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01年7月25日上午11点左右，一位羞涩而带着孩子气的中国贵族在香港登陆。他身着华袍，头戴最高品秩的红色顶戴花翎。在码头，一群英国官员代表当地政府迎接他及其随从的到来，我就是其中之一。路旁挤满了好奇而腼腆的中国人。护卫队拦住围观的人群，以示恭敬。四名红衣轿夫迅速将他抬离岸边。15分钟后，轿子停靠在总督府前门，在那里，他受到了英国直辖殖民地总督的迎接。

这位高贵的来访者，是当时中国皇帝的弟弟醇亲王殿下。东道主则是英王爱德华七世驻香港代表亨利·布莱克爵士阁下。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然而，港英当局按照醇亲王的意愿，取消了大多数的礼仪。当他乘坐德国舰船“巴伐利亚号”驶入港口时，没有英军向他敬礼，也没有岸炮齐鸣欢迎，他上岸时，也没有仪仗队迎接他。因为，他此行肩负着一项耻辱的任务。在任务尚未完成前，作为一位中国皇室贵族，他不愿接受任何礼遇。在醇亲王踏上香港土地的1年零35天前，一位德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的大街上被一名“拳匪徒”杀害。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遭到枪杀，震惊世界。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围攻使馆区”悲剧事件拉开序幕。

如今，按照获胜联军强加给清廷的屈辱和平条件之一，朝廷必须派一位亲王亲赴德国，代表大清国天子屈尊向德国皇帝悔过谢罪。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眼里，德国皇帝说得好听不过是一个藩属国王，说得不好听就是蛮夷首领罢了。

我当时做了一些记录（目前该文件存档于唐宁街），其中写道：“按照中国朝廷的惯例，尽管醇亲王不能成为皇位继承人，但他的儿子却有机会继大统，成为大清皇帝。因此，这无疑会使醇亲王本人对中国政局的未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段评论准确预示了醇亲王未来的命运。他从德国返回后，太后将其亲信、时任直隶总督兼军机大臣荣禄的女儿许配给他。1906年初，他们的长子诞生，取名溥仪，是为大清国的末代皇帝。而醇亲王作为摄政王，成为当时兵荒马乱的中华帝国的统治者。

醇亲王出使后不久，另一位皇室亲王肩负着一项不辱于清王朝的使命途经香港。这位亲王便是载振，后继承其父庆亲王的爵位。他代表皇室前往英国参加爱德华国王的加冕典礼。因此，途经香港时，港英当局给予的皇家礼仪规格，应有尽有。

通过这两个场合，我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清朝皇室成员。后来经过多次接触，我比任何其他外国人更熟悉他们。不过，在此之前，我已经认识一个人，此人的命运和大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当之无愧地比任何一位我所提到的亲王都重要。

醇亲王载沣

康有为

1898年的圣诞节，我以“东方见习生”身份第一次到达香港。在这一年间，中国发生了许多划时代的大事，而这些事件的领导人物都曾抵达香港寻求庇护。在香港总督府，我第一次见到康有为。他在当时是最富争议的人物，既备受赞誉，甚至尊崇，也备受指责。那些忠于清廷、饱含爱国热忱而希望能救国救民的人对他赞誉有加，而那些认为中国皇帝是法律上的“万王之王”，中国毋须向西方“蛮夷”学习的人则对他畏惧、憎恨。

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改革家和“当代圣人”时，他正在为六君子哀悼。六君子没有他幸运，成为太后、宠臣和欺上瞒下者泄愤的牺牲品。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也在六君子之列。当时中央朝廷和地方正在悬巨赏捉拿康有为，生死勿论。在香港，尽管英国政府对他严加保护，但他仍然时不时面临着被暗杀的危险。在一名警察的护送下，康有为拜访了正在远东访问的查尔斯·贝斯福勋爵。他们之间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内容记载在查尔斯勋爵的游记中。

康有为在香港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后，辗转去了日本、加拿大、美国和欧洲。朝廷一直在悬赏他的首级，他随时处在被朝廷密切监视的状态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慈禧太后在世的时候，康有为始终处在漂泊状态，即便后来回到国内，也仍然居无定所，直到去世时亦然。

我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记录清王朝在紫禁城的黄昏时期，即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24年11月溥仪（年号宣统）被“基督将军”冯玉祥及其同伙驱逐出宫的13年岁月。对于不了解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的人而言，为了使他们理清这段历史，我觉得有必要从黄昏到来前的阳光（已经被雷云遮蔽）谈起，直到黄昏之后暴风雨的夜晚。

早晨晨曦微露，傍晚夕阳晚照。或许夜幕吞没了夕阳，而新的一天又将阳光四射，重见光明。所有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都会钦佩和尊重中国人。这正是他们热切希望或坚定相信的。我们中的许多人确信，在最黑暗的天际已经看到了黎明前的第一缕曙光。然而，这只是夜幕渐沉的一点微光，而不是晨曦微露。在后面章节，我将谈及这些问题。

我讲述的故事共计34年，从1898年光绪帝进行毫无希望的变法尝试（他全面采用了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开始，到1931年末代皇帝溥仪返回先祖创下大清帝国的发源地（即中国东北地区，后成为世界政治变革的中心地带）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