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与发展经济学
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经济学创新[1]
谢伏瞻[2]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及其深层次原因？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源于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应该说，中国的发展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但根本上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之后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总体上讲，那时候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表现为：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高度集中，资源配置采取实物计划形式，收入分配平均主义严重，对外封闭，经济组织方式具有动员色彩。其经济落后的状况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以自然经济为主，二元经济特征明显；社会阶层横向和纵向流动不充分，生产率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低，贫困人口规模很大。
改革开放40年来，从1979年至201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长（国家统计局，2017），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城乡基础设施极大改善和提升，综合国力极大提高，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40年沧桑巨变的动力与活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变化。
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推动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全面改革，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展开。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增量到存量，从双轨到单轨，从易到难，从重点到全面，步步深入，次第推进。
在微观层面，一是深化所有制改革。改变单一公有制结构，逐步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大幅降低，但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外资和民营经济快速增长，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微观经济基础不断夯实，市场活力不断增强。二是逐步建立健全各类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最终转变为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效率。
在宏观层面，主要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大幅简政放权，改变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和对资源的直接分配方式。改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改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深化财税、金融、外贸等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政策工具的作用，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
二、实现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开放也是改革。20世纪70年代，我国相继与意大利、希腊、日本、联邦德国、西班牙、美国、葡萄牙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1979年8月，中国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由此迈出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中国的对外开放从创办四个经济特区到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再到沿边沿江开放以及建立浦东新区等，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早期的开放主要体现在吸引外商投资，鼓励外商以合资、独资和合作的方式在中国从事经济活动。外商进入带来了市场经济理念，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水平提高，推动中国企业进入和开拓国际市场。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的开放提升到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境界，有力地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力地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水平，使中国经济有效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国与各国的经贸往来规模更大，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关系愈加紧密。通过对外开放，中国较好地融入了全球化进程，有效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三、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除了要素投入的大幅增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有赖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主要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人力资本积累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等途径实现。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实现劳动力部门转移进而配置效率提升的必要前提。改革初期，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深入实施，农村出现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部分大中城市周边等开放度较高的地区，大批劳动力流入外商投资、民营和乡镇企业；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富余劳动力也开始跨区域流动，进入就业限制较少的非公企业。同时，城市新增劳动力和公有部门在职人员跨部门、跨地区流动的步伐加快，促进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随后，中小城市户籍制度限制逐步放松和放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明显加快。除少数部门及行业还存在一些进入限制外，总体上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区域分割局面已经基本消除，劳动力市场基本形成，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
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允许民营资本兴办大中小学，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大学生扩招，明确要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不得低于GDP的4%[3]，这些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2015年底，国家适时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宽生育限制，从“单独两孩”调整为“全面两孩”。同时，旨在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和社会福利而进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初见成效。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大幅度提高。
在资本积累方面，中国具有重视储蓄的良好传统，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但资本使用效率不高。完善的金融市场是实现资本供需匹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并逐步市场化的发展过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金融体系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开始加快对外开放和全面推进市场化，并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发展有效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四、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相互促进
农业转型与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打下了重要基础。农村改革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中国已基本实现粮食和食品的自给自足，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7.7%下降到2016年的8.6%（国家统计局，2017）。农村改革成为农村发展进步之源。
农村改革和农业转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长久不变，推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家庭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经营，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科技体系改革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产出的提高；价格在农业生产和农业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些都大大解放了长期滞留在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也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城乡壁垒，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又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工业化的演进始终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相适应。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的重点是解决消费品市场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问题，主要发展轻纺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及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形成了新的支撑。为适应工业化水平提升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加快了重化工业化的进程。2002年到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钢铁产能从1.8亿吨（生铁）提高到10.7亿吨（粗钢），水泥产能从7.3亿吨（2001年）提高到34.4亿吨，发电装机容量从3.6亿千瓦提高到16.5亿千瓦，高速公路里程从2.51万公里提高到13.1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从7.19万公里提高到12.4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从2008年的672公里，提高到2016年的22980公里）（国家统计局，2003，2004，2017）。随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金融、电信、房地产、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2017年，服务业占比已提高到51.6%，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劳动就业的重要渠道。[4]
五、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全面发展
经济增长并不完全体现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前期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主要以提高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增长效率为目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此外，条块分割、资本市场的管制和垄断、资源类生产要素分配不公、户籍制度及其附带的福利差异，都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针对经济增长中存在的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一系列发展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增长与公平并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将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为缩小区域差距，国家相继制定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以防止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为防止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扩大，从1981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以来不断提高起征点，2018年10月起提高至5000元；累进税率最高为45%。[5]同时，从1997年开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正在并轨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以及最低工资制度和城乡低保制度。这些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的状况。
另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实现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扶贫开发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5年，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动减贫。第二阶段是1986年至1993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第三阶段是1994年至2013年的扶贫攻坚阶段，先后实施多个扶贫攻坚计划或扶贫开发纲要。第四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和政策，确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以“两不愁三保障”为标准，出台了财政、金融、产业、教育、医疗卫生、易地搬迁扶贫等综合性扶贫政策措施，减贫进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的骄人业绩，并将继续见到成效。
在反腐败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反腐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肯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
六、挑战和应对：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发展
毋庸讳言，经历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由于人口增长拐点的出现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正在减弱。经济进入新常态，绝大部分产业仍然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高科技产业发展不快、实力不强，一些低端产业存在产能过剩，动力转换还需假以时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本脱实向虚，房地产领域存在不少难题。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很重，成本较高。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减贫在14亿人口的大国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面对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及时做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党中央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2018年，习近平又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将经济增长从重视量的增长转变为重视质的增长，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七、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与发展经济学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6]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40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幸福感、安全感、民族自豪感显著增强的40年；是不断探索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40年。40年成就的主要经验概括起来，一是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二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四是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创造有利的和平发展环境，致力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经济40年的发展，固然借鉴并印证了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但更重要的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国情出发，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同步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
第二，中国的发展是在实行了近30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起步的，通过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
第三，中国的发展是在一个世界人口规模最大、超过当前发达国家人口总规模，且城乡高度分割、城乡差距很大的大国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第四，中国的发展是在一个地域广阔、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的空间内实现的，通过在不同时期调动和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充分挖掘经济发展潜力，充分利用了大国经济的回旋余地。
显然，以上这些经历和特点都不是传统发展经济学能够解释的，需要广大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深化研究和深入总结，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分析。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1]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2] 谢伏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委员。
[3]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国办发〔2018〕8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8/27/content_5316874.htm。
[4] 参见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2018年4月14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804/t20180414_1593908.html，2018年9月5日。
[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最新修正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