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危机
2008年9月16日，星期二，“雷曼兄弟破产后的第一天”。这一天，全球货币市场停止了运行。这一天，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制订紧急计划，要将数千亿美元注入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在华尔街，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美国国际集团，这个全球保险行业的巨头能挺过这一天吗？还是会步雷曼兄弟的后尘陨落？冲击向美国之外蔓延，短短数周内就波及世界各地的工厂车间、码头、金融市场和商品交易所。与此同时，第63届联合国大会会议在曼哈顿中城拉开了帷幕。
联合国总部大楼位于42街东，并非纽约市的金融中心。在9月23日上午的分会上，发言人们并未探讨银行危机的技术问题，他们坚持认为讨论危机在更广泛层面的意义更为重要。首先发言的政府首脑是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他激动地抨击了人们的自私和由其投机所造成的混乱，认为这场危机正是由此而来。[1]紧接着，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上台讲话，与卢拉形成鲜明对比。与其说布什是即将卸任的软弱总统，不如说他是与现实脱节、在八年的任期内被繁忙的日程摧残的普通人。[2]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紧紧抓着全球恐怖主义的阴魂不放，接着在民主的进步中感受到了一些欣慰，这是他最喜欢的新保守主义话题，而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是民主进步最成功的体现。但是这些已经是2003年和2004年的事情了。在咫尺之遥的华尔街上疯狂肆虐的金融危机，却只在布什的演讲稿中占据了最后的短短两段。布什认为，所谓的金融危机不过是一些“动荡”，是美国的挑战，美国政府自己会处理，不劳他国费心。
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菲律宾总统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称，美国的金融危机释放了不确定性的“恐怖飓风”，它正在全球肆虐，“而不仅仅是在曼哈顿岛上”。2007年金融市场经历了第一次震颤后，世界不断自我安慰说“最坏的已经过去”。但是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隧道尽头的光亮”其实是“迎面疾驰而来的车，将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新的冲击”。[3]不管美国如何努力维持市场稳定，始终收效甚微。
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人依次上台，纷纷将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联系起来，最终把矛头指向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代表自己刚刚从灾难般的金融危机中挺过来的国家发言，丝毫没有打算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这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外围国家惹的祸，而是“源自世界的最大经济体”。数十年来，拉丁美洲一直被教导说“市场将解决一切”。现在，华尔街大厦将倾，布什承诺财政部将提供援助。但是美国这样做真的合适吗？克里斯蒂娜说，“现在的干预措施”不仅在“规模上史无前例”，而且采取措施的“国家现在的贸易和财政赤字已经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4]如果美国这样的做法都能够被接受，那么约束众多新兴经济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中的财政和货币规则显然已经失效。她说，“借此机会，美国应该重新审视自身行为和政策”。不仅拉丁美洲国家心怀怨念，欧洲也一样。时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说：“世界不再属于一个超级大国，也不是东方和西方的两极世界。现在，世界已经成为多极世界。”[5]他还指出，“21世纪的世界”将不会“被20世纪的体系治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G8集团需要扩大，世界需要新的架构，也就是G13或G14集团。[6]
新世纪以来，对全球治理和美国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在联合国多次上演。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联合国发言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时，谁都无法忽视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回声和余波，以及围绕那场灾难性战争的艰苦挣扎。那一时刻毫不留情地分裂了欧洲和美国，也分裂了政府和人民。[7]它无情地揭露了两个大陆令人警醒的政治文化鸿沟。有思想的21世纪世界公民难以接受布什和他的共和党右翼支持者的想法。[8]他们大谈民主的不断进步，但甚至难以确定他们是否真正赢得了2000年的美国大选，这次选举让他们首次掌权。他们与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合谋，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误导了世界。他们不知羞耻地寻求神的启示，以十字军东征一般的激情炫耀自己对于现代性的不屑一顾，而这种现代性正是欧洲和联合国最喜欢的装饰——开明、透明、自由和世界性的。的确，这些装饰不过是另一种粉饰和政治符号罢了。但是，符号也有重要意义，是构建意义和霸权的关键要素。
2008年，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彻底失败，金融危机给人留下了灾难的印象，这完完全全是历史性的结果。短短五年，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其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政策精英就纷纷遭受了耻辱的失败。不仅如此，似乎是为了加剧去合法化的进程，2008年8月，美国民主让自己成了一个笑话。当全世界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时，共和党却选择了萨拉·佩林（Sarah Palin）担任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竞选副手。萨拉·佩林是阿拉斯加州州长，她显然根本没有竞选资格。不仅如此，萨拉·佩林对国际事务的不成熟看法让自己也成了全球的笑柄。更糟糕的是，很大一部分美国选民不但不懂得这件事的可笑之处，反而很喜欢萨拉·佩林。[9]多年来，美国一直扬言推翻阿拉伯独裁统治，如今，全世界的人们开始思考，到底是谁的政权即将改变。随着小布什离开舞台中心，由他父亲老布什建立起来的冷战后世界秩序也随之崩塌。
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前几周，全球的人们就看到了多极世界已成为现实的两个证明。一方面，中国奥运会的惊人表现令西方从前的一切相形见绌，尤其是因极右狂热分子导演的爆炸案蒙上阴影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那一届奥运会也因此糟糕透顶。[10]如果小恩小惠是大众合法性的基础，那么中国政府得益于经济的蓬勃发展，正上演着真正的精彩表现。当烟花在北京的夜空中绚丽绽放时，俄罗斯军队开赴格鲁吉亚，严厉地惩罚了这个意图加入北约的小国。[11]萨科齐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刚刚离开欧洲东部边界的停火谈判桌。格鲁吉亚只是一个开端，当俄罗斯武力分解同样意图加入北约的乌克兰，又被怀疑操纵了2016年美国大选时，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一系列半公开冲突达到了巅峰。
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美国丧失主导地位的另一个预兆。在十年后的今天，与萨拉·佩林颇为相似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不过两年，此时回顾那场金融危机，人们很容易就能证实美国霸主地位的衰落。忽视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来势汹汹的就职演说，就很难读懂2008年联合国大会上的各方发言，以及他们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抨击。那一天是星期五，阴云密布，第45任总统特朗普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描述着危机中的美国，描述着美国混乱的城市和逐渐衰退的国际地位。他说，这场“大屠杀”必须终结。怎样终结？特朗普以低沉的嗓音给出答案：他和他的追随者将在这一天发出一项“指令，让每座城市，每个国家的首都，每个权力所在之地认真听清。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的土地将获得新的愿景。从这一天起，美国优先，美国优先……”[12]如果美国真的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如果美国不再是超级大国，如果美国需要“再次伟大”（显然特朗普认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美国至少应该自行“制定”游戏规则。这就是美国右翼政治家对21世纪挑战的回答。
毋庸置疑，2003年、2008年和2017年的事件是近来国际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但是它们之间有何联系呢？2008年经济危机与2003年地缘政治灾难、2016年11月大选之后的美国政治危机之间有何联系？这三个事件凸显了怎样的历史转变？这个变化对欧洲和亚洲又意味着什么？与英国从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伦敦危机，再到2016年公投脱欧的影响略小却同样惊人的过程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本书的论点认为，2008年9月联合国大会的各位发言人是对的。要理解今时今日世界的变化，必须理解金融危机和各国采取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应对政策。要理解它们的重要性，首先要做到两点。首先，我们需要把银行业危机置于更广阔的政治和地缘政治背景中看待。其次，我们必须审视危机的内部机制。2008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未能做到，我们必须去做。我们需要解决金融体系的经济学问题。金融体系具有很强的技术性，有时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本书用到的大部分材料都令人望而生畏，这是有意为之。跟踪了解达沃斯模式的内部运行机制，并非理解权力和货币在危机中如何运转的唯一方法。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它们影响所及的踪迹，或者它们塑造的墨守成规、自相矛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重建它们的逻辑。[13]但是，这些做法更侧重感性，因此必须辅之以确实的记录，也即本书的宗旨，尽可能地从内部呈现权力和货币的运行机制，当然也包括失效的机制。这是一个独特的黑匣子，值得我们去打开它，因为，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2008年，人们普遍单纯地认为这场危机只是美国自己的危机，至多只是英语国家的危机，因此是美国单极霸权终结的关键时刻，所有这些单纯的想法其实大错特错。
不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评论员都急切地使用“全美危机”的说法，这掩盖了危机内部深刻的相互联系。[14]这样一来，批评和愤怒也被转移了方向。事实上，这场危机并不是美国自己的危机，而是全球危机，北大西洋是其真正的源头。这场危机以一种富有争议而且疑虑重重的方式，将美国推到了世界金融经济的中心，因为在这场源于美国的危机中，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应对的国家。[15]美国应对危机的能力来自结构的影响——美国是唯一生产美元的国家。但是它也同样关乎行动或政策决策——美国做出了积极决策，而欧洲的决策则是消极且具有灾难性的。我们必须明确相互依赖的程度和全球金融体系对美元的终极依赖，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让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还在于让我们从新的角度了解，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脱离相互联系的多极世界的举措，将把美国置于怎样的危险境地。
一
人们很容易把2008年的经济危机看作美国自己的事情，因为美国的确是这场危机的源头。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乐于相信，作为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这次是罪有应得。伦敦金融城随后爆发的危机让这个时刻显得更加“美好”。欧洲可以轻易地把责任转移给英国，再从英国转移到大西洋对面的美国。事实上，很多人最初就是这样打算的。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一部分中看到的，美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包括这个时代的许多著名宏观经济学家都在批评布什政府，他们已经为灾难提前准备好了剧本：经济危机源于美国的双赤字，即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而双赤字导致美国对外债的依赖。布什政府推高的政府债务就是定时炸弹，早晚要爆炸。另一种说法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英语国家的危机，18个月后，欧洲遭受的危机间接证明了这个说法。由于欧元区的政治与体制与美国不同，欧洲危机的发展路线也与美国不同。因此，历史叙事的逻辑似乎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欧洲危机紧接着美国危机爆发，两者各自有着独特的经济和政治逻辑。
但是，本书认为，如果仅以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为标准评价这场危机及其后续事件，将从根本上误解和低估其经济和历史两方面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整场危机的爆炸原点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数百万美国家庭最先受到冲击，损失也最严重。但是2008年之前，人们普遍预料的危机并非真正的危机，而是美国政府及其公共金融的危机。许多人担忧的中美关系破裂反而得到了抑制。相反，2008年真正的危机是美国单调乏味的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威胁整个世界经济。危机远远超出美国的范围，动摇了伦敦金融城，东亚、东欧以及俄罗斯等多个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而且其影响仍在继续。与大西洋两岸的主流叙事相反，欧元区危机不是一次独立的、独特的事件，而是由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引发的。把欧元区危机重述为欧洲内部危机，将矛头集中指向公共债务的政治博弈，这本身就是政治行为。2010年之后的几年里，这种叙事几乎演变为经济政策方面的跨大洋文化之争，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叙事必须小心处理的雷区。
本书的第一个挑战，是描述这种错误认知的发展过程，绘制全球金融危机从北大西洋爆发中心开始向外扩展的路线，呈现2008年到2012年一系列事件的连续性。第二个挑战，是说明各国在应对危机时采取和未采取的各种措施。危机对各国的影响虽程度不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置身事外，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凭借积极的应对措施，以令人瞩目的方式证明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爆发了多次危机，1995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还有1998年的俄罗斯和2001年的阿根廷。这些危机证明了国家主权是多么容易丧失。这些经济体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2008年，这些90年代危机的受害者经过十余年坚定不屈的“自力更生”，已经变得强大起来，没有一个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面对来自西方的金融危机，中国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性重大贡献，极大地加速了全球经济活动的重心向东亚地区转移。
人们很可能忍不住得出结论，认为全球化的危机再次证实了国家政府的关键角色和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在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内，随着政治方面的抵制愈加激烈，这种论点也越来越有力。[16]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危机的外缘移开，仔细审视危机的核心，很明显，这种论调充其量是片面的。在新兴市场中，俄罗斯和韩国在2008年的危机中处境最为糟糕。两者的共同点除了蓬勃发展的出口，还有与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深度金融融合，事实证明这才是关键。俄罗斯和韩国不仅遭遇出口崩溃，更面临着银行领域融资的“急停”。[17]因此，拥有贸易顺差和巨额货币储备的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货币危机，而货币储备是国家经济自力更生的关键。不仅如此，分处大西洋两岸的欧洲和美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隐藏得更深未被发现且几乎未被公开讨论的是，在2008年危机中给北大西洋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的，是欧洲超大型银行出现美元严重短缺。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可不是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美元，而是数万亿美元。现实情况与人们的预测完全相反。美元没有过剩，而是极度缺乏，没有贬值，反而升值。
要想真正理解这场预料之外的风暴是如何发展的，就必须脱离我们习以为常的、继承自20世纪初的宏观经济学认知框架。两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国际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观点是以国家、国家生产体系和由此产生的贸易不平衡为中心。[18]这是一种始终以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为代表的经济学观点。可以预见，2008年危机的爆发让人们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人们对于“大师”回归的呼声。[19]要想理解消费和投资是如何崩溃的，失业率如何飙升以及2009年之后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选择，凯恩斯经济学不可或缺。[20]但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准宏观经济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目前，在对国际贸易的讨论中，国家经济不再重要已成共识。推动全球贸易的不再是国家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在运营着庞大“价值链”的跨国公司。[21]全球货币业务领域亦如是。要想理解在2008年爆炸的全球金融体系内部的张力，需要脱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及其为人熟知的国家经济统计学体系。申铉松（Hyun Song Shin）是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新的“宏观金融”理论最主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指出，分析全球经济时，不能采用国际经济交流的“孤岛模式”，也就从一个国家经济体到另一个国家经济体逐一分析，而必须采用企业财务报表的“互锁矩阵”模式，也就从一个银行到另一个银行进行分析。[22]正如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后的欧元区危机证明的，政府赤字和经常账户不平衡并不能有效预测现代金融危机的力量和速度。[23]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聚焦于可能在财务账目的互锁矩阵中发生的惊人调整。尽管经典的“宏观经济不平衡”，即预算和贸易不平衡，能够产生巨大的压力，但是现代全球银行挤兑牵涉的货币金额要庞大得多，速度也快得多。[24]
欧洲和美国、俄罗斯、韩国在2008年经历的，还有欧洲在2010年后再次遭遇的，是银行间信用的崩溃。只要金融领域的占比较为合理，充足的国家货币储备能够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俄罗斯就是这样度过危机的。但是韩国陷入了困境，而欧洲不仅没有外汇储备，甚至因为银行及其以美元计价的业务规模如此庞大，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稳定。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中央银行提前意识到风险。谁也没有预料到全球化的金融可能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繁荣产生错综复杂的联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误判了9月15日雷曼破产带来的冲击的规模。在那之前，就连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也从未有过这样庞大而相互联系的体系如此接近全面崩溃。但是当风险的规模变得显而易见，美国政府紧急行动起来。在本书的第2章可以看到，欧洲和美国不仅在国家层面救助了陷入困境的银行，美联储也做出了真正令人惊叹的创新。美联储将自己打造为流动性的提供者，为全球银行体系提供最后的支持。美联储向所有来到纽约寻求帮助的银行提供美元，不论它们是美国银行还是外国银行。通过所谓的流动性互换协议，美联储授权一些精心挑选的核心央行按需发行美元信贷。这些银行以欧洲中央银行为首，在庞大的跨大西洋行动中为欧洲银行体系注入了数万亿美元。
救市措施之所以令人意外，不仅因为其规模庞大，而且因为它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传统经济叙事相悖。在危机爆发前的数十年间，“市场革命”的思想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退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5]政府和监管仍然存在，但是被放权给了“独立”机构，也被象征性地称为“独立央行”，其任务就是确保纪律、规则和可预测性。政治和自由裁量行为是善治的敌人。力量的平衡被写入新的全球化通胀紧缩机制常态化的基因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委婉地称其为“大缓和”[*]。[26]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相同的规则是否人人适用，还是有人应遵守规则，有人可以蔑视规则。[27]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危机和21世纪初期的互联网危机中，美国进行了选择式干预，继而引发了上述疑虑，而2008年的危机则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疑虑。其实，新自由主义的克制和约束机制有一些附带条件。当威胁“系统性”利益的重大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才发现这个时代并非有限政府的时代，而是大政府的时代，是大规模实施行政措施的时代，也是干预主义的时代，与其说是依法治理，更像是军事行动或紧急医疗救助。这揭示了一个基本却又令人不安的事实，对这个事实的压制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的整个发展。现代货币体系的基础具有无法简化的政治属性。
毫无疑问，所有商品都离不开政治。但与球鞋、智能手机和一桶桶石油不同，货币、信贷和构建于其上的金融结构，是由政治力量、社会传统和法律以特有的方式塑造的。位于现代货币金字塔顶端的是法定货币。[28]它由政府规定产生，同时受到政府的限制，除了作为法定货币的身份，其本身并没有任何实物“支撑”。1971年至1973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这一不可思议的事实第一次变成了现实。根据1944年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元与黄金挂钩，是全球货币体系的锚货币。当然，这本身只是一个约定。“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美国通货紧缩，当美国逐渐无法承受的时候，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其废除。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休止符。自货币诞生以来，世界上首次不再有任何一种货币与贵金属挂钩。这意味着，货币政策从此以后获得解放，货币和信用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监管。但是，摆脱了“黄金束缚”，政策制定者将真正获得多少自由呢？让黄金挂钩难以为继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如此之强，连美国都无法与之抗衡——在美国国内，社会日益富裕，人们都在争抢收入份额；在国外，离岸美元交易自由化于20世纪60年代在伦敦实现。20世纪70年代，货币锚取消，这些力量被释放出来，结果是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激增到20%，这是和平年代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各国并没有放弃自由化，相反，到了80年代初，各国取消了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全部限制。正是为了驯服金属货币终结造成的无序情况，市场革命和新的新自由“纪律逻辑”形成了。[29]到了80年代中期，美联储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戏剧性地提高利率，控制了通胀。在大缓和时期，只有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升高了。2008年，泡沫破裂，世界面对的不是通胀，而是紧缩，各大央行抛掉了自己戴上的镣铐。它们愿意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信贷市场崩溃。它们愿意付出一切保持金融体系稳定。而且，由于现代银行体系既是全球性的，又是以美元为基础的，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需采取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跨国措施。
美联储提供的流动性令人惊叹，具有历史性的长远意义。美联储提出了互换额度（Swap lines），借此向世界各经济体输出美元，技术专家普遍认为，这可能是这场危机中最具决定性的创新。[30]但是在公共讨论中，这些行动还远未得到关注。取而代之的是围绕对单个银行的救市行动和后来名为量化宽松的央行干预措施的争论。例如，就连在本·伯南克的回忆录中，美国国际集团收购案的政治风云和抵押信贷减免都被大谈特谈，而2008年的跨大西洋的流动性措施却仅被一笔带过。[31]
美联储行动不为人知，技术和行政方面的复杂性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政治不仅如此。2008年的银行救市措施引发了长期而尖锐的指责，这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为了拯救贪婪的银行，政府动用了数千亿的纳税人资金。有些干预措施取得了回报，当然也有一些打了水漂。救市过程中的许多决策颇有争议。在美国，这些决策会加深共和党的内部分歧，继而在八年之后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后果。但是问题并非局限于单个的决策和党派政治，更涉及人们如何思考和谈论现代经济结构。的确，这直接回到了重构国际经济学的分析议程上，经济危机迫使我们这样做，宏观金融方法的倡导者对它做了阐述。在人们熟知的20世纪国际经济互动孤岛模式中，国家经济体作为基本单位，彼此交易，出现贸易顺差或逆差，积累国家债权和债务。经济学家通过失业率、通胀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数据，使其成为基于经验的日常现实，并围绕它们构建了国家政治的整个概念。[32]好的经济政策必须有利于GDP增长。分配问题，即“由谁分配给谁”的政治问题，可以根据人们对“增大的蛋糕”的利益来权衡。相反，新的宏观金融经济学无比重视企业财报的“互锁矩阵”，无情地揭穿了一切安慰人的委婉说法。国家经济总量不再是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重视，因为后者才是金融系统的真正活动场所。这一点非常富有启发性，给经济政策带来了更强大的抓力。但是它也暴露了政治中非常难以理解的事实——金融体系并不包括“国家货币流动”，也不是由大量籍籍无名的小微企业构成；这些微小企业是“完美竞争”的典范和个体公民的经济代名词。绝大部分私人信贷是通过紧密联系的企业寡头完成的，这些企业寡头正是申铉松的互锁矩阵理论中的重要单元。从全球层面上看，重要银行不过二三十家，加上各国家层面的重要银行，差不多有一百个大型金融机构。如何识别和监督这些所谓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也被称为宏观审慎监管，是危机时期及危机之后在政府层面的重要创新。这些银行和银行管理者是本书的主角之一。
对于本·伯南克“历史性”的全球流动性支持政策来说，赤裸裸的真相是，它把数万亿美元的贷款交给了银行、银行股东和薪酬高得令人愤怒的高管们。确实，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我们可以详细地列出谁得到了什么。更加尴尬的是，尽管美联储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却有至少一半的流动性支持给了总部不在美国的银行，其中绝大部分是欧洲银行。从学术角度来说，这场危机是宏观经济学危机，从实际角度来说，这场危机是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危机，因此也是现代政治的重大危机。不管美联储采取的措施多么史无前例和富有成效，但是哪怕是对始终支持全球化的政治家来说，其实际意义也难以言说。尽管人们知道商业寡头主导着我们生活的世界，但是在危机期间及之后，这一现实及其对于政府首要任务的影响暴露无遗。在大西洋两岸，民主政治都因这一令人不悦的爆炸性事实而喘不过气来。
二
可以预料，鉴于前述，欧洲人只会无比乐意忘却自己的全球银行在跨大西洋金融危机中的纠缠。2008年，英国面临着自己的国家灾难。在法国和德国带领下的欧元区，2008年的金融危机被2010年及之后的“主权债务危机”淹没，消失在记忆的深洞中。[33]没有人愿意承认对美联储的依赖，也几乎没有责任感或顺从的意愿。在这一方面，美国同样失去了自己的权威。欧洲人很容易把美国应对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努力，说成毫无准备和任意妄为的又一次表现，而正是这两点让世界陷入最初的危机。这成了关于经济政策的跨大洋文化之争的第一阶段，而这场战争在对欧元区危机的激烈争论中达到顶峰。本书第三部分将着重讲述欧元区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与2010年的欧元区危机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如第二部分所述，前者规模更大，发展速度更快，应对措施也较为有效；如第三部分所述，后者却不断恶化，令人感到十分痛苦。围绕希腊债务，欧洲人用自己的叙事构建了自身的危机，其核心是主权债务的政治博弈。但是，正如欧盟高级经济官员后来公开承认的，这一切并没有经济学依据。[34]长期而言，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可能演变成一个问题。希腊因此破产了。但是过高的公共债务并不能解释更广泛的欧元区危机。欧洲各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金融体系的过度杠杆化，因而过于脆弱，过于依赖短期市场融资。欧元区危机是2008年北大西洋金融危机大地震的余震，只不过被欧盟迷宫般复杂的政治框架延迟罢了。[35]一位与欧盟救市计划密切相关的著名欧盟专家指出：“如果我们（在2008年）已经把银行纳入中央监管之下，就能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36]相反，欧元区危机扩散为私人信贷和公共信贷的恶性循环，也成了欧洲计划本身的危机。
从2008年的债权人危机，到2010年之后的债务人危机，我们如何理解这一奇怪的转变呢？很难不去怀疑有人在耍花招。欧洲的纳税人被百般折磨，银行和其他债权人却从涌入被救国家的资金中获取薪酬。结论显而易见，2010年之后欧元区危机的隐藏逻辑是2008年银行救市行为的重现，只不过换了行头。有人尖锐地形容其为历史上最严重的“诱导转向”策略。[37]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欧元区危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现，那么至少应该出现美国式结果。正如故事的主角已经深知，美国应对危机的措施展现了严重的不公平。[38]靠福利救济生存的人们节衣缩食，银行家却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尽管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令人震惊，但是至少美国的危机应对措施发挥了作用。2009年起，美国经济开始持续增长，至少按照官方统计制定的标准来说，美国经济正在接近全面就业。欧元区却相反，通过任性的政策选择，数千万民众被推向堪比大萧条时期的衰退深渊。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作自受的经济灾难。经济体量占欧盟GDP的1%—1.5%的小国希腊，成为欧元区经济危机的关键，把欧洲历史扭曲成了一幅苦涩的讽刺画。
这一景象应该引发人们的愤怒。数百万人毫无理由地受到折磨。但是无论我们怎样愤慨，都应该给予重视。最重要的是“毫无理由”。[39]在应对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时，行动逻辑是非常清晰的。这是一个阶级逻辑，也就是说，“首先保护华尔街，然后再担忧老百姓”。但是这种逻辑至少有原理可循，而且是以宏大的规模执行的。要把同样的逻辑应用于欧元区的危机应对措施中，未免太过信任欧洲领导人。这里讲述的并不是成功的政治魔术，欧盟的精英巧妙地掩盖了他们保护欧洲大型企业利益的努力。这里要描述的，是一列脱轨的火车，是相互冲突幻象的废墟，是一场令人沮丧的闹剧，是错失机会、领导不力和集体行动的失败。如果说有群体从中受益，比如获得报酬的债券持有者，或者逃脱重组厄运的银行，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与庞大的损失相比不值一提。这并不是说，这场闹剧中的单个演员，德国、法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逻辑。但是他们不得不共同行动，而最终的结果是一场灾难。欧盟可能永远无法从他们造成的社会和政治伤害中恢复。但是在由此产生的愤怒之中，我们很容易忘却另一个长期后果。面对紧接着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欧元区危机，应对措施的失败不仅伤害了数百万欧洲民众，也给欧洲的企业带来严重影响，不论情愿与否，欧洲民众的工作和薪酬正依赖于这些企业。
企业没有从欧盟的危机应对措施中获利，反而沦为受害者，欧洲各银行尤其如此。2008年之后，改变全球企业层级的不仅仅是亚洲的崛起，还有欧洲的衰落。[40]听惯了德国贸易顺差的欧洲人可能觉得这种观点难以接受。但是，德国最为深谋远虑的经济学家指出，德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来自蓬勃发展的出口，同样也来自被抑制的进口。[41]所有人都看到了欧洲在全球排名中不可阻挡的滑落。尽管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是运行世界经济的却是几千个大型企业而非中小型企业，它们交叉持有的股份又掌握在少数资产管理者手中。在企业竞争的战场上，2008年至2013年的危机给欧洲资本带来了历史性的失败。毫无疑问，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欧洲自身经济的状况。出口很重要，但是正如中国和美国证明的，没有什么可以取代盈利的国内市场。如果我们悲观地看，认为欧元区的基本任务不是为自己的民众服务，而是给欧洲资本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国内财富积累领域，那么必然将得出这样的结论：2010年到2013年间，欧盟一败涂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欧元区制度体系的缺失，而是商业领袖、教条的央行行长和保守的政治家共同做出的选择。
当然，我们可能不会喜欢这样构建而成的世界。欧盟委员会作为消费者的代言人，挑战谷歌等全球垄断企业，质疑苹果公司的偷税漏税，欧洲人可能会对此热烈欢迎。[42]但是施加于硅谷公司的罚款只不过是这些公司现金储备的一小部分。2016年，当整个金融界屏息以待，想要知道美国司法部将就抵押贷款欺诈一案对德意志银行开出的和解协议的规模时，一种对力量平衡的不同看法出现了。德意志银行的金融状况非常脆弱，命运完全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43]一个多世纪以来，德意志银行始终是德国公司的发动机，现在却要听凭美国发落。在危机后，德意志银行是最后一家仍然保持着国际地位的欧洲投资银行。
欧洲人或许希望退出争夺企业主导权的全球战争，甚至希望因此获得更大程度的民主政治自由。但是风险在于，他们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的技术，欧元区经济的相对停滞，以及随之而来的依赖于向外出口的增长模式，将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所谓自治变得空洞。与成为自主的行为体相比，欧洲恐怕将成为他人资本主义的合作主义的目标。的确，就国际金融而言，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在经历了双重危机之后，欧洲已经掉队。未来将在美国的危机幸存者和亚洲的新兴力量间决定。[44]他们可能选择落户于伦敦金融城，但是英国脱欧之后就不好说了。华尔街，香港和上海都可能超越欧洲。
如果这只是欧洲自己造成的创伤，那也足够糟糕了。但是把欧元区危机简单地定性为欧洲自己的危机，就和把2008年金融危机定性为美国自己的危机一样具有误导性。事实上，欧元区危机一再向外蔓延。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很明显有可能吸收数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2010年春天、2011年秋天和2012年夏天，欧元区至少有三次几乎就要在一片混乱中解体了。如果认为德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全身而退，未免愚蠢。战争前线的局势瞬间翻转。2008年，精于世故的欧洲人公开要求迟钝脱节的布什政府接受全球化的现实。仅仅十八个月之后，面对柏林和法兰克福保守派满不在乎和顽强固执的反抗，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的中间派自由主义者为欧元区求情，呼吁稳定欧元区的金融体系。2010年4月，二十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和更多国家就已经认为，欧元区的危机太过危险，欧洲人太无能，不能让他们自行处理自己的事务。为了防止希腊成为“另一个雷曼兄弟”，美国政府动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行动，让这个20世纪中期全球主义的杰作拯救21世纪的欧洲。2010年5月的救助计划阻止了危机进一步恶化，但是也把欧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带着美国一同锁进了纠缠不清的噩梦，七年已经过去，时至今日，他们仍然没能从中解脱。救助计划也没能终止债券市场的恐慌。直到2012年夏天，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其他参与者依然在担忧发生严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2年7月，在华盛顿[†]和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坚持不懈的敦促下，欧洲终于通过姗姗来迟的欧洲央行“美国化”逐步稳定下来。[45]
三
如果把时间定格在2012年秋天，一切将会与四年前的纽约迥然不同。尽管开始时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也不能否认奥巴马政府所代表的美国企业自由主义再次占据了上风。实际上，即便今日，只有回顾2012年秋天时，我们才能感觉到金融危机已经结束，感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的某一时刻，常态已经得以重建。在那一时刻，全面危机的尖锐威胁消失了。常态得以重建，一个证据就是美国并没有被赶下神坛。2012年11月，奥巴马的连任让美国保住了宝座。佩林的势头已经被终止。在国际方面，新兴市场日益繁荣，也得益于美联储慷慨供应的美元。欧盟正在努力追赶。2008年，奥巴马采取了谦虚、谨慎的论调，把自己与布什—切尼的时代区分开来，但是2012年，奥巴马重新拾起了经典的例外论叙事。美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克林顿时期创造出来的形容词再次焕发新生。[46]全局外交政策思想再次兴起。新的前线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条约，事实上则是庞大的商业、金融、科技、法律与地缘政治意图相整合的庞大计划。在这一方面，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令人失望，这或许可以归咎于保守主义的反对。这令人沮丧，但是在意料之中。现代性和为其贡献了强大动力的全球资本主义是要求苛刻的领先者；保守主义者一定会拖后腿。但是最后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即便是欧洲，实用的管理主义最终也战胜了保守主义的陈规教条。
如果要历史地认识过去的十年，就需要认真对待重新高涨起来的沾沾自喜。鉴于后来发生的事件，我们的事后回顾很容易受交织在一起的怒火、愤慨和恐惧影响。但是当时，重新建立起来的自信如此真实，甚至留下了智识的遗产。正是在那时，关于经济危机的第一批全面评述已开始撰写了。最乐观的看法是《金融体系好了》（The System Worked）。[47]也有人宣布2008年金融危机变成了《配额危机》（The Status Quo Crisis）。[48]更悲观的看法称我们生活在《镜子走廊》（Hall of Mirrors）中。[49]正是因为危机在很早的时候就得到有效控制，才产生了稳定性的幻觉。相应的，这也削弱了推行根本性改革所需的热情。这意味着，有可能再次发生严重的危机。但是又一次危机不等于危机的延续或延伸。不论是乐观还是悲观，所有叙事都理所当然地认为2008年至2012年金融危机已经结束。本书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意在对已经结束的危机做一次周年回顾。2013年，这一任务显得较为紧迫：解释华尔街和欧元区错综复杂的历史；展现危机对东欧、西欧和亚洲的影响，证明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凸显美国在领导应对危机努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以及美联储使用的创新工具；描绘欧洲应对危机的艰难和长时间的不当；将一段激烈却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跨大西洋金融外交历史公之于众。以上各个方面仍然值得研究，但是现在一切不但具有新的、预示性的意义，又蒙上了不祥的阴影。只有真正理解了基于美元的金融体系的内部运行机制及其脆弱性，才能理解2017年蠢蠢欲动的危机。如果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美国政治权威跌落到了历史最低点，那么鉴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元区危机证明世界对美国的功能性依赖如此深刻，现实就更加令人担忧了。
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与人们对2012年至2013年间的基本设想相反，危机其实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人们面前的并不是危机的重复发生，而是突变和扩散。就像本书第四部分将要描绘的，2007年至2012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在2013年至2017年变形成了后冷战世界秩序全方位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危机。而且，我们不应回避由此产生的明显的政治含义。在应对危机时采取保守主义固然是灾难性的，但是2012年以来的种种事件表明，中间派自由主义的胜利也并不真实。[50]美国收入差距讨论的激烈升级残忍地证明，中间派自由主义者很难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痼疾开出令人信服的药方。日益加剧的收入差距和对公民选举权的剥夺早已存在，危机只不过令其更加严重了，而2008年之后的一系列宏大的危机应对措施，尽管短期内取得了成效，却又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倒是正确的。与此同时，由全球化的成功发展，而非中东地区的混乱或“斯拉夫”地区的落后引起的地缘政治挑战并没有结束，反而更加紧张了。尽管“西方同盟”仍然存在，却越来越不协调。2014年，日本骤然转向，与中国对抗。欧盟这个“不参与地缘政治”的巨人却“梦游”一般地就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冲突。同时，在欧元区危机处理不善之后，欧洲又经历了左翼和右翼的大规模动员。但是，后危机时期的新政治没有被视为欧洲民主面对悲惨的政府失败时焕发出的生机活力的体现，尽管这样的表述在某些情况下令人无法赞同，反而被妖魔化为“民粹主义”，或被拿来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或被归咎于俄罗斯的恶劣影响。聚集在欧元集团的现实力量开始控制2015年希腊和葡萄牙当选的左翼政府，进而消解其影响。欧洲央行全面复兴，力量更加强大，在其支持下，欧元区的稳定性毋庸置疑。更紧迫的问题在于欧盟民主的局限性和不平衡性。对于左翼，残忍的封锁政策针对其合理性取得了效果。对于右翼，正如英国脱欧、波兰和匈牙利所证明的，并没有发挥作用。
四
历史学家喜欢说，时间如同美酒，让人拥有一种脱离感，一种视角，这往往被吹捧为这门学科的美德。但是这取决于时间会把你带向何处。历史书写并不能脱离它试图重现的历史本身。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要过多长时间才能书写历史，而是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在书写历史的此时此刻，即将发生什么。正如本书，如果它完成的时间更贴近最开始的事件，撰写可能更容易，结论也可能更清晰。从现在起，十年后写一本这样的书也许更容易，但是鉴于当前诸多事件的发展，十年后的本书很可能过于乐观。距离2008年危机爆发已然十年，对于情感受英国、德国、“曼哈顿岛”和欧盟影响的左翼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而言更为困难。但是，情况也可能更糟。如果撰写1929年经济萧条的十周年纪念，岂不是要发表在1939年。我们的情况还没那么糟糕，至少现在还没有。但是毫无疑问，此时比危机爆发前预想的更令人惊慌失措和不安。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众多不安和危机的迹象困扰着我们，包括他本人代表的异常粗鲁的多种后事实政治。他不说真话，他不可理喻，他自相矛盾。权力似乎脱离了理性、逻辑一致性和事实证据这些基本价值。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堕落？人们可以举出各种复杂的原因。当然，寡廉鲜耻的政治谣言与煽动，大众文化的日益低俗，有线电视和社交媒体的自我封闭，这些因素和特朗普本人的个性一样，都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把当前的后事实状态归咎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那就代表着屈服于更糟糕的幻想。[51]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危机的整个过程证明，“实事求是地”应对当前形势，有着根深蒂固和持久的困难。不仅是被抨击为民粹主义者的人难以面对事实。这一情况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刻，同样影响着中间派和主流政治的边缘。不必提起伊拉克战争中臭名昭著的误导和前后不一的叙事，也不必提当时阿谀奉承的媒体报道。正是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2011年春天宣布：“事态变得严重时，不得不说谎。”[52]有人会说，至少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我们相信他，那么资本主义治理当前需要的就是以后真相途径处理公共话语。
公信力的丧失是明目张胆的，是普遍的。这一损害尤深。自由主义者应该像大萧条时期的歌曲所唱的，直接“振作起来，抖落风尘，从头再来”；如果认为美国一旦失败，就应该把领导权交给拥有全新面孔的法国总统，或者坚韧可靠的德国总理——这种想法要么是头脑简单，要么就是虚伪狡猾。这不能全面反映2008年以来灾难的庞大规模，欧洲和美国普遍存在的一边倒政治有效应对危机的失败。这也没有准确反映我们的政治僵局的严重程度，中间派和右翼已经失败，左翼则受到外部和内部的重重阻碍。这也不是承认有些损失无法挽回，有时恰当的回应不只是继续努力，相反，是短暂停留一会儿，仔细考察我们的信念和期望的废墟，清点已经破碎的身份认同和幻灭。在努力重建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固定性。但是，即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仍可以依赖全球资本主义永不停息的活力推动我们前进。这已经在牵引我们了。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述，新的经济挑战和危机已经到来，不在美国，也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和新兴市场。往回看并不代表拒绝行动。这只是努力与过去达成和解，找到走上错误道路的根源。为此，我们只能深挖金融机器的运行机制。在那里，我们将找到撕裂世界的机制，以及崩溃的到来如此出人意料的原因。
[*]“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起初被用来描述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宏观经济波动趋于平缓的现象，进而用来指代经济波动平缓的整个时期。它的主要特点是物价稳定、投资和消费强劲与金融市场繁荣。——编注
[†]作者多用一国首都代指其政府，用布鲁塞尔、法兰克福分别代指欧盟和欧洲央行。——编注
[‡]容克欧盟委员会主席任期已于2019年11月结束。——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