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于中国文化关系

孔子开启后代文化者，犹有二事：一为撰述六艺，一为私人讲学。

孔子以前，学术掌之史官。夏之将亡，太史终古抱其图籍，出亡之商；殷之将亡，太史向挚抱其图籍，出亡之周；是以国家虽亡，文献犹在。孔子生周之衰，惧图籍散逸，礼坏乐崩，自卫返鲁，知道之不行，乃考订《礼》《乐》，《雅》《颂》各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王制》言：“乐正崇四术，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是古之教育，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本。孔子之于《诗》《书》《礼》《乐》比诸乐正所掌如何，今不可得知也。墨子言：“诵《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今四家所传三百五篇，其数略同，想无大异。《诗》《礼》《乐》本相连系，《乐》之辞见于《诗》，《乐》之节具于《礼》。《礼经》在汉世所传仅十七篇，合逸礼始成五十六篇之数。《礼器》言：“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庸》言：“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究系何指，后儒说者虽众，实难揣测。孔子之于《礼经》编次如何，亦不可知。孔子删《书》百篇，据《书纬》而云尔。二十九篇，伏生能传之数也；五十八篇，孔壁所得书之数也；百两篇，张霸伪《书》之数也。孔子删《书》之目，亦难具晓。盖此数经者，孔子即有所编次，与旧日所传，谅不相远。惟《易》与《春秋》，则孔子精心之作。《易经》本卜筮之书，自文王演《易》，始寓人事之义，观三《易》卦序之异，可以知也。孔子赞《易》而义始著，是卜筮之书变而为义理之书者，孔子力也。故今日之《易》虽出于羲、文，而义则出之孔子。《春秋》者，鲁史之名，经孔子笔削，而其义迥殊，如冰出于水，冰实非水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 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公羊子曰：“主人习其读而问其故，不知己之有罪焉尔。”盖孔子因《春秋》之文，而自为义例，其字义词例，与常文殊，褒贬损益之词即寓其中，故有赖于口授。《公羊》引《不修春秋》，则知《春秋》旧文与此异也。盖《易》与《春秋》，皆孔子因仍旧文而寓以新义。《易》以明天人之理，

《春秋》则专言人道。后世言史者以《春秋》为史，如以史视《春秋》，则直断烂朝报耳。故孔子之于《六经》，其功尤在于《易》《春秋》，《诗》《书》《礼》《乐》则述而不作也。

欲知孔子私门授徒之功，当知周之学制。古者即诸侯亦不得擅立学校，《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是其证也。又曰：“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乡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何休《公羊解诂》云：“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序。庠序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造士。”《汉志》略同何说，不引。《王制》何休所述周之学制，较前虽进，然周以防御诸侯过甚，故学不普及。诸侯既待天子命之教，然后敢为学，诸侯之国学，对于天子大学，亦称小学。小学之秀者，必贡于天子，贡士不善，则有绌罚，所以防诸侯之强大也。天子大学然后得见四术，诸侯之学不得见，抑又可知。庶民必待事讫然后入校室，作之师者，虽曰耆老有高德，因其少有知识者已升于天子，其教育之低，可以想见。诸侯之学以下，所教不过《王制》所言“节民性”“兴民德”“防淫”“同俗”诸端而止耳。《王制》所言为畿内之制，不言校室，从司徒起；何休所言，则由畿外诸侯之校室以至于天子之大学。《王制》所言司徒，当何休所言庠序。《王制》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当何休所言诸侯之学。《王制》于“曰造士”上有脱文，以意补之，当为“论学之秀者升于大学，曰造士”，则可通也。自孔子播六艺以教，于是前之大学生所不及见者，平民皆得见之，前后相悬，不啻霄壤之判。又值其时世族崩溃，齐民踵兴，南亩之失耕者皆奔命于学问，以致贵显，周末学术之盛，有由来矣。

孔子之道，以仁为本，以中为极，以位为依，为学为政，胥出于仁心，因不得行其志，乃撰述教学终其身。其教泽之远，谓中国文化自孔子开之，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