才提及其“左翼”背景。1885年，进步分子意味着“先进”；到1898年，它意味着“温和”；到1906年，它的含义变为“积极右翼”，甚至与“教士”关联在一起。在法国南部，曾经有“反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这是一群保守派。区分“左”“右”的标准并非一以贯之。自称右翼的人常常是支持教会的，但也不尽然，有些地区的人在逐步成为右派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对宗教的兴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主教教徒从保守派中分离。有人认为，一个自称“左翼”的人可能是主张自由、反对极权的，但这也许只是错觉，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简单地把左翼和工业化及工人阶级的崛起联系起来并不可行。法国东部在第三共和国的前半段是激进的左翼，到了后半段时期变为保守的右翼。东部有不少工业聚集区，但在该地已难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踪影。显然，西格弗里德从地理学角度描述过的西部保守派和此处的东部保守派截然不同。不必问工人们那些高高在上的雇主能起什么作用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工人不同，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他们基本都是“自顾自的剥削者”。正因为东部地区的法国特色并不鲜明，所以决定其政治面貌的因素似乎是：它处于边境地区的地理位置、它对入侵者的恐惧，以及它对民族主义的拥护。当民族主义的代表是左翼时，东部民众就投票给左翼；当民族主义成为右派的信条后，民众就选择支持右翼。东部拥护强大的、奉行权力主义的政府，所以东部的共和政治总带着一种特别的色彩，民众普遍支持戴高乐。在法国北部，工业化的结果全然不同，大家强力支持共产党；而在东部，共产党获得的选票稀少。

“左”和“右”这两种“政治性情”的内部也各自存在巨大的差异。有人建议，这两个词应该用复数表示，因为有多种“右派”和多种“左派”。按照这个思路，右翼应该包括以下三种基本的、不同的“主义”：正统主义、奥尔良主义、波拿巴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种“主义”及其支持者发生了改变，衍生了新的保守主义形态，包括：合作主义、国家主义、人民共和运动、布热德主义，以及戴高乐主义。左翼应该至少分为两派，其中极左翼派别的功能显然已经彻底改变。这种对“左”“右”二分的新认识虽然有时可能会让我们过于简单地认识政治现象，忽略其间存在的种种矛盾，但是它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政治。这样的二分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这些新力量形成的过程中，历史传统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一定要用好二分概念，否则它们最终的功能就是用来给新力量当标签，对它们进行分类，最后剩下的仍然是那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和两种基本的心理状态。

人们不会想不到，使用这些标签的目的不仅仅是教导、启发民众，还为了掩盖差异、便于行动、吸引支持者。如果你选了一个标签并以为它能真正传达出你想传达的，那你就错了。标签能让人永远记得荣耀、争执和敌意，但是人们几乎忘了它们起于何时、源于何处，它们的意义也基本只存在于历史之中。这些标签让政治处于恶性循环中，很难吸收新力量、发现新问题。使用标签的党派还会脱离实际。为什么撰写法国历史时不谈那些分裂因素，只谈团结因素呢？这需要一些解释。比如，一旦进入实施阶段，激进派改革显然就会变得比对手想象的温和得多。现在看来，1789年的大革命远远不是对旧制度的完全颠覆，其颠覆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反教会的左翼曾艰苦卓绝地为政教分离而斗争，结果反而使教会更强大了。尽管党派斗争的目的都是打败对手，但总有一种平衡存在，这种平衡像一台有用的指示器，能够衡量两党纷争掩盖了双方多少共识。双方的共通之处往往比它们愿意承认的多。理解政治对手之间的这种心理共通性，对于理解政治在法国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双方都接受了这种共通性，所以它是一种力量，比一个党派独自产生的力量大得多。在整个20世纪，法国看上去确实越来越“左”，但是，对反对“左倾”的人来说，他们对“创新”也极其膜拜。例如，激进派善于左右摇摆，这体现了普通人混沌、狡诈的心理，反而使该派一直长盛不衰。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对大部分劳动者同情之至，却也免不了“骑墙”：他既是保守派，又是革命派。有一点相当重要：认可这些矛盾的真实存在，不用尽力澄清其间的混乱和犹疑。政治党派为之奋斗的目标不一定是它们原先设定的那些目标。激进主义者曾不遗余力地想用世俗的道德教育取代天主教教育，却从未意识到他们主张的道德教育和天主教的道德教育区别甚微。他们是在欺骗自己，还是在欺骗选民？

民众切实关注的那些问题不一定体现在政党的纲领中。不要忘了，法国党派不像英美党派那样组织有序、纲领明晰，只有法国共产党出台过一份这样的纲领。所以，在法国给某个政党投票，情形不太一样。政治术语总是让人误解。因此，凭借选票数量来了解一个选区或地区的民意是不够的。如果说通过选票就可了解民意，那就意味着全体国民都能一致、充分地意识到都有哪些选项可选，大家都能以政客的视角看待这些选项。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每个公民来说，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领域，投票有不同的意义。民意有时代表着不能用政治字眼来表达的雄心和态度。在民意测验被引入之后，对政治表决的意义进行充分的分析才成为可能。1952年的一次民意测验问法国是否应该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大多数法国人回答“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法国能否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大多数法国人回答“否”。我们应该敏锐地区分选举的理论内容和实际内容。在法国，这种区分很难做出，因为在回答民意测验问题时，跟美国人相比，法国人一般更愿保持沉默。美国的社会学技巧在法国一般产生不了同样的效果。但是民意测验的使用说明，真正的共识比政治制度让大家以为的共识多。

激烈的党派纷争使世人知道了政治在法国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真正加入某一政党的法国人只有区区1.5%，在此之前人数更少，那时候党派的数量也更少。各党派总认为自己可以吸收党员，而事实是，只有共产党设法吸收了10万党员。有人认为，在20世纪的法国这个热衷政治的国度，国民的政治参与度都没超过路易-菲利普国王在位时期，那时，投票人仅限于富人。这种看法有些道理。虽然查尔斯·莫拉斯不是公正的评论家，但他的话多少是可信的：真正参与政治的法国人只有两三万。享有盛誉的社会历史学家和分析家阿弗内尔子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曾获得极高赞誉，现在多少被人遗忘了。他在《法国人》一书的开头写道：“在个人生活中，政治占有的地位并不如在报纸、谈话、公共生活领域里表现得那样高。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相比，占比很小。所以，政权的更迭对于人们的生活现状、个人的物质和道德状况，甚至幸福与否的影响，都没有我们想象的大。”人们并不是对政治变迁冷漠以待，而是它对人们来说根本无关紧要。所以，从整体上看，人们对政治不太上心，这种态度其实挺好。假如不是这样，国家就难以治理。阿弗内尔子爵的结论也许有待商榷，但是他的观点有选举和民意调查的数据支撑。1815—1846年，在符合投票条件的人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弃权者有时仍高达30%，只是在1830年降到10%。在1848年大革命后的4月，弃权率为16%，但在12月的总统大选时升至25%，于1849年5月达到了35%。在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最开始，弃权率是37%，之后逐渐降低，于1870年降至18%。在第三共和国时期，1881年的弃权率高达30%，1893年为29%，1898年为27.7%，1910年为27.5%。但是，在如1902年、1906年等冲突激烈的大选中，弃权率又下降至20%。总体来看，弃权率在逐渐降低，20世纪30年代降至15%～16%。虽然有人认为降低的弃权率（在报纸上的表现最为醒目）说明非政治化这件事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但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弃权率又攀升至22%～24%，在1962年的选举中达到了31%。为了真实体现有多少人自愿弃权，这些百分比应该减少5%，以刨除统计误差和身体原因致使无法参选的人。上文是法国全国的弃权率，下文是地方弃权率，可对比参照：1937年高达40%，1952年为43%，1955年为38%。以上有关数据是全国的平均值，在某些行政区，放弃投票的人高达60%。

法国人对政治感兴趣这一名声应该始于18世纪。可以说，1848年之后，政治就不再是人们热衷的主要事物了。“人们仍参与政治，在谈话中提及政治，在报纸上讨论政治，出版政治主题的小册子，甚至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政治著作，但和18世纪相比就差得很远了。那时，政治是大思想家们特别关注的事物，有关国家和法律的书籍成了畅销书。”在19世纪，大多数思想家，如圣西门、蒲鲁东都痛恨政治，迫切地想把政府职能降到最低。德莫林斯（Demolins）写过一本书——《争权夺势值得吗？》（Is It Worth Capturing Power?）。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梦想当诗人和小说家，而不想仿效亚里士多德和托克维尔撰写政治著作。政治的声誉远远比不上文学和科学。1945年之后，“法国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59年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9%的调查对象说对政治非常感兴趣，47%的人说有点儿兴趣，42.5%的人说根本不感兴趣。在那9%非常感兴趣的人中，男性约是女性的两倍（男性为12%，女性为6.5%）。有35%来自管理和政府高层的男性说他们对政治非常感兴趣，还有22.5%的自由职业者、15%的中层管理者、14%在农业部门工作的人、13%的公司初级职员、12%的手工业者、7%的产业工人和6%的农村劳动者也说对政治感兴趣。在产业工人中，只有9%的人有投票资格；对农村劳动者来说，有资格投票的人更少。同样在1959年（当然，在法国历史上，这一年令人兴奋，至关重要），89%的调查对象说没有参加过任何选举会议，54%的人甚至没有看过竞选海报，35%的人没听过任何政治类广播节目。只有19%的人说他们定期阅读报纸上的政治类文章，还有21%的人说从来不看这类文章。但是，由此判断20世纪的人们对政治的兴趣比19世纪的人还低似乎不太合理，毕竟19世纪的人更忙，文盲也更多。

在现代法国，“政治弃权”本身通常就是政治行为。某些保守派特别爱摆出这样一种姿态：那些党派把国家搞乱了，我们不得不跟国会站在一边，这样做只是为了把政客搞糟的事情拨乱反正。保守派厌恶“党派”这个字眼，喜欢组织“运动”“联合会”“集会”等。拿破仑三世对党派的批评意见成为其政纲的核心内容。他宣称，党派纷争使改革陷于瘫痪，制造了混乱。他提出要重建秩序、团结一致。1940年，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陆军元帅贝当就对毫无意义的党派争论大加挞伐。党派争执极大地触发了个人野心的疯狂宣泄和思想的无序表达，也不断加剧着政治分化。戴高乐总统任职期间担任总理的米歇尔·德勃雷积极倡导非政治化，他认为党派之间停止对大问题的讨论就是对国家好。圣西门和孔德等思想家主张专家治国，反对肆意放纵的政治。公务员、军人、某些领域的商人都对滥用政治的现象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厌恶，认为这种做法会误导大众，徒劳无益。即使是学校好不容易才开设的道德教育课，也在引导学生认识这种政治乱象。这一课程设置的初衷本是教导学生接受爱国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项调查，让一群孩子回答历史上对法国贡献最大的人是谁。48%的孩子说是化学家巴斯德，20%回答说是圣路易国王（即路易九世），12%说是拿破仑，9%说是戴高乐，4%说是科尔伯特（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2%说是路易十四，1%说是甘必大，1%说是罗伯斯庇尔。由此可见，最受欢迎的英雄不是政治家。

再者，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不一定总是对政治问题感兴趣。在乡村，政治只是人们无聊时的消遣，特别是乡村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有闲暇、爱虚荣。在法国西南部，政治可以只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还带有一种游戏的成分。人们尤其明白：选举结果和外来政策不会对独裁式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天气变化对其的影响可能更直接。在法国西部，社会结构稳固、难以撼动，想用新的精英层替代老一代精英会引发仇恨和愤怒，因为传统的至尊地位和一整套生活观念会同时面临挑战。有的村庄有自己的政治联盟，那是经过家庭、宗族和主顾之间激烈的竞争确立的。它们之间争取影响力和荣誉的竞争从未间断，且名目繁多、花样百出。

选举的结果容易公布，选举的后果却很难评估。在第三共和国的选举制度下，国会大多时候代表不了多数参与投票的选民的利益。例如在1881年，450万张选票投给了最终选出的代表，但是有560万张选票投给了其他候选人。选区大小和选民人数的不对等加剧了公众和国会之间的意见分歧。1963年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9%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哪个党派会为民众的利益着想。

尽管对政治行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成果丰硕，但是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人们获取政治观点的途径，父母、同学、朋友的影响，自身所面临的与日俱增的各种压力等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和探究。在美国，据说人们在孩童时期就已经做出了党派选择。在现代法国社会，虽然人们对政党的认知没那么早，但是人们在学生阶段似乎已对国家大事上的政治分歧了如指掌。政治和家庭之间的交互作用，人们在孩童时期就认知的那些权力模式，权力模式之间的互动及其对民众日后行为的影响，都值得研究。与此同时，不能简单地把法国政治看成两种或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确实，从政治对公众的影响程度上看，我们似乎不应该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上。但是，假如意识形态的冲突可以预示或揭示其他冲突，那么异常丰富的政治素材势必会使我们产生独特的洞见，而其他素材无法让我们获得这种认知。对历史学家来说，能获取的民众的家庭生活信息肯定是有限的，而政治档案和报纸素材种类繁多、取之不尽。本章通过对政治的探讨，试图让读者了解法国人表达个性、抱负和忧虑的方式。那些政治催生的观念和行为本身就足以让人着迷，要想充分了解它们的意义和产生的前因后果，就需要把其放在整体环境中看。尽管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和各生活侧面的联系令人难以捉摸，但就是在寻找这些衔接和联系中，历史才变得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