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性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综孟子言性之旨，皆由此发端。世俗习闻性善之义，而不深察其所由，曷能知其持论之精乎？善恶者，后天相待之名。性之本体，则言语道尽，然欲上求其源，则非论性不备。孟子道性善，有由矣。春秋以来，学者已多致疑于奕世相传之礼法，读道家言，可深明此派思想。孔子之答宰予问三年之丧，即反求本心，已启孟子坛宇，故孟子言性，实衍孔子之绪。时异势殊，能无因时而变乎？

与孟子论性最烈者，无如告子。告子之所主者，曰“性无善无不善也”，而论性与义之关系，则曰“性犹杞柳，义犹桮棬”。孟子之论性，合义而言之也。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之言性善者，明仁义礼知胥发乎性，而非桎梏人性。从告子之说，则不免强人性以就礼义，故曰：“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痛之深矣。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皆当时之反孟学说也。前说主于教化，后说主于不可移。一偏于习，一偏于性。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意在说明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本有其端而已。

尧、桀、纣皆人也，而善恶殊焉，是非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耶？自性善言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自性恶言则人亦皆可以为桀、纣，然而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不善人多而耻为不善人，是人性之向善不可诬矣。《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荀子曰：“义与利，人之所两有。”张横渠以下，侈言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持说虽异，以人性有善不善之分则同。

吾尤深契乎《乐记》之言也，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乐记》以无思无为之时为性，《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也，何可以善恶名之哉？人生而有欲，以养其体，予取予求，无度量分界，则侵害他人。人欲非不善，无节方为恶也。恒情囿于形骸之内，私我之心，扩充无极，荀卿所谓“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者也，故孟子言求仁之道曰“强恕”。程伊川言：“公是仁之理。”由此可见人之不善，由私心太重，能节之以礼，无不善也。尧、舜既为人之极致，故可以言“性善”，可以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相似云者，大体相同之意，与孔子“性相近”之义同。

若其气禀之厚薄，故有不同，凡物皆有然者矣。孟子虽言性善，不过言其端可以为善耳，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是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而其归本于集义养气，择术又为集义养气之权舆，故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又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也？”其下手之处，与荀卿无弗同。言性善则主尽性，言性恶则主化性，殊途而同归焉。

若上求礼义之原，而不知性善，则礼义直桎梏人性之具耳，夫何足贵？此孟子所以言良知良能也。不学不虑，与近世心理学家所谓直觉相近。孺子将入于井，而生恻隐之心；见堂下之牵牛，而起觳觫之心；其时有丝毫计度之念可存于其间耶？心者感于物而动者也，当其寂然不动之时，故不须安排，方动之时，亦不容计度，此心之周流无碍，则仁之熟矣。

“心之官则思。”思者，即所以反求此心、体认此心而已。圣人者，仁之至熟也，故发而皆中节。“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孔、孟之行，处处合于中道，因物为制，而曲得其宜。常人则局于一隅，执于一端，由此心无此境界耳。故孟子曰：“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矣。”岂非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