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
特区重担深圳首个扛 艰辛转型鹏城自奋蹄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赋予了经济特区新的战略定位：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实干家。2018年7月17日，重庆智库、大运河智库联合调研组抵达深圳时，正值深圳市委六届十次全会召开，全会提出，要使深圳经济特区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改革开放的开拓者、改革开放的实干家。
小平拍板深圳叫特区
1979年3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当时的广东省委决定，按地区一级配备干部，调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任市委书记。
1980年9月26日，根据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协议，由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部税务总局、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以及深圳和厦门两市组成的经济特区考察组，在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泽民的带队下，开始了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考察。整个代表团由10名中国人和1名德国人向导组成，成员包括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黄施民。从9月26日到11月1日，考察团取道香港考察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的6个国家10多个城市。在新加坡、爱尔兰等国，详细了解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以及边境工业区的各种做法和规章制度。回来之后，大家又在一起讨论分析了各国开发区和加工区的得失利弊。
据当时随团考察的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后来回忆，江泽民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当时他把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香港的发展模式，作为中国内地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组建特区的构想，在这种构想中，自由贸易区被列为深圳特区可能的发展模式。
《江泽民传》中谈到1980年出国考察时，中央再三交代负责带队的江泽民，学习这些地区如何利用外资、物资和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考察回来后，考察组经过反复讨论，写出了一份《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上报中央，其中包括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
在考察团走出国门之前，关于在深圳、汕头等地划出来的这块地叫什么名字，官方迟迟未有定论。吴南生（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回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把资本主义摆在了脸上，叫工业贸易区吧，又实在不像。”当时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一直也没有拿定主意。而自由贸易区被否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保持社会主义性质”是原则大事，绝不能“越雷池一步”。在这种情况下，特区的名字也关系到特区的定性，马虎不得。
难题上报到了广东省委，随后又汇报到邓小平那里。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说，深圳、珠海、汕头等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该叫什么名称才好？“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自由贸易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邓小平当时给了一句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吴南生说，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句话就好办了。
最初的组织架构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上，经国务院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深圳等市设置经济特区，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3月，调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梁湘任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同志不再兼任深圳市的工作。
中共中央1981年27号文件提到要加强特区领导班子的配备。根据中央的精神，1981年8月1日，广东省委集体办公会议研究了这一问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提出，深圳市要按照广州市同一级来配备干部。当时，还没有副省级这个说法，在行政编制中有省辖大市这一级。如广州、武汉、成都、沈阳等这类大城市，其主要干部实际上是按副省级配备的。根据上述精神，中央组织部和广东省委组织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到深圳调查研究调整深圳领导班子的问题。
1981年10月15日下午，在深圳市委大楼六楼礼堂，召开深圳市公社以上干部大会。由时任省委书记王德宣布任职决定，并做重要讲话：
一、关于深圳市的规格待遇，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的待遇提高到同广州市一样。
二、深圳领导班子要“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次会议上，王德宣布了深圳新的领导班子成员，他们是：
梁湘——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
周鼎——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市长；
周溪舞——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
同时被任命的还有方苞、刘波、林江和罗昌仁四名分管不同工作的市委常委。
三、对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及在深圳工作的同志提出希望。
四、要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努力把工作搞好。要求特区工作者，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蛇口工业区承载一段历史
1979年7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深圳等市设置经济特区之前，蛇口工业区已经开始正式运作。香港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代掌门人袁庚，受命于危难之际。1978年，61岁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第二十九代掌门人。这个由李鸿章一手创办的招商局，经过无数磨难，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码头和几间破旧的房子，资产不到1.3亿元。
袁庚上任不久，即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简称《请示》），并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请示》中认为香港招商局应“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经营方针应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并希望“确定其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1978年10月12日，请示上报3天后，获中央批准，有人认为这是香港招商局重获新生的转折点。
据《袁庚之谜》的作者陈禹山回忆，袁庚在考察国际航运市场之后，认为要重振招商局雄风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是扩大船舶的修造业务；二是增加中流作业的能量。前者需要增设浮船坞，后者需增加驳船仓库、兴建集装箱码头，说白了两者都需要土地作为承载。袁庚虽有心重振招商局，奈何香港寸土寸金。招商局如何发展？袁庚将目光投向了与香港一海之隔的宝安县蛇口。
经充分准备，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带着蛇口蓝图飞抵北京汇报，同时奉上地图，当时他已向中央许诺，不要国家一分钱。他最后只要了2.14平方千米的土地，开发用地约20万平方米。袁庚在这个“试管”开始了一系列的试验，包括新的干部体制、新的用人制度、新的工资政策、新的民主管理、新的住房制度……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响亮的口号，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那个1982年立在蛇口工业区马路边的标语牌，现在已被送进中国革命博物馆。
1979年的12月，蛇口工业区引来了外资，却一直通不了电话，外商只好派人去广州打长途。为此，蛇口工业区向广东省申请工业区自办通信，省里很快批复。
从1978年10月缔造“蛇口试管”开始，到1992年袁庚隐退，香港招商局的资产从1.3亿元增长到200余亿元，蛇口也从最初的荒滩野岭变成了繁荣的海港城区。如今“蛇口试管”已功成身退，但它走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曾经创造多项国内“第一”：第一个在全国搞工程招标；第一个搞职工聘任制；第一个搞住宅商品化改革；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公司）；创办了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银行（招商银行）；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兴建的大型深水港（赤湾港）。
胡耀邦视察 提议搞股票
1983年2月，胡耀邦莅临深圳视察特区建设，鼓励深圳集资办企业。在先后视察蛇口工业区和罗湖、宝安等地，并了解到特区建设普遍面临资金难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议可以尝试发行股票。胡耀邦说，当年陕甘宁边区困难的时候也是这样，就用一个办法，发一个凭证，也就是救国公债券，用来募集资金。当时陪同视察的招商局集团负责人袁庚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称赞胡耀邦的大胆提议。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只股票是在特区之外的宝安县诞生的。其实，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第一只股票是被现实逼出来的。特区建立时，宝安县迁至二线之外，要重建一个县城，还要发展各项事业。但当时宝安县财政年收入仅1 000万元，搞基建、办工业都力不从心。时任县长李广镇非常着急，而胡耀邦的提议让他看到了一丝曙光。发行股票当时在香港已深入人心，不过在一河之隔的深圳，确实是几十年不敢提、不敢说的事情。
李广镇提出搞一个联合投资公司，向全社会招股，集资办大事。于是，第一家经地方政府批准向社会招股集资的公司——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应运而生，它就是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宝安，2008年5月再次更名为中国宝安）的前身。不过在创办时它只有县财政拨出的200万资金。
1983年7月，经宝安县政府批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的方式向社会招股集资，首次共集资130多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只股票“深宝安”诞生。1983年7月8日，由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正式面世。同年7月25日，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刊登招股启事：“欢迎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农村社队和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投资入股，每股人民币10元。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盈利分红。”
当时的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私人股份可以继承和转让。股东所得股金红利属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这些规则与正规的股市无异。为了打消股民的顾虑，章程中还有“可以退股、保本付息”的条款。但这一条因不符合股市规则，后来被取消了。
深圳第一槌 脱胎于香港
1985年，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空降”深圳。“当时深圳内外交困”，他回忆说，由于中央并未给深圳多少资金支持，许多企业搞短平快项目，进口一些商品卖给内地，致使舆论认为深圳的发展是赚内地的钱，靠“输血”来维持。特区的建设到处都需要钱，但政府却囊中羞涩。1985年，由于搞“七通一平”（土地前期开发）的费用很大，市政府向银行举债6.5亿元，每年要还利息5 000万元左右。而土地使用费收入最高的年份1985年，大概也只有1 200万元，还利息都不够。当年，有香港人士来深圳考察时一语道破了天机：“你们是在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啊！深圳大把黄土，遍地都是金子。”这句话似乎给出了一个特殊的方法。
1986年11月17日，一个由主管副市长带队，以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市政府基建办共同组织的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开始了赴港考察。1986年12月28日，一份名为《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报告》的调研报告交到了市领导的手中。在考察报告的基础上，1987年7月，一份《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又提交给了市委、市政府。该改革方案提出了如下基本设想：“所有用地实行有偿使用，协议、招标、公开竞投。各搞一个试点，先易后难。第一年准备，第二年试行，第三年总结提高……其中，公开竞投与招标是有偿使用土地的更有效形式，有利于尽早收回土地开发成本，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利于政府控制投资环境。通过竞争，价高者得或择优而取，有利于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益。竞投或招标是国外与中国香港地区的习惯做法。投资者乐于接受，有利于增强客商投资信心。”
“考虑到拍卖、招标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所以我们把‘拍卖’改成了‘公开竞投’。”一位当事人事后回忆到。
1987年深圳特区的初期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罗湖、上步一带的开发区已经基本建成。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刚刚1年。
1987年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轰动全国的第一宗土地拍卖正式开始。拍卖的宗地编号为H409-4，位于罗湖布心路深圳水库附近，用地面积近8 588平方米，性质为住宅用地，使用期50年。在拍卖前3天，共有44家企业领取了正式号牌参与竞投，其中外资企业9家。
地块的拍卖底价为200万元，竞价幅度为5万元，在拍卖师叫价后，场上竞投激烈，每当拍卖师喊出一口价时，总有几十个竞争者举牌应价。在价格攀升到400万元时，场上只剩下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深圳市工商银行房地产公司、深华程开发公司3家。当叫价升到520万元时，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站起身来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11号牌，最高价——525万元！
这一槌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深圳河对岸的香港的关注。翌日，香港《大公报》报道称：“深圳土地第一拍，突破了新中国实行了38年的旧土地管理制度。”很多媒体还将此事誉为“第一次土地革命”。
“四个难以为继”袭扰深圳
2006年8月21日，这是一个离深圳经济特区诞生26周年纪念日只差5天的日子。一向被认为是观察当今中国的权威报纸，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第1版上，发表了一则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胡谋采写的新闻：《“深圳速度”放慢的背后》。这篇报道第一次以权威的声音，向外界透露了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新闻：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信息，2006年上半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经济增速只有13.5%。既低于同期广东省14.4%的平均速度，又低于深圳经济特区过去25年年均28%的增长速度。13.5%，这个速度，甚至低于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暴发期间的15%～16%的波动速度。
长期以来，深圳早已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标杆，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代表。“三天一层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速度”已成为“深圳”的代名词。过去的深圳“速度”和现在的深圳“速度”，今天看来依然值得国人关注，令国人惊讶。
作为人均GDP比国内其他城市平均水平高7倍的特区城市，深圳在发展的道路上，最先碰到了缺乏足够的能源、资源、环境条件支撑的困局。同时，也正在承受这一发展困局所带来的阵痛。
首先，深圳不少企业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外来的，总人数在9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除去具有深圳户籍的人，其余全部是外来的。最低工资不断上涨，持续挤压企业利润。而且在包括劳动力等要素可以相对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一个地区不可能永远依赖低劳动力成本来维持竞争力。
其次，资源价格持续上涨，深圳作为最下游用户集中的地方，对商品市场价格几乎没有影响能力，只能被动接受。有色金属、化工原料、棉纺毛纺半成品、燃料和油气等价格上涨，都在挤压企业的利润。
再次，深圳连淡水都要靠埠外的河流供给，本地河流径流量非常小，河流短、水流量低，因而难以支撑深圳作为千万级别人口城市的生活和生产需要。
最后，产品制造出来后进入市场时，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其中主要是价格竞争。而作为全国企业成本最高的地区之一，深圳是无法长期靠低廉的价格优势来参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的。
因为深圳企业的高度外向性，深圳外贸依存度超过140%，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超过发达国家6～8倍（一般都在20%以下）。而如此高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让经济发展面临很高的国际市场波动风险。同时，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工业，其特点是原料供应和市场销售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源型经济，根据专家的看法，对深圳本地经济带动作用有限，特别是对经济增长后劲提升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积累等方面贡献不大。
因此，如此粗放型大量耗用资源的生产方式，在没有任何重要自然资源的深圳，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已经运行1/4个世纪的经济模式，在深圳走到了需要调整的地步。深圳需要从量和外延的增长，转向质和内涵的增长。
而上述，正是2006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四个难以为继”准确判断的大背景。李鸿忠提到的所谓“四个难以为继”，具体说来，就是土地有限，难以为继；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
土地方面，深圳土地面积相对较小，总面积为1 953平方千米，可建设用地只有760平方千米，且绝大部分集中于二线关外。如果以每年10平方千米的速度开发，20年后，深圳将无地可用。
水资源方面，深圳市是全国七大严重缺水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广东省的1/6，全国的1/5。随着近年人口持续增长，以水资源为主的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增大。但自2004年起，深圳市用水每年以约7 000万立方米的速度增长。
人口方面，深圳市实际管理的人口已超过1 200万，其中1 026万为暂住人口，本地户籍人口在200万左右。伴随大量外来人口集聚在深圳，所衍生的是一系列环境和社会管理承载力严重透支的问题。
空气和水体污染方面，因为工业发展和排污处理欠缺，2004年，深圳市的多条河流污染较重；同时，因为汽车尾气增加等原因，阴霾天气超过1/3。而且，这个问题还影响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遭遇的“四个难以为继”，其实也是全国经济发展遭遇增长极限制约的一个先期反映。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同时也决定，当“四个难以为继”成了制约深圳发展的四大瓶颈时，也成为深圳转向注重效率的可持续发展的契机。
现代化延期与发展模式转型
“速度”与“效益”，两者本质上虽不是一组对立关系，但时常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矛盾性。这给通过探索解决矛盾，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2004年2月28日，在深圳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李鸿忠正式当选为深圳市市长。
2005年5月19日，在深圳市委四届一次会议上，李鸿忠正式当选为深圳市委书记。此刻，作为新一届班子，他们的时机是面对“四个难以为继”, “速度”与“效益”矛盾的十字路口。他们的使命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服务于广东及全国的发展战略，果断选择并坚决推进发展模式转型。
切入点是什么，动力何在？
其实，比出现“四个难以为继”还要早，暴露出深圳发展瓶颈的一件事是深圳现代化指标体系及相关指标调整。
还是在跨世纪的年代，深圳提出了率先实现现代化，作为追求与激励自己发展的目标。为此，深圳曾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制订过一个时间表，同时提出了“率先”实现的指标体系。按该指标，2005年就是深圳原计划“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年头。但是随着全国都发展的背景与“四个难以为继”发展矛盾的渐渐凸显，深圳意识到，必须进入一轮调整。于是，深圳在距实现现代化原定时间表还剩1年的时候，公布了推迟实现原定“率先”现代化的时间表的消息。
2004年2月18日，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三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十五”规划有关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及相关指标的调整方案，并将深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由2005年推迟至2010年。
深圳推迟实现现代化时间表的主要原因是23项指标存在差距，一时难以完成。其中主要为：一是人均GDP。经济指标中按人均GDP 国际化城市的指标值是20 000美元以上，深圳2002年的指标值是5 561美元。二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根据国际化城市的指标值规定，第三产业占GDP 的比重是70%以上，但2002年深圳第三产业的比重是44%。三是金融指标。国际化城市的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但深圳只占11%左右。其他有差距的指标还包括外资金融机构的数目、研发费用占GDP 的比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恩格尔系数等。
在新调整的指标体系中，指标数由42项减少为38项：“经济发展”为9项，“社会发展”为10项，“城市功能”为10项，“可持续发展”为9项。其中将原“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两大类合并为“社会发展”；增加“城市功能”类评价指标；经济发展类，增加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指标；删除科技进步贡献率、社会劳动生产率、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项指标；删除基尼系数、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居民千户拥有电脑数、广播电视覆盖率、百人电话用户数、人均公共体育场馆面积、人均年生活用电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万人拥有机动车数9项指标；增加登记失业率指标。
2005年9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并召开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指出：深圳经济特区在发展中培育出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催生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追求卓越、崇尚成功”等一系列新理念，创造出许多改革开放新鲜经验，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全国人民，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思想上、精神上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2008年4月，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目标，“学习追赶世界先进城市，建设国际化城市”。
这一令人瞩目的变化开始于2007年12月底。当月25日，广东省委召开十届二次全会，主政广东伊始的省委书记汪洋表达了对深圳的期待，“深圳作为全中国的窗口和形象，现在就是要和全世界比，与国内城市比没出息”。一直倡导“世界眼光”的刘玉浦，2008年1月2日就任深圳市委书记，他明确表态：要敢于挑战世界一流水平，与世界名城媲美，把深圳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化城市。
此外，《决定》还制定了一个学习追赶“线路图”：近期目标，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在高新技术、现代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文化创意等优势领域，取得向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先进城市看齐的历史性突破。中长期目标则确定为，携手香港，致力于深港大都会建设，力争在21世纪30年代，使深港大都会与纽约、伦敦、东京并驾齐驱。
曾先后在新华社安徽分社、上海分社、北京分社、中宣部和广电总局担任领导职务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认为，特区精神的内涵是敢为人先、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和敢于进取。
2008年3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说：“深圳特区还要办下去，这个特区办下去不是主要在于给予多少政策，而在于深圳特区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我认为深圳的担子重，因为全国人民乃至国际都在关注你们。”
2008年6月7日，中共深圳市委四届十次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其中，局级干部差额票选、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和区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策略“个性”鲜明，因为扩大党内民主，实现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必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深圳改革路线图。
2018年1月17日，《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圳的基本公共服务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有很多短板。学前教育总体水平偏低、监管不到位，中小学优质学位紧、班额大；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医生缺、床位紧，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强，千人床位数仅为3.6张，低于全国5.1张的平均水平，三甲医院只有16家，远低于北上广等城市。
重庆智库、大运河智库联合调研组认为，深圳把优先发展教育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不是一句空话，政府将在用地、资金、资源、人才、激励政策等方面优先保障。重庆智库、大运河智库联合调研组发现，2018年深圳全市财政预算支出中将安排教育支出634亿元，占全市财政支出的16%左右，比2017年增加25%。
未来深圳发展的“七大突破”
“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的庄严宣示，铿锵在耳。
深圳市委六届十次全会提出未来深圳发展的“七大突破”，前3个是：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上率先突破、做得更好，当好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国际社会观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带动作用上率先突破得更好，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之都；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率先突破、做得更好，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率先突破、做得更好，形成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率先突破、做得更好，建设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全球城市；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率先突破、做得更好，建设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在提升党的建设质量上率先突破、做得更好，努力打造向世界全面彰显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纯洁性精彩样板”则是“七大突破”的后4个突破。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 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英国《经济学人》这样评价。特区建立前，深圳农民一天收入不超过1元，人均GDP 只有606元。2018年，深圳人均GDP突破18万元，在内地各大中城市里居第一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进出口总额高达2.8万亿元，占全国1/10左右；出口额连续25年居内地城市第一。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4.13%，接近全球最高的韩国、以色列水平；PCT国际专利占全国的43.1%，连续14年居全国城市第一位；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32.8%。“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等称谓接续加冕，皆为深圳发展的有力注脚。
“向前走，莫回头！”6个黑色大字在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的墙上，分外夺目。《深圳市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深圳整体处于“高位过坎、稳中求进”的阶段。重庆智库、大运河智库联合调研组认为：“木桶原理”的真谛在于既善于补齐短板，又注重加固底板，坚持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如是，可为深圳方略。
源头背景
前所未有的重视
1980年5月，《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发〔1980〕41号）文件指出：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特区政策可以再放宽些。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指出：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正确确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规划，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开展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以充分发挥它们在对外开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指出：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在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指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鼓励这些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指出：更好地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2018年1月，深圳出台了营商环境改革20条，提出对标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2018年6月，深圳推出了被外界称为“二次房改”的住房新政。6月底，深圳发布首批100个“不见面审批”服务事项清单，其中一半以上涉及企业服务。关注营商环境改革，助力企业发展壮大，是深圳一以贯之的工作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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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观广东 打量深圳
【广东省】简称“粤”，位于中国大陆最南部。东邻福建，北接江西、湖南，西连广西，南邻南海并在珠江三角洲东西两侧分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接壤，西南部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下辖2个副省级城市，19个地级市，119个县级行政区（60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36个县、3个自治县）。自1989年起，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8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99万亿元，连续29年居全国首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从8 545亿元增加到1.7万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6 229亿元增加到1.13万亿元，成为全国首个超万亿元的省份。珠江三角洲9市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并肩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
【深圳市】简称“深”，别称“鹏城”，中国南部海滨城市，毗邻香港。下辖9个行政区和1个新区，总面积1 997.27平方千米。截至2017年年末，常住人口1 252.8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434.72万人，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 000万，城市化率100%。2017年生产总值2.24万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 332.1亿元。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
1979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深圳定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
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1992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规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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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经济特区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经济特区”这种特殊的改革产物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80年开始建设珠海经济特区，1981年开始建设厦门经济特区，1981年年底，我国最小的经济特区、面积仅52.6平方千米的汕头经济特区成立。1982年开始建设汕头经济特区。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比中国其他经济特区更加开放、灵活的体制和政策，授予海南省政府更大的自主权。至今，全国共有5个经济特区。无论从城市的GDP还是社会的满意程度以及创新能力来讲，深圳都无愧于五大经济特区之首，是我国除海南省以外最大的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没有深圳的名气，是靠澳门的内地城市。在多年的发展中，珠海经济没有出现过较大偏差，这座新兴的海滨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清洁、空气清新，曾被联合国评为中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经年累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5个经济特区中，海南是唯一的省级城乡特区。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城市特区相比，海南虽然面积大，但基础差，起步晚，所以发展较慢。海南既有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有比较落后的山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少数民族人口占1/6，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海南的发展道路坎坷，但海南的经验有另外的典型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说：“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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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转型将留下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求广东“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从蛇口的开山炮，到前海的攻坚克难；从邓小平给深圳路径吃“定心丸”，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再创新格局”；从罗湖的“三天一层楼”，到深南大道带来的“时间轴”；从1987年土地拍卖“第一槌”，到2018年“营商环境20条”出台；从在高交会上融到220万美元的腾讯，到5个海归留学博士生组建的光启……
诚然，深圳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遇到了土地、资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的矛盾，但是“难以为继”发展瓶颈的约束性前提，决定了深圳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从速度型发展转入效益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观瞻，深圳面临的实际上就是资源紧约束，这将逼出市场上的两大相关主体——政府与企业努力通过管理增效、技术升级和科技投入带来减量，以及利用循环经济来拓展新的效益空间。深圳效益要的是更蔚为壮观、真实的经济增长。这是顺应今天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深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类似瓶颈，在国际上有杰出学者早在1972年就预测到了。这就是40多年前罗马俱乐部学者的第一部里程碑著作《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1968年，正当工业化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约30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罗马，共同探讨了关系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并对盛行于西方工业国并向发展中国家等其他国家流传的高消费高浪费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这批人士的聚会后来被称为罗马俱乐部。
国际经验证明，在新兴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总量基数的增大，发展速度的降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是深圳还是全国，今天的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处在动态发展中追求现代化的城市，其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应因时而变。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比较的概念，并不是超越了某个固定、静态的点，就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而是要不断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水平做比较。这就要求任何城市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指标体系的调整都应因时而变。
现代化的本质含义并不是看一个城市GDP 增速的快慢，而更要看最终落实到每个人的收益，不光是经济收益，还有精神收益；不光是当代人的收益，还有未来子孙的收益。这就要讲究“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圳现代化指标的修订是深圳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体现。
霍华德说：“和任何时期一样，今天人类的和社会的最大需求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和实现它的机会；工作和值得为之工作的成果。”①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发展城市，是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大主题。英国是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率从30%提高到75%用了200年时间，美国用了100年时间，日本用了70年时间，韩国用了50年时间，而有人预测，中国只需用40年时间。用40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城市化过程，世界罕见，绝无仅有。
① 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