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征前夜的故事
1
1934年的11月初。
连绵的细雨已经持续了数日，随后的几天，雨中还夹杂了越来越密的雪花，这让即将迈入冬天门槛的潇湘一些地区，气温陡然下降了许多，往日那些郁葱的灌木丛和挺拔的毛竹都透出了一股寒气。
在清晨寂静的山间，穿行着一支队伍，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水中，步履中带着疲惫和艰辛。他们都衣衫褴褛，身上的穿着，在这样的日子，已经显得过于单薄了。脚上的草鞋，因为翻山越岭和长途行军的缘故，已经破烂不堪。虽然很多人都头顶斗笠，身披蓑衣，可身上的衣服还是湿透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红军一部。
中央红军各路人马从渡过于都河后开始，就突破了国民党设下的两道封锁线。1934年11月2日夜，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接到师长陈光下达的战斗命令后，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带领六团官兵雨夜奔袭， 攻克了国民党陈济棠部的仁化城口。中革军委原打算一举夺下仁化城口后，当夜再拿下湖南汝城，汝城与仁化接壤，陈济棠布下的80里封锁线就在两城之间地带。任务落在了红三军身上，军团长彭德怀亲自指挥，谁知汝城固若金汤，部队一时很难推进，彭德怀不信邪，骂了几句，跑到迫击炮前撸起袖子放了几炮，其中还有一发臭弹，那几发响过后，威力太小，也没能炸开城墙口，再打，炮手说没炮弹了。彭德怀道：“这小炮弹就像给他们挠痒痒。”最后只得放弃攻城计划。
当夜，中央红军只得从汝城一路向南，由天马山西行，黎明时分，雨停了，不远处还是黑黝黝的群山。1934年11月5日，按照朱德发出的命令，中央红军主力等各部，挑着家当，抬着辎重，沿着先头部队用鲜血和生命开辟的通道上，向湖南宜章走去。
各路红军还在延寿的层层山峦中攀行，先头部队红九军团就与前方守敌接上了火儿，在拼死激战中，仙人崖终被九军团一部攻下，后又失手。军团长罗炳辉急红了眼：“不把它夺回来，大部队怎么过？！”罗炳辉一声吼：“不怕死的跟我上！”他四下看看，从一个牺牲的战士旁拾起一杆枪，带着一干人马冲了上去，一番拼杀，仙人崖又被夺回。先头部队刚到山下时，中央红军主力等各部正从仙人崖上走过。如织的细雨又覆盖了崇山峻岭，还有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这支饥寒交迫的队伍。
前方就是坐落在南岭九峰山中脉的瑶族乡了，那些刚刚从苏区雩都（今于都）参军的战士，还频频回头望着，其实，他们已经离开于都很远了。
2
中国工农红军是在残酷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江西红都瑞金的。江西的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也是他们离开苏区时的最后一地。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先期来到了这里，41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因为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挤，已是“人微言轻”，在军事上也失去了发言权，可这位从韶山冲农家走出来的一大代表，虽失意却依然矢志不渝。
自国民党对中国工农红军发起第一次围剿开始到第四次围剿结束，蒋介石的如意算盘都一一落空，而红军在朱德、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与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对阵，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前三次“围剿”，蒋介石投入了10万、20万、30万的兵力，中央红军为4万余人、3万余人、3万余人。在兵力悬殊的劣势下，中央红军在前两次反“围剿”中，歼灭国民党军队4万余人，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和军政部长何应钦损兵折将，铩羽而归。
蒋介石大为恼火，又兴兵30万，任命拍了胸脯表了决心的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还特地派出了德、英等外国军事顾问，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兵强马壮，又10倍于对方，最终还是在一直没有得到休整补充的红军面前损兵1万多人。蒋介石是不置红军于死地不甘心的，1932年5月，蒋介石再次谋划围剿苏区和红军，为了以示决心，他不仅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还让自己的爱将陈诚担任主攻任务。为了更加保险，蒋介石把自己的嫡系部队12个师交给了陈诚。战前又嘱咐再三，让陈诚一定不要辜负他的厚望。1933年1月，雄心勃勃的蒋介石赶赴南昌又出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现场指挥这次围剿，蒋介石投入了近40万人的兵力，采用“分进合击”战略。尽管毛泽东这次被排除在外，朱德、周恩来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指挥中央红军约7万人与其拼杀，敲掉了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获国民党连同五十二师长李明、五十九师长陈时骥1万余人。蒋介石闻听自己的嫡系受到重创，不禁痛心疾首，大骂陈诚无能，让他脸面全无，如何让他服众。陈诚在总裁给自己的手谕中看到：“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蒋介石的心情可见一斑。读罢蒋的手谕，陈诚犹如掉进了冰窖一般，心里顿时一片灰暗。朱德总司令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打垮了陈诚的部队，四次围剿也算告结束喽！”中央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中取得的胜利，是与毛泽东、朱德等人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自1932年受到“左”倾领导人排挤的毛泽东基本“赋闲”，毛泽东后来这样回忆：
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失败不久，很快就从他所谓的“隐痛”中恢复了元气，着手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次他集兵百万，几乎把家底端了出来，战术上也与以往的不同，采取的是“堡垒主义”。蒋介石在给部下训话时说：“前几次国军失利，是我之不幸，诸位之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这次我们集重兵，以堡垒之战，把共匪消灭之。”大敌当前，博古、李德主张“御敌于国门外”，用阵地战对抗蒋介石的堡垒战，毛泽东听说后，很吃惊，坚决反对“两个拳头打人”和“御敌于国门外”。他说：“两个拳头打人使的是蛮劲，打不好还把自己都跌倒了，最后跌得个鼻青脸肿。”博古听到这话后很不高兴，让毛泽东不要过问军事上的问题了，李德自有他的主张。毛泽东很气愤，大声吼道：“这是以卵击石，以软碰硬，是拿着全军指战员的性命下赌注！”双方交战后，红军一路全力拼杀，可步步损失惨重。1934年4月中旬，红军打响了保卫广昌的阻击战，血战数日，最后还是以广昌失守告终，红军伤亡5000多人。时隔不久，坐落在广昌以东的建宁也很快被攻陷，随着几个根据地的相继失守，中央苏区南北屏障顿失，中国共产党人用血肉之躯铸就的中央苏区危在旦夕。十万火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继续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二是将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中央苏区是红军赖以生存的根本，群众基础好、牢固，有人提出留下打游击，不能把自己的大本营丢了，可是面对蒋介石的100万大军，固守苏区已经是根本不可能的。
毛泽东正患着严重的疟疾，连日的折磨，使他高大的身躯都佝偻下来，消瘦的面庞泛着蜡黄。9月底，毛泽东刚到于都不久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就打来了电话，问毛泽东身体怎么样了，毛泽东说：“浑身乏力，苦不堪言呀！”周恩来道：“你要好好保重。”周恩来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我们已经再无法扭转战局，再这样打下去，我们真是血本无归了。”毛泽东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再不改变战略战术，红军就有灭顶之祸了。”周恩来说：“博古同志已经致电共产国际，等他们的指示。”毛泽东道：“不能等下去了，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周恩来说：“你说得很对，必要的情况下我们是应该有自己的打算的。你先摸摸雩都的地形、河流等情况，以备我们将来之用。”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也在思考着红军的出路和命运，一旦红军陷入绝境后路在哪里？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设在赣州信丰、安远一带，从于都走近路不足100公里。于都地处中央苏区腹地，有30多万人口，是中共中央赣南省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南省政府所在地，这里的群众觉悟高，是中国工农红军有力的支持者。在地形上，于都位于苏区腹地，一路向北80余公里有兴国，东则有瑞金，路程与兴国相近，即使离于都较远的宁都、石城也不足100公里。再说中央红军主力在这一带驻守、战斗，得令后能够快速集结，以达到向西转移的目的。
9月18日清晨，年轻的警卫员陈昌奉刚让毛泽东吃上药，就催促他休息，说天都快亮了，该眯一会了。毛泽东皱了皱眉头道：“走，咱们看看贡河去！”陈昌奉一怔：“贡河？什么贡河？”毛泽东道：“雩都河。”陈昌奉急急说：“主席，您都病成这样子，该好好睡一觉了。”毛泽东咳嗽几声，有气无力地说：“形势如此，我还能睡下去吗？”陈昌奉站在那里一时没动。毛泽东火了，眼睛瞪着陈昌奉：“听到了吗？马上去！”陈昌奉知道，这要是在往日，主席发起火来，声震屋宇，如今他实在没有力气喊了。陈昌奉见状，不忍心主席再发火，急忙说了声“是”，就一路跑出去备马了。
毛泽东在于都月余，就住在赣南苏维埃政府办公地何屋的东厢房里，他拄着棍子走出何屋的时候，一缕阳光透过薄薄的晨雾照在他憔悴的脸上，他仰首看了一眼天空，双眉紧锁。多年以后，陈昌奉还十分清楚地忆起这一幕。陈昌奉把毛泽东扶上马，两人打马向于都河奔去。
秋天的于都河波光粼粼，河流不急，一路舒卷着蜿蜒东去。毛泽东站在河岸的高处，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四处看着，他久久凝视着远处、河面，还有对岸。雨季过后的于都河，没了往日的喧嚣和恣肆，河面上三三两两的渔船正在忙碌着，不时还传来艄公的号子，那号子悠长而有韵味，随风飘得很远。陈昌奉深深吸了一口气，刚要说什么，见主席双眉紧蹙，脸上时阴时暗。他知道，病重的主席还在担忧着红军的出路。
陈昌奉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投进了河里，随着一声响，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水好像不是很深呦。”旁边一位老人听了这话，道：“这个季节，水深的地方也得几尺呢，要是雨季，那可就深多了，水又急！”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伸手把烟蒂丢进了河里，陈昌奉问：“主席，我们是不是准备要过河？”毛泽东说：“将来不失为一条路哇。”说着，他递给老人一支烟，又给他点上，随后走了走，说：“我们回吧。”
毛泽东回到何屋，匆匆吃了几口饭，就让当地干部找来了几个老船工，船工李声亮是个壮汉，二十多岁的年纪，说话声音很大，毛泽东笑笑说：“李声亮，李声亮，声音又大又洪亮，你这大嗓门可真是名副其实呀。”李声亮摸摸头，不好意思地笑了。毛泽东问他：“你说一说，你这一条船能载多少人？过河一般得需要多长时间？”李声亮回答：“主席，我的船最多能装十几个人。有的船小，也就载七八个人。这过河么，要是摇得快，不用一个时辰就到对岸了。”一个船工插嘴道：“水急的时候可不行！”
李声亮晚年还经常跟后人说：“毛主席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一点架子都没有。他病得厉害，有时候站都站不稳，可他那匹马还让给别人骑。中午吃饭的时候，警卫员买了只鸡炖了给他补身体，后来听说有个军医病了，毛主席二话不说，让警卫员端着鸡汤送给军医。中午就和我们一起吃红糙米饭，他病得一点胃口都没有，吃了几口就咽不下去了。旁边的警卫员年龄不大，不到20岁的样子，心疼得直擦眼泪。”
1934年9月30日，博古终于收到了共产国际的复电，共产国际同意红军主力转移。时隔没有几日，远在于都的毛泽东就接到了中央通知，让他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夕阳西下，夜色就要降临，毛泽东吩咐陈昌奉马上出发，陈昌奉道：“您这身体还不行，怎么说走就走，要走就是急的呢？”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陈昌奉说：“我们是该行动了！”毛泽东一行人在夜色中马不停蹄赶回了瑞金，在一处陈旧的屋子里，周恩来向毛泽东传达了红军准备转移的决定。10月中旬，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赣南省委在于都郊区谢家祠堂召开了一次各级干部会议，研究支援红军转移的事宜，会前省委领导先请毛泽东给大家说几句话。秋日的几缕阳光透过祠堂的门窗，斑斑驳驳地洒在里面。大家的目光都聚在毛泽东的脸上，苏区就这样不存在了？革命还有几分希望？中华苏维埃还能生存多久？人们都想从毛泽东宽阔的额头上找到这些答案。
作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心情也和大家一样沉重，红军前几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不仅更加牢固，红军队伍也与日俱增，最后发展到了八万多人之众，这一切都还历历在目，可如今苦心经营的中央苏区眼看就不复存在了。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他看了大家一眼，最后说道：“同志们，此时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形势大家也都看到了，为了保存我们的家底，我们必须要走出去。你们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要积极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大家不要怕，困难只是暂时的，当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的革命走到了尽头，有的同志还问我，红旗还能打多久？可我们后来不仅在井冈山站住了脚跟，还发展了我们的队伍。”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他用力挥了一下大手，随后提高声音大声道：“请大家相信，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尽管毛泽东最后这句话讲得斩钉截铁，可一些人脸上还有些茫然。回来？什么时候能回来？想必这是每一位与会者心中的一个问号。
3
1934年10月的一个中午，工兵营营长王耀南和政委刘子明急急来到了红三军团四师的师部。政委黄克诚看到他们，笑着说：“看你们满头大汗的。”说着，他迎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正在军用地图前凝神沉思的洪超师长好像一下子醒了过来，他招招手让大家坐下，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马上就要向雩都集结了，下一步很快会有行动，中革委给了咱们工兵营一项在雩都河架桥的任务，具体情况总参作战局的人会告诉你们的，这样你们工兵营就先行一步了，尽快赶到雩都做好一切必要准备。”王耀南、刘子明起身立正，齐刷刷地说了声：“是。”黄克诚示意让他们坐下，他扶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部队准备连续用4个晚上渡河，为了便于隐蔽，每晚部队过后，天亮前就必须把浮桥撤掉，这就意味着要反复搭桥数次之多。任务重，也有难度，你们要做好动员，要集思广益想办法，这几个月你们在山上修工事，啃了不少硬骨头，这次也不轻松。部队能不能顺利过河，全靠你们了，相信你们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的！”
王耀南拍着胸脯说：“完不成任务拿脑袋来见！”洪超师长笑道：“你的脑袋要是没有了，将来怎么喝酒？我可不要你的脑袋！好！你们回去准备吧。”王耀南摸摸肚子说：“师长，我跟刘子明可是空着肚子来的。”黄克诚笑了：“怎么？临走了还得讹一顿饭呀？”黄克诚说完马上让警卫员去准备。王耀南见师长迟迟不说话，故意在他面前咳嗽几声。师长大声道：“你不用这个样子，今天绝对没有酒，等你们任务完成了，我管你够，保险让你小子尿尿都带着一股酒味！”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工兵营赶到于都时，已是深夜，总部作战局的作战科长聂鹤亭还有几个人早就等候在城南的赖公庙了。聂鹤亭方脸，面膛黝黑，他握了握王耀南、刘子明的手说：“太阳还没落我们就过来等你们了，可终于来了！”王耀南看着眼前宽阔的河面问：“这河可是够宽的呀！准备在什么地方搭桥？咱们先抓紧研究一下吧。”聂鹤亭笑道：“王营长真是急脾气呀。”说完，他就直奔主题了：“这次共搭5座浮桥，赖公庙附近必须有一座，这个河段不仅宽，水流还急，最硬的骨头就交给你们来啃了，同时你们还要负责勘测其他几个架桥点。今晚你们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咱们就开始勘测。”
急行军过后，战士们都很疲惫，大家一躺下就进入了梦乡。王耀南睡意全无，借着微弱的灯光，他在纸上写写画画，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有亮色，他就和作战科长聂鹤亭等人赶到了于都河进行勘测。站在河边，聂鹤亭指着河底说：“昨天我们先下去探了一下，河底是沙石的。”王耀南点点头，让战士们对河道进行测量，时隔不久，于都河的有关数据摆到了大家的面前：最大水流速为每秒1.2米，水深1到3米，河最宽处是600多米。聂鹤亭看了一眼对岸，又扭头望着王耀南，问：“王营长，有把握吧？”王耀南回答：“当年我在矿井第一次搞爆破时，我父亲就这样问我的，我大声告诉他老人家，有把握！这次同样也是这样，我跟师长是下了保证的。”说完，他看着河面很久没有出声。聂鹤亭道：“王营长，你们要在10月16日7时前完成任务，这桥必须要牢固，还有炮车和骡马通过呢。”王耀南说：“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王耀南1911年出生在江西萍乡，祖辈以制造鞭炮为生，他父亲以及祖父都曾是矿井里的爆破能手，王耀南自小就耳濡目染。10岁那年，为了生计，他就跟着父亲去安源煤矿挖煤并学习爆破。1921年秋天，毛泽东来到了安源煤矿，刚到这里第二天，他就随大家下到了井下，工友们很意外，对这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一下子亲近了许多。这时候的王耀南还没有大名，毛泽东笑吟吟地问眼前这个又黑又瘦的童工：“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呀？”王耀南抹了一把汗道：“我叫冬伢子。”毛泽东一怔，随后大笑起来：“咱们有缘分呢，你叫冬伢子，我叫石三伢子！看来咱们都是一棵藤上的苦瓜喽！”话音刚落，工友们放声大笑。毛泽东握着王耀南的手，给大家讲起了革命道理，王耀南瞪着一双眼睛，听得格外认真。毛泽东1922年第四次再到安源的时候，王耀南已经成了一名勇敢的儿童团员，随后还参加了9月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
王耀南性格刚烈，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从他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起，可谓是战功累累，又因其秉性，口无遮拦，曾被降职八次，后又因表现出色，屡屡获得擢升。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屡建奇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对王耀南评价甚高：“只要王耀南有烟抽，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坡；只要王耀南有酒喝，红军没有过不去的河。”毛泽东称他为“工兵专家”。1955年9月，王耀南被授予少将，成为开国将军。
工兵营营部就设在赖公庙，天刚亮，王耀南就和其他营领导站在了河边。清晨的于都河上，已经开始有船往来，王耀南、刘子明、聂鹤亭等人刚登上岸边的小船，船老大就摇橹了。王耀南对聂鹤亭说：“昨晚我们初步商量了一个方案，用渔船做桥坐，再在上面铺上板子，浅水区就直接打桩了。”聂鹤亭说：“这样很好，咱们分头发动老百姓，让他们也助一臂之力。”凑巧的是，摇船的竟是李声亮，他听了二人对话，说：“用船搭桥是个好办法，到时候我们都来。”王耀南看着李声亮说了声：“谢谢。”李声亮道：“为了咱们穷人的事，不用谢！昨天晚上就有干部告诉我了，为你们出力我们很高兴！”他往手里吐了几口唾沫，用力摇几下橹，高兴地对王耀南道：“前些天毛主席还向我问起渡河的事呢！”王耀南听了很高兴，问李声亮：“他身体怎么样了？”李声亮叹了口气：“看样子还很弱，走路有时都不稳。”王耀南听了很沉重，板着脸再没说话。
4
李声亮拉着王耀南他们在于都河两岸跑了大半天，累得李声亮满头大汗。王耀南对李声亮说：“大哥，你对于都河了如指掌，看看在什么地方搭桥更合适，帮着我们多参谋参谋。”李声亮撩起衣襟擦了把脸道：“王营长，我从小就泡在于都河，就是闭上眼也能把这里上上下下走一遍，我带着你们先看一看。”李声亮沿着河岸来来往往走了几个地方，最后王耀南选定了搭桥的地点，有潭头圩(龙石嘴)、花桥、赖公庙、大坪心(龙门山)、峡山圩(孟口)。王耀南问李声亮：“你觉得如何？”李声亮连声道：“很好，很好！”傍晚时分，船缓缓靠到了岸上，王耀南从口袋摸出几张钱塞给李声亮，李声亮说什么也不要，他挥挥手，最后摇着船慢慢消失在夜幕中。
搭桥前期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中进行着，王耀南准备调用渔船搭桥，到时候渔船一字排开，再在上面铺上木板。众多船家听到红军要在于都河上搭桥的消息后，无须动员，就纷纷响应。重要的是，浮桥得需要大量的木板，王耀南派兵四处寻觅。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浮桥搭好？作为这次架桥总指挥员的王耀南一时心里还真没有底，他决定先练练兵，王耀南专门选了一处水深河宽的地方搭桥。动手前，王耀南先做了动员，他大声说道：“一个个都给我瞪起眼来，这就是一场实战，谁要是关键时刻当稀泥，别怪我王耀南不客气。”大家都知道王耀南的火药脾气，一点就着。
夜幕刚至，于都县政府的几位干部和船老大李声亮，就带着几十艘渔船赶了过来。王耀南一声令下，大家马上动了起来。晚上的水流好像比白天急了许多，让每条船的船帮对船帮在激流中横向并排在一起并不是易事，艄公们虽然个个都使出了看家本领，却很难让每条船在桥轴线上。为了不暴露目标，火把又不能点得太多，几盏马灯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王耀南有点急了，大声吼着：“都动动脑子！”一边的刘班长道：“营长，河这么宽，船又这么多，两边指挥的就是把嗓子喊破了大家也听不清。”王耀南点点头，指着远处的旗语兵说：“这小旗再怎么摇，也看不清呀！”听刘班长说到马灯，一旁的李声亮不由重复了一下，突然说：“王营长，咱们隔几条船挂上一盏马灯，看看马灯在不在一条线上就可以了！”王耀南大笑：“这个办法好！真是三个臭皮匠赶上诸葛亮！”很快马灯挂上了，王耀南和刘子明各站一边指挥，几次调整后，木船基本上在一条线上了。接着，战士们先在几条船上铺上了木板。
聂鹤亭陪着中革委副主席周恩来赶到了搭桥现场，这个时候，王耀南陪着周恩来在铺好的木板上走了几步，周恩来问：“我们要搭5座浮桥，船不够怎么办？”王耀南道：“这我们都已经有打算了，渔船我们只用在深水区做桥脚，为了避免晃动，我们加了杉杆桥桁。”周恩来点点头，伸手摇了摇杉杆，觉得很牢固，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问：“那浅水区怎么办？”刘子明回答：“直接下木桩当桥脚，再铺上板子。”周恩来说：“看来你们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王耀南笑了，说开始老是弯弯曲曲的，随后他讲起了马灯测桥的事。周恩来点点头：“渔民兄弟提的这个办法好呀！”他看了一眼正在忙碌的渔民道：“什么时候我们都离不开老百姓呀！”周恩来环视着河面，颌下的长须在微风中飘动着，远处一片沉寂。周恩来沉思片刻道：“王营长，为了不暴露目标，咱们晚上过河，天一亮就得把桥撤掉，第二天晚上过河前，再把桥恢复起来，一切都越快越好，有了第一次搭桥的经验和基础，第二次应该就容易多了，可必须在快字上下功夫，要争分夺秒，还要想到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怎么办，如何应付。这些你们可一定要考虑周密呀，不能眉毛胡子一起抓，到时候就会乱了阵脚。”王耀南和刘子明听了，都高声答应着，王耀南说：“我们马上想想办法。”周恩来指了指王耀南的脑门：“这就对了，遇上事要用这里多想想，不能逞一时之勇，兵贵神速，数万大军是等不起的。”王耀南道：“周副主席，我们一定考虑周密，保证大军顺利渡河。”周恩来见前面的船都没铺上木板，就问：“我们搭这5座桥，不仅需要大量的船只，还得大量的木板，这些你们都得提前考虑好，千万别做临时抱佛脚的事！”
周恩来四处看了看，走到哪里，就先开口问候一下战士和渔民，脸上时刻都含着微笑。旁边的警卫员魏国禄捅了一下王耀南的腰部，轻轻说：“看到了吧？首长对你们很满意呀！”王耀南瞪了一眼魏国禄：“去你个小子，别嬉皮笑脸的。”王耀南看着周恩来的背影，不禁暗暗叹服他的细心，他对刘子明道：“撤了桥再搭的时候只有迅速找到原点才能节省时间呀！”刘子明说：“在岸边做个记号如何？”王耀南道：“这样也行，可不如在河面上做个记号快呀。”王耀南找来各连连长开碰头会，也让李声亮和几个渔民参加了，大家一时难开茅塞，连长刘幸福吸了几口烟，道：“船都撤了，接下来再去找原来的位置还不等于大海捞针？咱们又不是神仙，也不是孙猴子。”王耀南火了：“你这就是废话！脑袋是用来想事的，不是用来当夜壶的！”刘幸福笑了：“营长，你可是拍着胸脯下了决心以后不再讲粗话的。”王耀南一愣，随即把帽子往船板上一摔：“这是老子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就这样了！”大家听了，一阵大笑。王耀南摆摆手：“好了，说正事！”刘子明说：“水浅的地方，都打上了木桩，这记号很明显，可水深的地方船走了，再找原来的地方就难了。”李声亮轻轻地拍着船帮，拍了几下一下子停下了，他说：“船离不开绳索和锚，咱们在原来的地方放上锚，在绳上挂上浮标，这样不就一目了然了吗？”王耀南拍着李声亮的肩，连声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