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罗山
德川幕府三百年的文胆世家
汤岛圣堂与林氏世家
东京都的神田文京区值得一游。那里有条全球最大的古旧书店街——“神保町古本屋一番街”，最近也引起国内爱书家及游客的兴趣。这一带也是幕府时期日本的国家文教中心，有不少历史名胜，比如日本历史最早的孔庙就设在这里。到东京旅游，从JR中央线御茶之水站检票口出来，过圣桥，步行两三分钟，可以看到一块石碑，上书“日本教育发祥之地”，右手边有一大片中式古建筑，掩映在一大片森森古木的林荫中，人道是“汤岛圣堂”，这是名垂日本教育史的“昌平坂学问所”旧地，是德川幕府时代的官办学校。
这座幕府时代举国家之力建成的孔庙，不但是日本的祭孔中心，而且作为官学大本营，存续两个半世纪。它的创建和发展，又与历代执掌国家文教大权的林罗山家族密不可分。
日本兴建孔庙，始于17世纪初。1614年，林罗山向幕府建议在京都开设孔庙，作为祭孔和传播儒学的中枢，得到许可后，德川家康批了上野忍冈一大片地并授权让他筹办，其后“大坂之战”，此事就此搁浅。家康去世后，林罗山继续得到继任将军的重用。1630年，林罗山兴建“林氏家塾”，是一所私塾性质的学校，作为传播朱子学的学堂。两年后，幕府在忍冈设立祭祀孔子的“先圣殿”，以此介入国家文教，朱子学的影响逐渐扩大。1651年，幕府出巨资大规模修建圣堂，林氏家塾渐渐成为幕府祭教合一的官学所在地。此后，德川幕府通过林家私塾的朱子学教育，使社会教化与政治制度相适应，在文治方面对幕府统治发挥重大作用。
在幕府官校发展史上，圣堂曾几度变迁。1663年，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为林家私塾赐名“弘文馆”，在各方面大力加以扶持。1691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下令将“弘文馆”迁移到神田汤岛的昌平坂，由林罗山的孙子林凤冈担任“大学头”。18世纪中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下，农村破产，下级武士坠入贫困，上层社会萎靡成风，为挽回颓势，1790年，幕府推行“宽政异学之禁”的思想文化政策，确立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圣堂”改为“昌平坂学问所”，其后又扩建校舍，使之更具备国家学府的格局。
幕末时期，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之下，东亚局势发生巨变，幕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以儒学教育为根本的办学理念已随之发生变化。终结幕府统治后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依照西方学校的制度改造旧官校，使之向现代学校转型。1869年，明治政府将“昌平坂学问所”与开成学校、医学校合并，名为“大学校”，这就是今天东京大学的前身。
作为江户幕府最高学府所在地，在两个多世纪里，神田一带学风鼎盛，书声琅琅，成了江户最富书香气息的学府街。因为这一原因，神田、御茶之水周边至今是日本大学最多、书店和出版社等文化产业最集中的文教首善之区。
在这一带徜徉半日，就能将近世300年日本官学的兴亡看个够。
京都朱子学重镇的青青子衿
天正十一年（1583），林罗山出生在京都四条新町一个破落的下级武士之家。据研究，其先祖是加贺国乡士藤原氏，在战国时代是级别最低的武士。林罗山的父亲林时信是次子，林氏家业由伯父林吉胜继承。林罗山出生时，父亲已经相当落魄，几近浪人，以致他出生不久后，家里穷得养不起，就把他送给伯父当养子。
据载，林罗山自幼天赋异禀，留下很多佳话。在林罗山8岁时，有一个名叫永田德本的汉医到他家做客，其间开讲军纪传奇《太平记》，他在一侧旁听，全神贯注。永田德本讲完，林罗山竟能将整章文辞一字不落地诵读出来。德本称之为神童，说这孩子耳朵像口袋，过耳不漏，将来前程不可限量啊，云云。父亲接受永田医生的建议，送他到寺子屋开蒙。文禄四年（1595），林罗山13岁，又被送入京都东山建仁寺深造，学习儒学与佛教。
在日本近世（1603—1867）以前，京都曾长期是日本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学术大本营。自古以来，关西是日本输入中国文化一大窗口。中国儒学传到日本，起初是一些儒家典籍，以汉唐注疏为主。9世纪末期，日本废除了执行200多年的遣唐使制度。不过，民间的商贸往来并没有断绝，文化的交流也从官方转到寺院的僧侣间的交流。南宋时期禅宗大盛，日宋两国僧人搭乘商舶往来颇为频繁。中日僧人在将禅宗传输到日本的同时，也将朱子学一同带到日本。1199年，京都涌泉寺开山鼻祖僧俊芿携弟子入宋学禅，归国时带回包括朱熹著作在内的儒书256卷，是为朱子学在日本之滥觞。此后，朱子学在京都的各大寺庙里传播。1299年，元朝僧人一山一宁赴日弘法时带去了程朱理学注释本，促进了朱子学学理的完成。朱子学一经传到日本就与禅宗相结合。不仅仅是因为朱子学随禅宗一起传到日本寺院，更在于它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能成为修禅的辅助工具，因而被禅门僧侣当作佛法修行之外的一项必备的学问技能。从这个角度看，朱子学在日本一开始就处于佛教的附属地位。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江户时代以前，禅宗在日本的佛教中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不仅如此，当时的禅门寺庙，在发挥其作为宗教设施功能的同时，也是一个收集、保存和传播中国古代典籍的地方。因此寺庙也成了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学问的重要场所。当时最著名的禅寺大都集中在京都，其中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和万寿寺最为兴盛，被誉为“禅林五山”。建仁寺位于京都东山山麓，由留学南宋的明庵荣西（1141—1215）开创。建仁寺虽是日本临济禅宗圣地，但与朱子学渊源很深，某种意义上是日本朱子学传播的一大策源地。第十代掌门人圆尔辩圆从南宋带回《孟子集注》《大学或问》《大学章句》《中庸或问》等大量朱子学著作，寺僧在学禅法的同时，兼修朱子学，成为寺院的一大治学传统，几百年一以贯之。建仁寺作为日本顶级朱子学研究中心的基盘，就此奠定。
建仁寺对中国学问很重视，学僧入门之初，就要接受严格的儒家经典训练。林罗山师事古涧慈稽长老，学习佛经和儒典。入建仁寺不久后，就能独立用朱笔句读苏轼的全集。古涧长老是京都学识最渊博的和尚，有“五山博识”的美誉。他获得高僧指点，聪颖过人又刻苦用功，一年之内林罗山就熟读《蒙求》《旧注五经》《唐宋诗篇》《东坡全集》《南华口义》和白居易的诗文集，在寺院群僧中有鹤立鸡群之感。林罗山后来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的通儒，与他青少年时代勇猛精进的求学精神密不可分。
在日本，长期以来佛教对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佛门属于上层社会阶层，僧侣是极受推崇的上等职业。林罗山年纪轻轻，学力拔群，得到了寺院上下的一致认可，在旁人看来也是未来的住持、方丈的不二人选，主持也不断催促他早日剃发出家。但林罗山有着自己的深层考虑，几度以“身体头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为由敷衍搪塞。为了避免被强行剃度，15岁那年，他干脆逃离建仁寺回到家中。向养父母说明原因后，获得谅解并继续供他居家学习。弃寺还家，是林罗山一生学问事业的原点。林罗山郑重其事地记在自编年谱里，并津津乐道，意在说明，在1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思想上、身份上和佛教划清界限了。实际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日后林罗山将朱子学从佛教中独立出来，把它作为一项经世致用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这一步非常关键。无论是今后“儒者林罗山”的横空出世，还是朱子学在日本一度大行其道并迎来鼎盛，都与此事有着逻辑上的关联。
居家自学，林罗山才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儒学，尤其是对以《四书集注》为中心的朱子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倾注大量心血刻苦研究。据说有一次外出拜访某硕学，交流《论语集注》时发现其中脱落一页，罗山不假思索展纸提笔，一会儿就将脱落的内容写上，那人后来对照，发现竟然一字不错。相对从小就接触佛教经典和唐宋诗文的他来说，他接触朱子学的时间相对较晚。不过，朱子学的著作对他治学思想和人生所产生的影响之巨，甚至远远超乎以往所获得的学问知识的总和，对他人生事业影响极为深刻。
林罗山天资颖悟，加上孜孜不倦的用功，20岁出头就以满腹才学名闻京都，此后开始公开授课讲学，依照朱熹《论语集注》的旨趣，演讲《论语》等儒家经典。无论是林罗山的才学，还是他介入宣扬儒学的方式都极具颠覆性，乃至在当时的思想界引发巨大的震动，无形中动了京都朝廷御用学者的“禁脔”，不免招来忌恨和弹压。
早期日本，学问掌握在朝廷公卿手里，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典籍的翻译权、解释权，都被公家的贵族所垄断，并且作为一个特权世代延续。到了日本中世时期，这一学问垄断特权由朝廷贵胄的清原家把持，是为“明经家博士”。清原家的《论语》解释以东汉何晏古注为根本立场，是自古已然的正统。而朱熹的观点来注解四书五经则属于旁门左道，并没有被京都主流学术界所采纳运用。在这种情形下，林罗山以一介民间布衣学者的身份，根据朱熹《论语集注》来宣讲儒家著作，对于长期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学术阵营来说，是一个无法容忍的异类。据载，清原秀贤曾为此向德川家康弹奏：“自古无敕许，则不得讲书，朝绅犹然，何况处士抗颜讲新说，不可不罪也。”出乎意料的是，家康非但没有降罪林罗山，甚至还驳斥清原：“讲者可为奇也，诉者其志狭隘矣！”一句话就结束了京都的明经家学，而林罗山此后得以畅行无阻地讲授朱子学，很快成为京都儒学领域最耀眼的一颗学术新星。
不久，林罗山因缘际会结识了扬名朝野的儒学者藤原惺窝，这成了他人生事业的一大转折点。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藤原惺窝（1561—1619）是日本近世儒学的开山祖师。他出生于战国时代的播磨国公卿冷泉家，因不是长男，少年时代就被送入京都五山之一的相国寺当和尚。藤原惺窝在修习禅宗的同时对儒学研究倾注了很大热情，下了很多功夫，曾萌生到明朝留学、探求宋儒新注之学的强烈愿望，为此到九州萨摩下坊津寻找赴明船，因遭遇海难半途而废。38岁那年，藤原惺窝在京都邂逅了朝鲜的朱子学家姜沆。他从交流中得知，此时的朝鲜李氏王朝排斥了长期被朝鲜奉为国教的佛教，而代之以朱子学为官学正统。这对藤原惺窝来说极具颠覆性，从此致力于将朱子学摆脱佛学的附庸，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问。战国时代后期，藤原惺窝作为“洛中儒学泰斗”（“洛中”是古代京都的雅称）已经名闻海内。
为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在战国后期，武家政权里出现了利用儒学的苗头。德川家康虽然是武将出身，崇尚武力，并毕生以重振武家政治统治为神圣使命，但同时也重视文化思想这一软实力，尤其对儒学实现安邦定国的重要意义有着极为深刻的认知。他曾说，在马背上打天下，但今后要以文治天下。他在征战杀伐运筹帷幄之际常常手不释卷，多次邀请藤原惺窝等知名儒学者来帐中讲《贞观政要》和《大学》，颇有汉高祖刘邦遗风。庆长五年（1600），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确立了在日本至强的地位，一个新型的武家政权呼之欲出。当年德川家康就下令刊行《贞观政要》《论语》《武经七书》《吾妻镜》等中日典籍，在伏见城开设学校。同年10月，德川家康班师回到京都，并在二条城接见了藤原惺窝，询问历代治乱兴亡之事。可以说，德川家康已经开始通盘考虑治国之道，并有意邀请藤原惺窝参与指导幕府政务。出于某种深层的考虑，藤原惺窝没有出仕幕府，但他的名声在幕府成立之初，就已经朝野尽知，名动海内了。
几乎与此同时，林罗山通过京都著名汉医吉田玄之的介绍结识了藤原惺窝，刚开始以书信的方式探讨学术问题，切磋治学之道。林罗山对藤原惺窝的学问、旨趣颇有共鸣，但他不迷信权威，在见到藤原惺窝之前，经常与之展开学术交锋，几番纸上血战之后，林罗山才心悦诚服。庆长九年（1604），林罗山在吉田医师的宅邸里拜见了藤原惺窝，首先就被他“温良恭严，威而不猛”的德容举止所折服，当即行弟子之礼，成了藤原门下的弟子。自此藤原惺窝与林罗山师徒过从甚密，共同成为江户时代草创期弘扬朱子学的领军人物，而正是得益于藤原惺窝非凡的影响力，林罗山得以跃上更大的历史舞台，施展平生所学。
庆长十年（1605），在藤原惺窝的推动下，林罗山迈出了进入幕府政权的第一步。这一年的四月，德川家康在京都二条城召见藤原惺窝，垂询安邦治国大计。藤原惺窝将林罗山郑重举荐给德川家康。据传，一生阅人无数的德川家康，初见林罗山时，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尚未婚娶的青年竟然就是那个令博士家坐立不安的学者，决定当场面试。家康问：光武帝与汉高祖是何家世系谱？后者不假思索道：光武是高祖第九代孙。家康再问：所谓“返魂香”出自何典？罗山对答如流：《史记》《汉书》不见，《白氏文集》《新乐府》及《东坡诗注》有之。家康又问：《离骚》中兰草种类有几何？林罗山一五一十有根有据和盘托出。家康叹道：天下竟有如此博学的才俊！
1607年，林罗山正式被幕府招聘到江户成为将军政务顾问。一介布衣的林罗山得以进入幕府权力中枢，年仅25岁，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因为家世级别太低，不能出入将军居城，而且侍奉在将军身边的必须是僧人身份。按照幕府的安排，林罗山更换造型为僧侣模样（只是外观上的改变，实质世俗生活不变），名字也按佛教礼俗从信胜更名为道春。
幕府文胆
随着天下初定，江户幕府从“武治”社会向“文治”社会转型，林罗山在幕府权力中枢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乃至官拜国家文教最高首脑，食禄3500石，并且世代继承。对一介学者来说，这种机遇可谓空前绝后。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林罗山创造了江户时代“学而优则仕”的神话。不过，如果梳理他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所谓造化并非偶然，人的才华智慧和努力固然是一大要因，但更多的是时代所赋予的特殊机遇。
林罗山出生于战国乱世，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他的青年求学时代，正是日本由战国乱世走向统一、封建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的重大历史转型期。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作为统治日本的行政中枢，以此为标志，日本进入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近世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基本框架是：以幕府将军和全国各地大名（诸侯）为顶点，极为细化的家臣集团身份结构，以武士作为统治阶级对农、工、商三个阶层进行管辖和统治。在经济上，以幕府将军这一最大的封建领主为核心，将全国各地大名领地以及朝廷公卿领地管辖权收到幕府将军手中，然后重新进行再分配。从世界史的发展阶段来看，幕藩体制的建立，意味着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封建制度得以真正确立。幕府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封建军事专制国家，除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之外，还需要支撑这一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此前，日本已经有了佛教、神道等思想体系，但是能够在思想上强有力地支撑起幕藩体制封建社会结构的，只有儒家思想中的大义名分和五伦、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而在当时的日本，朱子学作为新兴的学问，是儒学各派中最为完善的一派，最符合幕府初建时期的政治需要，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被幕府加以利用，并被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林罗山被德川幕府破格录用，并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居于权力中心，从而对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产生深刻影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作为当时日本最杰出的朱子学家，能审时度势，将平生所学与统治者的需要相结合，将朱子学塑造成符合幕府统治者需要的思想资源。
林罗山的学术思想与幕府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抱负不谋而合，这是幕府政权与他合作的基础。据《德川实录》载，庆长十七年（1612）三月的一天，家康在骏府召见林罗山，询问中国历代先王治国理政之道。家康的问题有五项，其中一项触及了对“汤武放伐”的见解。
所谓“汤武放伐”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说的是因夏桀昏庸无道，成汤灭了夏；因商纣昏庸无道，周武灭了商。汤、武两人都是在推翻前代无道的君王后取而代之，建立了新政权。
德川家康和罗山探讨的汤武放伐，并非一般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某种倾向性和明确意图的。家康是一个在战国乱世中崛起的枭雄，后来臣服丰臣秀吉，成为五大首席行政长官之一，并在秀吉死后进一步坐大。在战国时代，类似汤武放伐的“下克上”，臣子背弃主君是家常便饭，也是生存法则。不过在彼时天下初定，德川家康需要用一套新的伦理规范来约束战国武士草莽之风，还需要一套理论依据来包装自己，使得自己的行为像中国一代圣君汤武一样，以一个圣君的姿态成为新日本霸主。德川家康向林罗山询问的，其实就是臣下取代主君的大义名分的正义性问题。而按照日本所谓“万世一系”的传统，天皇是不可取代的。所以，家康念兹在兹要放伐取代的主君，就是丰臣秀吉的大阪势力。
林罗山回答非常得体。他站在幕府官方立场，引经据典、以圣人之言，肯定了汤武放伐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如果说，林罗山的这番话见解正中家康下怀的话，接下来他在处理“方广寺钟铭事件”一案中显示出的作用，可以说是向家康交出“投名状”。
庆长十九年（1614）8月1日，丰臣秀赖为追念先父秀吉功德，大兴土木修复京都方广寺，并于寺中本殿悬挂大铜钟，请东福寺住持文英清韩撰写铭文。不料，这篇辞意俱佳的铭文却成了德川家康铲除丰臣一族的导火线。
据山幸彦的研究，这一谋略由忌惮丰臣势力的德川家康起意，与心腹天海和尚谋密而成。在保密的情况下，将这个意图传达给林罗山和在幕府担任政治顾问的以心崇传和尚。于是，按照家康的授意，铭文中“国家安康，四海施化……君臣丰乐，子孙殷昌”的文句，被恶意解读为家康身首分离、丰臣氏子孙世代繁昌的险恶居心，由林罗山起草“勘文”（处理意见书），成了幕府讨伐丰臣秀赖的檄文。在接下来冬夏两场“大坂之阵”大规模战役中，家康一举解决了长期被视为隐患的丰臣氏旧部势力。同时借助这一事件，文英清韩也被连累清洗，还连带打击了长久以来占据文化优势的京都五山学问僧势力，为林氏一族垄断德川三百年幕府文教铺平道路。
林罗山虽是顶级的朱子学家，但他身为幕府将军侍从顾问的政治背景，决定了他的学术人格无法拥有真正的独立性，只能以幕府的最高利益为转移。他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介入幕府各种政治旋涡，学术被异化为工具，“曲学阿世”也成了他一生抹不掉的人格污点，生前身后诟病没有断过，也影响他在后世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不过，作为幕府高参和主要决策者，林罗山给日本政治思想史留下的烙印极为深刻。幕府设立之初，林罗山就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设计和筹划，兴礼仪，定律令，很多深刻影响江户时代日本的内政外交政策、律令都出自其手，比如《武家诸法度》。
《武家诸法度》是江户幕府确立幕藩体制的法令，旨在约束诸大名权力、维护德川氏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其萌芽和出台实施经历了一个历史阶段。关原之战后，各地大名按照要求向德川家康递交宣示效忠的誓纸。誓纸中写有为将军效忠所必须践行的责任和义务条款。起草人为崇传和尚，他以誓纸中最基本的三条法规为基础，再附上十条新款草成《武家诸法度》。丰臣氏灭亡后的庆长二十年（1615），以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名义向全国大名发布。在幕府政权统治日本的两个半世纪中，多任将军都对这部法令进行充实和修改。德川秀忠颁布的原始版本被称为“元和令”。而对幕府武家统治具有最深远意义的法令，则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纲继任后颁布的，由罗山起草制定的法度修正案，被称为“宽永令”。林罗山版的法度由于追加了19条内容，使得《武家诸法度》进一步完善。其中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出台的“参勤交代”制度对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深远影响，值得一说。
参勤交代，一名“参觐交代”，是《武家诸法度》的核心。根据此项制度，各藩大名每年都要有一段时间在江户辅佐幕府将军，其妻室和长子则长期定居江户。这项制度成为幕府监督各地诸侯的重要手段。参勤交代起源于镰仓时代，各地御家人跟随幕府将军前往镰仓效命。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在大坂城、伏见城、聚乐第城周边赐予大名大宅邸，提供给各地大名的家室居住，大名一年需要前往团聚一次并参见秀吉，此为参勤交代之雏形。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确立了至强的地位，随着他在江户城开创幕府，“旧贯温存”，这套做法也随即在江户启动，东北仙台藩大名伊达宗城首先积极响应，此后各地大小诸侯纷纷跟进，德川幕府管辖下日本全国200多个藩国首脑，每年定期轮流到江户城协助将军处理国务，同时接受监督，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人质制度。幕府高层最初只是为了监督地方诸侯而设立的这一制度，却产生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连锁效果。
为了强化江户与全国各地的关系，方便地方大名往来江户城，幕府在一个半世纪内先后建成了堪称世纪工程的五大官营交通干道：东海街道、中山街道（又称木曾道）、日光街道、奥州街道和甲州街道。五大交通动脉，促进了列岛人流物流的往来，全国成为一体。诸侯们一年一度往来领地与江户之间，耗费巨大，以至成为诸侯的一大沉重负担。比如江户时代食俸最高、有百万石的金泽加贺藩前田氏，一次出动人员4000名，不包括在江户参勤其间的费用，单是回程耗费就达5500两黄金，加上花费在江户的日常费用，占了藩国岁入的七成以上。再以天保十二年（1841）幕府将军家直系“御三家”之一的纪州藩为例，该年藩主德川齐顺上江户参勤交代，出动武士1639人，苦力2337人，马匹103头。超过4000人的庞大团队沿途吃、喝、停宿所费之外，还要算进他们在江户一年的各种开销用度，各项相加占了领地收成的一半。在这一制度下，各地诸侯无力发展壮大到可以坐大一方、对抗中央的地步。
从另一个角度看“参勤交代”，就会发现这一制度所带来的财富再分配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这一制度为全国200多个诸侯国带来了长期巨额的旅途消费，刺激了地方经济。在以往，从中央幕府到地方藩府，从百姓收取赋税后，不会或很少以社会消费的形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在参勤交代制度的框架下，每个大名每年都必须穿越国境（相当于现在的县域边境），这样从民间收取的税金就以旅费的形式，一部分又回到民间百姓手中。其次，参勤交代更为幕府统治中心江户带来数十万规模的武士，他们获得俸禄也必须在此消费，庞大的消费人口为这座新兴城市提供了巨大的购买力，这是租税部分回到社会和被剥削阶级手中的又一个方式。再次，参勤交代的诸侯人员聚集江户，为全国物与物的交易提供了难得的交易洽谈平台，因为各个诸侯留守江户的职责，除了协助将军处理政务外，还肩负着将各地特产推到江户并完成交易的职责。
再从文化层面来看，这一制度无疑更具有深远影响意义。人员的频繁流动促进了中央和地方资讯和文化的交流，源自江户的文化与时尚得以向全国传播渗透。各地大名武士在返乡前所购置的伴手礼中，除了服饰、器物外，还有文化用品，比如洋溢着江户都市风情浮世绘的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学者的随笔和汉诗人的诗集等，这些在江户时代都是深受地方崇尚的文化形式。元禄时代发达起来的博物学，也受惠于参勤交代所带来的物产交流。很多大名在前往江户时，会将本地特色的动植物或旅途购置的物品带到江户宅邸中或送人，这样列岛各地，甚至来自外国的物品，就会汇集到江户，大大丰富了博物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很早从中国传入的博物学直到元禄时期才结出硕果，实与动植物、器物的丰富分不开。贝原益轩的《大和本草》和细川重贤的《昆虫胥化图》等反映当时博物学水平的著作在以往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从对日本历史文化影响的角度看，林罗山的功绩突出表现在学术文化和教育领域，兴办文教，弘扬以朱子学为中心的中国学术文化。林罗山的特殊地位及在学界、教育界的巨大影响力客观上也为朱子学在日本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林罗山在日本近世学术史上有着无法撼动的地位。
林罗山不但是幕府时代初期最杰出的哲学家，也是日本近世史学泰斗，他对日本史学的最大贡献是编撰了日本通史《本朝通鉴》，这是林罗山奉幕府之命编撰的官修日本通史。着手撰写这部著作时，林罗山已是62岁高龄的老人。他将这事当作一大学术使命，执笔不辍，6年后，完成从远古神话开国创世纪传说到宇多天皇，共计59代王朝的历史，洋洋40卷。因为宇多天皇之后很多史料阙如，林罗山就此暂行搁笔，欲待资料进一步充实再接着写。完成的40卷题名《本朝编年录》进献给幕府将军。
明历三年（1657），一场席卷江户城的大火灾将林罗山的府邸和上万卷藏书烧为灰烬，完成不久的《本朝编年录》也不能幸免。这位以读书为生、以著述为命的硕学遭此打击一病不起，不久去世，享年75岁。长期协助林罗山文字工作的嗣子林鹅峰继承父业，在收拾父亲遗稿残篇的基础上重新出发，依林罗山写作风格，于宽文十年（1670）完篇，叙述从远古神话传说时代到幕府设立之初的编年体日本历史，全书310册，计11971页，可谓皇皇巨著，这就是后来由幕府赐名的大型官修通史——《本朝通鉴》。
林罗山是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绝顶聪明，又肯下最笨的苦功夫，学术生涯长达一个甲子，又有幕府提供最优越的治学生活待遇，纵观整个日本文化史，能与之匹敌的可谓绝无仅有，因此他能创造别人难以企及的文化奇迹。辞世后，幕府组织最强大的编辑阵容搜寻他的遗作编辑出版，计有著作147部，另有文集75卷，汉诗集75卷。内容可谓包罗万象，除了上述文、史、哲领域的研究成就之外，他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有很深研究并取得一系列成果，著有《神道传授》《本朝神社考》等宗教学论著；他还对中国本草药学倾注心血，著有《多识篇》等汉医理论；在兵学方面，造诣很深，在正式出仕幕府时，就受命为当时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讲兵法，日本江户时代武士道鼻祖山鹿素行就是他的直系弟子，在兵学上也有著述传世，所著《孙子谚解》《三略谚解》《六韬谚解》在江户时代是武士的必读书目。他也是江户时代初期顶尖的汉诗文作家，尤其在汉诗方面自成一家。京都大学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称他是“江户幕府时代日本学术的启蒙期学者”。
与其师藤原惺窝相比，林罗山的儒学虽然也来自禅宗寺院，但因为他早早离开建仁寺回家自学，所以受到佛教的影响较为淡薄。师从藤原惺窝后，他继承了老师开创的儒佛分离的工作，在激烈批判佛教的同时，全面发展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儒学，将原本属于佛教附属的朱子学改造成符合新政权下幕藩体制要求的政治哲学。从此朱子学成了占据幕府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官学和显学，成为德川幕府实现统治的理论基础，并贯穿整个江户时代的始终。
延绵三百年的文教世家
今天到东京旅游，搭乘都营地铁大江户线到牛込柳町站出口走出，步行五分钟进入大久保通道，可以看到一座常敬寺。寺庙不大，但颇有历史感，边上有一片用石墙围起来的墓园，占地300多坪（1坪约为3.3平方米）。这片名为“林氏墓地”的墓园里安葬着林罗山一族的族裔，计有81座。
庆长十四年（1609），在出仕幕府两年后，27岁的林罗山与京都出版商荒川宗意之女成婚。林罗山的著作后来广行于世，与妻家实力出版传媒的鼎力支持有很大关系。
林罗山夫妇生有一女三子。三个儿子之中，长子林叔胜和次子林长吉都不幸夭折，三男林鹅峰继承他的事业和家职。林鹅峰生于元和四年（1618），一名春胜，号鹅峰。林鹅峰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接受学术训练，年轻时长年协助林罗山文字工作，学问为人颇有几分其父之风，他最大的业绩是协助林罗山起草并最后完成《本朝通鉴》。
鉴于林罗山对幕府文教事业的巨大功勋，殁后备极哀荣，谥号“文敏先生”。遵循逝者的平生志业，林罗山的葬礼是严格按照朱熹的《文公家礼》的规制来操办的，墓所也是按照儒家墓制修葺，而不是日本人普遍实行的佛教葬式。这种“儒葬”墓地，整个江户时代非常罕见，同样享受这一殊荣的只有后来客死在日本的晚明遗民朱舜水先生。为了彰显林罗山的功绩，幕府命林鹅峰继承林罗山家督，成了林家第二代。
1680年，德川纲吉就任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则致力于将“武治”向“文治”转型。他将“元和令”的《武家诸法度》第一条的“专心修炼文武弓马之道”改为“勉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德川纲吉爱好学问，推崇《论语》中的忠孝之道，在他治下，朱子学受到重视，林氏一族的地位不断提高。元禄三年（1690），无论对林家还是对日本教育史，都是值得大书的年头。这一年，纲吉将军下令在神田汤岛大兴土木，建造孔子庙，并将上野忍冈的林家家塾迁到汤岛与孔子庙合并，名为“昌平校”，并任林鹅峰为“大学头”，也就是官学最高头衔，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的国子监祭酒，并规定此后幕府大学头一职均由林氏一族的家督世袭，一直延续到幕府灭亡，可以说林罗山及其子孙都执掌着幕府文教。上行下效，全国各地诸藩也开始仿效昌平校，设立藩校，延聘儒者前来讲授朱子学，日本近世迎来了教育繁荣的局面。
1793年，林氏大学头第七代传人林锦峰英年早逝。因为没有子嗣，幕府将军德川家齐命美浓国岩村藩主松平乘蕰的三男松平乘衡继承林家世职，更名林述斋，此后又延续了五代。到最后一代林氏大学头林学斋为止，林罗山及其后裔计有十二代人掌管幕府文教事业。
林复斋、林学斋是大学头林氏一族最后两代传人。林复斋是林述斋第六子，1853年林复斋就任大学头，成为林氏第十一代当家主。这一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四艘铁甲军舰叩开了关闭两个半世纪之久的国门。林复斋因为世代主管幕府的文教和外交事务，也被推到风口浪尖，在日本近代开国史上留下身影。
1854年3月31日，林复斋奉老中阿部正弘之命与佩里在神奈川横滨村交涉开国事宜。佩里随从的记录里对他留下这样的印象记：
（林复斋）年约五十五岁，中等身材，衣着考究，一见就像个严谨而自律的大人物。
这次会晤，日美双方签署了《日美友好条约》，条文以日文、汉文和英语三种语言书写，其中的日、汉文本皆出自林复斋之笔。1981年，由日、美、英三国合作拍摄的《武士道的尊严》影片，再现了日本幕末时期波澜壮阔的开国史。著名硬派演员三船敏郎扮演的林复斋以博学深沉、忠义爱国的形象，定格在昭和电影艺术史上。
林学斋是林复斋之子，是末代大学头。1867年，最后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江户无血开城，将大正奉还天皇家，延绵两个半世纪的幕府统治画上句号。幕府垮台后，德川一族移居静冈祖先封地，林学斋忠义，没有接过新政府递来的橄榄枝，而是不离不弃陪同旧主前往贬谪之地。到底是一等文教世家出身，念念不忘教育，10年后出任群马县师范学校教谕。退休后，林学斋居住埼玉县熊谷村，读书静养，安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