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说：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
今天以前的一切都是历史，因而历史本不分科，况且中国治学讲究贯通，素来不重分科。可是今日的史学，无非分科的学史和分科的历史两种，前者为用各个学科现在的形态追述出来的学科发展史，后者为用不同学科的方法眼界研治的一般或分门别类的历史。其共同性则是以后出外来的观念系统重新组装历史。
1916年，顾颉刚为计划编辑的《学览》一书作序，批评中国固有学术道：
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之见，各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夫学术者与天下共之，不可以一国一家自私。凡以国与家标识其学者，止可谓之学史，不可谓之学。执学史而以为学，则其心志囚拘于古书，古书不变，学亦不进矣。为家学者，未尝不曰家学所以求一贯，为学而不一贯，是滋其纷乱也。然一贯者当于事实求之，不当于一家之言求之。今以家学相高，有化而无观，徒令后生择学莫知所从，以为师之所言即理之所在，至于宁违理而不敢背师。是故，学术之不明，经籍之不理，皆家学为之也。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岂犹有家学为之障乎！敢告为家学者，学所以辨于然否也；既知其非理而仍坚守其家说，则狂妄之流耳；若家说为当理，则虽舍其家派而仍必为不可夺之公言，又何必自缚而不肯观其通也。(1)
两年后的1918年4月，傅斯年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撰文批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第一条就是：
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师所不学，弟子亦不学；师学数科，弟子亦学数科；师学文学，则但就师所习之文学而学之，师外之文学不学也；师学玄学，则但就师所习之玄学而学之，师外之玄学不学也。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2)
这两位北大同学相继提出的共同问题是，中国学术本来有无分科，如何分科，是只有图书分类，还是学问亦有分别。两人的共识在于中国过去的学术以人或家、国为标识转移，而不以学为单位分别。傅斯年所谓“师学数科，弟子亦学数科”，以及所举文学、玄学之类，似乎认为学亦有所分类，只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傅斯年和顾颉刚都以分科治学为科学，并且基于那一时代人们对科学的崇拜，相信分科治学是以事实为基准，以学为本，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下公理，反对中国固有的以人为本的家学。顾颉刚编辑《学览》，“意在止无谓之争，舍主奴之见，屏家学之习，使前人之所谓学皆成为学史，自今以后不复以学史之问题为及身之问题，而一归于科学”。(3)后来他还反驳时人为学不能不由家派入门，将来深入之后再弃去的主张，认为从前各种学问都不发达，研究学问又苦于没有好方法，不得不投入家派以求得到一点引路的微光。现在则应当凭借各种分科的学问直接接触事实。
近代学人讲到书籍和学问分类的关系，大都上溯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与治史者每每好谈《文史通义》类似。章学诚的学问路数本来并不见重于世，但因为与西学有些形似，容易附会，所以成为近代趋新学人再发现的重点。顾颉刚认为，古人治学不注意考验、分类、批评、应用，到了清代，考验和应用渐趋留神用心，而分类和批评则由章学诚来弥补。分别条贯以考察同异，所以做目录学；探究源流以寻其来因，所以做史学。他还在日记中写道：
从前的时候，对于中国学问和书籍不能有适当的分类，学问只是各家各派，书籍只是经、史、子、集，从没有精神上的融和。……他们对于分类的观念只是“罗列不相容的东西在一处地方”罢了；至于为学的方法，必得奉一宗主，力求统一，破坏异类，并不要在分类上寻个“通观”，所以弄成了是非的寇仇，尊卑的阶级……纵是极博，总没有彻底的解悟。自从章实斋出，拿这种“遮眼的鬼墙”一概打破，说学问在自己，不在他人；圣贤不过因缘时会而生，并非永久可以支配学问界的；我们当观学问于学问，不当定学问于圣贤。又说学问的归宿是一样的，学问的状态是因时而异，分类不过是个“假定”，没有彼是此非。可说在在使读书者有旷观遐瞩的机会，不至画地为牢的坐守着；有博观约取的方法，不至作四顾无归的穷途之哭。这功劳实在不小，中国所以能容受科学的缘故，他的学说很有赞助的力量。中国学问能够整理一通成为“国故”，也是导源于此。(4)
这样的观念不独新进学人为然，较为老成的吕思勉概括道：中国学术，秦以前为专门，汉以后为通学。“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只是藏庋上的方便，并非学术上的分类。章实斋的《校雠通义》，全部不过发挥此一语而已。”(5)更加守成的宋育仁也曾断言：“经史子集乃系书之分类，不得为学之分科；性理、考据、词章为国学必要经历之程，而非人才教育专门学科所主。”“北京大学立经学专科，外国学校有历史分科，讲求国学者，因此遂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名，分配为教科。孔经为欧美所无，而彼中大学五科有道科，以其教经为主课；日本大学立哲学，以孔经立为哲学教科。夫四部乃分部书类之名，非支配学科之目。”(6)
不过，在另一些学人如余嘉锡等看来，中国学问自有统系，经籍的分别之中，蕴含着学术的条理脉络。只是二者未必重合，如史学之书即分散于经史子集各类，而不仅仅限于乙部。昔人读书，以目录为门径，即因为“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此说旨在强调解题，然而仅仅编撰书目，不附解题，同样可以使其功用有益于学术，只是难度更大。读其书而知学问之门径的目录书，惟《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差足以当之”(7)。所以宋育仁批评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道：
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所言皆是认书作学，真真庄子所笑的糟粕矣乎。今之自命学者流，多喜盘旋于咬文嚼字，所谓旁搜博采，亦不过是类书目录的本领，尚不知学为何物。动即斥人以陋，殊不知自己即陋。纵使其所谓旁搜博采，非目录类书的本领，亦只可谓之书簏而已。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故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今之人必欲盘旋于咬文嚼字者，其故何哉。盖即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病种根二千年，于今而极，是以西人谓中国之学多趋于美术，美术固不可不有，不过当行有余力乃以学文也。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衒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观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衒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8)
梁启超曾一度提出中国未尝有史的命题，(9)而一年后撰写的《新史学》，头一句就是“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10)承认中国有史学，等于认可中国学术有分类，只是如何分法，有所不同而已。
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本来多少含有批评历代目录学的意思。近代学人受到西学分科编目的影响，对此颇持异议，认为目录即簿记之学，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无关，或主要是纲纪群籍范围，略涉辨章学术。(11)但余嘉锡认为不然，“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鉴赏、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章学诚这样论道：“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大体可以概括目录学之下典籍与学问的关系。所以朱一新断言：“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12)只不过中国讲究通学，而没有所谓分科治学，尤其不主张畛域自囿的专门，学有分类，人无界域，用后来分科的观念看待中国固有学问及治学之道，对于学与书的关系，只能是愈治愈棼，愈理愈乱。
进而言之，为学因人而异，固然主观，分科治学的所谓科学，未必就是客观。好分科治学源自欧洲历史文化的共同性，缘何而分以及如何分，说到底还是因缘各异，而导致学科形态千差万别的，仍是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其实，分科治学在欧洲的历史也并不长，其起因和进程究竟如何，迄今为止有限的说法并不统一，而且深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系统甚至不同学派的影响，在许多层面纠缠不清。不了解背后的渊源流别，看上去清晰的分界与边际，具体把握起来往往模棱两可，出入矛盾。对于林林总总的分门别类，认识越是表浅外在，感觉反而越是清晰明确，待到亲临其境、深入场景，却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惑。到法国留学进修的杨成志，便对社会学、人类学相关派系之间因缘历史而来的争论水火不容感到莫名所以，甚至觉得大可不必。实则分科背后，不仅学理的制约，更有本事的缠绕。因为教育体制和输入新知的关系，清季以来中国的学科分类观念受日本和美国的影响尤其大。作为相对后发展的先进国，两国对于欧洲错综复杂的知识系统已经进行过看似条理清晰、实则抹平差异分歧的渊源流变的改造，使之整体上更加适合非原创异文化系统的移植。当然也就模糊了原有的分梳，留下了格义的空间，增加了误会的可能。
批评中国传统学术不分科而分派的傅斯年，直到留学欧洲才认识到当时中国人所谓“这是某科学”“我学某种科学”，都是些半通不通不完全的话。他说：
一种科学的名称，只是一些多多少少相关连的，或当说多多少少不相关连的问题，暂时合起来之方便名词；一种科学的名称，多不是一个逻辑的名词，“我学某科学”，实在应该说“我去研究某套或某某几套问题”。但现在的中国人每每忽略这件事实，误以为一种科学也好比一个哲学的系统，周体上近于一个逻辑的完成，其中的部分是相连环扣结的。在很长进的科学实在给我们这么一种印象，为理论物理学等；但我们不要忘这样的情形是经多年进化的结果，初几步的情形全不这样，即为电磁一面的事，和光一面的事，早年并不通气，通了气是19世纪下半的事。现在的物理学像单体，当年的物理学是不相关的支节；虽说现在以沟通成体的结果，所得极多，所去的不允处最有力，然在一种科学的早年，没有这样的福运，只好安于一种实际主义的逻辑，去认清楚一个一个的问题，且不去问摆布的系统。这和有机体一样，先有细胞，后成机体，不是先创机体，后造细胞。但不幸哲学家的余毒在不少科学中是潜伏得很利害的。如在近来的心理学社会学各科里，很露些固执系统不守问题的毛病。我们把社会学当做包含单个社会问题，就此分来研究，岂不很好？若去跟着都尔罕等去辩论某种是社会事实，综合的意思谓什么……是白费气力，不得问题解决之益处的。这些“玄谈的”社会学家，和瓦得臣干干净净行为学派的心理学，都是牺牲了问题，迁就系统，改换字号的德国哲学家。但以我所见，此时在国外的人，囫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这样情形，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也收效少的。读书的时候，也要以问题为单位，去参各书。不然，读一本泛论，再读一本泛论，更读一本泛论，这样下去，后一部书只成了对于前一部书的泻药，最后账上所剩的，和不读差不多。(13)
这一段由原本主张分科治学者幡然醒悟后写下的文字，可谓金玉良言，今日的学人以及主管学术和教育行政者很有必要认真研读，深刻领会，以为衡鉴。
在中西学乾坤颠倒的大背景下接触西学和移植西学而来的东学的近代中国人，对于欧洲各国学科发源的复杂过程和缠绕并不了解，他们直接看到的是各种学问分门别类、井井有条的系统，受西学即公理的思想主导，于是将这样的系统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轨则，相比之下，对中国固有学问的混沌状态的不满油然而生。在他们看来，中国固有的条理简直就是不成体统。清季兴学，新式学堂教育要分科教学，所用教科书，包括中国历史以及各种专史，大都直接取自日本或模仿日本著述改编而成。而在尝试分科治学的过程中，以及各种杂志开辟专门栏目，也有如何分别才能妥当的问题。这时的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人，不同程度地受西学分科的影响，试图用分科的观念重新条理本国的学术。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就明确表示要“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14)实则其变化绝不仅仅是稍有别而已，学案体以人为主，其书则以学为主，用分析的眼光，分为心理、伦理、论理、社会、宗教、政法、计、兵、教育、理科、哲理、术数、文字、工艺、法律、文章等16种学史。这显然已经开启附会套用西洋系统的风气。只不过他们所受中国学问的熏陶相对较深，始终心有未安，所以不如后来者更加彻底而且始终不感到不相凿枘的别扭。
清季担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的陈黻宸，是提倡分科治学的先行者之一，在他看来，“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而“古中国学者之知此罕矣”。“故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15)这颇有些今天跨学科的意味。尽管他认为指中国无史太过，可是照此标准，没有这些分科的古代中国，史又从何而来呢？
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人，后来逐渐意识到中西学各有体系，不宜附会，相继放弃了早年的趋新，改用中国固有的条理脉络。梁启超虽然继续被风潮推着走，多少也察觉到年少轻狂时的未能至当。这时，由海内外西式教育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崛起，沿着前贤放弃的路途更加勇往直前，使得历史进程出现回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蔡元培赞许其系统的研究刚好解决了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形式无系统的难处，因为中国本身无系统，所以“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16)。胡适自己则宣称：“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这也就是《先秦名学史·前言》所说，要解释、建立或重建中国的哲学体系。他所主张的“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的贯通，要靠比较参考的资料。而“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他“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17)胡适自诩其在学术上的革命与开山作用，主要即体现在这种借助外洋的体系化演述。
可以说，当时人感到震撼，后来者用现代学术眼光许为具有开山意义的那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其实就是用西洋系统来条理中国材料。胡适的这一套成功经验，经过整理国故运动，向着各个领域扩展，全面系统地将中国固有学问当作材料重新梳理一过，使之改头换面。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所谓系统的整理，包括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整理，前两项只是提倡国学的准备，而国学的系统的研究，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其理想的国学研究为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等十项专史，其下还可依据区域、时代、宗派等再分子目。在此框架之下，还要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所谓比较，主要还是用西洋学者的方法，与外国的事实做比较。(18)
经过清季和民初的两度分科教学与分科治学，中国的所有思想学术文化被按照西洋统系分解重构，而且分科教学与分科治学相辅相成的潜移默化，本是后来的组装，反倒变成认识的前提和思维的方式。民国以降，普遍而言，中国固有学问有无统系，已经成为问题，从目录书中不仅见经籍的归类，而且因书究学，更加曲高和寡。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指四部仅经籍分类，与学无关，显示他们那一代人普遍已经不能用原有条理系统来理解古人本意，寻绎学术脉络。不借助西学的系统观念，所见无非是断烂朝报，一堆零碎。反之，则虽有统系而由附会。所有分科系统，不仅将原来浑然一体的思想学术文化历史肢解成相互脱离的部分，而且扭曲变形，或化有为无（如经学），或无中生有（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相关各种专史等），或名同而实异（如文学、“经济”学等）。分科治学从无到有（而非学科转型），导致中国学术系统全然改观，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把所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却不复中国，材料本来所有的相互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已经面目全非，其整体组合所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
统系既由后设，观念自然后生，起点立意一错，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想解读思想学术历史文化得当，无异于缘木求鱼。今日分科治学，基本沿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的套路，不预设后出外来的框架观念，则往往读不出文献的本意，于是干脆以为古人无意思；而使用后出外来的框架观念，则虽然读出意思，却并非古人的本意，而是其自身的臆想。所谓“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19)的境界，非但不知，甚至以为无有。一旦按照名为天下公理、实则西洋传统的系统对中学重新分科，不仅不能恰当把握西学的分科，更重要的是以后来外在的分科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固有学问，难免穿凿附会，曲解抹杀，愈有条理，去古人真相愈远。而诸如此类的问题，要等这些新进少年有机会远渡重洋并且机缘巧合，才能有所察觉、反省和认识。
留欧前傅斯年向往分科之学，是因为细分化可以学致深微，造诣独至。而顾颉刚则认为必须建立分科的系统，才能比较会合，超越家派的藩篱，察知事物的会通。窄而深容易理解，后来钱穆的批评即针对此点；分而后合，则既不符合中国学术的本相，也不贴切近代学术的预期。分科治学将学问和本事原有的联系割裂，破坏了历史的整体性，在日后专业化不断加强的趋势下，导致学人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其责任虽然不应由倡导分科治学的前贤承担，毕竟反映了当时崇拜分科、以为可以根绝误谬偏蔽的盲目性。分科治学的不断细化以及加冠“学”（或“史”）名的日益增多，表面是强调方法、取向或领域层面的不同，实际上试图高扬派分的旗帜，争夺利益的份额，而冠以客观科学的美名。大道无形，小器无用，与当年新潮学人的期望背道而驰，由学而成的分科学史，较之因人而成的学史，或许更加扭曲历史的本相，无法贴近古人的本意。而史学的分科取向之下，历史的整体性被割裂，全局观支离破碎，具体看畛域自囿，社会历史文化的本相成为外来间架削足适履的材料，其本意当然无从揣摩。
在分科之学从无到有以及治学之道从固有到外来的转变过程中，如何具有统系又不涉附会，国人并非毫无犹疑和思考。开始主要是考虑中外思想学术的统系分类能否相互对应，是否仍然保持各自系统的独立存在，不必强求沟通混淆；其次则即使必须对应，还有如何对应的问题。如哲学对应于中国固有的何种学问，虽然多数倾向于诸子和理学，也有异议和变化。后来便有人质疑对应是否恰当。对于胡适、冯友兰等人用外来间架条理中国思想可能产生的流弊，傅斯年干脆反对使用哲学指称中国古代的方术。张荫麟更进而指出：“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达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棼耳。”(20)
近代以来，国人一直为学问形制和内涵的中西新旧缠绕所困扰。今日朝野上下所谓使分科更加科学（其实分科治学就是科学的本意之一，分科只是将就，无所谓科学与否）、以构建学科为发展创新、鼓吹跨学科或学科交叉等等努力，看似积极进取，实则是在分科的局限与物事的本相之间紧张挣扎的折射。恰当把握一般倒述的分科之学史、近代以来学科发生演化的分科史，以及面向未来的分科之学三者的联系分别，才能掌握关键，沟通而不附会。否则，即使研究近代的学科史，仍然难免用后来的观念和条理系统格义附会，倒装而成。此节不仅中国如此，今日所见欧洲的各种学科史，大都也是用后来的观念系统追溯出来，而非从无到有、循序渐进地探究发生和演化的本事再现。回到无的境界，探寻有的发生及其演化，是探究分科历史的行之有效之道。就此而论，跨学科已受制于分的成见，不分科才可能回到历史现场探寻本来的意境，重现史事而非创作历史。
不仅如此，即使面向未来的学科建制，如果捧着人有我有的信条，甚至故意标新立异以博取时名和圈占领地，难免将别人的窠臼奉为自己的新知，由细分化不知不觉陷入边缘化和侏儒化的泥淖。如果学科的确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紧密关联，那么移植到生态环境千差万别的其他文化体系之中，所产生的变异就很容易导致形似而实不同，充满橘逾淮为枳的危险。除非盲目信仰形形色色的学科具有所谓普世价值，不断分科就是推陈出新，否则不能不考虑间架是否适合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将外来的间架当作天道，一味削足适履地试图将固有文化塞入其中。同时应当认真思考是否需要外来间架，以及如何因缘历史文化生成适得其所的系统，从而真正达到具有统系又不涉附会的境界。
本编由以下各人撰写：总说、分说，桑兵；第一章，李敏；第二章，朱贞；第三章，查晓英；第四章，桑兵；第五章，孙宏云；第六章，谢皆刚；第七章，赵立彬；第八章，刘小云。
(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第30–31页。
(2)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22页。
(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第30–31页。
(4) 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载《顾颉刚全集》第33册《宝树园文存》卷一，中华书局，2010，第129–130页。
(5) 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载《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74页。
(6) 芸子：《国学学制改进联合会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7期，1923；宋芸子：《国学研究社讲习专门学科》，《国学月刊》第17期，1923。
(7)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13、24页。
(8) 问琴（宋育仁）：《评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月刊》第16期，“谈丛”，第41–42页。
(9) 任公：《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90册，1901年9月3日。
(10)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第1页。
(11) 严佐之：《〈中国目录学史〉导读》，载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1页。
(12)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第16–17、21页。
(13) 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419页。
(14) 刘光汉：《周末学术史总序》，《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学篇”，1905年2月23日，第5页。
(15) 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载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中华书局，1995，第676–677页。
(16)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55页。
(1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81–182、4页。
(18) 《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第9–16页。
(19)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第15–16页。
(20) 张荫麟：《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7月9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