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　言

［1］尼采使一部新哲学史成为可能。本书就是这部哲学史的一部分。

这部哲学史有三条主导原则；用尼采的直率宣言来说就是:“伟大的思想就是伟大的事件”（《善恶》，条285）；“真正的哲人是命令者和立法者”（《善恶》，条211）；“以前的哲人都知道显白与隐微的区别”（《善恶》，条30）。

这些说法广为尼采的读者们所知，但我以为，恐怕还没有人严肃地对待过这些说法——没有人认为它们可能是事实。这些说法若是事实，就必定会颠覆我们看待哲学史的方式，颠覆我们看待人类思想史的方式。“伟大的思想就是伟大的事件”——若果真如此，各种思想就是历史变革的首要动因，就一直通过支配我们共同的价值信念而支配着我们的历史；若果真如此，我们就必须抛弃那些行之已久但又似是而非的潮流，不再把思想看做最微不足道和最变幻不定的东西，好像只是某些更实在的运动泛起的泡沫。“真正的哲人是命令者和立法者”——若果真如此，以思想为生命的思想者就一直是历史中的首要行动者，并以自己的教诲左右了历史事件的进程；若果真如此，我们就必须抛弃旧有的观念，不再把思想者仅仅看做特殊时空的产物，不再认为他们的思想源于那些实际推动人类的真实事件。“以前的哲人都知道显白与隐微的区别”——若果真如此，哲人们就一直实践着隐藏的艺术，就一直为了立法而践行了说服的艺术；若果真如此，我们就必须以另一种方式阅读哲人们，不再认为他们（像我们一样）试图把一切都尽可能地揭示给一切人；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个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可能性:哲人们很可能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他们这样做很可能出于某些正当的理由。

［2］这三条宣言典型地体现了尼采的简捷风格，因为他根本没打算提供任何论据或例证以说服我们相信这些宣言。不过，尼采尽管是个宣言艺术的大师，也没想要被人奉为权威；此类声明只是邀请甚或挑衅，不过是为了催人探问。尼采的正面观点也许不会对读者产生丝毫影响，但包含这些正面观点的作品却会以华丽恣肆的语言和痛快惊人的批判引起人们的注意:尼采像他笔下的扎拉图斯特拉一样，知道怎样吸引人群。但所有这些诱惑和招摇背后却潜藏着离经叛道的肯定性观点。这些观点若不仅仅是浮华夸张之辞，或一个人意兴所致的创造——它们若是事实，就必定会改变我们看待哲学史的方式。它们会是事实吗？本书将会证明:的确如此。

但通过阅读培根和笛卡尔又如何能支持上述论点呢？培根、笛卡尔和尼采可以相互发明。培根和笛卡尔通常被视为现代哲学之父；在我看来，此二人基本上都认同尼采上述三条宣言中阐明的哲学观。在他们二人的作品中，可以精彩地发现对这三条原则的肯定；他们是“尼采式的”哲人—立法者:他们精通隐微术，他们的思想也属于最伟大的现代事件。尼采的宣言打开了通往培根和笛卡尔作品的入口，而后者的作品也反过来打开了通往前者作品的入口:通过反思培根和笛卡尔及其革命性后果，可以使读者清醒地意识到哲人的可能性，从而进入尼采的作品。一旦培根和笛卡尔显现为尼采意义上的现代立法者，尼采就会显现为第一位全面理解了现代，并在自己的思想中涵括且超越了现代的思想者。培根和笛卡尔式革命的成功可以使读者看到尼采式革命的可能性。

“如何用锤子搞哲学”——尼采这句妙语是否意味着:可以把培根和笛卡尔锻造成尼采的样子，也可以借助某些强大观点的力量把哲学史随意锻造成任何可能的新样子？不！尼采的哲学史观认为:历史中某些颠扑不破的东西固然会遭到忽视或掩盖，但也会因其自身而得到聆听。［3］尼采的锤子并不改变任何东西。它只是轻轻碰触它们，如同音锤触碰音叉，从而使它们发出自己特有的音调:事物有其特殊的音调；我们要聆听这些音调，就需要一个音锤和一只耳朵。尼采的音锤并不损及培根和笛卡尔的思想，而是要让它如其所是地进入我们的耳朵。

尼采以相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肇始者而闻名于世，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历史相对主义者，因为他意图恢复实际所是的过去——尽管他说过，一切结论都必须接受不信任的警察监督（《快乐》，条344）。尽管尼采的科学是“谱系学”，尽管尼采强调解释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偏差，但他的谱系学旨在揭示我们实际的家族史，而非仅仅讲述某个有趣的或可能的故事。把尼采的谱系学用于培根和笛卡尔，可以使人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说培根和笛卡尔是现代性的奠基人，这话意味着什么。此外，尼采的谱系学还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把这些革命性的现代人与古代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可以使人们以一种新的视角思考另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培根和笛卡尔给人造成的主导印象是:他们为了革新，不得不与哲学传统彻底决裂，不得不与笛卡尔佯装不屑的“古代异教徒们”彻底决裂。然而，我们一旦小心翼翼地阅读这两位公开表示尊重显白与隐微之差异的哲人，就可以看出:此二人都知道自己不完全是革新者。他们以适当的方式承认:柏拉图早已经把革新问题（即向一个民族既定的生活方式引入新东西）想了个桶底脱落。他们戴上了极端革新者的面具，假装否认自己受惠于柏拉图。其实呢，债是赖不掉的，他们也以相宜的方式偿了债。

一种尼采式的视角使现代的革命思想者们显现为“柏拉图式”的哲人——基本意义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柏拉图式”哲人（本书将始终贯彻这层意义）。从柏拉图至现时代的哲学传统中，有一个连贯的柏拉图主义——这是尼采就西方思想提出的看法。尼采不仅使我们有可能恢复早期现代哲学的恢宏气度和抱负，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还可以使我们恢复柏拉图作为西方的基本教师的身份:这位哲人凭着“迄今为止所有哲学家所能随意支配的最大力量”把“所有哲学家和神学家都拉上了同一条轨道”（《善恶》，条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