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重写电影史”逐渐在中国电影研究界掀起高潮，并且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史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国内一些重要的电影史学机构和高校都相继召开与“重写电影史”有关的学术会议，将这一理论实践不断推向深入。其中，影响较大的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自2012年起举办的中国电影史年会，每一次的主题都注重细化中国电影的分阶段研究；再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上海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50周年”学术会议，中国电影史学界重要人物均有出席，广泛讨论并结集《重写电影史：向前辈致敬》，以“重写”与“致敬”这对充满张力和对话的概念把握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的新时代。1963年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虽囿于时代原因主要采用革命史的史学范式，但今天的电影史研究者依然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养料和重要的借鉴；而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史研究亟待突破创新，重建历史视野与学术心态，对传统的再写甚至“重写”亦是时代进步的紧迫要求。

这其中，随着各类史料的开放、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越来越多海内外学者的努力，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史已成为当前一个全球性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话题。“‘重写’电影史的研究不仅有基于不同的切入角度和评价标准对历史的重新讲述，更有大量对以往忽视的历史现象的开拓性发掘和运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对电影历史的重新审视。”尽管相比其他门类的人文艺术历史，没有几个历史研究领域像电影史研究一样在发展年代上如此之短，然而，沉入这样的重修史学工程中，有许多学者感叹：成为“失踪者”的电影历史人物其实很多；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考古现场”，仍有大面积的严重荒芜；大量重要的“历史细节”还尘封在历史的角落，从而导致我们对电影史上的诸多历史事件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电影史叙述的链条时常发生断裂。例如，张石川（1890—1953），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从影生涯横跨民国历史，是1949年之前电影作品数量最多（共拍摄长、短故事片160部）的导演，并以《难夫难妻》《孤儿救祖记》《空谷兰》《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等作品铭刻在中国电影史的里程碑上；同时，作为多家私营电影公司的创办人、制片人、经营人，在中国电影史诸多重要时期和事件中“在场”甚至占据“中心”，为早期电影工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对这样一位甚至可称为“民国电影第一人”的学术研究，情形大致就是如此。在中国电影史话语中，虽然同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但张石川的名望及地位远不及他的创业搭档郑正秋。如《中国电影发展史》在记述早期电影人“摄制中国影片的尝试”一节中，着重强调了“郑正秋和讽嘲封建婚姻制度的短片《难夫难妻》”，张石川的贡献被一带而过；而张、郑的合作一度分离后，张石川拍摄的电影则被划为“脱胎于没落期文明戏的若干短片”“低级无聊”。20世纪末，陈墨为刘思平所著的传记《张石川从影史》作序，写道：“中国电影史研究界忽视甚至忘却张石川久矣”，“抑张（石川）而扬郑（正秋），成为一种‘历史定评’，成为许多后学者的‘历史共识’。”如今二十年过去，中国电影史研究界依旧没有出现一部关于张石川的研究专著。对张石川的全面研究被学界所忽视，对其与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关系更是尚未厘清。因而，今天“重写电影史”，对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张石川进行重新发现、认知和评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先生写道：“电影人物研究是电影历史研究十分重要的部分。中国‘二十四史’，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电影历史研究，也应把人物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历史上的事变或事件，同时也是历史现实的人的活动。”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民国电影第一人”的张石川，张石川的电影活动上溯民国肇始，贯穿20世纪10年代初至40年代末，是民国电影史上诸多重要时期和事件中的“在场”与“中心”。对张石川的重新书写，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电影民族性的生发、电影工业雏形的搭建、商业电影话语范式及主流银幕形态的生成流变等电影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而且对于分析总结中国电影在此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应该汲取的主要教训，也大有裨益。进一步来说，立足史料，多维度地、综合地展开电影人物志的历史研究，有助于拓宽当前在西方学院派命题对“重写电影史”的束缚下中国早期电影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呈现影史书写和话语构建的别种可能性。

鉴于此，本书希望通过发现、梳理、鉴别和整合相关史料，在“重写电影史”的视野下对张石川进行全面的、实证的人物志研究，以微观研究还原电影历史的具体性，以期尝试对民国电影历史的人物专题研究“补缺接断”；在此基础上，以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研究视角，史论结合，深化、细化中国电影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本研究植根历史，亦可以观照当下。今天电影产业不断全球化，中国已稳坐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之位甚至很快将跃居首位，国产电影高歌猛进，民营电影企业已成为生机勃勃的市场主力军，但与此同时，是国产电影的“普遍亏钱”，较大面积的亏损背后折射出中国电影的质量与市场竞争力亟待优化与提升，在与惯敌好莱坞电影及近年升温的印度电影等外片争夺本土观众的激烈竞争中，中国商业电影的痼疾也在逐渐暴露。回到张石川与其开垦的中国商业电影滥觞、勃兴、瓶颈、拐点的历史现场，他依靠其“财商”，创建了中国早期电影史上最具范式意义的电影公司，在电影业基本的商业逻辑发展过程中摸爬滚打、审时而动，探索出一条具有成功示范性的本土化电影制作与市场生存之路，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界的头牌企业家和制片人，但经营之路也曾几度起伏，充满变数，最终混入历史浊流走向悲剧性宿命；他创作生产的商业电影在当时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与国外电影分庭抗礼，长时期风靡于民国的本土观众，所摸索实践的美学惯例展示了早期中国商业电影的现代性特征，但其在审美趣味上唯商业至上的本质也使得他难以超脱低俗旧文化的狭窄空间，在商业电影浪潮走向混乱失序、恶性竞争的过程中难以自持，以及到后期创作逐渐落伍于时代。本研究以史为鉴，尝试进行张石川之于中国电影历史的价值重估，希望借此可以拓宽当代中国电影运用自身文化资源为本土观众提供新的想象、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自信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探索创新中国电影的生产与消费，促进中国电影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生态平衡之路。同时，也可以为兼营电影创作与经营的中国当代电影人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经验。

二、研究现状综述

对张石川的重新研究，离不开“民国电影史”这个更具有广阔阐述空间的学术概念和述史框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在“建构民国文学史”的领域得到了具体而多样化的实践，从“民国史视角”“民国视野”“民国机制”等概念的提出，到“民国史观”在“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或“民国文学”等领域的阐发。而近年来更多研究者发表学术文章，对文学研究中的“民国文学史”“民国史视角”“民国视野”与“民国机制”等进行了较全面多元的分析和探讨，并逐渐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学术热。与此同时，关于民国电影的研究也开始陆续出现，如民国史学者汪朝光发表了与民国电影检查制度、民国时期电影市场、上海电影及其现代化进程等相关的数篇论文，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史研究向民国电影史研究的转变。民国电影首先是一个断代的历史研究，学者们从民国历史、民国社会、民国报刊、民国文化等维度，对中国早期电影特定的公司、影片、人物或相关的早期电影活动积累了许多微观、细化、深度的研究成果，整体而言，这些话题都可以被纳入中国电影现代化的议题之中。

在民国电影的历史建构上，海内外学者的跨域交流与对话越来越频繁。近年来在海外学者对早期中国电影史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跨文化理论的探讨中，涌现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模式，如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说、周蕾的“原初激情”说、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史论、米莲姆·汉森及其学生张真、包卫红发展出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以及鲁晓鹏提出的跨国华语电影研究概念，还有张英进、傅葆石等学者的研究等，使中国／上海早期电影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电影史研究进入了跨学科、跨媒体研究的视野。正如台湾学者廖金凤指出，这些海外研究大致可以是一个“共时取向”（synchronic）的方法策略。采用这样跨国、跨界的研究方法，他们的论述势必牵涉“中国之外”，从而使得民国电影的研究可以更为多元、丰富。如海德堡大学博士黄雪蕾的近期专著《上海电影生产：跨越边界与联结全球，1922—1938》（2014）以张石川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的电影生产与电影作品为案例，在全球本土化媒介景象（glocal mediascape）的理论视野下讨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电影生产的一系列跨界实践，包括鸳鸯蝴蝶派、左翼、右翼的政治跨界，印刷、舞台、电影的媒体跨界，本土的、国族的、全球的地理跨界等，亦给予本书一个更广的研究架构启发。在民国文化场域中，张石川正是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人，他的电影活动在不同时期与文明戏人士、鸳鸯蝴蝶派文人、左翼文人、现代派文人、戏剧电影学专业“海归”、青帮、政府官员之间均建立了值得探究的跨界关系。

正如李道新指出，“民国电影的概念认定与历史建构，可在中华民国与民国文化文学研究以及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与中国电影通史观念等进行不断讨论与反复观照的过程中，获取相应的合法性并发挥预期的有效性”，“只有充分尊重民国历史与民国电影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延展性，通过对历史现场的回归与电影生态的还原，才能发现民国电影自身的多重张力，寻求理论与历史话语的创新”。民国电影史的视野有可能为“重写电影史”带来转型的契机，本书希望在这样一种宽阔的视野与机制下对“民国电影第一人”的张石川进行历史现场的回归与电影生态的还原，并从中发现民国电影内部的多重张力，包括认真考察张石川在复杂的战争与沦陷背景下的电影活动，探究其殖民性与抗争性，克服简单的价值判断。但与此同时，立足本土历史语境与电影文本及史料，对创作生命从20世纪10年代初跨越到40年代末的张石川进行全面研究，并厘清他与中国电影格局的关联，同时进一步审视这些西方理论的阐释适用度，也将成为本书深入拓展研究的重要方面，尝试在“国族论述”与“民国体验”的历史叙述中推进中国电影史不可或缺的主体性与持续展开的对话性。

具体到张石川的专题研究，刘思平的《张石川从影史》（2000）是填补该项研究空白的国内第一部著作，以较详尽的第一手文献史料介绍了张石川的毕生从影历史，具有开拓性贡献。该书侧重于史料整理，按照时间顺序串联起张石川与电影有关的大量活动及相应时期内创作的电影作品，基本上涵盖了张石川从影史中的诸多重要时间节点与事件概貌，如20世纪10年代初涉影坛，与亚细亚影戏公司合作，拍摄《难夫难妻》，组织幻仙影片公司，拍摄《黑籍冤魂》；20—30年代，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从制片方针的抉择、拍摄《孤儿救祖记》到国产电影运动的激浪、武侠神怪片的火红年代，再到试验有声片，与左翼合作，几经起伏到明星公司最后的艰难岁月；“孤岛”时期，为恢复明星公司的多次奋争，受聘主持国华影片公司，加入古装片的竞争浪潮；上海沦陷后，加入“中联”（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此后又被任命为“华影”（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制片部长。也正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张石川经历了“汉奸”的指控……大量第一手的珍贵文献梳理以及对张石川研究的坚持，正是《张石川从影史》留给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最大价值，为后辈学者重新评价、研究张石川电影史地位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史料基础。然而限于“从影史”的写作题目，其不足之处也在于以述为主，述大于评，因而缺乏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广度及深度对张石川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及存在意义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思考和研究总结。

魏霄飞的硕士论文《张石川电影研究》（2012）是近年来较为系统地研究张石川的专论成果。该论文以时间为线索，以明星公司的成立和结束为分水岭，重点从明星公司时期张石川电影的美学特征和经营管理为角度切入早期电影文本，分析张石川作为电影创作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同时也兼顾了“前明星公司时期”和“后明星公司时期”，对与张石川电影生涯有关的重要作品和事件进行分析。该研究有意识地通过对一些事件、场景的追溯和阐释，进入早期电影史研究，为电影人物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路径，也给本书写作带来了启发。但由于其对史料的掌握程度，以及囿于论文篇幅未能进一步展开等原因，魏霄飞的研究更加聚焦张石川的电影导演活动，并且仅围绕目前电影史研究公认的重要作品和事件论述张石川，尤其是对“后电影公司时期”的张石川研究展开还不充分；此外，民国上海都市文化和商业主义语境给张石川的创作制片带来的种种复杂样态，以及张石川电影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对本论题来说应该是值得深入挖掘而魏霄飞还未进行考察的方面。

此外，近年来国内张石川研究的学术论文仅有少数几篇，还有一些论述散见于中国电影通史类论著中，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种路径。

路径一是，基于对一部或多部电影作品的分析，探讨张石川的电影导演风格和艺术特点。如李晋生通过张石川1924—1927年的电影创作，总结其创作倾向、导演方法和镜头调度程式；包燕以西方打闹喜剧为精神同类，审视了张石川的《劳工之爱情》在娱乐诉求与道德诉求上的失衡问题。

路径二是，立足于历史发展的视野，评价张石川对中国电影的意义。如杨远婴简述张石川1913—1937年的电影活动，认为他最早开拓了中国电影的生产市场，张凤铸、李朝阳提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评价张石川，竹潜民提出要从“票房价值观”这把双刃剑入手评价张石川⑤，李宗刚认为要将张石川置于和郑正秋同一系统中来理解其对中国电影的贡献，包燕论述了明星影片时期的张石川电影实践及其对电影的大众文化身份的体认，并将张石川及明星制片放在鸳鸯蝴蝶派的文化场域中，阐释了他们在文化视野上立足旧派的市民伦理的同时又关注新派的大众启蒙，在审美趣味上立足电影的道德教化的同时又释放大众的娱乐快感，从而满足了受众的多维诉求。笔者在专著《明星影片公司探析》中，将张石川对电影商业性的追求视作为对中国电影商业美学的一种先驱式的贡献，分阶段探讨了张石川在明星公司时期的电影创作及其商业美学范型。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在电影史上长期“失语”的张石川正在浮出历史地表，可见国内电影史学界一种走向宽容与开放的研究势态，但与此同时，对张石川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尚待厘清之处，例如张石川的电影生产经营实践究竟对中国电影工业的生长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创作生命历时30余年的张石川电影为中国早期电影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美学模式及贡献；进而言之，张石川与上海电影传统、中国早期电影格局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以及张石川所代表的第一代上海电影人在现代电影文化建构及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作用等，本书将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考察。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对“民国电影第一人”张石川的研究，显然是充满挑战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至今学界还没有出现全面研究张石川的学术专著。

挑战之一在于影片拷贝的大量缺失。电影史首先建立在电影胶片等介质不断消散、毁损、散失这一事实之上，所以，长期以来借鉴文学研究中的文本分析方法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仅依赖影片的剧本文字很难确切还原影片的叙事结构以及可能只有影像才能传达的意涵，正如近几年来《盘丝洞》《风雨之夜》《海角诗人》等早期电影拷贝的失而复得，有效更新了电影史学界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的许多固有认知。以张石川来说，他是1949年之前电影作品量最多的导演，但目前能找到的影片拷贝，仅有《劳工之爱情》《啼笑因缘》（部分集数，残片）、《脂粉市场》《女儿经》《空谷兰》（有声版，残片）、《压岁钱》《西厢记》（有声版）等，仅是沧海一粟，这些对于本研究来说是有限可见的珍宝。本书在梳理张石川电影的美学流变时，会对其中一些有个案意义的电影“经典”展开深入的文本分析，从而对张石川之于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与价值进行重估。正如汤姆·甘宁在《电影史与电影分析：时间流程中的单部电影》里认为，对于个别电影的分析“为考察历史与理论的关系提供了实验室”，因为个体文本通常会显示出“在处理个体生产的诸多细节与体制和理性之间的矛盾时，所产生的张力”，“蕴含着新旧表现方式冲突的”“过渡文本”，更是昭示着某个特定情境之下“历时性轴线”与“共时性切片”互相影响与渗透的范本。

对于早期电影史来说，在大部分影片拷贝遗失的情况下，美国学者罗伯特·艾伦与道格拉斯·戈梅里在《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写下的这段话无疑是鼓舞人心的，电影史令人兴奋的一点在于“它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着手研究”的特质，“电影是一种过去和现在都是多面性的现象，它同时是艺术形式、经济机构、文化产品和技术系统”。因而，对张石川这位身兼电影导演、制片人、电影企业决策者多重身份的电影人物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时，需注意整体把握电影的四重身份。正如高小健指出：“好的微观研究永远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对一个具体对象的了解，一定要引入更广泛的东西来认识、分析这个对象所处的环境，并通过大量的史料阅读才有可能建构出其真实的历史面貌。就是说首先要有一个整体的史学观，才能把握具体事件的真实性质。”因此，本书在讨论张石川的电影时，将电影史看作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尝试将影片之外的一些历史材料汇入更大的文本领域，而不是仅仅归类于影片生产的“历史背景”，在这一文本领域内，与电影互动的文学、文化、社会经济等诸种机制，关于生产、放映和观众的电影化体验，都融入电影之中，穿梭于不同的美学和文化标准之间，从而改变和形成观众的预期。在进行文本分析的同时，重视“经典”文本周边的“互文本”和“上下文”，以探讨“经典”的生成机制，重新审思。

搜索这些影片之外的历史材料，一是着手于张石川本人所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往来信件档案，其中能找到全文的文章共计两万余字，除了经常被电影史研究者引用的如《自我导演以来》《传声筒里》《革新之路》等文，还找到了张石川对电影人才的见解，如《导演与人选》《才难（不其然乎）》《造就电影新人才》等，以及几篇导演创作阐述，如《〈歌女红牡丹〉的成功不是一桩偶然的事》《重摄〈空谷兰〉的经过》《我是怎样导演〈秦淮世家〉的》等，还有1928年上海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举行游艺会，作为电影组主任的张石川为此留下历史档案《游艺部之组织》，由此张石川在民国上海的人际交往网络也可见一斑了。二是1936年至1940年张石川及明星影片公司与上海交通银行总行及其业务部的往来文书，这对于重新考察明星公司后期经济危机的真实状况有重要参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石川的重要制片观点“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尚无主义之足云”，经由程季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引述而广为人知，但其出处《敬告读者》（1922）一文始终难见其真面目，笔者历经广泛查找，终于在北京杂书馆国学馆收藏的《晨星》创刊号孤本上找到原文。

此外，张石川的亲人、电影同行的口述资料、回忆录以及历史现场对他的访问及评述文字，也是本书所搜集参考的重要原始资料。这其中，重要的有：张石川妻子何秀君口述的《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的女婿何兆璋的《“明星”杂忆》，沈芸对张石川女儿的回忆文章《张姨：不露声色的美丽》，郑正秋的《张石川小传》《自我导演以来》，钱化佛的《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胡蝶的《胡蝶回忆录》，龚稼农的《龚稼农从影回忆录》，王汉伦、宣景琳等的《感慨话当年》，袁丛美的《袁丛美从影七十年回忆录》，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及续篇，洪深的《我脱离电影界的原因》，夏衍的《懒寻旧梦录》，程步高的《我这几年来导演的经过》《影坛忆旧》，沙基的《中国电影艺人访问记》，关文清的《中国银坛外史》，以及童月娟口述的《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等。

当然，更多的碎片化史料，如记录张石川的活动报道、电影拍摄花絮、有关作品的影评文章，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相关状况，还大量散布于民国报纸杂志。上海图书馆联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汇编的《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收入20世纪20至40年代出版的电影期刊计影印版共167册，以及上海图书馆开发的“全国报刊索引——民国时期全文数据库（1911—1949）”和研究图书馆中心全球资源网络（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 Global Resources Network）开发的“晚清民国报纸全文数据库”（Late Qing and Republican-Era Chinese Newspapers），此外还有民国重要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晨报》等，拓展了本书对中国早期电影历史以及银幕影片世界之外所指向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图景的认知。笔者对这些资料上有关张石川的活动报道及电影拍摄花絮以及对他的访谈和对他电影作品的评论文章进行了全覆盖性的搜索，获取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手数据。与此同时，也须注意的是，有些报刊的宣传报道文过饰非，夸大其词，甚至存在错误信息并以讹传讹，在研究过程中就需要对史实进行甄别和再考证。正如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指出，“重构事实故事”（the reconstruction of factual“stories”）和“客观澄清事实”（the unsentimental clarification of what it is）仍旧是理论学者和汉学专家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方可进行更广泛的问题探讨。因此，借助于历史研究方法，侧重原始资料的使用与史实考证，仍然将是本书采用的一个基本研究路径。

挑战之二在于对失语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评定。长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史述中，张石川都是处于相应地位的缺席。抑张（石川）而扬郑（正秋）成为一种“历史定评”，一种似乎不言自明的研究共识，往往因为张石川是“问题人物”而自设“雷区”“不便研究”，或者总是因意识形态偏见将他的商业主义置于被批判的位置而不深入探寻他所遭遇的矛盾、暧昧的复杂体验及其原因。这种种被“误读”和被“遮蔽”，背后当然有更深的时代语境和政治文化动因。所以，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定，也关涉到如何在特定时代的社会个体的历史想象与书写中还原历史现场。

当今随着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深入，在“重写电影史”的思路下重启张石川研究，或许可以将对“问题人物”的研究以问题意识为反向驱动力展开，这些问题包括：个体生存与社会承担、政治立场与身份认同、早期电影所整合的传统与现代、商业与艺术的关系等。张石川是老上海电影传统的重要代表，他成长于斯，发展于斯，消亡于斯，对张石川的研究也就成了在有关上海电影文化生产的理论和历史分析中定位个体的问题。正如贺桂梅在研究20世纪40—50年代转折时期的现代作家时提出要形成宏观与微观、“大环境”与“小环境”、文化史问题与作家论考察之间的平衡关系。在这种思路的启发与问题意识观照下，本书尝试将张石川这样的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如何从零开始操纵电影这一新兴媒介，立足本土文化与娱乐传统开掘电影商业性潜能的微观历史，与上海电影传统的形成发展以及中国电影现代化进程的宏观历史勾连在一起，那么，对张石川的商业电影话语范式的探讨，就可以被纳入中国电影理论建构，乃至我们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电影学派”的讨论中去。

另一方面，来自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想体系中开辟的心态史研究，也可以为我们应对这一挑战提供启发。例如在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看来，“心态，是指个人或人群无意识的精神内涵和不由自主的心理行为。史学家发现，每个人身上几乎都贮存着一些既成的观念，人的很大一部分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便由这些既成的观念所构成”。所以心态史不仅聚焦上层建筑及社会政治精英所主导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阐释，更为关注社会结构中普通社会群体的经济、文化及心理的存在。例如卜万苍导演在1943年这样评论张石川的电影：“在一般人的目光看来，（张石川的作品）非但不幼稚，而且还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在中国电影界中，张先生的作品受人欢迎，正可以反映出观众水准的如何低落了”。从心态史的角度来看，这就不能简单地被作为评定张石川电影低俗的证据，而是值得我们通过“重建有人的历史现场”，去审视其中的原因及问题：对于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来说，他是如何培养和制造当时中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电影的趣味，而这个趣味对民国电影（或者说“老上海电影”）的特质又有怎样的影响？再譬如，置身民国这一巨变复杂的大历史情境中，尤其近现代中国社会频频被外来力量打破正常的发展道路，外来移民、洋行买办、跨界商人、电影导演、制片人、电影企业决策者、“附逆影人”等多重社会—文化身份是如何作用于张石川复杂的主体构成和心态变迁，这不仅需要通过阅读分析他的电影文本和史料较为全面地了解，同时还更“设身处地”地理解他在上海城市文化空间中的生活状态、情感结构、行为逻辑的复杂面貌。为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本书希望在整理民国报纸期刊上与张石川及其电影有关的文献史料及相关人物口述、回忆录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张石川电影被生产、被理解或被误解的种种状况，从观影史与心态史的角度探寻张石川电影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基于“重写电影史”的视野，本书将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文本分析、社会—文化研究等方法，力图回到历史的“考古现场”，通过发现、梳理、鉴别和整合相关史料，对“民国电影第一人”张石川的电影生产经营与导演创作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并厘清张石川与上海电影传统、中国早期电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以微观的人物志研究切入中国电影“大历史”的书写；最后将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和阐述与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美学及文化发展相对照，获取经验教训和启示意义。

按照以上研究思路和方法，本书以“民国电影第一人”张石川的个体呈现为经，以早期电影与上海都市文化为纬，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首先阐明论题的提出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史料准备及本书的研究思路方法。

正文部分共分为上、下两篇，分别深入张石川的电影生产经营与电影导演创作。

上篇：张石川的电影生产经营研究。共分三章，沿着张石川作为电影公司经营者与电影制片人的事业轨迹：新民公司（1913）、民鸣新剧社（1913—1914）、幻仙影片公司（1916）、明星影片公司（1922—1937）、国华影片公司（1938—1942）、“中联”（1942—1943）、“华影”（1943—1945）、大同电影公司（1948—1950），通过还原机构变迁、人际合作、技术发展、文本生产与消费的丰富语境，探讨他的电影生产经营对早期中国电影工业的意义。

第一章，回溯了民国初年的张石川身兼数职的跨界实践，在对现代资本文明的追逐和对城市文化的紧密跟踪中呈现卓越的财商，并且在多样化的跨地域、跨文化的合作中扩大了交际网络，把自己从一个“洋行小鬼”推到上海娱乐业圈子的中心。

第二章，梳理了张石川电影事业生涯最重要的阶段，即自1922年力邀编导演、筹办明星公司至1937年明星公司消亡的历史，重点探讨了他提出的“人才合作法”的经营理念和“处处惟兴趣是尚”的商人精神，以此带领明星公司发展成战前中国电影工业的翘楚，也使自己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资深制片人；并深入1935年开始的张石川与周剑云的主持权争夺以及公司后期的经济危机，剖析明星公司最终消亡的主客观原因。

第三章，重访了张石川通常被判定为“问题人物”的一段暧昧历史，即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继续留守上海从事电影业，先后在“孤岛”“沦陷”的“灰色上海”夹缝求生存，也因此在抗战后经历了“附逆影人”清算案的这些特殊时期，从历史语境出发深入探寻张石川遭遇的复杂体验及其应对；梳理他人生最后阶段的电影活动，在战后重新复苏的电影市场中主持大同公司的制片，并在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亲历传统私营电影制被新生的国家电影生产体制取代这一“新旧转换”历史的开端。

下篇：张石川的电影导演创作研究。共分四章，从商业美学的范畴观照张石川为中国电影商业性发展作出的先驱式贡献，将他的电影放置在更大的历史情境中作为如甘宁提出的“历时性轴线”与“共时性切片”互相影响与渗透的范本进行讨论。在中国商业电影开局并逐渐发展壮大的时代，张石川积攒了卓有成效的美学惯例，他的电影创作与一个广阔电影世界的形成与演进相互交叠，为早期电影的银幕形态奠定了一种主流范型。

第四章，借用“可操纵的审美”概念，归纳了张石川电影在商业美学的“共时性切片”上呈现三种可操纵惯例：具有吸引力的“噱头”、调动情绪体验的情节剧模式、结合特定故事类型的女明星。

第五至七章，沿着张石川贯穿20世纪上半叶近40年电影美学风格变化的“历时性轴线”展开分析。

第五章，借用“巧匠”——始于人类学、后被用于电影史研究的术语，回溯从第一部短片《难夫难妻》到20年代末明星公司从手工作坊迈向初具规模的现代电影企业期间，张石川从文明戏的机械复制、打闹喜剧的杂耍游戏到长故事片的导演技巧成型，以《孤儿救祖记》奠基早期中国叙事电影的主流形态，再到与鸳鸯蝴蝶派文人合作，在视觉效果上把握观众流行趣味和都市图景；并对《火烧红莲寺》进行案例分析，以此作为他“电影巧匠”长成的标识。

第六章，进入多种意识形态和美学倾向并存的30年代，将张石川电影文本作为一贯的商业美学惯例与竞争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协商的场所考察。本章以电影文本中的声音技术、摩登女性与新的风景这三种具有异质性的新资源为例，辨析其中存在的不同层次的意义竞争及协商，探讨张石川如何力图在互为博弈的意识形态话语之间争取更多义性的电影化表达，小心翼翼地趋利避害，力图使影片既赚钱又不担风险。

第七章，去政治化的战时娱乐电影创作。探讨30年代末到40年代上海电影文化高度政治化的这一段时期张石川的导演创作，无论置身何种性质的制片机构，始终以“娱乐至上”为首要的创作策略，如利用“金嗓子”周璇的银幕面孔和歌唱技能，将“孤岛”初期流行的古装片更新为更具商业性的古装歌唱片类型；始终围绕恋爱、家庭题材，尤其以自我牺牲的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运用过去数十年在摄影场积攒起的可操纵惯例保持商业电影的高产，但也因缺乏创新而表现出落后于时代的创作局限性。

最后结语部分，既总结全书观点，也进一步探讨张石川与上海电影传统的关联。张石川是老上海电影的重要代表，他成长于斯，发展于斯，消亡于斯，对张石川的研究也是对上海电影文化个案的研究。从张石川置身民国时期上海城市文化语境中的人际交往活动切入，如与文明戏人、鸳鸯蝴蝶派作家、左翼文人、现代派文人、青帮、政商界之间人际关系的建立及流通，探讨在此过程中他获得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进一步明晰上海电影传统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聚合动因；归纳他的重商主义制片传统是如何协调时代潮流、主流价值与大众趣味，寻找到最稳妥的文化生产内容，追寻上海电影传统在华语文化传承中的历史踪迹。在总结以张石川为代表的第一代上海电影人对中国电影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基础上，进一步对照历史与现实，获取启示意义和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