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锚

1847年，容闳在西洋的教育氛围中已经浸润了12年。

然而，这12年间却充满了坎坷与波折。

1839年，郭实腊夫人的学校因故解散，容闳只能回到南屏等待机会。可祸不单行，就在他失学期间，他的父亲撒手人寰，孩子们必须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容闳一度以兜售糖果为生。他每天清晨3点起床，晚上6点才能回家，一天能赚2角5分。季节一过，没人熬制糖果了，他就去跟着农民拾取稻穗。在稻田里，他给农民们背诵了两遍26个英文字母，换取了一大捆他和姐姐都拖不动的稻谷。当时的容闳做梦也没想到，他所学到的一知半解的英语知识竟会这么早地派上用场。

此后，他在一家印刷所里做了4个月的折页工。这时候，一名英国医生找到了他。医生受郭实腊夫人临行前的委托，费尽心思找到容闳，带他去见了马礼逊学堂的教师塞缪尔·罗宾·布朗（Rev. Samuel Robins Brown）。

在这里，容闳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他聆听着美国老师的教诲，感受着西方文化的活力，心中对那个遥远世界充满了向往。

当他的老师布朗先生宣布要召集学生赴美深造时，容闳第一个站了出来——梦想的机会就在眼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穿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绕好望角，横渡大西洋，1847年4月12日，容闳在纽约登岸。多年前，容闳写过一篇文章——《幻游纽约之上溯哈德逊河》。那时，他从未想过自己真能有机会站在这座城市的土地上。在自传中，他说自己在那一刻就意识到：“吾人之意想，固亦有时成为事实，初不必尽属虚幻。”即有时候，我们的幻想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布朗先生将他们安排进了当时新英格兰著名的预备学校——蒙森学校（Monson）。在那里，容闳开始接触爱迪生、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狄更斯、司各特、麦考莱、莎士比亚等大文豪的作品，以及当时流行于英国中产阶级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s）。

在进入学校的第一年，容闳并不认为自己将进入大学学习。布朗先生帮他筹集的资金只够他在美国学习两年。

但很快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他同和他一起随布朗先生到美国学习的同学黄宽开始商谈留学期限结束后的计划。他们决定留在美国继续深造。但问题来了：学习费用由谁来负担？

他们在香港的资助者给了一个答复：如果容闳与黄宽希望在完成两年学习以后继续深造，且愿意前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完成一门专业课程的学习，他们便乐意继续资助。

这是一个慷慨且善意的建议。经过一番考虑，黄宽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并于1849年年底去了苏格兰。但容闳却不想离开美国，他想去耶鲁大学——他刚抵达美国时参观过的学校。

蒙森学校董事会认为容闳可以申请学校资助贫困学生的应急基金。但这一基金规定森严，受领者必须签订誓约，毕业后担任传教士，回中国传教。

平心而论，董事会给出的条件还是挺优厚的——既没有扣押毕业证，也没有要求用今后的工资还助学贷款。

考虑到容闳当时的处境，没钱，没工作技能，没有对口专业，谋生都是问题，而教会提供的条件能保证他有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不光将来衣食无忧，还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但容闳最终拒绝了这份资助。

我特别反对把这种“拒绝”解读为清高或者是看不清现实情况，又或者是看不上这个机会。我更愿意把这次“拒绝”理解为：他的目标实在是太清晰了，一切与其方向不一致的选择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美国读预科的这几年，他亲身体验到当时美国的朝气蓬勃、繁荣富强。他已经清晰地知道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教育救国”。他要让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到美国来接受教育。当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智、有道德的人时，这个国家怎么能不好？如果容闳以传教士的身份回国，那就不是宣传教育而是布道了，难不成他要培养一大批传教士去救国吗？

他对董事会陈述说，他需要行动上的完全自由，以便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传教士布道并非造福国家的唯一选择。这种性质的誓约，将会妨碍他利用中国所提供的条件去为中国服务。

他清楚地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他需要一个自由开放的身份去和更多人接触，换取他们的帮助，共同完成“教育救国”的梦想。

身段可以柔软，身份可以多变，使命却始终如一。

理想太宏大，使命感太强，这就注定了他走的路会非常坎坷。他放弃教会的资助，决定自己靠勤工俭学支撑学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显然是一个妄念：没学历、没专业、没人脉，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支付高昂的学费？

多亏他的老师布朗先生积极奔走，在他收拾铺盖卷儿回国前帮他找到愿意出资的慈善机构，不然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有惊无险的故事往往既包含着偶然也包含着必然。容闳最终获得了慈善机构的资助是偶然，但是容闳内心对目标的执着笃定，似乎又必然使他成为那个值得被关注、值得被扶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