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无用的理论
——刘兵《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序

刘兵兄研究科学编史学已有好些年了。

这几年，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与科学编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有时竟深夜不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从不同的出发点走到一起的。刘兵的研究领域，除了西方科学史之外，近年来主要关注与科学哲学关系密切的科学编史学；我的本行主要是中国古代科学史，按理说这也与科学编史学有密切联系，应该不难想象。这几年，当刘兵致力于编史学理论研究时，我正好一直在思考着我自己的天文学史研究能否有新的大突破——尽管这种大突破迄今为止仍然只是梦想，却使我一再将目光投向科学编史学。

然而，多年来国内科学史界的普遍风气，似乎一直是对带有科学哲学色彩的研究完全不加理睬，甚至视之为虚空无用之说，“不是真学问”。在此风气之下，科学编史学的理论问题当然更加不可能进入视野之内——在许多科学史研究者心目中，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科学编史学”这样一种“学”和这一方面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国外同样存在，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劳丹（H．Laudan）所说，尽管一些科学哲学家开始和科学史“联姻”，但是大多数科学史家却宁愿“尽快将这些求婚者打发走”。

回忆十几年前，我和刘兵都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念书时，古代科学史专业的导师们都不要求学生修科学哲学的课程。但是我不知怎么会鬼使神差地选修了科学哲学课程，从此就有一个念头在我脑子中“常驻内存”了：科学史研究不应与科学哲学理论分离。后来我自己带研究生，就总是在第一年为他们开“科学哲学导论”这门课；而在这门课中，我总要向他们强调科学编史学的理论问题。

去年秋天，一位颇有名声的美籍华人教授来上海讲学，座谈时他放言曰：在今天的美国大学中，谁要是还宣称他能知道“真正真实的历史”，那他就将失去在大学中教书的资格了。有趣的是，座中一位同样颇有名声的前辈学者，接下来在抨击国内史学界现状之后，却语重心长地敦请那位华人教授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历史”。后来每当我又想到科学编史学问题时，上面那一幕情景经常会浮现在眼前。史学研究，并不是只靠勤奋治学和功力深厚就能取得成就的。如果“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对别人思考所得的成果也不屑一顾，那恐怕就永无进入国际先进水准之日（推而广之，其他一切研究也是如此）。上面那一幕情景，正表明了我们在理论方面的欠缺。就科学史这一研究领域而言，情况也不例外。

“真实的历史”这个以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主题，经过20世纪科学哲学和科学编史学的“蹂躏”，早已成为一个难圆之梦。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无法采取鸵鸟政策，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办法将科学哲学和科学编史学拒之于门外，因为他们将经不起来自门外的理论诘难。梦想可以保留在心中，但是“梦想成真”却无法成为现实。“真实的历史”当然仍然可以追求，但是采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或模式（比如社会学的、计量学的、心理学的等），就会构建出各不相同的科学史；这些各不相同的科学史之间的优劣异同当然可以进行比较品评，然而再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居于独尊的地位了。正是在这样一幅多元互动的图景之中，科学史研究将得到发展和深入。

不少科学史研究者早就问过：科学哲学，或是科学编史学对科学史研究有什么用？确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刘兵在他的书里虽然提供了一些答案，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答案能够像“笔有什么用？可以写字”那样简洁明了、令人满意，然而我们为何不可以反过来问：科学史对我们有什么用？历史学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很多人会说：其实没用。没有历史学，地球照样转动，社会照样运作，生活照样进行。同样地，没有科学哲学或科学编史学，科学史的论文也照样地一篇篇写成，科学史的书籍也照样地一本本出版。不过，人类是有文明的，人类总需要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历史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至少，历史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同样的道理，科学哲学，或是科学编史学，也会使得科学史研究者变得更聪明些。那些形形色色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对于只知道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人当然无用，但是对于真正的史学研究，却是有益的滋养。中国古代史学家讲培养“史识”，或许也隐约有这方面的意思。

刘兵兄长居京华，陋室之中，但见群书满架；红尘深处，偏能心如止水，以“十年磨一剑”之精神，写成《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欣喜之余，为作短序如上。

1996年1月9日
于上海二化斋

（《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刘兵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6年）