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安贞
不爱兵书爱农书

一

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德川幕府采用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儒学作为与幕藩体制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倡导“以民为本”“农为政首”，即对于农业的重视，将农业生产和保障民生视为实现平稳统治的基石。因此历史上儒家无不对农业生产极为关注，把农业生产作为保障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而加以重视。在生产领域，由于战争结束、社会安定，大量金属器械工具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日本因为国土狭小、地形复杂多变，又因为长期动荡不安，所以相对东亚文化圈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农业基础较为薄弱。不过，从连绵百年的诸侯内战中意外得到发展的筑城、攻坚、修建等土木工程技术，在战争结束后，被大量运用到水利、垦荒、造桥等农业基础建设中。于是在幕府的积极推进和组织下，列岛上新的土地不断被大规模开发出来，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日益达到一个历史性高峰。

和平稳定的环境和稳步提升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人口的飞速增长，新开垦的土地承载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与此同时，农民的赋税也非常沉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幕藩体制下，各地大名领土的收入与本地农业生产水平息息相关。而藩领内的耕地面积已达到极限，在有限的耕地里增加农业产出，唯一的出路就只有致力于农业增产技术的革新以及农作物的种植。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从元禄时代（1688—1703）开始，日本开始出现了农学研究的出版热潮。这一时期开始，大量中国农学著作如《齐民要术》《农书》《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被介绍到日本，一些著名学者通过研究、借鉴中国农学思想和智慧、结合日本现状，写出对本国农业生产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农书，涌现了像贝原益轩、宫崎安贞和佐藤信渊等划时代的农学家。

二

1623年，宫崎安贞出生在安艺国广岛藩（今广岛县）一个武士之家。在江户幕府时代，武士是幕藩体制下的政府公务员，依照职位领取年俸为生，家职世袭。安贞的父亲宫崎仪右卫门是藩国的山林奉行，也就是类似地方林业部门主管，食俸200石，属于中流藩士之家。跟一般武士家的子弟一样，安贞从小在社区的寺子屋开蒙，学认字，读四书五经，打下较好的文化素养基础，这为他后来阅读研究来自中国的农学书奠定文化基础。他也经常跟随父亲在藩内山林巡回考察，积累了很多农林知识，也埋下了对农桑亲近的感情。江户时代实行家督制，也就是家业的八成以上由长男继承的制度。其余男子，要么到门当户对的人家当养子、入门女婿，要么只能外出闯荡自谋出路。宫崎安贞是二男，父亲亡故后家业由长兄继承，25岁那年离家到九州寻找安身立命的机会。由于他的出身，以及对农林管理的丰富知识和技能，被推荐到筑前国福冈藩任山林奉行，领俸200石。在经营福冈藩的过程中，安贞的农学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很大提升，这为他后来著述《农业全书》并成为江户时代首屈一指的农学家奠定了扎实基础。

安贞30岁时辞去公职，隐居于筑前国女原村领地（今福冈市西区），专心从事农耕，同时致力于改良农业技术。此后，为了了解各地农业生产，他前往山阳道、近畿、丹波、吉野、伊势、纪伊等地考察，访问有经验的老农，记录沿途山林原野的状况和河川水利。宽文元年（1661），对39岁的宫崎安贞而言是一个值得写进历史的关键年头。在考察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时，他在京都与来自福冈藩的儒生武士贝原益轩不期而遇。

贝原益轩（1630—1714）是江户时代初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既是九州地区首屈一指的朱子学家，又是精通中国本草学及农学的博学家。他的治学领域非常广，对各种学科都兴味盎然，精研入学之外，他对当时从中国、荷兰传入的各种科学都抱有浓郁的兴趣。贝原18岁受聘于福冈藩领主黑田忠之，后来因为直言犯上，被赶出门，成了浪人。1656年，27岁那一年三代藩主黑田光之继位，爱惜他的才学，赦免他欺主之罪，将他召回藩内当侍医，生活和治学处境得到大大改善。福冈藩由于靠近长崎港这一幕府时代唯一的对中贸易港口，得以大量接触西洋和中国进口的科学著作，其中中国明清时期印刷的农书、草药、园艺类书籍占了很大比重。贝原读书日记里经常出现研读中国农书的记载，《农政全书》之外，他对《齐民要术》的解读用功尤深，对照《本草纲目》《耕织图》《秘传花镜》《天工开物》《救荒本草》等中国古代科技著作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大和本草》《菜谱》《花谱》等著作，开创了江户时代研究农学的风气。受藩主派遣，前往当时日本学问大本营京都深造，学习朱子学和本草学。因为都是来自九州的藩士，因缘际会得以相识，交谈之下安贞惊叹贝原益轩年纪轻轻竟然如此博学，深为折服，更令他惊喜的是益轩对农学的研究有着不凡的造诣，这在当时学者普遍以儒学为正鹄的时代风气中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也是安贞孜孜以求的师事偶像。当时成书于1639年的明朝农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刚刚传到日本不久，贝原益轩视为宝书，一方面孜孜不倦地研究攻读，一方面结合日本水土特点，对传入日本的一些中国蔬菜花卉进行改良试验，取得一系列成果。宫崎安贞对这位小自己七岁的同乡学者敬服有加，并终生视其为导师。

三

回到福冈，宫崎安贞摸索出一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一边在自己的书斋与试验田进行操作实验，实践中国农书的智慧；一边积极参与当地的农业生产活动，将研究心得成果运用在领地内的农业生产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作为一个信仰儒学的日本知识精英，安贞身上有一种很深的农耕情怀，不仅对农桑之道孜孜以求，还有一种很深的“悯农”精神。幕府时代的日本地少人多，人均土地很少，以农业立国的幕府对农民剥削很重，税收占收成的一半左右，所以农业收成好坏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计死活。因为有大部分分布在山区谷地，受制于恶劣天气或不良地质水文、育种技术的影响，即便农民日日早出晚归、挥汗如雨，但收获与努力勤劳不成正比。农民一年忙到头，为了一家糊口，竭尽全力从事田间耕耘，根本没有余暇考虑合理的农业方法。宫崎安贞对农民的处境深为同情，积极为他们摆脱困境寻找思路和出路。他感到：“不委其术，不得其法”，要帮助农民从繁重而低效的传统耕种方式中解放出来、提高产量、技术致富，就必须讲求科学的农耕之法，为此就必须将中国农业智慧与日本农业实际相结合，加以运用并反复实践，不断摸索就能奏效。这也是他从事农桑研究的最大动力所在。

积累十年之功，元禄十年（1697）《农业全书》脱稿付梓。全书十一卷，卷一到第十卷，为宫崎安贞所著；第十一卷为贝原益轩长兄贝原乐轩所著。主要内容如下：

农事总论90条；五谷之类99种；菜之类96种；又菜之类923种；山野菜之类98种；三草之类91种；四木之类84种；果木之类97种；诸木之类95种；生类养法93种；药种类922种。

《农业全书》是宫崎安贞在继承《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中国传统农学经典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与自身经验体会写成的日本农书。这部农书带上了日本特色，对于日本农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内容来看，《农业全书》都是一些关乎农业基础方面的知识，显示其长期生产实践经验积累的功力。比如对土壤肥料、保持地力和种子培育方面的论述极为详尽，构成本书一大亮色。比如，在阐述土地的翻耕时讲到，由于翻耕，作物能够吸收土壤中的氧气，成为根须的养分，但凡土壤常翻，阳气多，土壤板结则阴气多。宫崎安贞对待农业具有科学家般的虔诚和敬业精神，据说，有关农粪肥料的阐述，虽然不无借鉴中国农书智慧的成分，但他结合日本农村传统习俗的特点，对如何积肥造肥提出很多新方法。他对农粪的研究达到痴迷的地步，据说为了分辨农粪的细微差别，他将含有各种肥料的土块含在嘴里，仔细尝味，然后将其中的细微差别一一记在笔记上。

宫崎安贞写的这部农桑种树之书，生前身后都得到很高评价。水户藩主徳川光圀赞道：“此乃人世中一日不可或缺之书也”；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徳川吉宗，甚至将这部书常置左右，随时翻阅。这部书更在民间引发强烈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处于生产第一线、急于摆脱农业生产困境的指导者和经营者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很多农官和村官在仔细研究这部书后，经过消化吸收，参照《农业全书》的编写体例，结合自己从事农业生产的管理或实践经验，纷纷执笔写作农书，其中有名的有越前的《农事觉书》《耕作莳种令时录》，使得出版农书成了江户时代出版传媒的一大热点，这是日本农业或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佐藤常雄主持编撰的《日本农书全集》，收入江户时代各种农书100卷，洋洋大观。但据他的研究，这个数字不过是江户时代农书的一小部分而已。其中很多农书，因为各种局限，没有形成影响力，久而久之，消失在岁月长河中。而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因为切中肯綮的实用价值，又因缘际会赶上江户时代兴起的农业研究热，风靡日本，一印再印，直到明治维新前，一直是村官农夫人手一部的农业圣经。

《农业全书》虽然是关于中国的农产品如何在日本种植和生产的指导性工具书，但在立足日本国情和农业资源优劣等基础上，如何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地进行多元化生产等的论述和实践方面，却有许多独到的创意和发明，可以这么说，《农业全书》是将普适于东亚大陆的农业生产智慧，也是日本成功进行本土化操作的农学杰作。据日本学者川胜平太教授研究，《农业全书》因加入了日本农业生产、工具的内容而独放异彩，如有关木棉、棉花、蚕桑和茶叶的大规模栽培和应用甚至比中国农书的相关阐述还细致丰富。还有，中国古农书中有关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理论和实践，因为戳到日本农业发展的痛处而备受共鸣与推崇，比如在农业生产中如何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与土地生产力，也就是多元劳动集约型的农业生产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构成这部农书的一大核心内容。这一农业思想也被后世的日本农学家所奉行，如后来的《大豆种记》《百姓传记》等专门论著。在这些农书的农业生产方法指导下，江户时代的日本农业，比起以往任何时代有了大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据矶田道博的研究，17世纪每生产一石（约150斤）大米土地的收获量，在18世纪增加到二石，是前者的两倍。

经过两个世纪孜孜不倦的努力，日本在农业的成果，比起东亚农业大国的中国，甚至有“青胜于蓝”之势。川胜平太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的幕末时期，日本农民的人均土地生产力，比如水稻等主食农产品已经超过中国，跃居世界第一；而在一些农副产品的对外贸易上，已经凌驾中国之上。在江户时代早期以前，日本的木棉、棉花、生丝、丝绸等丝织品，还有中草药、茶叶等物品几乎全依赖中国进口，到17世纪中后期开始，由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日本也开始生产棉花和蚕丝。19世纪中期，日本在西方炮舰外交下被迫开国后，开始和英美等西方国家贸易往来。开国之初，长期以农业立国又资源短缺的日本，只能依靠优质农产品作为贸易物资。从江户时代开始，全面从中国农书吸取智慧的日本农业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原先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物品，如丝、棉、茶、陶瓷等，到幕末时期除了汉籍书画，已经完全自给自足了。到明治时代中期经过殖产兴业国家政策的刺激扶持，日本的生丝和茶叶出口量在世界市场竞争中获得比中国更大的优势。这些物品大量出口，换取宝贵的外汇，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就是这样开始的。可以说，中国农书对日本走向近代化委实功不可没。

四

有关宫崎安贞的生平资料，因为年久失散，目前在日本保留下来的不是很多。其中一大部分是在学者对贝原益轩的研究中间接得到的，因为宫崎安贞生前与贝原益轩过从甚密，终生保持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宫崎安贞在农学上之所以能有如此建树，主要得益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因为父亲是农官，宫崎安贞从小耳濡目染，对农桑之道感兴趣，并且经常跟随父亲外出考察实践，积累了丰厚的农学经验。其次是师从贝原益轩，开阔了视野，知识结构获得升级更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通过贝原益轩接触到博大精深的中国农学经典。再次是从中国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农学著作中吸取知识和智慧，结合日本实际，对照自己几十年从事农业生产实践的经历和经验，详细阐述。正如贝原益轩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的，这部书闪耀着实证践行的光芒。安贞在日本各地，主要是关西近畿地区中部和九州等日本农业发达地区巡回参观考察，询问村中野老，求教耕种门道，学习育种的方法。为了农业，安贞不惜辞官下地，撸起衣袖上山下田，专注于指导当地农民增产兴业。

宫崎安贞晚年居住在九州福冈藩，以躬耕著述为乐，并且发挥所长，为远近农夫野老提供农业生产上的支持帮助，受到人们的敬重。不久，他的《农业全书》的出版也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就在《农业全书》即将问世前不久，安贞突然离世，没能看到凝结了终生心血的著作出版，对于“不爱兵书爱农书，不爱武装爱农桑”的安贞来说，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遗憾。据说临终前10天，他还一如既往，每天往返三日里（一日里相当于4000米）到贝原先生家中求证、请益，力求让《农业全书》以最精确、最可靠的面目问世，以利于国家民生。宫崎安贞享年75岁，在江户时代的平均寿命来看，实属相当高寿，据说这得益于他孜孜不倦的求学欲望、终生躬耕田亩、亲近农事的好习惯。

1697年冬天，《农业全书》由京都出版业新秀柳枝轩出版。据柳枝轩出版社创始人茨木屋多左卫门的后人介绍，此书出版后一再增印，供不应求，以致雕版磨损严重，印出来的字模糊不清，后来版权转让给另一家实力雄厚的出版商，重新刻印后一版再版。据统计，此书自问世后一个半世纪内，有据可稽的出版量在2400—3600套以上。在江户时代，一部书首印500册以上即是畅销书，这部书一套十一卷，总数三四万册，远远超过一般的大众流行文学。甚至明治时代后还一再出版，被视为日本出版史上的奇迹。

在九州福冈市西区，原来江户时代宫崎安贞开发的女原村，一年一度都会举办纪念宫崎安贞的“安贞祭”，弘扬这位江户农学家造福乡土的遗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