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斯土斯民

这片土地是主的乐园。

——阿方索十世（Alfonso X，1252-1284年在位）

西班牙就像一座从海面上升起的宏伟城堡，全境四面环山，在这些高耸的花岗岩墙内是城堡的庭院——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广袤高原。有些高山终年积雪皑皑，因此名为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意为“冰雪覆盖的山脉”），这个名字后来也被西班牙人带到美国。西班牙的山大多荒芜孤寂，地势蜿蜒崎岖，常见高耸的陡坡；人迹罕至，树木少得可怜。最美的景色是在日出或日落之际，大片玫瑰红或丁香紫的光影覆罩山脉，散发雄伟壮丽的宁静。

在古人眼中，西班牙的形状就像平铺在阳光下的公牛皮。这个比喻虽允当，却未说明这片土地高低起伏和锯齿形的特征。整个国家遍布错综复杂的山峦，朝四面八方延伸，因此分隔出独特的地域。就连中央的卡斯蒂利亚高原都被横贯内陆的山脉分割为更小的一块块土地。首都马德里位居全国的地理中心，和北方的瓜达拉马山脉（Sierra de Guadarrama）仅距离35英里，从瓜达拉马山脉通往北方的最低隘口海拔达4700英尺。旅人在西班牙很少会看不见山，它们是“伊比利亚土地”地貌中最典型的特征。

因此，西班牙地理统一是一种幻想。这个国家在地图上看似紧密，但多少个世纪以来，各个地区都彼此隔绝。如今虽有火车飞机，减少了这种互不往来的情况，但西班牙的交通仍然比意大利落后。这个国家紧凑的国土在地理上被分为更小的地区，分区与半岛在古罗马时的地域大致对应，与中世纪的小王国的分界更为贴合。这些独立的区域，每个都有地理、气候、文化、心理，甚至语言上的差异。很多地方的儿童自幼只会讲当地方言，直到入学后才学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在巴塞罗那大都会区外几英里之处，住有数千名没上过学的乡下人，他们不懂西班牙语。他们的语言是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他们为此自豪，而且也不想要学其他语言。

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小说家，他是巴斯克（Basque）人，海明威也称他为“大师”。他在上学后才开始学习卡斯蒂利亚语。许多人都认为他的语言风格古怪而泼辣。

我用卡斯蒂利亚语写作的困难，［他在自传中写道］并不是因为任何文法的不足或欠缺语法结构。我缺的是拍子，是风格的韵律，而这让首次摊开我的书的人感到震惊，他们注意到它们有些地方不对劲，这是因为书里有一种呼吸，有一种停顿的方式，并非卡斯蒂利亚的语言所有。

有时，在谈到西班牙边远地区居民的语言和看法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不同之处不仅仅是呼吸而已。有个真实度颇高的古老说法：西班牙人首先效忠于他的patria chica，即他的故土或原乡。如果问他来自哪里，答案几乎总是：“我是加利西亚之子，我是格拉纳达之子”（Soy hijo de Galicia,soy hijo de Granada），或是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莱昂（León）、纳瓦拉（Navarre）、阿拉贡（Aragon）、卡斯蒂利亚、巴伦西亚（Valencia）、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或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之子。也许在那之后，他愿意做个西班牙人。如果今天针对加泰罗尼亚（首府是巴塞罗那）独立问题举行公平的公投，恐怕没人能预测会有什么结果。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之时，“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依旧存在，这个地区的自治权一直是个冲突议题。因此，多少个世纪以来，卡斯蒂利亚人不断努力巩固国家的地位，却一直受到优先忠于原乡之心理的阻碍。尽管如此，我们今天所说的西班牙的核心精神，还是卡斯蒂利亚的精神；但是苹果核并非果实，果核内有的只是保护性的纤维和种子。

为厘清真相，我们必须指出，虽然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自治区管辖的省份热衷于分离主义，但在其他地区，这种想法并没有如此强烈，而卡斯蒂利亚的政治霸权已是不争的事实。地方性的执拗在这些地方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譬如居民的文化、心理和习俗。无论西班牙人设计出什么样的国家政府制度，这种过度的地方主义都是西班牙政府最基本的弱点之一。西班牙好几个世纪都没能有一个固定的首都，可见其分裂的程度。巴黎和伦敦分别是法国、英国立国以来的中心和首都，可是西班牙的首都却不断更迭，充当过首都的有托莱多（Toledo）、莱昂、布尔戈斯（Burgos）、塞维利亚（Seville）、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塞哥维亚（Segovia）等等。腓力二世（Philip II）在1561年把首都由托莱多迁到马德里时，马德里只是一个还在发展的乡村小城。不过，此时西班牙的性格已形成，地域忠诚的观念也已固定，新首都的人口尽管有惊人增长，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西班牙强权走向没落。

西班牙的气候和它的地形一般多样。西北部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湿润、青翠、云雾弥漫，和南部亚热带安达卢西亚的差异，就像佛蒙特州和得克萨斯州一样悬殊。加利西亚宽阔蔚蓝的峡湾与卡斯蒂利亚干枯萎缩的河流、阿维拉（Avila）的阿达加河（Adaja）、马德里的曼萨纳雷斯河（Manzanares）相去甚远。格拉纳达肥沃的平原，和塞哥维亚的红棕色草原或水汽落下干得比女人眼泪还快的穆尔西亚（Murcia）周边一带的不毛之地都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不过，西班牙可分成两个主要的气候带，北部周边地区（比利牛斯山脉和坎塔布里亚地区）构成了凉爽的潮湿带，而辽阔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则是歌谣和故事中干燥又“阳光灿烂的西班牙”。这个分野在植物方面，最显著的就是南方有夹竹桃和角豆树，而在北方通常见不到。

卡斯蒂利亚的中部高原约占西班牙总面积的六成。高原的海拔在2000英尺至3000英尺之间。卡斯蒂利亚高原不仅是西班牙的心脏，也是西班牙的堡垒。这片土地十分干燥，山峦没有树，平原没有水，空气干净稀薄，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正如谚语所说的：“9个月的冬天和3个月的地狱”。隆冬时节，由瓜达拉马山往马德里吹的寒风，让站岗哨兵冻成冰。在一年中的任何月份，马德里的阳光和阴影都可能是冰火两重天。高原空气就像是稀薄气体，能迅速反映出冷热变化。

卡斯蒂利亚处处给人一种巍峨开阔的感受。这个地区赋予西班牙坚毅的性格、原始的韧劲、对痛苦和折磨的忍耐，以及活力和质朴。卡斯蒂利亚荒凉坚硬的土地是其居民的象征，这里以前有许多城堡（也因此得名），如今则充满石砌的围篱和荒芜的景色，空旷而寂静。西班牙谚语说：“在卡斯蒂利亚几乎没有鸟儿可栖的树枝。”古代茂密的森林早已不复存在，甚至连房屋和篱笆现在都是由石头所砌，稀疏的树木大半是圣栎，一种不起眼的矮小野生橡木。到处都是岩石，花岗岩形成的山脉，经过冲刷和侵蚀的田野，放眼望去尽是乏善可陈的朴素。

西班牙的优美史诗《熙德之歌》（The Poem of the Cid）中，因崇高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而家喻户晓的战士英雄熙德，就是卡斯蒂利亚人。他的同乡还包括把摩尔人赶出塞维利亚的“圣人”费尔南多三世（Fernando Ⅲ the Saint），以及费尔南多的儿子“智者”阿方索十世（Alfonso X the Learned），这位知名的学者国王将当时最聪明的人（摩尔人、希伯来人和基督徒）都延揽到自己身边。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之妻天主教徒伊莎贝拉（Isabella the Catholic）是卡斯蒂利亚人，西班牙作家中最闻名遐迩的米格尔·塞万提斯（Miguel Cervantes）也是卡斯蒂利亚人。西班牙伟大的文学同样属于卡斯蒂利亚，哪怕作者来自其他地区，用来写作的也是卡斯蒂利亚语。

卡斯蒂利亚还是西班牙交通系统的关键。位于卡斯蒂利亚高原中心的马德里，是全国所有公路铁路和航空路线的枢纽或轴心，就像车轮的辐条一样，所有路线都从马德里出发。西班牙铁路的舒适性或现代化程度从不出色，但在今天，尽管其设备老旧，确实还是能联通整个半岛的多数地方。

从马德里进入加利西亚或坎塔布里亚区的铁路，逐渐离开卡斯蒂利亚高原，稳步爬升，穿山越岭，像钢蛇一般蜿蜒扭曲，钻入泥土和岩石中。这一段路隧道无数，乘客的瞳孔几乎来不及适应光线，火车就突然再度钻入穿透另一座山的黑暗洞穴迷宫。火车必须行经的这些曲折隧道，和有时需以蜗牛速度费力穿越的危险山岩，说明了半岛外围地区交通的不便。

1848年，西班牙开通第一条铁路，由巴塞罗那前往马塔罗（Mataró）；第二条是1851年由马德里到阿兰胡埃斯（Aranjuez）的路线。西班牙人在火车的发展上晚了几年，就像他们在几乎所有其他的工业文明产物的发展方面都晚了几年一样。不过，西班牙人对铁路是何物并非全然无知，因为早在1830年就有西班牙语书（自然是在伦敦印制）刊载了新蒸汽机车及其车厢的草图。这本书里有一幅海港的画，其中有工厂正在冒烟，工厂前面是一个方形的钢制小箱子，同样也喷着烟；后面跟着一些奇形怪状的车厢，各自隔开至少1码，车厢间的空白处则是链条。如我们所述，直到18年后，西班牙国土上才出现了真正的火车。这比英国人拥有第一条蒸汽铁路晚了23年，比美国晚了18年，比毗邻的法国也晚了18年。

有些西班牙人免不了想用铁路连接西班牙与法国，但许多人对法国在1808年和1823年的两次入侵记忆犹新，因此对这个建议的反应并不热烈。其实，西班牙参议院曾于1842年讨论在潘普洛纳（Pamplona）与法国之间兴建普通公路，当时有位参议员西欧奥尼将军（General Seaone）大力反对。将军说：“通过伊伦建筑公路缺乏远见，非常缺乏远见，西班牙人为此哭泣，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再有哭泣的理由。”另一位参议员冈萨雷斯·卡斯特洪（González Castejón）反应更激烈，这位先生说：“我一向主张，无论任何理由，都绝不能把比利牛斯山夷平；相反，我们该在现有山脉上再加上其他比利牛斯山才对。”西欧奥尼将军补充说，要他投票支持这种不法行为，他干脆先辞职。近40年后的1881年，一本谈西班牙军事问题的书指出：“任何隔离我们的做法对我们都有益处，我们已经向法国开放的一些门户，应该火速关闭。”

法国和马德里之间的铁路直到1860年才开通，而马德里和西班牙第三大城巴伦西亚之间，直到1947年都没有铁路连接。有一则历史逸事是，在1814年发明蒸汽机车的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曾在1845年秋赴西班牙，考察马德里与法国之间预定开发的铁路路线。斯蒂芬森和陪同他的工程师都见识了西班牙政府一贯的虚应故事，他们在首都虚掷了几天之后觉得无聊，打算离开。这时西班牙人邀请他们去看斗牛——永恒的斗牛。斯蒂芬森传记的作者写道：“但这并非他们此行的目的，因此他们委婉地拒绝了这项荣誉。”斯蒂芬森和同伴们离开了西班牙，铁路也没有建成。

西班牙不仅是城堡，实际上，它也是一座岛屿。这个国家的孤立众所周知，它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非洲，而是两者之间的中途站，兼具两者的特质。由于摩尔人的血统，西班牙不再算是欧洲。“非洲始于比利牛斯山”说得再贴切不过，它简单明了地表达了西班牙半东方的异国特质，这是西班牙人民和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我们必须谨慎地说明，这里提到的非洲不是以黑人为主的中南部非洲地区，而是北非，是伊比利亚人、属于闪族的迦太基人、犹太人，以及由说阿拉伯语的诸多族群组成的摩尔人的古老家园。这些民族和文化群体都把心血倾注到西班牙这漏斗中。高耸的比利牛斯山脉封住了这个漏斗，将西班牙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比阿尔卑斯山对意大利的封锁效果更强。比利牛斯山的平均海拔实际上比阿尔卑斯山还高。无论如何，孤立是西班牙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这不仅仅是山、海拔或岛屿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名字往往有助于了解其人民的心态和历史。西班牙最初被称为伊比利亚，这是（非裔）伊比利亚居民给这片土地的名字，据说是由伊比利亚语中的河（Iber）衍生而来。这些沙漠居民抵达西班牙后，认为这个国家是大河之地。对居住在沙漠中的伊比利亚人来说，任何小溪都可能让他们感动莫名，他们可能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史前时代就已来到西班牙。希腊人约在公元前600年来到西班牙，称这个半岛为Hesperia，意思是“夕阳之地”。迦太基人大约在公元前300年来到此地，称这里为Ispania（来自Sphan，“兔子”之意），意思是“兔子之地”。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胆小的长耳生物出现在了伊比利亚早期的钱币上。罗马人一个世纪后才到达此地，直接沿用了迦太基人给这里取的名字，称之为Hispania。后来这成了这个国家现在的西班牙语名字España。由此衍生出形容词Hispanic，以及español、hispano等词。就这样，由于罗马人和他们的语言，兔子赢过了夕阳和河流。

兔子从不走直线，也不以稳定的速度移动，就像西班牙人一样。它跳跃的节奏快速但断断续续，先朝一个方向猛冲，然后再往另一个方向猛冲。西班牙的兔子一向数量繁多。塞万提斯在讲述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丘的旅行时经常提到它们。炖兔肉是西班牙乡村的主菜之一。形容骗术高明的西班牙谚语是“拿猫冒充兔子”（dar gato por liebre，意思为以次充好）。在马提雅尔的时代，野兔被认为是四足走兽中的珍馐。走在西班牙乡下，野兔时时可能出现。谚语有云：Donde menos se piensa,salta la liebre，意思是兔子会在人最不经意的地方跳出来，这句话常被用来形容出其不意。几个月前，我参观了离科尔多瓦（Córdoba）数英里远的摩尔人宫殿麦迪纳·阿萨哈拉宫（Medina Azahara）。在这曾经令人啧啧称奇的摩尔艺术品的废墟上，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坡，点缀着几株细瘦的橡树和橄榄树。我们正在欣赏景色，聆听两位科尔多瓦人颂扬已逝的科尔多瓦偶像马诺莱特（Manolete）无与伦比的美德与优雅，几只野兔突然由草丛跃出，急急跃过山坡。两位科尔多瓦人暂时收住话头，其中一位说：“那些山坡上都是染上狂犬病的野兔，现在没人敢吃它们，这是全国性的流行病。”接着他们又回头聊马诺莱特的事。这整个景象就是今日西班牙的象征，狂热而饥饿，但依旧兴奋地谈论斗牛，或过去的一些胜利，一些古老的荣耀。

西班牙处处是动人的美景。加利西亚云雾缭绕的翠绿山脉和美妙的宽阔峡湾，卡斯蒂利亚荒凉的岩石，格拉纳达汩汩的喷泉和引水浇灌的肥沃平原，巴伦西亚和塞维利亚的柑橘园，围绕着托莱多曲折蜿蜒的塔霍河（Tajo River），每个地方都拥有自己的非凡之美。还有宏大，一种辽阔和高远的感觉。西班牙唯一让人觉得小的地理景观是河流。无论伊比利亚人怎么想，西班牙的河流都微不足道，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沿干燥岩石河床底部流动的涓涓细流。即使是在古代和16世纪让内陆城市塞维利亚成为最重要港口的著名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也只是泥泞的丑陋河流，不适合航行，也不赏心悦目。1846年看过这条河的大仲马，在给那位身份不明（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法国女士介绍他在西班牙的冒险时所写的一封迷人书信中，贴切地描述了这条河。

夫人，您或许对瓜达尔基维尔河有非常错误的印象，因为从没见过这么多水的阿拉伯诗人把它捧上了天，而根本没见过它的法国作家相信了阿拉伯人的话。没错，西班牙作家大可揭露没那么诗情画意的真相，但这是他们国家唯一大到可以行船的河流，他们何苦口诛笔伐？我们抵达河边，发现在低地和乏善可陈的河岸之间，滚动着的一大片不是水，而是液态的泥，其颜色和质地像牛奶巧克力，即使风味不是。我们抓耳挠腮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困惑又失望。

如果大仲马这么失望，就不难想象已见过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哈得孙河、萨斯奎汉纳河（Susquehanna River）或哥伦比亚河的北美游客会有什么感受。但时至今日，西班牙的诗人依旧在歌颂瓜达尔基维尔河。1936年英年早逝的明日之星——作家加西亚·洛尔迦就曾为它引人遐想的河水写下名句：“死亡之声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上回荡。”平心而论，河流不只是地理，也是历史，它能唤起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与几个世纪以来沿着河岸生活和死去的人们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因此，纵使西班牙的河川规模很小，流量也不大，它们却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怀旧气息，这和西班牙荒凉辽阔的景色及修道院似的严肃气质密切相关。

西班牙人说，“西班牙等于包罗万象”（Quien dice España,dice todo），他们为自家地貌的多种多样备感自豪。也有些西班牙人为追求国家的希望或稳定，强烈申明虽然有地区差异，但西班牙只有一个。他们认为这片土地有某种神秘魔力，能够一统全国，有些共同点赋予西班牙人相同的性格，相同的愿望，相同的理想。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人一直抱着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但实际上，西班牙并不是同文同种、有一致目标的地方。西班牙从根本上说是异质的，而异教才是它真正的宗教。要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共有一段使得西班牙人有别于非西班牙人的历史。可是这个西班牙特质（españolismo）很脆弱，即使满怀勇气，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也注定破碎。理论上，大部分西班牙人当然想要追求幸福、正义、自由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虚幻的盟誓，就像把夸夸其谈的传教士和大力支持公民美德与减税的政客联结起来的盟誓。

诚然，西班牙的地理景观和人民都表现出天然而静态的活力、未经驯化的能量、未被开发的潜力以及未能实现的命运。西班牙人的性格中有一种强大的坚韧，一股自傲的强大意志，可是西班牙人从未学会共同生活或工作。著名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写道，古伊比利亚人是胆大无畏的战士，但他们从没有学会在战斗中合作抵御外侮。他们骁勇善战，但人人都只是为自己而战。希腊、迦太基和罗马士兵的人数虽然比他们少得多，不过光凭较高明的团队合作，就能在战斗中击败当地居民。西班牙稳定而原始的活力，一再因为缺乏方向和协调一致的努力而被削弱。

被罗马统治了6个世纪，又和摩尔人战斗了8个世纪之后，西班牙人终于学会了共同战斗。到了15世纪，坚固的西班牙方阵（phalanx）已成为举世最强悍的军事单元。或许学习如何一起战斗和学习如何一起生活，都需要同样漫长的等待。现代西班牙作家佩雷达（Pereda，1833-1906）在谈西班牙性格的文章中，诙谐地提到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言论，后者曾说，西班牙战士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但只要敌人一被赶走，他们就会坐上敌人的位置，嘴上叼着香烟，手上拿着吉他，庆祝胜利。佩雷达并不完全同意这种对西班牙性情的看法，但他睿智地断言：

如果从这图像中去掉一点法国色彩，就会是事实。的确，这几句话不仅勾勒出我们在战事中的样子，也描绘出我们在可以想见的生活中的特征。吸引我们感官的也许不是吉他，而是全国性的怠惰。唯有在受到饥饿鞭策，或者渴望显得富裕快乐的时候，我们才有摆脱懒散的力量。我们激烈地攻击每一个问题，但很快就被冷漠或暴力征服。我们就只能做到这样。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当代文学，都明明白白显示出这一点。所有的人都领先于我们。

这些文字写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但用它们来描述当今的西班牙，甚至比描述佩雷达时代的西班牙还要传神。这位作家继续写道：

除非要在行列中挺身而出，否则我们一直都在模仿其他人；我们靠着别人抛弃的东西生活，对丢给我们的每一个破烂都以疯狂的热忱迎接，好像它是特别为我们量身打造似的。我们把自己当成杰出的政治家、无敌的战士、学问渊博的经济学家、杰出的作家、勤劳的实业家和可敬的劳工。我们拥有法国的法规、英国的法规、美国的法规；形形色色的革命，各式各样的胜利，各种规模、方式和形式的进步；然而在眼前这一刻，西班牙人民只要能拥有自己的床位，就自认经济宽裕了。

英国政治家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曾说，西班牙的弱点就是吹嘘本国的实力。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却再没有西班牙人夸口国家的力量，至少军事上没有，但几乎人人都还在怀念它过去的强盛和荣耀，佛朗哥将军就是模仿腓力二世的次等货。每个西班牙人，无论他的出身如何或属于哪个地区，都夸耀自己是西班牙人。19世纪的西班牙作家加尼韦特（Ganivet）悲哀地描述他不幸的国家：“我们原本可能成为信基督教的希腊。”尽管西班牙人歌颂西班牙，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但他们也激烈地批评西班牙，诚如上面的句子所示。西班牙人批评西班牙人几乎成了一种文学类型，兔子之地的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这句顺口溜：“如果有人称赞法国，那么他是法国人；如果他歌颂英格兰，他是英国人；但如果他说西班牙不好，他必定是西班牙人。”批评西班牙的言论通常都很精彩，但鲜有建设性。这样的评论虽是优秀的文学，却很少能从书本文章或咖啡馆激辩跃上社会行动的舞台。西班牙人会勇敢地为自己的国家或信仰而死；他的确会为了世界的正义和自由，死在奥维多（Oviedo）、马德里或科尔多瓦街头的防御工事前，但他却无法把个人信念化为集体进步的政治努力。

西班牙人的骄傲家喻户晓。曾任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欧洲最古老的三所大学之一）校长的西班牙哲人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西班牙的张三李四若没有别的东西值得骄傲，也会因为自己是张三李四而无比骄傲，因为举世不会有另一个和他一样的张三李四。他所有的特质，无论好的、坏的或者无关好坏的，组合成他性格的特色，永远不可能会以相同的比例，在其他任何人的身上出现。因此，西班牙人不觉得他生来是为实现任何社会目的，而是要实现他自己。他的个人尊严有时教人钦佩，有时又使人恼火；自我是他的重心。他这个个体具有神圣而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宇宙中，他可能什么也不是，但对他自己来说，他就是一切。这种过分的个人主义无疑削弱了国家的地位；这也使得西班牙人把个人成就或创造力视为自己的主要价值，因此西班牙真正伟大的都是个人艺术家、建筑师、作家、音乐家、圣徒、征服者、冒险家、探索家、诗人。这些都是在不用走出自我的情况下，就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领域。

西班牙人源自非洲闪米特族（Afro-Semitic），虽然也受到一点罗马人和欧洲北部族群的影响，但基本上以非洲闪族为主。这种原始的种族混合以强大个体性为基调。西班牙人有西班牙特色，正如犹太人有犹太人的特色一样。犹太人可能来自任何地区或文化，但他仍然以犹太性格为基础，这是他自豪的根源，他也将固执地坚持下去，尽管往往无法定义什么是犹太性格，但他会全心全意地捍卫这个基础，甚至为它奉献自己的生命。西班牙人（血统有部分是犹太人，部分是摩尔人）在心理上及在对现实和命运的阐释上，也具有类似特质。这种特质绝非弱点，它是一种其他民族所不了解的力量。唯一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西班牙人巨大的能量和民族自豪感，还没应用到西方世界最看重的那些集体表现领域：经济组织、民主政府、社会凝聚、工业发展，任何一种集体的事业。不过在艺术方面，除了在非常绝望的时期，西班牙向来不落人后。哲学家乌纳穆诺说，西班牙的伟人塞万提斯、格列柯（El Greco）、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戈雅（Goya）、路易斯·德·贡戈拉（Luis de Góngora），“和任何国家的伟人相比，都不逊色，甚且还有过之，尽管我们实际的生活比不上摩洛哥或葡萄牙”。

乌纳穆诺还指出，这种过分个人主义背后的根本原因，可能催生了西班牙人在历史上的所有成就：他们短暂的帝国大业，他们的百折不回，他们在艺术上的优异表现。“这种个体感受深植于种族的根源之中，狡猾的政治人物把它变成实现自己野心的有利条件。”

巴罗哈在他的一本小说的序言中写道，西班牙的强烈个体性往往是焦躁不安、难以平复的。

［他说］从没有完整的社会体系的西班牙，在实力派和行动者的前仆后继下，以一连串的精神抽搐展现了它的生命和艺术。如今它却觉得自己因为这样的激烈爆发式的生活而毁灭了。它渴望像其他国家一样，倾心平凡与井井有条，唾弃个体性。

原本唯个人独尊的西班牙，如今却把其他民族的集体主义志向尊为不容争辩的教条。今天，我们的国家开始许给能推崇普遍思想和情感的人一个光明的未来，尽管这些想法和感受与我们同胞的天赋扞格不入。

巴罗哈是在佛朗哥掌权之前写下这些文字的，文中所指的是“当代的民主资产阶级倾向”，而非佛朗哥试图重振腓力二世西班牙教会国家观念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巴罗哈说西班牙人广泛接受其他民族的集体主义抱负，这点是错的。佛朗哥将军“勇敢向昨天迈进”的做法，彻底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但如果这些集体主义抱负有朝一日变成了一种宗教，请小心留意火山爆发！

又骄又穷，这么形容西班牙人民再贴切不过。古谚有云：“如果上帝不做上帝，就会做西班牙的国王，而法国国王会当他的厨子。”不过，用来形容西班牙的另一个谚语“骄傲和懒散是贫穷之钥”（altivez y pereza,llaves son de la pobreza），则需要进一步检视。西班牙人更愿意做士兵、教士或冒险家，而非做劳工，的确如此。但西班牙人并不懒惰，他会勤勉不倦地完成交给他的任何任务，只是他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西班牙的贫穷来自其他的原因：长年草木不生且受降雨侵蚀的贫瘠土壤；从未把人民福祉放在心上的政府；像波斯或罗马那般荒谬的大庄园制度（latifundia），使得农民没有土地；缺乏像样的住房、工业和科技发展；最后是不愿分享的富裕阶层和不愿合作的工人。造成西班牙贫困的，是这些具体问题，而非懒散。所以西班牙人紧抓他们的骄傲不足为奇，这是他们唯一的真正财富。

因此，西班牙人对人生所抱的自傲和坚忍态度，是绝望的哲学。生于西班牙的罗马哲人塞涅卡（Seneca）用令人信服的语言说明了这种态度：“别被与你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任何东西征服。”19世纪的西班牙作家加尼韦特十分崇拜塞涅卡，用下面这些话重述了这位罗马作家的哲学：

记住，在生命的偶然中，你的内心有一股能量，坚不可摧，就像一个钻石轴一样，围绕着它的是构成你日常生活的琐事；无论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无论它们是顺境、逆境还是侮辱谩骂，你都要站稳脚跟，屹立不摇，至少让人们谈到你时，总会说你是个男子汉。

［加尼韦特补充说］这话是彻头彻尾的西班牙精神，塞涅卡根本无须加以创造，因为它早已被创造出来了。他只消把它挑出来，给它一个永恒的形式，展现有天赋者的一贯作风。西班牙的精神粗犷、没有形体，只有骨架而且赤裸裸，它不用人造的衣服遮盖那原始的裸体：它用塞涅卡主义的遮羞布遮盖自己。

接着加尼韦特指出，塞涅卡主义已深深影响了西班牙的宗教、道德，甚至法律层面，它已深入西班牙的艺术和民俗，在谚语、格言和人们的日常用语中无处不在，甚至渗透到许多不同的高等学问分支。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西班牙的空气和土地，尤其是在卡斯蒂利亚，代表了需要忍耐的气候和地理，而卡斯蒂利亚是士兵之乡；坚忍和士兵必然融为一体。

“探险家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足堪媲美达·芬奇。”另一位知名的西班牙人如此断言，他的意思是西班牙在文艺复兴时期能和意大利平起平坐。一言以蔽之，意大利对文艺复兴的贡献是才华横溢的全才艺术家，而西班牙的主要贡献是征服者。一方是创造艺术的人，另一方则是创造国家的人。这话是否为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说明了西班牙的观点，而且也被西班牙人普遍接受。

“也许早在基督之前，西班牙人就已是基督徒。”这是塞涅卡的另一句名言。西班牙人以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热情拥抱基督教。而且是与其他天主教国家差别很大的基督教，和欧洲北部冷酷、条理分明、枯燥、缺乏情感的新教的共同之处更少。其原因是西班牙人从来没有放弃异教信仰，只是在异教的基础上增添了基督教。在西班牙的宗教意象中，上帝是具体的存在。后来，他们从摩尔人和犹太人那里获得了对宗教的感官感受，而这种感受从未出现在新教国家。宗教成了一种热情和艺术，它的仪式变成了炫目的礼拜。看看塞维利亚“圣周”（Holy Week）的辉煌盛况，在那里，圣母有如拜占庭女皇；看看复活节时在西班牙各地举行的宗教游行；看看许多西班牙宗教思想家所抱的神秘主义，这是一种用美德和苦难压抑的感官主义。

摩尔人和犹太人也为西班牙带来了西班牙天主教义的关键概念：以宗教来推行民族主义。中世纪的西班牙各小国没有其他方式来维系统一，于是他们高举十字旗作为军队的旗帜，进而以此为国家的旗帜。史上只有两次成功的十字军运动，两次都是由西班牙发起的：一次是对抗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另一次则是征服新世界的异教徒印第安人并迫使他们改信基督教。西班牙从来没有兴起过新教教会。而在佛朗哥当政之际，政府下令：任何犹太会堂或新教教堂都不得在外墙上张贴任何宗教信仰符号、标记、字母或可供识别的任何特征。

西班牙约是不列颠群岛的两倍大，大概是加利福尼亚州再加上三分之一内华达州的大小。古代作家曾把它描写成伊甸园，辉煌壮丽，欢乐满园。“在西班牙，没有闲置，没有贫瘠。”（Nihil otiosum,nihil sterile in Hispania.）这是奶与蜜的流淌之地，就像传说中以色列人要去的迦南地。阿方索十世在他著名的史书中称这里是人间天堂。然而，这些富饶和美丽如今却不复存在。这个国家痛苦地回忆过去，就仿佛古老的神祇为自己的教派绝迹而惋惜。这个贫穷、悲惨的西班牙，原本可能有怎样的远大前程！当今西班牙没有一个地区的财富比得上加利福尼亚。尽管如此，它多样的地貌还是让所有的旅人都叹为观止。

从西北角和葡萄牙交界之处起算，这个国家的主要区域如下：

一、坎塔布里亚地区，包括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斯和巴斯克诸省，其中加利西亚云雾缭绕，最潮湿多雨，但三个地区都青翠凉爽，有许多果园，水源丰富。这里是崎岖的山区，石屋稳固地坐落在山坡谷地，即使在夏日也看得见袅袅青烟。农民用称作hórreos的石制或木制吊脚粮仓贮存五谷，以免粮食受到啮齿动物啃食。谷物桶上都有十字架，意在祈求上帝保护。山区的乡村教堂风景如画，虽然灰暗潮湿，但有着原始而动人心弦的古意。山区的居民多愁善感，他们对家乡满怀热情，如果不得不远离故土就会患病，他们称这种思乡病为morriña，并在歌曲和故事中表露思乡之情。这个地区的人吃得比南方人好，因为他们必须吃得好，才能在雾气不断的潮湿环境中生存。

这片地区孕育了许多西班牙最杰出的作家。他们对坎塔布里亚山脉及其人民的描述，着上了浓重的内部观点色彩。中世纪的加利西亚抒情诗学派是西班牙西部对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吟游诗人传统的回应。吟游诗人传统在欧洲文学史上名气比较响亮。另外，西班牙流传的最早的歌曲中，有一些是13世纪加利西亚吟游诗人马丁·科达兹（Martin Codax）的作品，这些歌曲是写给夫婿出战摩尔人的妇女吟唱的，能唤起这片山地悲伤、神秘和怀旧的气质，歌词和旋律充满了茫然和失落。这些令人难忘的歌曲中，有一些最近得到了重录，牵动了埋在我们潜意识深处的原始过往。

加利西亚一位教区神父的私生女罗萨莉娅·德·卡斯特罗（Ro salía de Castro，1837-1885）以观察入微的女性敏感描述了她心爱的省份，她的诗以简单、精致的诗行勾勒加利西亚风光之美和其居民的忧郁，让人想到民间对句的自然流畅和凝练的情感特质。罗萨莉娅在圣地亚哥附近的墓吸引当地居民前往。她在一部作品的序言中写道：

湖泊、小瀑布、急流、缤纷的草原、谷地、山脉，时而蔚蓝平静如意大利的天空，忧郁阴霾的地平线，总像瑞士的风光那样美丽；宁静祥和的溪流和河岸，狂风暴雨掀起惊涛骇浪，让人恐惧而惊叹不已……一望无际的海洋……我还能怎么形容？没有文字能够细数这么多的魅力。一年四季如茵青草、鲜花、草药覆盖大地；山上长满了松树、橡树和杨柳，轻风徐徐；不分冬夏，喷泉和急流向前奔涌，喷出晶莹水花，时而穿过微笑的田野，时而进入深沉而幽暗的峡谷……加利西亚是一座花园，每一次呼吸都会吸入甜美的芳香、清新和诗意。

另一位以深刻思乡之情回忆故乡加利西亚的作家，是活跃时期主要在马德里度过的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Emilia Pardo Bazán）。她回忆故乡的山峰“宛若老鹰的巢”，高大的栗子树“散发着芬芳，其香气与其他甜香的草药与树木融合”，微小的地衣“白如貂皮，像羊毛一样柔软而紧密”，“巨大的蕨类植物底下”，潺潺溪流在苍翠的田野和巨石之间跳跃，古老的石泉“覆盖了寄生植物，铺着绿油油的苔藓，水在其上滑过，一缕又一缕，就像悲伤的脸颊上的泪水”。

当代作家巴列-因克兰（Ramón María del Valle-Inclán，1866-1936）以悲剧和恐怖的色调描写他的故乡加利西亚，他在各处都发现“我们看不见的可怕生物”。他作品中的气氛总是神秘莫测；狗在夜间号叫，宣告出某种悲剧，这是风暴和世界悲哀的象征性回声；他的人物用橡木或坚硬的岩石雕刻而成；他们满怀恐惧地犯罪，并接受可怕的后果；物体和人物在昏暗光线中神秘地移动，或一动也不动。成群的绵羊回到栏内，“冬天冻僵了的长眠的田野几乎不被它们身上铃铛的响声所打扰”。雨水丰沛，乌云密布，古老的教堂和修道院孤零零地耸立在青翠的山坡之间，“让人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和恐怖的感觉”。有时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在远处激烈地起伏，仿佛是埋伏在松林中的饿狼”。

二、比利牛斯山地区，在坎塔布里亚之东，由3个地区组成，始于西班牙这头的比利牛斯山并往南延伸。这3个地区分别是纳瓦拉、阿拉贡和东岸的加泰罗尼亚，其中加泰罗尼亚的首府是繁荣的巴塞罗那。由纳瓦拉向东来到加泰罗尼亚，就是从一个沉默寡言、头脑冷静、爱跳霍塔（Jota）舞的传统农民之乡，前往一个因海洋致富、精打细算、有商业头脑的企业家的地区。加泰罗尼亚人就是西班牙的苏格兰人，他们勤勉精明，但也节俭到夸张的地步，至少传闻如此。不过这未必是事实，苏格兰人之说亦然。

风景优美的纳瓦拉首府潘普洛纳，位于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壮丽景观中，向北仅28英里就是知名的龙塞斯瓦列斯山口（Roncesvalles），正是骁勇善战的罗兰和查理曼的后卫军与西班牙人对阵的传奇战场。这一路都是高山景色：松树、野玫瑰、淙淙瀑布和孤寂的山峰。在法国史诗《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中，200岁的查理曼甚至可以命令太阳静止不动。大主教特平（Turpin）即使已经濒死，依旧用剑杀死了400名士兵，罗兰率领60个人杀得10万大军落荒而逃。最后勇敢的罗兰意识到自己必死，于是用力吹响号角直到太阳穴爆裂。没有人能杀死这位勇敢的骑士，他是死在自己手里的。西班牙文学中没有这样的角色。西班牙人是现实主义者，熙德的史诗描述的是刚强可靠的英雄，扎根于他那个时代的严峻现实。

比利牛斯山之乡到处都是历史悠久的回忆和纪念物。每个村庄都让人想起一场战斗。在卡拉奥拉（Calahorra），古罗马名将塞多留（Sertorius）对抗庞培（Pompey）；在图德拉（Tudela），法国人打败了卡斯塔尼奥斯将军（Castaños）；在南方几英里的努曼提亚（Numantia），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遇到了勇气令罗马人惊叹的劲敌；在纳瓦雷特（Navarrete），“残暴者”佩德罗一世（PeterⅠ the Cruel）征服了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Henry of Trastamare）；在阿拉贡的萨拉戈萨（Saragossa），全城死守，抵挡住了拿破仑的法军将近一年。这里有罗马和阿拉伯的废墟和中世纪的遗迹，历史和传说代代相传。这个地区的风貌时时不同，但壮观的比利牛斯山是永恒的背景。萨拉戈萨周围是绿色的田野，但更远处却只有起伏的平原，荒芜而贫瘠。

埃布罗河沿着铁道一路奔腾而下，时而近得仿佛火车就要直潜而下，时而又远得如同在高处和两岸树丛中穿梭的银链。眺望远处是一连串蓝色的山峦，其上则是比利牛斯山的白色顶峰。图德拉附近可见一条运河；经过卡斯特洪之后，乡野变得郁郁葱葱；继续前行，干旱的平原生长着橄榄树，原本枯黄干燥的旷野点缀着些许活泼的葱茏。远方的山顶上是巨大的城堡废墟，矗立着七零八落的高塔，就像匍匐倒地的巨人的巨型躯干，依旧让人心惊胆战。

东北海岸的大都会巴塞罗那位于高山环抱的海湾。城外几英里就是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修道院，这是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Parsifal）中，传说存放圣杯的地点。蒙特塞拉特是地处荒野的山区隐居地，寂静如冰山，周围环绕着冠状石头，就像无人居住的星球。在这个僻静而神秘的地方，圣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以灵魂向上帝起誓，从此开始为基督教献上终生，耶稣会就源自这个誓言。他们称蒙特塞拉特圣母为“4月的玫瑰，山中的黑色圣母”。她是加泰罗尼亚的守护神，因岁月久远，经烛火烟熏而变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世时曾9次来此参拜，征服墨西哥的消息传来时，他也正在此地。查理去世时，手中紧握着来自这个圣地的蜡烛，他的儿子腓力二世亦然。

三、卡斯蒂利亚高原，坐落于西班牙中部，在比利牛斯山以南，坎塔布里亚区以东更靠近内地之处。它的西边是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乃是新卡斯蒂利亚的延伸，再过去就是葡萄牙。卡斯蒂利亚高原包括了古老的莱昂、旧卡斯蒂利亚、新卡斯蒂利亚和高原最南端的拉曼查（La Mancha）。堂吉诃德和桑丘就来自拉曼查。如今火车呼啸着穿过这片已经开垦的土地，而在过去，塞万提斯笔下的男主角和他健壮的侍从在此大战风车，驱散了一群咩咩叫的羊，把它们当成摩尔人大军。当火车或汽车一路狂奔之际，乘客可以望到远方高高低低的淡紫色群山。

我们已描述过卡斯蒂利亚地区，不过由内部观察这块西班牙的心脏之地，也许能为我们的理解更添深度。卡斯蒂利亚高原的人口大半聚集在村落、乡间和城镇里，这些地方彼此相隔甚远，到处尽是荒无人烟。西班牙这一地区的人们尽量避免平原上的孤寂，就连农民也成群聚居。这样的紧密为邻让他们有安全感，因为长久以来对抗摩尔人和彼此征战的历史，使他们满怀恐惧。在战乱之时，他们住在城镇里，以便躲避烧杀掳掠的军队。卡斯蒂利亚的乡下和加利西亚与阿斯图里亚斯截然不同，往往渺无人烟。农舍成群围在教堂附近，一方面互相取暖，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抗严酷的大自然和高原的寂寥。村民经常得骑着骡子长途跋涉，才能到达耕作的田地，而每一块田地又和其他相距甚远。在劳动的时候，每个家庭都与其他家庭隔绝。

夜幕低垂时，农民骑上骡子，身影映着黯淡的天空，哀伤而缓慢的歌声在清爽的空气中渐渐远去，化入无尽的高原沟痕之间，这样的景观扣人心弦。

在漫长的冬夜，主仆聚在一起十分平常，后者随着手鼓急切单调的敲击或古老歌谣的声音起舞。

到这些村庄或城镇里去走走，在那里，生命在单调的时间里缓慢而平静地流动；在那里，你会发现活着的灵魂，在其短暂的存在之下，蕴藏着永恒的本质，而卡斯蒂利亚的内在历史就是从中编织出来的。

卡斯蒂利亚人性情严谨而节俭，他们对严寒酷热均能忍耐，身强体壮，散发出遭废黜国王的尊贵。他们的冷静和坚忍声名远播。他们天生是现实主义者，言语简洁，吃苦耐劳。他们不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的歌悲凄，以拖长的音符歌颂草原，就像耕犁的犁头徐缓地穿过坚硬贫瘠的土地。他们的生命力坚强内敛，他们的高原一望无际、广阔澄明。卡斯蒂利亚从来没出过任何风景画派。

四、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的南部，这里是摩尔文化传统最强大的地方。格拉纳达、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是最著名的城市和省份。摩尔人称此地为安达卢斯（Al-Andalus），意思是汪达尔人（Vandals）的地盘，安达卢西亚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这是西班牙的非洲部分：位于沿海平原后方的高山、连绵起伏的丘陵和橄榄树林、引水灌溉的肥沃谷地、地中海气候——这一切都是北非的特色。陌生的古老山丘包围着公路，在到达城镇之前往往有古老的城堡废墟伫立，静静地见证中世纪或摩尔人的过往。在格拉纳达肥沃草原四周是一年四时积雪覆盖的山峰。此地有甘蔗和烟草田，也有棕榈树、夹竹桃、桃金娘、白杨、康乃馨、蓝雪花和九重葛。科尔多瓦在炎炎烈日下难以喘息，而在塞维利亚的人也四处寻找凉荫休憩。这里是暖风鸟鸣之地，这里是干燥、炎热、夏日之地，生活着快活感性的民族，他们有毋庸置疑的非洲血统。夜里常常能听到吉他颤抖的音符，和西班牙南部深歌（cante jondo）怪异的曲调。

安达卢西亚的歌曲被归类为深歌，和西班牙其他地区的歌曲截然不同。它们是狂放的哀歌，是对爱情、哀伤、失去和宗教激情的悲叹，从这个地区非洲-摩尔-希伯来混合的文化中自然生成。它们滑动而破碎的音符、尖锐的颤音通常以刺耳哭喊表达，它们用西班牙弗拉门科吉他弹断奏伴奏，这些特色表现在声音上，就像是尖锐箭头射出滑翔摇动的轨迹。这些歌曲表达乞求宽恕的宗教请求时，被称为saetas，意即歌曲的“箭头”。这些歌曲并非吉卜赛人原创，因为早在15世纪初吉卜赛人到达西班牙之前，罗马作家就已提到它们。但今天，吉卜赛人的确以特别精准又惟妙惟肖的优雅来表演这些歌曲，他们似乎到哪都有这种本领。

五、东岸地区（Levant），是五大西班牙地区的最后一个，主要包括狭长的海岸地区巴伦西亚，在数个世纪前由西班牙的民族英雄熙德从摩尔人手中夺得。巴伦西亚是灌溉区，是西班牙的“绿园”，柑橘和稻米之乡。如果没有灌溉，它就会如干草原一样贫瘠风化。巴伦西亚的水由古老的水利法庭配给，这个法庭负责这项重要而敏感的任务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这里是地球上最多产富饶的地区之一。

巴伦西亚濒临大海之处散发着蓝色地中海的光芒。海岸后方的灌溉“绿园”是一望无际的墨绿色柑橘树林，一条红土路迤逦其间，四处散布着玫瑰红、蓝色或闪闪发光的白色小屋。芬芳的花朵和果实映着浓密的树叶，成千上万的小金球点缀在树丛中。巴伦西亚小说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ñez）精彩地描述道：

湛蓝的天空宛若精致的丝绸。海岸边是有棱有角的山峦，陡坡重重，高耸入云的塔宛若多雷（Doré）的画。在更远方的内陆，仿佛飘浮在山脚下树丛碧湖上方的，是紫雾笼罩的另一座更遥远的山脉。不断浇灌致使水汽弥漫，太阳在其中穿行。

离开已开垦的平原几英里后，景观丕变，突然之间又展现出卡斯蒂利亚高原荒芜坚硬的一面。

巴斯克作家巴罗哈曾这么描写东岸的游历：

我曾与两位熟稔的神父一起前往巴伦西亚，一路上谈到了我们各自的家园；他们称颂巴伦西亚平原，我则回答说，我更喜欢山区。正当我们经过钦奇利亚（Chinchilla）附近光秃无树的山丘时，他们其中一位对我说：“这一定让你想到了你的故乡。”我愣住了。我怎么能把这样干燥荒芜光秃的岩石，和故乡巴斯克温润碧绿的景色联想在一起呢？可想而知，这位神父心中的景观印象只是山的概念，他无法像我一样区分长满了青草树木的绿色山坡，和干燥岩石构成的枯旱山坡。

这就是西班牙各种各样的面貌，尽显其神秘壮丽。我们无法找出各地在地理、地貌或气候方面的共同点。就连西班牙的语言也缺乏统一。宗教虽曾统一西班牙人，但现在又有分歧。有人曾说，在西班牙，每个人都跟随教会，只是其中一半人手捧蜡烛，另一半人则拿着棍棒。因此，尽管佛朗哥政权拼命努力，但古时的统一再也没能恢复。无形的西班牙特质的基础总是存在，那就是西班牙性。也许这个国家的精髓在于它朴素的力量、永恒的生命力，但这也是难以捉摸的特质。不管是什么，在哪里，西班牙的统一性只在于历史的核心架构和共同的命运。然而，这里尽管粗糙、原始、贫瘠，却满是泥土的气息和恣意生长的花朵，“野生植物遍布，散发着蛮荒的魅力，哪怕没有其上的居民，这个半岛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伟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